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关心时政的观察者来说，改良一直是经久不衰的话题。面对改良，至少有两派：一派主张借助外来力量，照搬先进制度，实现迅速改变；一派主张依靠自身力量，吸收先进制度，实现渐进改善。我主张后者。
今天我准备就此再写一篇文章，通过一些历史故事，历史经验，时政分析，案例讲解，从一些轻松的角度入手，谈谈历来严肃的话题——改良。从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开场。
对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改良历程，观察者们最为熟知的，除了1776年建国先父们公布的《独立宣言》之外，或许就是1863年林肯发布的《解放宣言》了。独立战争与南北战争，似乎给到观察们一种印象：美国的政治是靠打仗打出来的，美国实现了所谓的“迅速改变”。然而，这种印象是片面的，是表浅的，是有误导性的，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一些观察者错误地认为：中国能实现迅速改良。
美国斯隆管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的访问讲师罗伯特·K·格林立夫教授是仆人式领导学的发起人，在他的精辟著作《仆人式领导》中，用前后相邻的两小节，他连续讲述了两个故事：“说服——一次一个人”，“成就伟大事业的方式：一次采取一个行动”。格林立夫写道：
“说服——一次一个人
领导者的工作方式令人惊异。有些人承担起伟大机构的重担，有些人则静静地一次只领导一个人。约翰·伍尔曼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他是一位美国贵格会教友，生活在18世纪中期，他以堪称文学经典的日记而闻名于世。在我们关心的领导艺术领域，他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使教友会脱离了奴隶制。
现在很难想象贵格会成员会拥有奴隶，正如很难想象现在还有人是奴隶主一样。但是，18世纪美国贵格会教友中许多是富有、保守的奴隶主。当时年轻的约翰·伍尔曼立志把在自己所爱的贵格会内部消除奴隶制作为自己的目标。活到了52岁的他把30年的成年岁月都投身于此。到1770年，在距美国内战爆发近100年前，贵格会无人再拥有奴隶。
他的方法很独特。他没有掀起一场反对奴隶制的风暴，或者举行抗议示威活动。他也没有把任何道德污点堆到奴隶主们的头上。
虽然约翰·伍尔曼体格并不强壮，但他曾多年奔波在美国东海岸，或徒步或骑马旅行拜访奴隶主，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伍尔曼没有因为自己认为奴隶制是错误的就责难那些奴隶主（虽然他的确认为蓄奴是非常错误的）。相反，他向那些拥有奴隶的人提出各种问题：拥有奴隶对于你这样道德高尚的人有什么影响？这样会对你的孩子产生什么影响？他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走，一个人一个人地拜访，经过30年坚持不懈的来回奔波和温和敦促，奴隶之灾终于从贵格会里消除了。贵格会是美国第一个正式谴责奴隶制并在其内部禁止奴隶制的宗教团体。人们可能想知道，如果当时有50个，或者5个约翰·伍尔曼在18世纪的美国殖民地往来奔走，采用犯了错误也可以通过个人自愿行动来矫正的温和观点一一地去说服人们，那结果又会怎样呢？也许我们就不会有那场造成60万人伤亡的战争和南方的贫困，和那些诸如南方贫困这类恼人的、解决之日遥遥无期的战争遗留问题了。纵观历史，我们现在知道，在1850年代，哪怕当时的紧张局势稍微缓和一点，那场战争可能就会避免。只要有几个约翰·伍尔曼，结果就可能大相径庭。通过说服进行领导的美好之处在于，变革可以通过说服而不是胁迫的方式进行。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约翰·伍尔曼发挥其领导力的那个年代，对于他来说似乎前途黑暗，就像我们看待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一样。我们可以假设贵格会是受道德制约的，因此，我们轻描淡写地把约翰·伍尔曼的做法作为今天可以采纳的建议。所有的个人也都会受到这种制约，在某种程度上，足可以放手一搏。”
格林立夫继续写道：
“成就伟大事业的方式：一次采取一个行动
本文只提到托马斯·杰斐逊的两件事。第一，作为年轻人，他运气很好，可以拜乔治·威思为师。乔治·威思是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城的律师，他的故居仍然矗立在那里。乔治·威思是那个年代的重要人物，他是《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也是制宪会议的成员。但是他的声望主要得益于他是托马斯·杰斐逊的导师。杰斐逊在威思的办公室学习法律时，也许是因为导师对门生的影响，把他推向后来他在历史上所占据的位置，而且作为一个个性乖僻的弗吉尼亚州学者有点违背天性地在蒙蒂塞洛定居下来。提到乔治·威思的意义在于，前人可以帮助有潜力的仆人式领导达到最佳状态。
