王子今丨“神话学者叶舒宪”与“学者叶舒宪神话”

王子今

初识叶舒宪教授，是因筹划写作《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事。舒宪专程光临寒舍。当时我住在北京大有庄100号中央党校。

当然，知道叶舒宪大名，其实是比较早的。这是因为他在陕西师范大学读书治学的突出表现。我们作为1977年通过高考，1978年初入学的同一级学生，虽然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的空间位置同样处在汉唐古都西安城南，两个学校历史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相当多的交往，但是舒宪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我在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在校时彼此并不相识。然而他的论著译作质量特别优异，很早就名声响亮。而且作为极少数得以破格晋升职称的青年学者，在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多年之后听闻有女性编审酒席间关于舒宪这一年龄段“花前月下”的回忆，舒宪始终否认。信疑之间，我以为只可作传闻看，理解为舒宪卓越学术成就的生活背景之一。

舒宪在见面的时候告知，他和萧兵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得到湖北出版家的支持，将陆续推出，其中拟列《史记》一种，商量由我撰写。这套丛书稍早已经面世的，有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1991年），叶舒宪《老子的文化解读》（1994年），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1996年），有的已经拜读，对于其考察视角和研究方式的创新努力，是深心佩服的。本科和攻读硕士学位时读到萧兵老师的一些文章。记得散见于不少高校学报的萧兵的神话学研究的新论，得到青年学子的共同赞誉。我们同班同学中，后来在陕西省文物局担任领导工作，研究玉器特别是汉代玉器多有成就的刘云辉[1]，当时已经与萧兵老师有通信联系，令同学们羡慕。曾在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工作的刘福德则受萧兵老师启发，进行过相当深刻的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曾经出版《上古史探研》，署名刘夫德，总结了他早期有关上古史和神话学研究的成果。[2]细心的读者们，可以从这部书中察觉萧兵学术风格的影响。福德后来相继旅日旅加，仍然持续进行相关学术主题的思考和写作。

我自己踏上学术初阶的日子里，也曾经在萧兵老师的影响下写过若干篇涉及古代传说和具有神秘主义色彩民间礼俗的文章[3]。曾经与周苏平教授合译日本学者吉田桢吾的《宗教人类学》[4]，以及其他几种译作[5]，也是大致循同样思路进行的工作。我后来进行的其他主题的学术研究，也有若干论文分别表现出接受萧兵老师启示的或深或浅的痕迹。以叶舒宪《老子的文化解读》出版10年为时段计，大略可以举出《汉代神车画像》《西汉长安的“胡巫”》《古晋语“天开之”索解──兼论秦晋交通的早期发展》《汉代民间的“苍天”崇拜》《秦始皇造铸“金人十二”之谜》《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镇墓兽原始》《秦史的灾异记录》《秦法“刑弃灰于道者”试解——兼说睡虎地秦简〈日书〉“鬼来阳（扬）灰”之术》《钱神本事》《“息壤”神话与早期夏史》《“度九山”：夏禹传说的农耕开发史解读》《战国秦汉时期的女巫》《秦汉民间信仰体系中的“树神”和“木妖”》《“东海黄公”考论》等。[6]

接受萧兵教授和叶舒宪教授交给我的任务，拙著《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的完成，主要依据的是在西北大学读书时精读《史记》的读书笔记。按照指导教师林剑鸣教授的要求，读硕士期间必须通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他定期检查我们的读书笔记。吴玉贵教授曾著《资治通鉴疑年录》，指出《资治通鉴》中的纪时疏误，即“纪事时间上的近九百条错误”。[7]正如李学勤先生在为此书所作的《序》中所指出的：“《资治通鉴疑年录》不妨说是作者反复精读原著的结果。只要略加翻阅，不难看到作者以怎样的细心和毅力，对卷帙浩繁的《通鉴》全书考察推求，得到丰硕的收获。这样的精读，实际上是深入的学术研究，所获成果既有裨于《通鉴》的探讨，又便利了整个的古史研究工作。因此，《资治通鉴疑年录》必将传于久远。”[8]我后来为吴著写书评，也冒昧地写道：与所有富有学术价值的历史学专著一样，《资治通鉴疑年录》也不免千虑一失。考校如《资治通鉴》这样内容如此宏博的巨著，个别遗漏在所难免。今试补举西汉史中的 2例，仿《资治通鉴疑年录》文例，妄为续貂：1.元帝初元三年（前46），“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鹤馆灾；赦天下。”[9]《汉书·元帝纪》：“（初元三年）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鹤馆灾。”[10]《汉书·五行志上》：“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武园白鹤馆灾。”[11]今按：“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初元三年四月乙酉朔，乙未，十一日，非晦日。如陈表不误，疑《元纪》‘晦’字衍。《通鉴》从《元纪》，误。”2.元帝竟宁元年（前33），“（三月）癸卯，〔章：乙十三行本‘卯’作‘未’；孔本同；张校同；退斋校同；传校同。〕复孝惠皇帝寝庙园、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12]今按：“《汉书·元帝纪》：‘三月癸未，复孝惠皇帝寝庙园、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13]按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竟宁元年三月庚午朔，当月无癸卯日，当从乙十三本。”[14]记得曾经与吴玉贵教授回忆，这些读《资治通鉴》的心得，其实是攻读硕士学位时林剑鸣老师要求我们完成的作业的一部分。

