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度 | 刘晓林：“我与万物都会融于你的博大沉雄……”（评论）

刘晓林  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青海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青海新文学史论》《寻找意义》《高地星空与文学书写》等学术著作。曾出任中国作协“茅盾文学奖”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评委。

白渔是青海当代诗坛最为重要的诗人之一，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讨论其人其诗，注定是一件繁难的工作，原因是，白渔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诗歌创作，写作生涯持续60余年，出版了近30部诗文集，时间的长度和文本数量的庞大，让置身其间的人，仿佛是在悠长又幽深的山谷中跋涉，面对沿途的旖旎风光有目不暇接之感，整体观照确有困难，此其一。其二，在漫长的创作历程中，白渔不断拓展着诗歌创作的题材疆域，审视生活的方式、艺术创作的风格也随之移步换形，呈现了极为丰富的诗歌景观，要勾勒出这个艺术世界得以形成的草蛇灰线，以及各种面相之间的内在关联，颇为不易。其三，关于白渔的评述已经不少，有一部正式面世的近20万字的《白渔诗评集》总其成，其中收入了许多国内诗坛名家给予白渔的中肯公允的评价，然而，对于一个几乎贯穿了青海当代诗歌创作历史的代表性诗人，面对他60余年间由经验、智慧和才情堆垒而成的诗歌世界，目前的评述、研究尚显薄弱，基础性的工作开展得并不充分，比如到目前为止还见不到一份较为精准的呈现诗人写作历程的“创作年表”，缺乏相应研究积累的支持，使得从更宏阔的时空背景和文化语境中去理解、阐释白渔，缺少了登堂入室的法门。

限于认知的基础，在我们还无法全面准确把握白渔诗歌创作的情形下，关注白渔履历中若干“诗歌时刻”，或许不失为理解诗人的一种有效途径，——对于一个诗神缪斯虔敬的膜拜者，其生命的时光都是属于诗歌，这里所说的“诗歌时刻”，是指那些决定了诗人写作方向的重要的时间节点和事件。

第一，与青海结缘，开始了真正意义的诗歌写作。2014年，诗人马非对白渔所做的访谈，坦诚自然，信息量富集，里面白渔说到自己选择来青海工作的初衷。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家乡四川隆昌读师范学校时，白渔便倾心于文学，并开始了写作的尝试，毕业后先是考入成都师资培训班，读了半年，放弃数学师范专业的学习，进入山西太原一所新成立的铀矿地质学校读书，原因是年轻的他认为搞地质可以到处跑，可以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同时可以借此丰富阅历增长见识，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此次访谈之前，白渔曾写过一篇自叙传性质的散文《人生一大站》，描述自己195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又一次做出了重要的人生抉择，放弃去长沙地质学校任教的机会，激情满怀地“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自愿赴青海从事地质勘探工作，“鱼儿要入青海了”。自此，一个在广袤荒原、戈壁、连绵山峦之间行走，将地质队员的生活真实与劳动意义的挖掘、国家富强梦想的展望融为一体的抒情诗人出现在青海高地。白渔本名周问渔，出自唐代诗人张旭的《桃花溪》中“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的诗句，到青海开始发表诗作不久，就改用“白渔”这一笔名，他曾自述之所以选一个“白”字，是因为自己敬仰唐代诗人“二白”，即李白和白居易，喜欢前者的豪爽大气和后者的平易近人。这倒是让人引发了不少联想，青年李白仗剑出川，辞亲远游，从而成就了其雄奇奔放的诗歌，而白渔这条“川鱼”游入青海，同样造就了他的诗歌写作与万物自然的神形契合。

第二，1972年2月，随艾青率领的诗人代表团，走访中国南部、东部的千里海疆，此次历时两个月的采风活动使白渔的诗歌写作进入了更为自觉的阶段。首先，白渔结识国内一批重要诗人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还得到了诗坛泰斗艾青的勖勉，这对于白渔建立自信，确立进入中国诗歌现场的姿态无疑有着特别的意义。其次，对诗歌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职责有了更为明晰的认知。在与马非的访谈中，白渔说到了这次采风活动中发生的一件往事，他曾经拿出一组诗向艾青请教，艾青就其中一首诗提出了批评意见，说“不要写得那么绝望，任何时候都要寄希望于人民”，白渔由此得出的启示是诗是为大众的。我们无法得知白渔呈请艾青指正的是怎样的一首诗，单就艾青的反应来猜测，大概是一首触及社会生活阴暗面的作品，联想此时正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成为文学主潮的时期，愤懑、控诉是一种基调，而在那个结束不久的特殊年代，白渔本人也遭遇了不少无妄之灾，因此，在刚刚告别暗夜的文化语境中，用诗歌抒发对非理性时代的愤怒，继而呈现某种失落和低沉的情绪是极有可能的。而艾青却始终是一个追逐光明和理想的诗人，经历了多年的磨难，依然葆有对生活的信任，在重返诗坛不久，便以一首洪钟大吕般的《光的赞歌》传达虽九死而不悔，文明终将战胜野蛮、光明终究会驱逐黑暗的信念。所以，艾青对白渔诗歌的批评显然出于自己始终持守的信念，而为人民大众而歌，“在黑夜把希望寄托于黎明”的诗学立场之于白渔产生深远的影响。此次采风活动的一个重要成果，是白渔将沿海岸线写作的诗歌，结集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帆影》，由此引发了更为广泛的关注。

