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个时政社群，有位朋友提问说：“有个疑问，2021年1月6日，时任副总统迈克·彭斯到底有没有权力不认证选举人票？然后打回去重新来过？”这位朋友提了很好的问题。答案是：彭斯没这个权力。
在2020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揭晓之后，有关副总统彭斯是否有权拒绝认证选举人票或将其打回重新计票的问题，关键在于《美国宪法》和《1887年选举计数法》的相关规定。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清楚：副总统的角色是否具有拒绝或更改选举人票的权力？
根据宪法第十二修正案和《1887年选举计数法》，副总统在国会认证选举人票的过程中扮演的是一个仪式性和程序性的角色。副总统作为参议院议长的职责是主持国会联合会议，监督选举人票的计数过程。这项职责基本上是行政性质的，旨在确保程序的顺利进行，而非赋予副总统实质性的权力去拒绝或更改选举结果。
在2021年1月6日，彭斯明确表示，他认为宪法并未赋予副总统单方面的权力去接受或拒绝选举人票。彭斯在写给国会的信中明确表示：“我的誓言是支持和捍卫宪法，而宪法并未赋予我单方面决定哪些选举人票应该被计入、哪些不应该被计入的权力。”
《1887年选举计数法》确实允许国会对某些选举人票提出异议，但需要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多数票通过，方能正式拒绝某些选票或要求重新评估。这意味着副总统无权单方面“打回”选举人票，任何对选票的质疑必须经过立法程序解决。
此外，重新计算或重新提交选举人票并非副总统的职责范围，而是各州的职权范围。各州有自己的法律和程序来管理选举争议和重新认证选票的过程。
总之，彭斯作为时任副总统，在2021年1月6日没有权力拒绝认证选举人票或“打回重新计算”。彭斯副总统的职责仅限于主持计票过程，并按照州提供的认证结果公布最终结果。这一限制确保了总统选举的权力主要由选举人团和各州决定，而非集中在联邦政府或个别官员手中。
看起来，事后来个“宣判”是最容易的。而发现真相，却需要我们拿出一些耐心。如果真的认真，不妨继续假设一个情境，然后往下推演：2021年1月6日，彭斯在国会宣布选举人票的时候，如果他“拒绝宣布”，那么然后将如何往下进行呢？请试着推演一下。这会引发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和法律事件。以下是对这种情景的合理推演。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彭斯拒绝宣布选举人票计数结果，这一行动的含义，以及带来的直接后果。根据《美国宪法》和《1887年选举计票法案》，副总统的角色主要是仪式性的。副总统主持国会联合会议，监督选举人票的统计和认证，最终宣布结果。如果彭斯副总统“拒绝宣布”，这可能表现为以下两种方式。
一是宣布某些选举人票无效。如果彭斯拒绝接受某些州的选举人票，他会试图将这些票从计票结果中剔除，甚至要求这些州重新提交选举人名单。这将直接违反他的宪法职责，因为副总统无权单方面决定选举人票的有效性。二是暂停计票程序。彭斯会以各种理由（例如怀疑舞弊或合法性问题）中止计票，并将争议提交给国会或法院处理。无论哪种方式，彭斯的行为都会立即引发重大争议，国会、法院、公众舆论都将对此产生强烈反应。
其次，让我们看看国会的应对。如果彭斯拒绝宣布选举人票，国会两院有机会采取以下步骤。一是，质询彭斯的决定。根据《1887年选举计票法案》，任何有关选举人票的争议需要国会两院分别表决。如果彭斯试图宣布某些票无效或中止程序，国会将会直接挑战他的决定，要求继续进行认证。二是，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介入。当时的众议院由民主党控制。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有机会要求国会联合会议继续进行，并按照法律程序完成选举人票的统计。三是，宪法危机与司法介入。如果国会陷入僵局，最高法院有机会被要求介入。然而，宪法对副总统的具体行为限制并不明确，因此司法裁决将会涉及重大争议。
接下来，我们看看政治和社会后果。一是，内部党派分裂。共和党内部大概率出现更大分裂。一部分共和党人（如麦康奈尔）有机会强烈反对彭斯的行为，而另一部分支持唐纳德·川普的共和党人有机会继续推动质疑选举结果。二是，公众反应与社会动荡。彭斯的行为会被民主党及大部分公众视为试图推翻选举结果，这将导致更严重的抗议甚至暴力冲突。三是，可能的弹劾程序。国会有机会启动针对彭斯的弹劾程序，指控他滥用职权和违反宪法职责。这将使整个事件进一步复杂化。