拙著《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初版，后来叶舒宪教授发表过严肃而诚恳的批评，大致主要针对文化人类学理论方面的缺失。这一批评是切实中肯的。萧兵老师评价的语言则稍缓和，但是也将列维—斯特劳斯著作借给我，敦促尽快修正充实，促成湖北人民出版社再版。这样的期望，最终没有能够实现。后来，《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一书，山西有出版家考虑重印，以“附录”形式加补了两篇文章：《史家的“童心”：〈史记〉阅读体验》《英雄歌哭：太史公笔下刘项的心思和表情》。起初曾经考虑加入的内容还有《〈史记〉时间寓言试解读：神秘的“四十六日”》[15]等文，但是因为已经收入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另一种书[16]，最终未能如愿。增补这些内容，是试图适当提升全书的学术水平。这部书以《千秋太史公：司马迁的史学与人类学》为书题再版。[17]也曾经形成了一定的影响。[18]现在回想，《史记的文化发掘》虽然没有达到萧兵老师和叶舒宪教授期望的水准，但是就《史记》研究而言，其实还是有秦汉史以及文献学和史学史的价值的。尽管未能实现他们设计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要求，但是对于萧兵老师和叶舒宪教授前前后后对我的启示和引导，至今深心感激。

以上回述了多年来接受萧兵老师和叶舒宪教授积极的学术影响、学术支持和学术帮助的直接经历。其实，阅读其论著，则是多所获取学术营养、学术扶持和学术激励的主要途径。

这里举这样一个例子。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开设的《汉书研读》课程中第三讲“《汉书》的二重证据法研究”中，曾经介绍过叶舒宪提出的“三重证据法”。回看2007年制作，以后历年授课又有所修改补充的课件，有如下内容：

1925年7月，王国维向留校学生发表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国发见之学问》的公开演讲，提出了“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著名论断。

他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汉文壁中书，晋文汲冢书，均其著者也。而最近二三十年古器物图籍之发见，又非昔日所能比。”

王国维将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的材料以及学者的研究结果分为5项，即：

1.殷墟甲骨文字；

2.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

3.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

4.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

5.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

《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中所发表的敦煌汉简，对于研究汉代敦煌地区的军事生活和社会状况提供了直接的资料。

中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于1914年完成的震惊国内外学术界的名著《流沙坠简》以及此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都是在对这批简牍文书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

王国维的研究，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的开创性的研究。他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就是以地下实物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互相印证的方法，对近代史学的进步有重要的影响。

《流沙坠简》这部书，就是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的成果之一。

《流沙坠简》一书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9]国外学者称赞这是清代考据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的重要进步。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设《古史新证》演讲课。

在此之前，他已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毛公鼎考释》等著名论文发表，《古史新证》可以看作在这些论著的基础上又迈上了新的学术阶梯。

在《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古史研究“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古史新证》一书，就是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学术实践。如以甲骨文资料证明《史记》卷三《殷本记》所载商王世系确为实录，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

1934年，陈寅恪曾经概括王国维等人所倡起的新的学术风格的特征：

“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

“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他认为，这一进步，“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20] 

