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平等的中间道路

在我们居住的世界中，不同等是处处可见的。那些教条的均等主义的支持者，那些不停地谈论着“公平”和“社会正义”的人，总是认为所有“差异”——无论是种族差异还是其他差异——本身全都表明了压迫与不公正。因此，讨论还没开始就结束了。社会正义战士妄图将一切拉至同等，并妄图实现难以为继的“群体配额同等结果”，这在原则上是极权主义的，在实践中是极具破坏性的。

一些狂热倡导者以上述方式理解“社会正义”，他们未能认识到的是，如果一个社会具备基本的自由与体面，那么对待有关平等的合法主张与有关“不同等”的合法主张，这个社会就必须保持公正。正如已故的哈里·V·雅法生前所言，如果平等建立在对人类尊严、法律之下的自由、源自人类本性的“不可剥夺的正当要求”（以及伴随而来的义务）的适当尊重之上，那么平等确实是一项光荣的“保守主义原则”。如果平等倡导者能够如此理解平等，就避免了一个诱惑，即把平等当作人类世界的核心原则，当作一项无所不包的原则，这项原则排除了任何更高的东西，也不尊重任何内在的限制。这种诱惑和扭曲将永远困扰着自由秩序，必须坚决加以抵制。

但这并不是我们美国人最初的理解。我们的《独立宣言》庄严地申明，人类——“所有”人类——“被造物主创造为平等的人”。这种平等植根于“自然法则和造物主的法则”，这是一种超越人类意志的超然秩序，它对傲慢和乌托邦式的设计施加了明智的限制。正确理解的平等（即我们建国之初所写定的平等）预设了一种道德秩序，如果我们希望忠于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传统，我们就不能无视这种道德秩序。

建国先父们拒绝了什么

建国先父们不接受唯物主义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其1651年著作《利维坦》中提出的论点，该论点将人类贬低为纯粹的肉体存在，并且只呼吁自我保护。因此，这种自由主义虽然为平等和人权提供了理由，但理由薄弱，缺乏道德秩序的必要基础。

相比之下，美利坚平等的目标要高得多，但又不屈从于不合理的天使主义或乌托邦主义：“我不愿做奴隶，同理，我也不愿做奴隶主。这句话表达了我对民主的看法。任何与此不同的东西，只要有差异，就不是民主。”亚伯拉罕·林肯在1858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在那封简洁的信中，林肯简明扼要地指出，从人道角度，奴隶与奴隶主是两种扭曲的极端，而平等作为一种道德政治原则，其特征是恰好位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点。

就公民平等而言，造物主创造的秩序允许它在人们的心中、在自由合法的政治秩序的运作中找到一席之地，而堕落的均等主义的倡导者拒绝接受造物主创造的秩序的道德基础，对此人们并不总是意识得到，也并不总是一针见血地予以指出。堕落的均等主义的倡导者以“结果同等”的名义拒绝平等，这是一种强制纠正与拉至同等的偏执妄想，既不尊重联邦党人第10号文件所强调的人类的才能与行为的多样性，也不尊重任何社会秩序（即便是最强调均等的社会秩序）中隐含的等级制度。

对于今天的跃进主义空想家们来说，一句“白人至上”就定义了美利坚的特征。他们认为，传统的美利坚平等观本质上是种族主义。在他们的观念里，美利坚没有“期票”可以兑现，因为美利坚的原则与实践从未包含、也永远不会包含道德基础，因而不会为公民提供希望。这种狂热的均等主义背后隐藏着绝望与否定。事实上，新的种族主义寡头妄图将自我厌恶变成一种公共哲学，变成一种新的国家信条。

但是，对“有色人种”以及更广泛的美国人来说，这种充满仇恨的信条能给他们带去什么希望呢？当年轻人被灌输忘恩负义的思想，被剥夺了爱国的任何理由时，我们能保住一个自由的共和国、一个由相互负责的公民组成的社会吗？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值得保卫，我们又如何能保卫自己免受中国等敌对国家的侵害呢？这种自我憎恨不会带来任何持久的计划，只会导致公民的解体和意识形态的暴政。