也许杰斐逊在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点是他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这比他起草《独立宣言》和后来任职总统更加重要。随着《独立宣言》的发表，战争开始了，杰斐逊声名鹊起，各方都强烈要求他担任重要角色，但他一概拒绝。他认识自己，并且坚定地做他自己。他选择了自己的角色，回到弗吉尼亚州，战争期间他从未离开过那里。
杰斐逊相信各殖民地会赢得这场战争，新的国家将会成立，并且这个国家将会需要新的法律来确定他在《独立宣言》中所梦想的国家进程。所以，他回到了蒙蒂塞洛，进入了弗吉尼亚州议会，开始撰写体现新国家所需要的法律原则的法律条款。面对保守同僚的坚决反对，他使自己所撰写的法律条款颁布为弗吉尼亚州的法律。那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他常常去威廉斯堡与他的同僚们论争，直到不得不暂时停下来，然后他又骑马回到蒙蒂塞洛重新燃起自己的斗志写出更多的条例。带着这些条例，他又回到威廉斯堡开始新一轮的辩论。那段时期他写了150条法令，有50条被颁布为法律，其中最著名的一条是政教分离。许多年来，每当出现紧急问题需要立法参考的时候，弗吉尼亚州的立法者们仍在剩下的这100条法律条令中挖掘宝藏。
几年以后起草美国宪法的时候，杰斐逊甚至没在场。他作为大使驻在法国。他也不需要在场。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在制订弗吉尼亚州法律条令的过程中做出了他的贡献。这就是领导者们令人惊异的工作方式。当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并决心做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将会通过一次采取一个行动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标，尽管一路上会遇到许多挫折。
知道自己是谁，确定自己的身份，这是领导者不可或缺的品质。但这并不是领导力本身。在一个人成为领导者之前，就知道自己是谁，比为了确定自己的身份而追寻领导职位更容易获得人们的信任。”
格林立夫教授讲述的这两个故事发人深省。如果说杰斐逊代表着信徒当中为数不多的国家缔造者，那么伍尔曼则代表着信徒当中为数众多的坚定实践者。在共同促成美利坚政治改良的过程中，国家缔造者与坚定实践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他们全都是仆人式领导，在各自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民国开始算，大陆大船已经向前行驶了103年（1921年至2024年）；即便从台湾开始算，大陆大船也已经向前行驶了75年（1949年至2024年）。这是四到五代人的更迭。这还没论民国在大陆到底能不能持续成功，还没论台湾的什么特质使她能够承接西方宪政法治政体。
我认为，现在大陆如果仅仅套用西方宪政法治制度，那么绝大多数民众尚不知道为什么要套用，当民意不理解为什么要套用的时候，民意自然没有动力去向政治发出压力，没有了民意压力，政治如何转变为西方宪政法治呢？所以我一直主张大陆的改良要缓慢进行，改良的首要前提是：要先实现维护与保障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
不否认制度很重要，但就跟好苗子也要找到好土壤和遇到好园丁一样。就同样一套西方宪政法治制度而言：两德的土壤是西方文明，园丁是美国人；韩国的土壤是日本二传手西方文明殖民，园丁是美国人；台湾的土壤是日本复刻了西方文明后的殖民，园丁是美国人。大陆的土壤是什么？园丁是谁？
我不否认强调所谓的“民众改良”很重要，因为改良本身就很重要，这就跟一个人要变得更好一样，一个民族也要变得更好，改良的本质就是变得更好。这个没什么可讨论的，没有分歧。问题是，仅仅强调“民众的觉醒”，这样的觉醒现实存在吗？
画一画大陆注册参政者的亲戚圈子，就能把大陆几乎每个人都囊括进去了。既然这样，仅仅强调所谓的“民众的觉醒”，有何意义呢？由于小孩与高龄长者不能够或不适合参政，所以大陆满打满算有8亿人能够真正参与政治。现在注册参政者的数量大概有八千万。八千万和八亿就是十倍的关系。这八千万人推亲戚，每个人推出去十个人，难道还囊括不到这8亿人吗？
大陆是一整个盘子，同胞之间是不分彼此的。请不要觉得只有八千万人在参政，不是的。这八千万人就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孩子与父母，是血脉，是根本分不开的。您看到的八千万注册参政者，仅仅是冰山一角露出来了十分之一，如果您觉得这十分之一是一个独立群体，随时可以被从民族这个大群体当中给剥离出去，那么这么想就是不切实际的了。全体注册参政者与其他人的血脉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事实不能罔顾，不能忽视。这才是大陆大船真正的现状。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现在的这百年里面，大陆总体上发生了两场大的变革，一是建立新中国，二是文化大革命。这两场迅速的政治变革全都是激进革命的。对不对？在过去的百年里，大陆从来就没有基于保守价值观的改良成功过的例子，这充分证明了这块土壤的特质——缺乏对保守价值观的共识。在这样的政治土壤上，指望套用西方制度来做一刀切的急剧的快速的改良，就是空谈了。