最后，我们看看潜在的法律解释。一是，彭斯是否违反宪法？副总统拒绝宣布选举人票将被视为违反宪法职责，尤其是宪法第十二修正案所规定的程序。二是，最高法院的角色。最高法院有机会被要求对《1887年选举计票法案》的适用性或副总统的权限范围做出解释。
总之，在2021年1月6日，如果彭斯拒绝宣布选举人票计票结果，那么将引发宪法危机、党派对立加剧，以及潜在的司法和立法干预。这种行为将被广泛视为违宪，也将导致美国民主制度的严重动摇。然而，在现实中，彭斯选择按照法律和宪法完成了选举人票的统计与认证，避免了更大的混乱和危机。
到这里，我们越来越接近真相了。请再接再厉，我们还需要去明确一个现实问题：在2021年1月6日国会认证选举人票的过程中，如果有议员对某些州的选举结果（选举人票的归属）提出挑战，根据《1887年选举计票法案》，以下是当时副总统彭斯的角色和所需采取的步骤。
首先是挑战的提出程序。挑战选举人票的程序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书面形式：挑战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二是联名支持：挑战需要至少一名众议员和一名参议员联名提出。例如，在2021年1月6日，共和党众议员和参议员对亚利桑那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选举人票提出了质疑。
其次是彭斯的职责。作为主持联合会议的副总统，彭斯的职责：一是接受挑战并中止联合会议。挑战一旦提出且符合条件，彭斯需暂停联合会议。随后，参众两院分开进行辩论和表决。每院有最多2小时的辩论时间。二是宣布表决结果。分别表决结束后，如果两院都同意接受挑战，则相关州的选举人票将被剔除。如果两院意见不一致（例如众议院拒绝挑战，参议院接受），则按照原提交的选举人票计算。三是继续主持计票。彭斯在表决后继续主持会议，按照各州的选举人票结果计算总票数，直至完成所有州的认证。
最后，最要紧的来了——现实中的执行。在2021年1月6日的认证过程中，对亚利桑那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选举人票的挑战均未通过：众议院（民主党控制）否决了挑战。参议院（共和党控制但有多名共和党人反对挑战）也否决了挑战。彭斯按照法定程序接受了国会两院的决定，并继续认证其他州的选举人票，最终宣布乔·拜登赢得总统选举。
这里的重点在于：法律与宪法的限制。副总统作为参议院主席，其职责是执行程序性和仪式性任务，没有实质性的权力去单方面决定选举人票的有效性。因此，彭斯无法在国会认证中自行干预或改变选举结果。这套程序的设计反映了《美国宪法》中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原则，确保选举认证过程受到多方监督，而不是集中在某一人的权力之下。
到这里，我们变得越来越冷静了。一事归一事。观察者先把2021年1月6日选举人票认证过程研究清楚，然后再往前走，继续探究，方能取得真正的成长。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谁背叛谁”的江湖思路上。许多观察者都知道，在过往四年里，看起来彭斯做了一些背刺川普的事情。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线索，顺着这个线索，去发现彭斯背后的捐助者，才是时政研究的正道，方能真正看到为什么彭斯反对川普。
观察时政，有个原则，叫“追踪政治捐献资金的走向就能看清政治脉络”。彭斯的竞选资金主要来自传统保守派捐助者和正在探索川普替代人选的新共和党捐助者。主要支持者包括与卡尔·罗夫和前小布什行政分支人物有关的网络成员，如哈兰·克劳，罗伯特·罗琳，约翰·诺。这些捐助者倾向于优先考虑传统的共和党价值观，包括财政保守主义和制度稳定，而不是川普倡导的“美国为重”或“美国复兴”议程。
价值观的分歧显而易见。虽然川普的议程侧重于“民本主义”和“打破建制派泡泡”，但彭斯的许多捐助者都认同更倾向于建制派的共和党愿景，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川普政策的“打破建制派泡泡”和“保护主义”方面相悖。
至此，我们终于发现了彭斯被排除在川普新一届行政分支团队之外的真正原因了。这个原因，与蓬佩奥被婉拒的原因是一样的——背后捐赠者的价值观与川普的政治议程相悖。正如我在《为什么“反万派”是新“反川派”？》一文中曾写过的：
“万斯在共和党内的敌人个个都自称是里根派，但他们都是哪些人呢？
