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邪辩证法
主持人：胡 亮
《青海湖》2024年第8期
胡 亮 生于1975年，诗人，学者，作家。出版诗集《片羽》，论集《阐释之雪》《琉璃脆》《虚掩》《窥豹录》《无果》《狂欢博物馆》及《新诗考古学》，编有《力的前奏：四川新诗99年99家99首》《永生的诗人：从海子到马雁》《出梅入夏：陆忆敏诗集》《敬隐渔研究文集》《关于陈子昂：献诗、论文与年谱》。即出诗学专著《屠龙术》《新诗谱》《朝霞列传：八十年代巴蜀先锋诗群》。曾获四川文学奖、袁可嘉诗歌奖、建安文学奖、任洪渊诗歌奖、扬子江诗学奖。现居蜀中遂宁。
2000年7月，《下半身》创刊——这是“小坏蛋”的大本营，这是“恶棍”的自留地，这是“腌臜泼皮”与“非主流好汉”的野山寨。戴安·阿勃丝（Diane Arbus）的摄影《拿玩具手雷的小男孩》，被用作了《下半身》的封面。这个摄影作品被故意倒置，这样，“下半身”就变成了“上半身”。小男孩名叫伍德（Colin Wood），他后来回忆说，阿勃丝在他身上看出了挫折、愤怒和来自环境的约束性压力。狼来了。现在轮到沈浩波，这家伙吃了豹子胆，把玩具换成了真的手雷。他的宣言《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被用作了《下半身》的发刊词。“我们亮出了自己的下半身，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我们都这样了，我们还怕什么？”朱大可认为“下半身”的口号，可以追溯到“非非主义”的名言：“反文化是一场以屁股对抗脑袋的运动。”同时，他也发现了两者的微妙差异——后者注重“下半身”的“后半身”，而前者注重“下半身”的“前半身”。此种分野，充满恶趣，而又不乏象征性。这是闲话不提；却说沈浩波的写作翻了脸，铁了心，很快沉溺于最无耻的肉体法则。道德、使命、思想、责任感和绕口令，对肉体来说，都是累赘，都是蛮横，都是五花大绑。诗人只要一丝不挂的肉体，只要一往无前的快乐，就如同他只要冒着烟的快要炸开的手雷。诗人怎么说？“我们要让诗意死得很难看。”狼真的来了。可参读《肉体》和《黄四的理想》。全都是炸弹，不方便引用。却说沈浩波大摇大摆，步入了肉体的现场——就有所谓学者脑子里进了乒乓，说，他虚构了肉体的乌托邦。乌托邦，不就是上半身吗？沈浩波这批作品，见血封喉，恰恰对皮笑肉不笑的上半身，对半推半就的新诗，对羞答答的传统，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渎犯。他坏得明目张胆、得寸进尺，坏得有滋有味，坏得有余有剩——难道，这不显得有点儿奇怪吗？来读《思考》：“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我才能把/世界上的/那些正人君子们/全都恶心死”。前述宣言堪称极地之宣言，前述诗篇堪称悬崖之诗篇，两者都给同仁带来了肉蒲团，都给读者带来了针毡，都给对手快递了道德制高点和直升飞机。那些写绝句律诗的退休老干部，那些居委会大妈，那些班主任，那些吃瓜群众，那些佛系青年，那些学习十字绣的淑女，那些天真派，那些参加过琼瑶夏令营的中学生，他们很快就登上了这个制高点。“真是不要脸啊！”他们提高了音量，鸟瞰并口诛沈浩波。但是，那可是架一次性直升飞机，那个制高点，也就上去容易下来难——除非，他们也现出了原形。沈浩波手持照妖镜，先让自己现出了原形。他与美丽而丰满的“朋友妻”对坐于酒吧，心生邪念，却又始终与她保持着距离。接着，他会怎么写？