有了“二重证据法”，又有学者提出“三重证据法”。

对于所谓“三重证据法”，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李学勤先生写道：“王静安先生是讲‘二重证据法’，最近听说香港饶宗颐先生写了文章，提出‘三重证据法’，把考古材料又分为两部分。这第三重证据就是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如果说一般的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可以分开，那么后者就是第三重证据。像楚简就是第三类。[21]考古学的发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字的，一种是没字的。有字的这一类，它所负载的资讯当然就更丰富。有字的东西和挖出来的一般东西不大相同，当然也可以作为另外的一类。”[22]李学勤先生说，考古发现的没有字的东西，对于精神文化的某一方面，甚至于对古书的研究也很有用。

“当然，今天更重要的东西还是带文字的东西。带文字的发现，即第三重证据，是更重要的，它的影响当然特别大。王静安先生讲近代以来有几次大的发现，都是带文字的材料。”

“王静安先生说，中国历代发现的新学问都是由于有新的发现。他举的例子很多，最重要的是汉代的孔壁中经和西晋的汲冢竹书，都是地地道道的古书。这些古书发现之后，对于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到今天还能看到。”

有的学者提出过另一种“三重证据法”，即在运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同时，再加上“文化人类学”的资料与方法的运用。

叶舒宪最早较为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还指出，“超越二重证据的研究实践在建国以前的学术界已经积累了一大笔丰硕成果。”一些历史文献研究学者的学术成就实际上在这一方向已经踏出了新路。

叶舒宪说，“假如把王氏的《观堂集林》同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稍加对照，从‘二重’到‘三重’的演进轨迹也就一目了然了。”

郭沫若在这部书的《序录》中所列出的14种主要参考书中，“除前9种为甲金文专著外，后5种却都是域外著作，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叶列妙士的《古代东方精神文化纲要》、威德讷尔的《巴比伦天文学概览》第1卷等。这些外文文献说明郭沫若已在尝试某种跨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思路，而他所倚重的恩格斯的著作本身就是人类学史的经典文献。可以说从‘二重证据’到‘三重证据’的演进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考据学、甲骨学同人类学相沟通、相结合的结果。”

叶舒宪提出，国学的进步，应当“借鉴我们自己传统中阙如的世界性通观视野和人类学方法”。

他确信，“把本国本民族的东西放置在人类文化的总格局中加以探讨，这将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一种融通中西学术的有效途径。”[23]

这一课程的视频有所推广。也就是说，我对叶舒宪有关“三重证据法”论点的肯定和推崇，是扩展至中国人民大学的课程之外的。可惜没有介绍他后来提出的“四重证据法”。

“四重证据法”是在“文化人类学”旗帜下，首先面对“神话学”研究方向生成的。据有的学者总结，“所谓四重证据法，简言之，一重证据指传世文献，二重证据指新出土的文字材料（甲骨文金文和竹简石刻等），三重证据指口传与非物质遗产等民间活态文化，四重证据则指文物和图像。”论者指出：“它们彼此之间的参照、互证与检验、辨伪效果，称谓‘证据间性’，能起到去伪存真的法庭审判效果，也足以突破传统国学单纯依赖传世文献的局限，构建出一种多视角的立体性文化文本，找回因文字记载的疏漏而失落的历史文化信息。”[24]以“新文科方法论”学术高度提出的“四重证据法”，在逻辑关系和解说方式方面与此前的“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有异，有些理念或可讨论。但是提出者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是让我真心敬佩的。

我读叶舒宪教授著作，从《中国神话哲学》《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到后来的《文学人类学教程》《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等等，每每体会新见，往往多受启发。他因学术论著的丰收，创造了“叶舒宪神话”。然而他的最突出的贡献，是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

他以永远蓬勃的活力努力探索，发表卓见，开拓新局，似乎从不歇息。这是我最佩服的。

谨以深心敬意为舒宪教授七秩华诞贺喜，也愿意就此回顾友情，向舒宪表达健康快乐的祝福。这里不妨借用汉代瓦当文字及汉镜铭文以寄所愿：“延寿长久”“屯泽流远”[25]，“老复丁，丁复宁”，“浮游天下敖四海”，“揽睹四方昭中央”，“与天毋极如日月之光。”[26]

叶舒宪先生2007年任教于新西兰奥塔哥大学

走廊里的“三马夫”（2007年·西双版纳野生林），

徐新建供图

2017年第十一次玉帛之路考察，

在庆城县麻家暖泉遗址

2019年胡建升与叶老师参加澳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议，胡建升供图

2019年参加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馆仪式

2021年“仰韶玉韵：尹家村遗址出土文物展揭幕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