第三，“花儿”体叙事长诗《烈火里的爱情》的创作出版，既是对斑斓多姿的青海本土历史文化和民间艺术的深情致意，也是一次超越成规挑战难度的勇敢尝试。“鱼儿游入青海”，青海的山川草地留下了地质队员白渔的脚印，而这里风情独具的民族民间文化也引发了诗人白渔的浓厚兴趣。他沉浸在山野田间的民歌“花儿”那或悠长或高亢的歌声中，认为这是一种发声于民众心底，用独特的思维和质朴富有生活实感的语言创造的极富魅力的艺术形式；同时，他又对青海独有的少数民族土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气质所吸引，于是，决定用“花儿”的体式，以土族民间“拉仁布与吉门索”故事为线索，创作一部叙事长诗。这是一次磨砺心智的艰苦写作，历时数年，几易其稿，最终的成果就是1986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近4000行的叙事长诗《烈火里的爱情》。这部作品的创作与出版，在白渔的写作履历中无疑具有标志性，这是挖掘借鉴地域文化资源丰富自身创作的成功实践，也包含了与流行的诗歌风潮相抗衡的意味，白渔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某些诗人，忙着与国际接轨，忽略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这部采用民间的形式和故事创作的民歌体长诗，或许是对他看来并不正常的写作倾向的纠正，同时期，白渔的一些抒情短章，也吸纳了一些民歌的元素，对于增强诗歌的艺术表现力不无助益，比如广泛传诵的名作《人，总有那么一点……》中，诸如“像园里的韭菜，不要割/让它绿绿地长着”的句子，就是化用的“花儿”唱词，这是白渔吮吸民族民间文化养料的具体体现。另外，白渔以往的诗歌都是形制精悍的短章，《烈火里的爱情》的写作，突破了惯性和常态，是对诗人思维的整体性、结构能力，民间、现代多种文化元素的融合力，以及耐心与毅力的考量，用白渔自己的话说，就是对诗人综合素质和创作能量的考验。《烈火里的爱情》问世之后，好评如潮，从一个侧面证实诗人经受住了考验。

第四，1986—1990年，白渔七次赴长江、黄河源头实地考察采风，写下了一批凝视江河源头，感受天地万物一体，意境深邃、情感炽烈、语言清丽的诗篇，出版了《江河的起点》《黄河源抒情诗》等专题性诗集，完成了中国诗坛“江河源诗人”的形象塑造。白渔的写作动机是追溯江河的源头去寻找民族的精神之根，他留意到用诗歌的方式去描摹、去体认江河源苍茫雄伟的自然气象和恢宏博大的精神气度的写作尚为“空白区”，觉得有责任去填补空白，为民族精神的重新发现尽一份绵薄之力，于是，走进了青藏高原腹地的唐古拉山和巴颜喀拉山，分别寻访长江、黄河的源头，这里是高海拔氧气稀薄的无人区，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其中的艰辛是未身临其境的人难以想象的，而白渔却坚守着一个信条：只有靠近、抵达江河源头的实地，才有资格去表现它，才不会辱没如母亲般滋养了我们的神圣的伟大的河流。这样的写作经历是少有人能够复制的，因此，白渔被称誉为“江河源诗人”，实至名归。