来读《朋友妻》：“于是我只好/如此安慰自己/‘朋友妻，不可欺’/你们看/我最终成了/这么一个/虚伪的/令人恶心的家伙”。这里面可能就有两个原形——原形A，“朋友妻，很想欺”；原形B，“朋友妻，不敢欺”。那么，诗人的原形是A还是B呢？你的原形是A还是B呢？哈哈，也许，大家全都不答为妙。“对自己下刀子”，自嘲，自损，正话反说，反话正说，都是策略，都是心机，都是拖刀计，都是让步修辞。可参读《自画像》《给自己的献词》和《心藏大恶》。诗人的巴掌，打的是自己，疼的该是所谓正人君子啊。白头蝰的面具，赤子的面具，都掉了，都碎了，双方都现出了原形。呵呵，吓死宝宝了！原来，这家伙徒有白头蝰的面具，却掖着赤子的心肠。也许，所谓正人君子徒有赤子的面具，却掖着白头蝰的心肠？笔者这样说，不会挨揍吧？好在有诗为证，好在有案可稽。可参读组诗《文楼村纪事》。河南省共有三十八个艾滋村，其中，文楼村位于上蔡县。沈浩波去了文楼村，用诗报道了真相，用怜悯、疼痛和怒怼，呼吁着更加辽阔而紧急的人道主义关怀。郭沫若怎么说别人（杜甫或蒲松龄）？“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怎么说自己？“人性的，太人性的。”说来说去，难道不就是在说沈浩波吗？仅就中期写作而言，沈浩波有重器，亦有轻功，在长诗和抒情诗方面，他忽而展示了从未被预期的某种能力——或者说犬牙交错的、合金的、比翼的两种乃至多种能力。残酷与爱，调侃与痛心疾首，轻佻与辎重，世故与率真，生猛与温柔，好勇斗狠与虚静，粗糙与婉约派，戾气与真气，好色与好德，崇低与崇高，肉体、快乐与思想性，口语与抽象，构成了沈浩波的若干对经纬。一元论吗？坚拒不从。偏头疼吗？并非如此。诗人怎么说？“口语诗应该实现更深刻的抽象，我认为诗人与事物的碰撞和融合所形成的那种化学反应是一种更具能量的抽象，我还认为，只有通过诗人对事物的参与，才能令事物本身实现抽象。”可参读长诗《蝴蝶》和小长诗《秋风十八章》。《蝴蝶》于作者，伊沙说，“开了一场个人语言的博览会”；沈浩波说，“是一次劳动、一场仪式、一个展览、一种总结，更是一个开始”。这部长诗怎么“开宗明义”？“我已习惯/一次次撕去自己/艰难生长出的/斑斓羽翼/露出丑陋的身体——虫子的本相”。别人是“破茧化蝶”，诗人是“由蝶归蛹”，其痛，其狠，可比哪吒割肉还母，可比关云长刮骨疗毒。《秋风十八章》于作者，本来想写出“爱和温柔”，不料写成了“嘲讽和厌倦”。这首小长诗如何奔命往返于“抒情”与“反抒情”？左边是“雾渐浓/美人渐肥”，右边是“谁想当英雄？/真是闪瞎了狗眼”。美人有余，英雄不足，说不浪漫就不浪漫，要多荒诞就多荒诞。诗人怎么说？“你的平衡中有不平衡吗，没有，那你又太平衡了。”沈浩波的写作史，反-正-合，堪称三段论。反是凤头，正是猪肚，合是豹尾。此三者的并存、交替和依序前推，既有外在的突兀感，亦有内在的逻辑性。除了肉体法则、快乐法则和江湖法则，还当有生命法则，还当有现实法则，还当有道德法则，还当有残酷真相法则。可参读《向命要诗》《玛丽的爱情》《在山中》和《离婚以后》。所谓改正归邪，改邪归正，亦正亦邪，亦邪亦正，云云，都是瞎扯蛋。那么，该怎样来小结呢？鲁迅谈及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说过几句话，或许恰好可以移用于沈浩波：“他……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
编辑/李笑 审核/徐曦琳 核发/郭建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