对于像韩国、东德、台湾这样的地区，你不能忽视它们跟大陆完全不一样的特质。先从地缘政治就是地理人文上看，观察一下这些地方的面积与人口，是无法跟大陆相提并论的。并不是说人口少就好，这是各自的特质，不能忽视，这在地缘政治中是重要的。
同时更不能忽视文明发展的历程，再往深里说，更不能忽视当地对信仰的认识与包容。这些全都是跟一个地方的政治土壤有关的。忽视了这些最重要的要素与基因，实际上就只看到了表象，把别人的表象套用在大陆上，是不合适的，是运行不起来也运行不下去的。
西方宪政法治文明的这些内容，包括政权组织形式，政权运行规律，法律秩序框架，并不是在图书馆里面突击出来的，而是在他们的文明发展进程中，把基于的信仰，和人们基于信仰活出来的人间常识，给组织整理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宪政法治理念、政体、法律框架。
这些理念和框架绝非速成品。现在以美利坚为代表的运行了两个半世纪的宪政法治，是建立在西方的基督-希腊-罗马一脉相承的文明之上的。地球人可以去学习他们的制度，甚至有些地区已经或正在直接套用，但是直接套用不仅要看体量，更要看当地的政治土壤是不是基本具备了相应的要素与基因。
举台湾的例子。为什么台湾套用了，并且运行的还不错？就是因为具备了基本的要素与基因——台湾并没有被均贫富主义蹂躏得太久。日本在那里统治的时候，不允许均贫富主义发芽生根蔓延，因此那里就几乎没有受到均贫富的侵染。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台湾被日本殖民了很长时间，而日本自己早已复刻了西方宪政法治文明。这些当地政情让台湾为承接与套用做好了准备。而这些准备工作是大陆完全不具备的。
因此，对大陆来说，如果想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良，那么就要首先改良土壤，改良土壤就一定要回到文明的根上——信仰：人人被造物主创造为平等的人。这个根怎么补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通过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没有第二条路，只能是这条路。而且这条路还急不得。信仰并不是全民大讲堂能迅速实现的，必须一代人一代人地缓缓而行。
有朋友在问：“谁来改良？”我的答案是：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做，而且不能好高骛远，要从身边的小事开始做。什么小事呢？我来举例子说明。对于蛮权，您能不支持就不要支持。对于野蛮行径，您能不支持就不要支持。对于封闭言论自由的事情，您能不支持就不要支持。对于封闭信仰自由的事情，您能不支持就不要支持。这些是不是身边可以做的事情？我认为是的。
刚才说的是如何通过“非暴力不合作”来参与改良。同时，还可以通过身边小事积极行动去参与改良。如果您能发言，您可以在时政社群发言嘛！对吧！如果您的发言是理性的，是支持改良的，那么其实您已经参与了改良过程。如果您能写字，您可以在时政社群写字与发表吗？这也是在积极参与改良吧！
一些朋友特别想着一蹴而就，特别想着十年之内就改良了。那么请问朋友们，这种一蹴而就，这种十年之内的急剧变化，过往百年在大陆发生过几次呢？几次的性质是什么呢？刚才说了，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建立新中国，一次是文化大革命，都是在一代人之内发生了急剧变化，全都促成了向激进革命派的发展。
朋友们心中的改良，应该没什么分歧，都是向着当代最先进的宪政法制民主去改良。对不对？好了，如果期待改良，我们就要先问自己，问问自己对宪政法治民主的理解到了什么程度。如果您有足够的信心理解得非常充分，那么请到街上去找几位友善的陌生人，去询问他们对于宪政法治民主政体是如何理解的。您要是做了一些自问和民调，您就会在思考时更加有理性，更加有根据。
我为什么一直反对急剧变化呢？我反对的并不是变化，我反对的是急剧变化里面隐藏的巨大危险。对民族历史的观察让我们了解到，在过去的百年中，这个民族所有的急剧变化都是向着激进革命派而去的，这可以说是这个民族的特质了。请不要否认，不要忽视，好不好？我具体地说一个危险。如果现在大陆发生急剧变化，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巨大损失呢？就是顽固派会打着反对剧变的幌子，把所有的温和改良派全都消灭掉。这不是夸张。我认为这一定会发生。
朋友们，如果看美国的历史，只看表面，会看到《独立宣言》发表了，独立革命成功了，华盛顿当选并连任了；会看到林肯当选了，《解放宣言》发表了，林肯连任了。那么，为什么这两份宣言会发表呢？为什么华盛顿和林肯会当选并连任呢？是选民促成了这两个宣言的发表，是选民选举了他们并让他们连任。对不对？那么，为什么选民选举他们呢？因为选民是由民意来推动的。民意是谁推动的呢？其中很重要的，就有我刚才分享给大家的，仆人式领导的作用——民间人士做仆人能够带来的正向影响。