第五，新世纪初，步入老年的白渔出版了一部臧否历史人物、评点历史事件的诗集《历史的眼睛》，进一步拓展了诗歌题材的疆域。诗集涉及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有上古的神话传说、留痕史书的各色人物、云诡波谲的历史事件，还有已然成为文化符号的名胜遗迹，诗人探赜索隐，运用现代意识一一作了颇为精到的评骘。白渔书写历史，并不像通常的写作一般赋予其借古喻今、匡正时弊的现实功能，而是用睿智的目光剥开覆盖在时间记忆之上的层层苔藓，露出历史的骨骼与本相，讥诮中蕴含冷峻，比如《风波亭》一诗，“忠的是无可救药之朝/岳飞可想过/爱的是一个昏君之国？”奸臣当道，残害忠良，只是岳飞遭遇的外在原因，愚忠才是悲剧的根源，这的确是别具只眼的洞见。勘破表象直抵本质，当然离不开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史学修养的支持，而丰富的阅历，洞悉世道人心，现代理性精神烛照，才是培植具有穿透力识见的根本因素。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诗写作是一种必须历经人生沧桑的老年人才能介入的场域，《历史的眼睛》就是白渔知人论世，用人心测量历史，浸透了自我人生经验的结晶体作品。

以上对白渔“诗歌时刻”的梳理，可视作白渔诗歌创作“大事记”。由此可以了解，白渔的写作几乎贯穿了青海当代诗歌的全部历史，处于诗歌现场，仿佛一株挺立在青海高地的枝叶繁茂、生机勃勃的大树，无可争议地成为一位现象级诗人。他的诗歌题材涉猎广泛，诗体选择和表现手法多样，意境高远，富有哲思，具有辨识度鲜明的个人标识。他是一位不断探索的诗人，在拓展自己诗歌领地的同时，也为青海诗坛提供着新鲜的审美经验，比如借鉴吸收民间文化的养料进行的艺术创新，比如探寻江河源头从而去触摸民族的精神魂魄的开创性写作，比如进入暮年对数千年中国历史的创造性解读，无疑都是艺术生命健旺、艺术之树常青的体现。他有不曾更易的诗歌价值观，强调诗歌与生活须臾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及诗歌对社会现实的关切，他坚持诗歌为大众服务，传递希望、理想与光明，这既是现代知识者社会担当意识的呈现，也是对中国诗教传统、温柔敦厚诗美的承继，这使得他的诗歌具有一种正言雅音的品质。

对于一位呈现“综合性”面相的诗人而言，任何特定的称谓都可能是一种标签化或窄化，而将白渔称为“江河源诗人”，并不存在这种认知上的局促，倒是体现出了对其不断超越自我挑战极限的创作个性的高度认可。我注意到最早给予白渔“江河源诗人”称谓的都是那些对青海高地的三江源心向往之，又因为现实条件的限制，无法抵达，无法以亲历者的身份进行表现的诗人，他们特别看重白渔在江河源头行走、书写的开创意义，或是唯一性。著名诗人邵燕祥在《羡慕白渔》一文中，如是说，“我承认，如青海，如西藏，如黄河长江之源，是只属于特定诗人的领地，‘他人不得侵入’，因为那山、那水、那天空、那冻土，那无边的旷古的寂静，只有特定的诗人凭着夙愿与夙慧，才能心领神会于万一。任何匆匆过客走马观花，充其量是海客谈瀛洲而已”，显然，在邵燕祥眼中，白渔就是那个具有“夙愿与夙慧”的特定诗人，是“天选之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中有一种神奇力量的牵引，白渔此生命定与江河源结下不解之缘，并且用诗歌方式呈现其万千气象，从这一角度来说，白渔是幸运的，他的江河源诗也因此具有了某种“源头性”。

中国历史上，探求江河之源尤其是黄河之源的脚步从来就没有停歇，其实质就是在确认中华文明的源头，因此关于江河之源的书写并不少见。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同时肩负探寻河源昆仑的使命；唐长庆二年，刘元鼎出使吐蕃，顺道探寻河源；元忽必烈派都实专程勘探黄河源头，后由翰林潘宵昂根据都实的实地调查材料写成《河源记》一文；明代诗僧宗泐自印度归来途中，来到河源地区，诗情高涨，写下《望河源》一诗，描摹河源地区的壮美景色；清代诗人杨揆从军出征西藏，路经河源，写下了《昆仑山》《星宿海歌》等慷慨激越的诗篇。如果说，上述古代使臣文人限于当时的旅行条件及认知，所到达的地方与经过多次科学考察当下所确立江河源地区尚有差异，但他们关于河源的书写毕竟与自己的实地观察、体验相联系，而更多江源书写则是基于想象，比如从未到过青藏高原的宋代诗人陆游，有一首《昆仑行》，借助神话认定“黄河直与昆仑通”，那里“寒暑不分昼夜同，嵯峨九关常烈风。凛然萧森变冲融，不悸不眩身如空”，这里描述的情景与感受当然是诗人天马行空的想象。