林肯与宣言话语的本义

林肯指出了另一条前进的道路。1857年6月26日，伊利诺伊州春田市,林肯发表了“关于德雷德·斯科特判决的演讲”，解释了美利坚建国先父们在1776年宣布“所有人都被造物主创造为平等的人”的含义。建国先父们当时还无法完全执行这一“适用于所有人的抽象真理”，但他们希望为最终废除奴隶制铺平道路。可以这么说，缺德的玩世不恭者与无能的理想主义者无法作出明智的政治判断，因为他们全都忽视了至关重要的情况，与他们截然不同的是，建国先父们既有原则又有智慧。

对美利坚“曾经辉煌的《独立宣言》”来说，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杰·坦尼，以及德雷德·斯科特最坚定的捍卫者、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他们两人错误地声称该份宣言的签署者只代表白人，这足以将宣言“毁于一旦”，弄得“面目全非”。《独立宣言》是托举与升华美利坚共和主义道德原则的心脏，而坦尼与道格拉斯则向着心脏刺入了匕首。在此过程中，他们剥夺了那些被不公正地排除在公民契约之外的人对更美好未来的希望，而这种未来正植根于真正崇高的正义原则。

然而同时，林肯也拒绝了废奴主义者的鲁莽和急躁，也拒绝了将平等原则与彻头彻尾的均等主义相混淆。林肯的目标是忠实于“《独立宣言》中明确无误的话语”。正如他如此清晰地指出的那样：

“我认为，这项崇高文书的作者们的本意是将所有人纳入其中，但他们并非打算宣布所有人在各方面都是同等的。他们并不是说所有人在肤色、体型、智力、道德发展或社会能力上都是同等的。他们相当清楚地定义了在哪些方面他们认为所有人都被造物主创造为平等——在“生存权、自由权、追求幸福权等某些不可剥夺的正当要求”上全都是平等的。作者们这样遣词造句，也这样直抒胸臆。”

位于平等之核心的是那些不可剥夺的正当要求，而妄图在各方面将人类拉至同等，就是与人性相悖逆，就是将正确理解的平等加以破坏。一极是彻底的均等主义者，他们鼓吹乌托邦梦想，一极是南方贵族等精英阶层，未能充分承认所有人的共同人性，他们走向了失败的不公正，而位于两极之中点的正是林肯，他对平等的理解既人道又有分寸。平等是自我限制的道德原则，能够起到“自由社会”的“标准准则”的作用，对此林肯从未失去信心。

“同等地接受奴役”的危险

无独有偶，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有关人类平等与共同人性的真理，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也进行了捍卫，同时就一些人对平等的自我毁灭式的狂热，托克维尔也表达了担忧，他说这种无节制的热情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同等地接受奴役”。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维尔本人也曾强烈反对奴隶贸易，并呼吁美国人废除奴隶制这一祸害，因为奴隶制违背了美国的崇高原则，损害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声誉。托克维尔对美国充满关怀，在与美国朋友的通信中，他经常（相当感人地）称自己为“半个新英格兰人”。托克维尔之所以持续批评堕落和自我毁灭的均等主义，是因为他是民主——特别是美利坚民主——真正的朋友。 

林肯和托克维尔的思想震古烁今，在他们的帮助下，对平等（与合法的不同等），我们要怎样加以理解，方能让既坚定又有原则的认知得以归位，从而将这种认知作为道德与公民原则，去对抗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集体主义、堕落均等主义呢？西塞罗和许多其他权威思想家捍卫“各得其所”的真正正义的核心，而站在他们对立面的就是社会正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谬误，对此我们要怎样做方能加以揭露呢？对年轻人中那些被误导的理想主义者，我们怎样做方能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结果同等”会“彻底摧毁”唯一符合人性的平等观念呢？

正如我用举例与解说所表明的那样，由于公共哲学既具有道德严肃性，又具有公民实用性，所以重新研究政治哲学的伟大传统，重新研究美国公民传统，重新研究亚伯拉罕·林肯高尚而冷静的政治思想，重新研究托克维尔对于真假平等的精妙思考，就既能对公共哲学的复兴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能就滑向均等主义的极权诱惑敲响警钟。