再看现在的美国，川普的当选与再次当选，也是这样的。对不对？从表面上看，2016年川普当选了，2024年川普又当选了。他为什么当选呢？为什么那么多选民去选举他呢？一定是美国的民意产生变化了。在民意产生变化的过程中，一定就有一些像贵格会成员一样的仆人式领导，他们身份上未必是贵格会，但是行动的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也在一个人一个人地去拜访与劝说，只是比先辈们多了科技手段与现代条件，比方说视频会议，会堂大会，频繁交通，但本质上还是在进行劝说，这个劝说过程改变了民意。
当民意改变了的时候，民意推动了华盛顿、林肯的第一次当选和第二次当选，民意也推动了川普的第一次当选和第二次当选。这是表象之下的本质。对不对？因此，当我们思考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去期待天上降临一个华盛顿、降临一个林肯，不能去期待天上降临一个川普了。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期待。我们只有学习美国的仆人式领导，看看能在身边做些什么，以让民意基础——土壤——慢慢地进行改良。
政治竞选人的口号的本质是什么？川普对内提了“让美国再次强大”，我们翻译成“美国复兴”，对外提了“美国优先”，我们翻译成“美国为重”。之前的里根也提过类似的口号。林肯提出来的口号是要解放黑奴。华盛顿等建国先父们提出的口号是“独立”。这些口号难道是他们拍脑袋突然想出来的吗？如果是，那么就跟一些人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炮制空想没什么本质区别了！对不对？
华盛顿、林肯、川普的政治口号，不是他们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他们透过民意总结出来的。这些政治家就生活在人民中间，每一天都在参与大众生活，从而敏锐地捕捉到了民意。这些民意与他们的价值观相符，他们支持这些民意，并乐意去努力实现。这是他们竞选口号的来源——对民意的总结，这个过程等同于美利坚建国时对13个联合邦国的居民生活常识的总结。
由于他们总结了美国的常识民意，而且这种常识民意是基于美国建国时候的基督教信仰的，所以华盛顿及《独立宣言》同仁能够成为建国先父，林肯能够成为共和党创始人和《解放宣言》推行者，川普也有望成为美国扭转左倾趋势回归美利坚价值观的划时代领导人。（当然川普之前还有杰出的里根。）是因为这个，他们才能成功，而不是反过来，仅仅靠拍脑袋想口号说漂亮话去得到选票。保守派领导人——真正的仆人式领导人——代表并维护着基于传统价值观的民意，这是他们参与政治竞选的基础。
现在还有一部分汉语圈的观察者有一种心态，就是指望在大陆的改良方面，美国来干些事情。比如指望川普来干些事情。哎呀！我为啥说这种心态幼稚呢？就是因为，我们凭啥指望人家来干些事情呀？我们的理由和资格在哪里呀？美国1776年建国的时候，我们华人支持过他们吗？美国打1860年代内战的时候，我们华人支持过他们吗？没有吧！美国人做政治改良的时候，咱们参与过吗？没有吧！
汉语圈的一些观察者马上就会说了，你看那个某某地区，美国不是把它们纳入了保护范围吗？美国不是支持它们吗？嗯！我反问一句：如果你们这么说，那请问，这些地区为什么拥抱美国？为什么能赢得美国的支持？还不是因为民意发出的呼声嘛！还不是因为民意发出的压力嘛！因为他们主动去拥抱美国了呀！他们主动去赢得美国的支持了呀！对不对？日本不就是这样嘛！人家古代就直接脱亚入欧了！跟亚洲决绝了！对不对？
是民意的支持，让他们的执政者去跟美国合作的。我们这儿有这样的民意吗？我们的民意能向施政者施压从而让我们去拥抱美国吗？我们现在能做到这一点吗？如果我们自己都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凭什么成天喊着川普应该为我们做点啥呢？有任何合理合情的根据吗？
回到现在大陆的民意上。设想今天有一个人站在台上振臂高呼，说要去实行美国式宪政法治，横向上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纵向上联邦权力与州权力相互制衡，您觉得台下的支持度会如何呢？您觉得民意能够理解这些内容吗？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切合实际呢？我觉得，现在的民意不太容易理解这些内容。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土壤还没有准备到位。
现在是培养温和改良派的时候，根本没到温和改良派能领导什么的时候，还远远没有达到那个地步。请面对这个现实吧。培养是需要耐心和时间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不主张急剧变化。我一直主张，平日里要好好地研究西方制度，并认真地分享。要让我们当中，多出现一些约翰·伍尔曼，多出现一些托马斯·杰斐逊，多出现一些乔治·威思和罗伯特·K·格林立夫。如果您自己先学习起来，并且帮助身边的人也学习起来，您每一天会忙得不亦乐乎。谢谢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