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录 | 冯晓燕：汉藏文化交融的诗性表达

冯晓燕  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青海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青海省“四个一批”昆仑英才·文化名家。

杨志军生长于青海高原，许多年后他以这片父辈们洒下汗水与泪水的高原牧区为背景，“深情回望父亲母亲与几代草原建设者的艰辛探索足迹，书写着高海拔地区的时代巨变与草原牧人的精神天路”。

这条“天路”的修筑，得益于汉藏民族团结合作、披荆斩棘的艰苦奋斗，展现在小说中人物之间深厚情谊、不离不弃的守望相助。在《雪山大地》开篇，“父亲”作为汉族干部来到羌瓦草原，意外遇见公社主任角巴，于是便有了汉族父亲操着地道的藏话、藏族角巴说着不错的汉语交流的场景。语言互换在两位小说重要人物初识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汉藏文化的交流也从两个人物自觉的语言交流里清晰显现。自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出台一系列西部开发的举措，藏族牧区也随之逐步走上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以汉族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藏族依山而牧逐水而居的游牧文化的相遇与交融，在小说中得以不无曲折而又指向光明的诗意呈现。

小说《雪山大地》全书近六十万字，宏大的体量并没有使叙事节奏延宕。相反在十七章的篇幅里，以儿子“我”的视角讲述父亲强巴自1959年始，在阿尼玛卿草原初创现代学校、与“我”的母亲苗医生首建医院，到改革开放初期推进草场承包责任制，进而深化改革创办沁多贸易公司，推动畜牧产业商品化的过程。最终为保护草原，强巴等人为推动建立自然生态保护区做出了巨大努力。历时数十年，奋斗一辈子，小说突出表现在新中国全面建设现代化过程中，青藏高原汉藏干部和群众依托“雪山大地”寻求发展、谋取幸福的艰辛历程。在全书十七章的叙事推进过程中，小说故事环环相扣、情节紧密交织，叙事节奏的“快”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氛围相呼应。

在整部作品中有一个核心的要素，便是“速度”。小说开篇父亲强巴受赠一匹来自角巴德吉的赛马“日尕”后，便骑着这匹耐力强大且通人性的马穿梭于草原、州府和省城。叙述者多次强调日尕的速度，这是强巴能够不断完成他的改变草原牧民贫困状态实现工作目标的基本保证。这种对速度的强调是一种“隐喻”，象征着现代化文明的高速进程。一种新的时间观正随着强巴到来，带给草原文化、教育、医疗、商业一系列迅猛的改变。

与此同时，在作者的笔下还有另一种声音，这就是草原原生“慢”文化的表达。“‘慢生活’指的是人与时间的关系。现代宇宙学理论认为，宇宙大爆炸‘之前’没有时间可言。‘永远向前’指时间的增量总是正数。时间表达物体的生灭排列。时间就是物质的运动和能量的传递。因此，‘时间’是人类的一个发现。我们最初对时间的认知，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出和日落是时间，‘作’和‘息’是运动形式。这是对时间最朴素的表达，也是最符合自然形态的一种表达。”从叙事节奏来看，在紧张的故事情节中总会出现诗意的“停顿”，无论是每一章开篇描摹草原景物的诗句，还是小说人物倾情奉献的歌声，都让读者感受到草原亘古恒常的时间观。这种“停顿”还表现在作家对自然“美”的敏锐感知，和小说中对草原生活丰富的地方知识的书写。小说描写桑杰一家用牦牛驮着家什走在迁居的路上，“一行人赶着牲畜在如诗如画的景色里跋涉”：“正是夏花盛放的季节，蕊红瓣白的地点梅左一片右一滩，像铺满了不规则的花地毯。一簇簇的红景天升起来，绿的花苞、红的花蕾、白的花瓣，恣意地烂漫着，不时地阻断着路，让人不得不绕来绕去。而在通往远处雪山的高地上，金灿灿的九星花漫作了河，开阔的河面上飞翔着四五只鹰，可以想见那儿的花海草浪里正蹦跳着旱獭和野兔、雪貂和马鸡。”这看似与故事情节推动无关的描写，正是“我”的汉族父亲逐步融入桑杰一家的情感起点。

这部长篇小说采用复调式布局，在推进父亲改革的显性叙事线索的同时，还埋藏一条人与自然交互影响的隐性叙事脉络。《雪山大地》的博大包容涵盖所有动物、植物，也包括人类的生息繁衍。牧民的生活智慧和情感蕴藉是小说的肌理和血肉。角巴在帮助父亲完成一个个改革目标后，最终为因治疗患者感染麻风病的苗医生而去转山祈福。这样的文化呈现，显然不是以“效率”来衡量的人类行为，而是源自牧人对自然根性的认识和敬畏。信仰之路从来不以所行走的时间快慢为衡量标准，角巴和米玛身体俯叩大地时，内心期盼的是为自然之子的众生祛除疾病，他们将自己精神安顿雪山大地之上。