1984年，青海另一位大诗人昌耀用诗歌的方式为青藏高原塑形，有一首《寻找黄河正源卡日曲：铜色河》，诗人肃穆地吟唱：

是以对于亲父、亲祖、亲土的神圣崇拜，

我们的前人很早就寻找那条铜色河。

寻找铜色河大沼泽。

寻找铜色河的紫色三岔口。

寻找河的根。

诗人在用这样的诗句向母亲河致敬，是在表达寻根的执着情感，气势雄浑、意境开阔，诗句中虽然出现了河源区域内舆地的相关名称，但从诗歌的主旨和抒情的基调而言，并不特别需要脚迹印在河源土地之上的实地考察经验的支撑。

与浅尝辄止或压根没有进入江河源头的诗人的写作相比，白渔笔下的江河源则是鲜活、生动、富有质感的。这是被评论者时时提及的两句：“大草原白天牧羊/夜晚牧月亮”（《河源月》），夜晚硕大明澈的月亮与河源平坦如砥的草原旷野连接在一起，仿佛月亮被牧放在草原，这是诗人瞬间的联想，但如果没有身临其境眼前天地交合浑融的此情此景，这种诗句是不可能产生的，所谓“惚兮恍兮，其中有象”，诗意联想中的“牧月亮”，乃是因为有现实情境之“象”。又比如《雪线蝇》一诗，“……在雪线上/苍蝇竟变成了益虫/在格桑花里躲风避雨/以祖传的坚韧/悄悄地传播花粉”，雪线之上，在人们的常识中高寒环境昆虫是无法存活的，然而这里不仅有昆虫的存在，且颠覆了人们的认知，传播病菌的害虫在这特殊的环境成为了传播花粉的益虫，“丑恶的形象反而建立了美德功勋”，这种特殊的生物现象非亲目所见是绝无知晓的可能，更不必说由此生发的感慨了。

林林总总，二百余首采撷于江河源头的诗歌花朵，对这一对大多数人来说显得神秘区域的地理形胜、草木虫兽、游牧人的生活场景多有涉及，全部来自亲闻所见，正是因为亲历的经验和感性的认知，使得白渔江河源题材的诗作所咏之怀、所抒之情有了切实的依托，那从心底涌出的对母亲河的炽烈情感因此显得真实有力，从而拒绝了浮泛与矫饰。

白渔是带着一颗敬畏与感恩的心，走进了江河源头，这不仅仅是对江河的溯源，更是在回溯民族精神生成的历史，解答自己所属的民族生从何来的问题。于是，在第一眼看到长江的发源地各拉丹冬雪峰的那一刻，诗人思接千载，百感交集，“我不仅看生我民族的摇床，满足于怀古、凭吊、寻根/看我们的血脉怎样在这里潜流，骨骼怎样由此凝铸/也看我们的精魂怎样在这里发萌，痼疾怎样由此起因”（《格拉丹东》），诗人确信在苍凉荒寒之地触摸到了自己所属民族的生命的脉息，找到自己血脉的源头。在果洛玛多县海拔4610米的措哇尕则山，立有一座“华夏之魂河源牛头碑”，此碑选用了中华民族原始图腾牛的形象，白渔凝视良久，感慨万千，“浓云何惧，蛮荒何惧/犄角上将挂满鲜果、晨曦/这就是我 这就是你/这就是我们华夏精魂的/凝铸和绽溢”（《华夏之魂——题河源碑》），在诗人看来，牛的孔武有力，执着勇敢，正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他在此诗的题记中说，碑顶牦牛犄角耸立，颇能体现中华民族坚韧不屈的奋进精神。“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如何解答这些永恒的问询，应该对每一个具有探索精神的诗人都有着巨大的诱惑力，白渔叩访青藏的雪山大地，追溯远古，或许也是为了寻找我们民族何以生成的答案，他的诗篇可以证明，他在江河源头找到了正解。