他们首次当选国会议员是在里根时代之后很多年。2000年首次当选的迈克·彭斯和2004年首次当选的迈克·麦考尔是小布什和卡尔·罗夫的追随者。2010年首次当选的迈克·蓬佩奥是彭斯的门生。2012年首次当选的汤姆·科顿是拜登支持者克里斯托尔的杰作。2016年首次当选的利兹·切尼是她父亲迪克·切尼的宝贝女儿。科顿投桃报李，让克里斯托尔的儿子当了科顿的立法主任，吃上了联邦参议院的公家俸禄。
卡斯帕·温伯格，威廉·凯西，乔治·舒尔茨，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威廉·克拉克，这些在冷战中帮助里根取得成功的政治家现已去世，他们才是真正的里根主义者。”
一位好友继续发出论断：“当时如果不是彭斯煽风点火，没准根本就不会有1月6号国会山骚乱事件。这个事件，陷害了川普四年，还有很多人因此入狱”。这个说法实际上提了一个好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小问题来思考：一是，具体什么是所谓的“彭斯煽风点火”；二是，对这个说法，整体上我们应该如何评价？
先来看第一个小问题：所谓“彭斯煽风点火”，具体指的是什么？此类指责主要来源于彭斯在2021年1月6日前后的一系列表态和行动。批评者认为，彭斯的行为在以下几个方面引发了挺川者的不满，间接导致了国会大厦冲突事件。
一是公开信的发布。在2021年1月6日当天，彭斯向国会发出公开信，明确表示他没有单方面权力否决选举人票或将其退回州议会重新审查。对于一些相信选举舞弊言论的挺川者来说，这一表态被视为背叛了川普的立场。
二是未明确表态支持质疑选举结果。在2021年1月6日之前，彭斯在多个场合保持相对低调，但没有明确支持川普阵营中希望拒绝认证选举人票的呼声。部分挺川者认为彭斯的立场模棱两可，既未完全支持川普，又未试图安抚挺川者。
三是会前压力与争议性声明。在事件发生前，川普和其他共和党人多次公开施压，要求彭斯在1月6日采取行动。虽然彭斯没有直接挑动冲突，但他的公开声明和态度被认为让双方矛盾更加激化。
再来看第二个小问题：对这个说法，整体上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一是责任分析。指责彭斯“煽风点火”，似乎是一种片面的解读。彭斯在宪法框架内明确表示，他的职责是主持国会计票，而非主动更改选举结果或干预州选举人票。这一立场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但在情绪激烈的政治环境下，引发了部分挺川者的不满。
更重要的是，1月6日国会山骚乱事件的深层原因，从目前来看，有更多迹象指向是奥巴马团伙的操控。彭斯的角色更多是在事后成为一些人的替罪羊，而非事件的深层或核心推动者。
二是复杂因素。除了刚才所述的来自奥巴马团伙的深层及核心操控之因素，1月6日国会山骚乱事件的所涉因素相当复杂，还涉及（请注意，不是在说肇因，而是在说因素）：川普及其团队在选举后数月内发出的选举舞弊指控；社交媒体平台对相关言论的传播；当天集会的组织及现场管理失控。而彭斯作为副总统，其行为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挺川者的情绪，但并不能将事件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彭斯。
三是历史与现实意义。将责任归咎于彭斯，就忽略了对更广泛政治生态的理解。1月6日国会山骚乱事件凸显了美国社会的深度分裂和选举信任危机。与其将矛头指向某一具体个人，不如反思整个政治体系和选民情绪中的矛盾。
总之，“彭斯煽风点火”这一说法过于简单化，忽略了事件的复杂性及彭斯的宪法职责。1月6日国会山骚乱事件是深层操控以及表面促因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彭斯的行为更多是按法律行事，而非故意激化矛盾。从更宽泛的角度看，推动解决选举信任危机、缓解社会分裂，才是更重要的议题。
写到这里，我想援引一位朋友对此做出的冷静评价：“如果2021年1月6日彭斯当时不宣布结果，那美国真要大乱了，估计也不会有川普2024年的这次胜利了。当时都是猜测作弊，没有实锤的证据，所以不可能随便推翻结果。彭做的是对的。换个角度讲，彭斯当时拉住了川普，没让川普滑到沟里去，这才有了川普今天的东山再起。”
对这个评价，我十分赞同。川普要复兴美国1776年建国风格的政治，然而，如果一些人总把川普拉低到“谁背叛、谁忠诚”的“江湖作风”，就与川普的初衷背道而驰了。我认为，不妨作个虽不十分恰当但却很值得反思的比喻：正如真正的中国爱国者要先过“仇日”这一关一样，真正的挺川者必须先过“仇彭”这一关。
当选总统川普在赢得第二个美国总统任期后，在几周内组建了内阁，填补了顶级职位，为未来几年推行其议程做好了准备。其内阁成员以“美国复兴”运动的忠实拥护者和对某鹰派居多。川普第一届行政分支（2017年至2021年）曾包括几位与他不曾有过关系的共和党建制派，而这一次，川普迅速组建了一个由在“美国复兴”运动中获得资历的坚定盟友组成的团队。