小说初始，草原上的原部落头人——如今的公社主任角巴德吉，因为父亲能娴熟地使用藏语而认可这个汉族干部，并把自己祖父和父亲的名字“强巴”送给这位刚刚结识的朋友，同时送给父亲一匹刚刚在羌瓦草原赛马会拔得头筹的赛马——日尕，这是多么珍贵的一份礼物。“马”，尤其是好马，在草原上被牧人视作生活的助手、长期厮守的朋友，乃至自己的生命。如前所述，正是日尕的脚力和超强的耐力，一次又一次地帮助强巴完成从牧区到州府，乃至省里安排的重要任务，自从古人将野马驯化为家马以来，马就是牧人生活、生产的保证，传递信息、交通贸易，狩猎战争更是不能缺少马的襄助。藏族人自古“非马不战”“非马不行”，马又是牧人形影不离的贴心伙伴。虽然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强巴拥了有汽车、摩托车、电话等一系列现代化通讯工具，但日尕仍然是他心心念念的朋友。动物与机器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动物与人类同为自然之子，马作为有灵性的动物，可以和人建立起超出工具使用之外的内心感应，成为支撑人类强大的发自生命深处的精神力量。小说这样写马和人的关系：“马和骑手是这样的：当一匹天赋异禀的好马，从头到脚都在流淌骁勇强悍、逐日追风的气质时，骑手就必须训练出它的另一种品行——沉着、内敛、稳健、忍耐、患主、友善、大度、厚道，否则就是有马威而无马品，而马品一定是骑手人品的体现。”草原生活要求人（骑手）和马在行为同调的前提下，达到一种精神气质的互渗与共通。

马不仅帮助牧人跨越物物理空间，达到信息交流与传递的作用，在草原藏族信仰中，“马”还是驮度亡灵到冥界的坐骑，它有沟通人界与神界的神秘力量。藏族祭山撒“隆达”，“‘隆达’原指骑马向各地风驰电掣般传递信息的使者，是速度和快递信息的代名词”。整部小说中以日尕为代表的“马”既是沟通信息的使者，也是牧人蓬勃生命力量的载体。而角巴德吉赐予父亲以日尕，则是极具情感和文化意味的表达，汉藏本是兄弟，马在小说中是兄弟间的理解和信任，也是一种共同奋斗的象征。

《雪山大地》还有另一个物象，即“生别离山”。它第一次出现在小说的第七章，米玛的丈夫旦巴画师被确诊为麻风病，州医院院长索爱果断地做出将他送往“生别离山”的决定。但这个决定遭到米玛激烈的反对。因为“在草原人的意念里，生别离山就是地狱”，被送往生别离山的人就再也没有出来过。“‘生别离山’的名字取自藏医祖师宇妥·宁玛云丹贡布所著的藏医药百科全书《四部医典》，里面对麻风病的形容是这样的：‘见之恶心思之觉恐惧，闻之愁烦自身见自尸，此生亲属大小生别离’。”这在传统藏族人的观念里是隔离之地、禁忌之地、死亡之地。但小说的意蕴丰富之处在于，这里恰恰又是人们精神创伤的息养之地、生命的复苏之地和生态重建之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省城医院的母亲来到沁多县人民医院，接触到越来越多的麻风病人，这促使母亲亲自去生别离山探访久居于此的麻风病人群，摸排具体人数并建立档案，表现为一名汉族医生对藏族同胞生命的珍重。意味深长的是，生别离山也成为特殊历史时期母亲的避难之所。之后，为婚姻爱情而苦恼的医生张丽影，也来到生别离山避难。在这里，两位医生不用再看世人的冷眼，不用再听旁人的议论，她们用最单纯的医者仁心救助患麻风病的藏族同胞，而她们自己的灵魂也在这世外之地得以安顿。

生别离山是禁忌之地，时刻散发着恐怖的死亡的气息，但是这里又是在极限生命边界处观照生命的场域。“我”的母亲苗医生用现代医学知识客观冷静地向周围谈麻风病色变的人们科普相关知识：“麻风病菌的存活是有条件的，阳光、冷风、开水、蒸气，都可以它失去繁殖能力，只要不接触破溃的皮肤和黏膜，不接触血液、乳汁、唾液、泪液、精液和阴道分泌物，就没事。”只有了解，才能克服因无知而带来的恐惧。这位被藏族同胞称为“女菩萨”的汉族医生前往兰州、甘南等地寻访名医寻找治病之道，在米玛和角巴的帮助下，发明“冷冻法”“糌粑疗法”……在救治病人过程中苗医生意外患上了麻风病，这却促使她全身心地救治这片土地上的患者：“作为医生的母亲也成了麻风病人后，她的生命就跟生别离山融为一体了，母亲就是生别离山，生别离山就是母亲。”这里也成为了“父亲”情感寄托之地。正是因为善良的汉藏同胞共同的努力，生别离山和困顿其中的人们焕发出新的生机——生命在复苏。