有论者指出，白渔的江河源诗歌有一个“以我观物”到“以物观我”的发展过程，前者将自我感知投射到客观存在的山水之中，后者则是从客观事物的角度审视“我”，从而达到物我无间的浑融境界。的确，白渔诗作中将自我融入永恒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描述比比皆是。“在草原蓝天的襁褓里/我就是它的一个细胞/感触到生机勃发/我就是它的一个器官/回荡着万籁的洪钟/也听得见我灵魂的低语/像浸透花香的微风/随悠悠牧笛，融入蓝天白云……”（《天籁》），这是身心的融汇，自我从而成为自然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我只求是你一朵雪花，去经历一番从高天向人间的飘落/是你一片寒冰，去领略一次凝固中的飞升/是你一花一草，去体味苦涩里孕育缤纷……”（《格拉丹东》），这是人的物化，实际上是人的自然化，更深层的含义则是，本质上就是自然一部分的人类，曾经狂妄地强调自身的主体性，所谓主客体的分离，实际上就是人脱离了自然，而到了天地万物和谐的江河源，给人的重要启示，就是人类重新回归自然。沐浴着江河源的宽容、慈悲、安详，人的精神得以升华，灵魂得以净化，在有着“蓝得不能再蓝的天/白得不能再白的云”的黄河的发祥地约古宗列盆地，“似有肃穆的晚钟，从远处/轻轻地，轻轻地飘来/在心灵中回旋，拭净尘垢/似有虔诚的香烟，从近旁/袅袅地，袅袅地升起/熏透了我的肉体和灵魂”，重返自然的人，抖去俗世的尘埃，领受伟大圣洁自然的召唤，于是，“我与万物都会融于你的博大沉雄”（《约古宗列感受》）。

白渔的诗歌从来不是单纯的抒情言志，总是会在诗情的酿造中发现与挖掘哲理，将独到的生活感受和生命体验熔铸在一景一物的描绘中。这是他诗歌写作中一以贯之的特点，早年间，那些表现地质队员生活的抒情短章，主要是传递与时代话语相一致的关于人生态度的思索，到了涉及江河源题材创作的“诗歌时刻”，他所传达的哲理更为深邃。《黄河，源头是清澈的》一诗，意涵丰富，“我爱你源头清清，慈祥谦和/而怨其流程加长竟被脏污/我爱你包容大度，旋天斡地/而厌其混杂太多以至淤塞”，既有写实，也有象征，写实是黄河的污染，而寓意则是如果将黄河视作中国的化身，其文化的本源是干净纯洁的，而在发展过程中，汇入了太多污垢，亟需清淤排污，这无疑包含着反思民族文化的忧患意识。《星宿海》一诗，面对历史上声名赫赫的高原湖泊的干涸，诗人感慨道，“不收揽八方云雨，四面来风/纵然是一座大海，也会在/闭塞中干瘪、萎缩”，湖海如此，一个人、一个族群不吸纳往来的文化和养料，自我封闭，最后也只能是枯竭萎缩。白渔诗歌的哲理与说教无涉，而是生长在阅世的透彻和冷峻理性的思索基础之上的。

行文至此，应该对白渔的江河源诗歌做一个整体的概括了。这是一个成熟的诗人自觉介入的题材领域，在长时间的实地行走、考察、凝神关注之后，用可观数量的专题性写作创造的令人瞩目的诗歌景观，这些诗作既是对高原自然的致敬，又是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礼赞，风格雄健深邃又不失清新蕴藉，哲理深刻，能够发人深省。江河源诗歌是白渔创作生涯中最重要也是最华彩的篇章，集中体现了其才华禀赋和艺术创造力。前文说过，他的诗歌具有中国传统温柔敦厚的诗美特征，他是遵循已经成为经典化的美学原则进行写作的诗人，俊朗、清新、典雅而凝练，寸尺之间尽显峥嵘，如一小幅织锦，图案别致，针脚绵密，色泽明丽。这一风格在诗人出道之初便已呈现，后来写作不断推向完美的境地，江河源诗歌就是诗人诗美追求臻于化境的结晶体。

这篇粗糙的评述已显冗长，但我依然想提一件往事。1979年秋季的某天下午，正在读初中的我，听了一堂白渔先生为本地文学爱好者作的诗歌讲座。地点是省委党校的大礼堂，秋天的冷风在屋外刮着，屋内的十来排木制长条椅上坐满怀揣文学梦想的青年，热情似火。白渔先生站在台上，意气风发，用他的四川普通话讲他参加诗人采风团走访海疆的见闻，以及他对诗歌的理解。记得他给诗歌下了一个定义，“诗是生活浓缩的油”，并列举艾青的《盼望》一诗，分析诗歌如何提炼生活，在有限的篇幅中如何含蓄地呈现主题，在不言的地方如何隐含更丰富的内容。他所涉及的话题，当时的我似懂非懂。如今想来，白渔先生是在用自己真切的经验金针度人，他的创作始终恪守了自己所尊奉的诗歌法则与纪律。以后的岁月，与白渔先生有数面之雅，但一直没有说起这件事情。现在借评述诗人之便回忆往事，表达对白渔先生的敬意，同时也表达曾经做过先生学生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