其中纽约州联邦众议员艾莉斯‧斯特凡尼克被任命为驻联合国大使；前纽约州联邦众议员李修顿被选为环境保护署负责人；前德克萨斯州联邦众议员约翰‧拉特克利夫被选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前佐治亚州联邦众议员道格‧柯林斯被选为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这四人都是2020年川普弹劾辩护团队成员。而川普提名的司法部长帕姆‧邦迪也曾担任弹劾辩护团队的律师，并参与了对2020年选举结果的质疑。
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获得了主掌国土安全部的提名，多年来她一直与川普及其团队关系密切。川普提名的农业部部长布鲁克‧罗林斯曾是川普第一任期内白宫的高级助手，近年来还领导了颇具影响力的美国为重政策研究所。在川普离职期间，该智库致力于推进川普的政治议程。
与此同时，被视为川普新内阁对某鹰派“梦之队”成员的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迈克‧瓦尔兹、福克斯新闻电视主持人皮特‧赫格塞斯等人悉数被川普委以重任，他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某国对美国构成了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在2016年共和党初选期间，卢比奥曾是川普最激烈的竞争对手之一，后来成为川普总统任内的坚定盟友，如今获川普提名担任国务卿。
瓦尔兹被普遍认为是众议院对某国最鹰派的议员之一，他曾提出“我们正与某国某派进行冷战”的论点，曾经公开呼吁美国抵制某届冬奥会，并做出要求调查某派的新冠疫情责任等针对某派的举措。2023年，某派高空球形飞行器事件发生后，瓦尔兹认为某派负责人想通过飞行器向美国发起挑战，并批评拜登行政分支应对软弱。瓦尔兹还曾在2022年到访某地，与某地时任负责人会面，强调某地的战略地位，认为某派意图掌控某地，图谋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袖。11月12日，瓦尔兹被川普提名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赫格塞斯曾在2016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期间先后支持卢比奥、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以及政治新星川普，并从那时起成为川普的坚定支持者。11月12日，川普宣布提名赫格塞斯担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对某派持强硬立场，他曾指出，“某派正在建立一支专门致力于击败美国的军队。”他认为某派海军的规模已不逊于美国海军，致力于开发高超音速导弹技术，威胁到美国的航空母舰。在2024年大选期间，赫格塞斯发表评论，如果民主党的哈里斯当选，某派将看到美国军事力量继续削弱，并认为“某派希望吞并某地，因为他们梦想未来在科技上完全垄断市场”。
在其他重要职位方面，财政部长提名人斯科特‧贝森特曾是民主党捐助者，最近成为川普及其竞选团队的顾问。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伯格姆在2024年共和党初选时曾与川普展开交锋，后来退出并支持川普，最终被提名领导内政部。罗伯特‧小肯尼迪曾致力于“结束政府和企业权力之间的腐败合并”，并以此为目标参加总统竞选，先是竞逐2024年民主党总统初选提名，2023年转而宣布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选，2024年8月23日宣布退出总统选举，转而支持川普，11月14日川普提名小肯尼迪担任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长。
川普的内阁人选表现出了一定的多样性，包括两名拉美裔提名人，一名非洲裔提名人，以及一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提名人。
除了诺姆、邦迪、罗林斯、斯特凡尼克，另有多位女性获得川普提名，将在新内阁担任要职：前联邦众议员图尔西‧加巴德将担任国家情报总监，联邦众议员洛里‧查韦斯-德雷默将担任劳工部长，世界摔角娱乐公司共同创办人暨前总裁、前美国小型企业管理局局长琳达‧麦克马洪将担任教育部长。