苗医生在生别离山发现“王子草”。保存生物多样性的意义和价值之一，在于物种中存在神秘的相互牵制与促进的作用。生长在生别离山的王子草能有效抑制麻风病的发展，并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生命在禁忌之地缓慢康复、美丽，曾经的死亡之地，随着人们对它袪魅之后，随着苗医生亲友的不断探访，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惠及，随着治愈患者的不断增加，生别离山终于通邮，出现在了地理图谱的标记之中。小说结尾时生别离山从特殊的麻风病医院转变为普通医院，禁忌之地开禁。作为自然变迁和人类演进的参与者，疾病对人类历史产生着重大的影响。《雪山大地》描述的这场麻风病的退去，是在国家指导和支持下、在汉藏人民共同努力下完成的，是在汉藏友人亲密无间的关爱之中，在人们对生命生生不息的力量的信仰之中完成的，显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所迸发的巨大力量。

《雪山大地》中的人物交流和文化交融，描写得生动自然。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总是不断习得对于自己来说全新的文化行为。强巴和角巴相互揣度对方的语言。作为叙述者“我”出生在西宁城，却强烈向往开阔丰饶的草原，“我”学藏语、学骑马、着藏服，并以此为傲。“我”有了藏族的名字：“江洋”，喜欢藏族女孩梅朵……“我”从城市“出走”来到草原，真正成为牧人之子；而“我”的伙伴藏族男孩才让从草原来到西宁“我”的家，学习汉语，融入城市，长大后才让甚至走得更远——到国外求学，显现强大的认知能力和自我提升能力。强巴努力创办沁多县学校，希望让草原牧人的孩子们有更多的机会走出草原，看到更广阔的世界。现实也的确如此，草原的孩子们有的在西宁成为歌曲创作者和演唱者，有的到兰州或更远的地方成为学者……“出走”带来文化的交流与交融，带来理解的基础，带来更加深厚的互帮与互助。在饥馑的年代，草原的牛羊救了城市孩子们的命。而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汉族的强巴带领有过命之交的角巴，还有后来更多的青年人探索改善民生的方法：从办学校到建医院，从承包草场到创办贸易公司，从修建定居点到建立冷库储备仓库，寻找让草原获得恒久的生机，让草原文化浸润所有人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两相对照，使得小说场景、意境，人物的塑造得到了极大的艺术表现。

《雪山大地》以文学的笔法描写了具有人类学意味和哲学意味的“出走”，它从一开始便注定是一种“回归”，一种人对自然的回归。如前所述，“我”的母亲苗医生从城市“出走”，来到生别离山，她为救人而来同时也是对原生自然的回归。这样的构思和叙述呼应米玛和角巴离开西宁，前往阿尼玛卿转山，远离人世纷扰，将身心匍匐于大地之上，为苗医生祈福也是为众生祈愿，经过数十年现代化发展，我们已经认识到人与自然的根本关系。作为自然之子，在全身心投入自然时，人才能找到心灵的安宁与平静。这样的行为看似与小说前半部分的节奏不平衡，却给整部作品以稳定的精神内核——作为自然之子的谦卑与宽和，依然是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精神品格。

日尕作为父亲强巴的得力助手、生息与共的亲密伙伴，却离奇“出走”。久寻才知日尕进入野马的群落，表面上是盗马贼秋吉让黑母马引诱，才使日尕被拐。实质上是为小说后半部分，日尕将人类驯养的超出草场载畜量的马群带到更广阔的自然怀抱中埋下伏笔。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前期不顾自然客观规律的强蛮干预与开发，使得草原不堪重负。草场逐年沙漠化，生态危机在经济发展刚刚起步时便显现端倪。小说自然而然地从以人为核心的改造自然，转变为以自然为核心的回归本原的书写。

在小说中，牧民生命的终点回归了雪山大地。赛毛被雪山融水带走，姜毛被狼吃掉，角巴完成所有夙愿踏入雪渊不再归来。这些不无悲怆的结局，指出人类最终要回归自然序列，承认自己仅仅是作为在自然界生存的一部分，必然进入生态循环的进程中。这是藏族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始文化的一部分，也在汉族典籍和文化规范中得到了充分表达。人回归于自然，将自然还给自然：日尕带家马与野马合群，从人工种草到人群撤离草原，让草原自行恢复生机，生别离山从污秽之地变为生命再生之地，“出走”与“回归”的复杂过程的描写，深刻地显示了这部厚重小说的主题；从时代社会的变迁，复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思考生命的本质属性，重新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

杨志军的《雪山大地》表现在国家倡导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高原牧区既紧随时代前行的号角，又体现出高寒草原脆弱生态环境中，汉藏同胞为实现生活改善而做出的异乎寻常的艰苦努力与精神调试。小说呈现出以观照生命为底色的多具矛盾性的叙事，但所有情节都统一在人类如何怀有自然精神信仰，以及与自然深切的共情和认识中。人是自然之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小说既依附于社会历史，又超越于此的深层涵义，而其肌理也因藏汉文化交融而得到了饱满的诗性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