更多当代作家同样能够提供启发。例如，托马斯·索维尔对“自诩圣人”所持的乌托邦式幻想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通过细致的实证研究表明，各族裔、种族或其他群体之间的经济与社会差距，很少可以完全归因于歧视。索维尔的思想核心在于，成功地将常识、历史视角与道德上严肃的经验主义结合起来，从而有力且令人信服地回应了那些伪装成社会分析的意识形态理论。

借鉴这种方法，近年来，在亚利桑那、犹他、德克萨斯、俄亥俄、田纳西、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等红州和紫州，新开设了数百所中小学古典学校，同时在大学层面，则兴起了“公民思想”研究所和研究项目。

用文学重塑道德想象力

也不要忘记奥威尔、科斯特勒、索尔仁尼琴，要理解看似陌生的极权主义世界，最佳指南就是文学：埃德蒙·伯克特别提到过的“道德想象力”被文字激发后，一个建立于系统性谎言之上的超现实世界便跃然纸上，那种难以想象的残酷气息便透纸可闻，那种正义与政治强制同等被混淆后所暗藏的极权主义便无处遁形。 

直指狂热的乌托邦主义，将它对人之本性的违背揭露得淋漓尽致，这方面有三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请允许我逐一介绍。第一部是1844年，纳撒尼尔·霍桑的自叙式寓言《地球大屠杀》。这部作品寓教于乐，在被它嘲讽的诸多对象中，最为突出的是超验主义者，他们的乌托邦愿望是把世界上所有邪恶与不完美的根源全都清除。这些世俗道德家错误地认为，邪恶存在于人类的心灵之外，可以通过某种方式重塑社会，以清除人类的邪恶与不公正。他们把熊熊烈火点燃，将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中可能成为邪恶根源的一切全都付之一炬。

透过这部简短却引人入胜的作品，霍桑让道德想象力穿透了幌子之下的疯狂里子：有人打着“人类长期追求完美”的名义，最终却会导致人类的毁灭。霍桑提出了人类的“内在领域”，指出前进的道路取决于自我认知和心灵净化。世俗的乌托邦主义只会加剧人类心灵和人类状况中固有的邪恶。 

极权主义和革命虚无主义初现端倪之时，“有教养的社会”正陶醉在觉醒文化出现之前的乌托邦梦想与意识形态当中，而在1871年，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就透过他的伟大小说《群魔》（有时称为《附魔者》），巧妙剖析了极权主义和革命虚无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正确地预测，如果这些不择手段的空想家掌握了政治权力，将导致1亿人丧命。革命派的目标是摧毁家庭，摧毁财产，摧毁古典学识。一切都将“归结为一个共同点，即完全同等”——在无限自由与无限平等的名义下，所有人都将成为奴隶。

在这样的世界里，到处充斥着虚无主义带来的破坏，人们同等地接受奴隶，“更高能力的人”是不能被社会接受的。更高能力的男人和女人必须“被放逐或被处决”。该部小说中的革命理论家希加廖夫说，在未来的均等主义政权中，“西塞罗的舌头”必须被“割掉”，“哥白尼的眼睛……必须被挖出，莎士比亚……必须被石头砸死”。自由与平等被如此重新定义，以至于需要最彻底的专制方能实现。革命派必然对宗教与传统道德抱有无限的蔑视。无论人们的灵魂和体面的公民生活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宗教与传统道德都必须被清除干净。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曾经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能够预见即将到来的极权主义噩梦，我也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彻底洞察”。

最后，请允许我介绍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一部文学作品，这部短篇小说拓展了美国人的想象力，让美国人能够想象出一种产生于本土的均等主义专制。我指的是1961年的短篇小说《哈里森·伯杰龙》，收录于1968年的《欢迎来到猴屋》系列中。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在2081年，冯内古特写道，“在上帝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这种平等被严酷的暴政所取代，导致人们“在各个方面都是同等的”。

在不久的将来，“没有人比别人更聪明。没有人比别人更漂亮。没有人比别人更强壮或更敏捷。”负责这项工作的是设障将军戴安娜·穆恩·格兰普斯。而一位名叫哈里森·伯杰龙的聪明、高大、英俊的14岁男孩则在国家电视台上短暂地摆脱了束缚，以展示他的优秀，以使自己成为“世界君王”。伯杰龙没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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