尽管目前共和党人在参议院拥有53个席位的多数，但川普提名的15个内阁职位以及其他关键职位的人选能否顺利通过确认程序，尚难以确定。
随着川普新一届行政分支的逐渐成形，此前缠在川普身上的一些恶讼也陆续被撤销。美国一家上诉法院周二（11月26日）驳回了当选总统川普在其机密文件处理案中所受到的指控，此前，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向法院提交了撤诉请求。周二，美国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批准了史密斯提出的撤诉动议，驳回了司法部在机密文件处理案中对川普的指控。这一裁决意味着，在川普正为明年1月20日重返白宫做准备之际，针对他的两起联邦案件都已撤销。
此外，川普涉及的2020年联邦选举案当前也已不存在，实质上，今后也将不复存在。在该案特别检察官周一（11月25日）要求有条件地撤销此案后，主审法官迅速批准了这一动议，将这起联邦诉讼驳回。周一（11月25日），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提出一项动议，要求撤销对当选总统川普的两起联邦起诉案的全部重罪指控。史密斯起诉的案件为，川普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案（也称1月6日案），以及机密文件案。随后，负责推翻总统选举案的联邦法官塔尼娅‧查特坎签署了动议，正式驳回对川普的起诉，共四项重罪。史密斯的办公室在周一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说，它寻求驳回这些指控，以遵循司法部的长期立场，即不能对现任总统提出指控。
有观察者关注一个问题：美国法律允许一个已经被定过罪的人当选总统——这揭示了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呢？如何评价该价值观呢？美国法律允许一个“已经被定过罪的人”参选并当选总统，这反映了对某些核心价值观的深刻承诺，包括民主原则、宪法精神、法治优先以及对个人正当要求的保障。
一是宪法精神与基本正当要求。根据《美国宪法》，担任总统的基本资格只有三项：出生公民身份；至少35岁；在美国居住至少14年。这一条款表明，宪法重视的是总统职位的普遍可及性，而不是排除性。即便一个人被定罪，其基本参选之正当要求仍受到保护，体现了对个人正当要求的深刻尊重。
二是，对民主制度的信任。美国法律未对被定过罪者参选总统作出限制，部分原因在于：1）选举是人民的选择：美国的选举制度赋予选民最终决定权，无论候选人的背景如何，选民都可以通过投票表达自己的意愿。2）政治问责机制：如果候选人的犯罪历史被认为无法接受，选民可以用选票否决其当选的可能性。这一原则反映了对民主制度和选民判断力的信任，而不是让法律单方面剥夺某些候选人的资格。
三是，重视改过自新的可能性。美国社会强调个人的成长与改过自新。历史上，许多公众人物在遭遇挫折或经历刑事指控后，重新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并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这种宽容和接纳的文化使得被定过罪者仍然有机会参与政治生活。这种理念延伸至法律层面，显示了社会对人的潜力和可能性的重视，而非单纯以过去的行为永久定性。
四是，对权力滥用的防范性限制。如果法律规定被定过罪者无法参选总统，这有机会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例如，政敌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蓄意定罪对手，从而排除其参选资格。相反，保留参选权可以减少这种滥用权力的风险。这一安排反映了法治的精巧设计，避免权力被用于削弱民主竞争。
五是，争议与反思。尽管如此，这一原则并非没有争议。反对者或会认为，被定过罪的人担任总统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特别是如果定罪与道德腐败或严重犯罪相关。这引发了对如何平衡个人正当要求与公众利益的深思。
总之，美国允许“已被定过罪的人”当选总统，揭示了深植于宪法和民主制度中的宽容、信任与防范权力滥用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保障个人正当要求、维护民主原则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需要在公众道德与法治之间取得平衡。谢谢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