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亚伦·弗里德曼曾担任财政部高级顾问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高级税务顾问。本文是由译员葛磊从作者于2024年11月13日刊登在“美利坚思想”上的同名文章全文英译汉而来。如想浏览原文，请点击文末左下角“阅读原文”。
与漫画正相反，事实是川普总统并没有轻慢专家，并没有无视专家们的建议。其实在第一任期内，川普甚至过于尊重安东尼·福奇博士这样的人，而实际上这伙人当时已经把行政分支官僚机构拿捏在手里了。但川普总统也征求了斯科特·阿特拉斯博士等专家的意见，这着实值得称赞，而这也惹怒了官僚机构及其媒体同伙。
不管现代政府如何运作，行政分支都是归总统负责的。宪法第二条的第一句话写得清清楚楚：“行政权力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无关乎专家们的专业水平如何，掌握行政权力的永远是总统，而不是行政机构中那些未经选举的专家。之所以总统要经选举产生，就是为了选出一位总统去运用他的常识，同时斟酌专家的建议，最终造福这个国家。
根据宪法，总统和行政分支全都无权颁布法律，只有国会有权颁布法律。但实际上，过往几十年来，总统和行政分支一直在司法部门的签批下滥行立法权。而就在今年，由川普总统提名并获批的最高法院法官已经裁定，行政分支不应获得解释法律的特权，因为根据宪法，解释法律的职权是保留给司法分支的。
即便专家自认为找到了最佳选择，政府也绝不能剥夺美国人的自由和自主选择权。宪法旨在保护我们不可剥夺的正当要求，方法就是对政府的权限作出明确限制。
川普总统清楚地认识到，对于如何配置政府与社会的结构，并不存在一刀切的解决方案。统一治理不应强加于全联邦，亦不应强加给各州。川普这么做，就限制了华盛顿特区的权力，就在一系列问题上让每个州都能灵活选择自己的思路。不同的法律适用于不同的地区。各州是伟大的“民主实验室”，不同的政治决策产生了不同的知识与经验，这会使整个国家获益。
而把所有政策问题一股脑地交给常春藤盟校专家，这些专家的意识形态往往高度统一，政治观点常常大同小异，这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会使美国人本能地产生鄙视。
专家治国理念来自德国的国家理论家，由伍德罗·威尔逊把它们引入了美国。抛弃了美国建国者写在《独立宣言》中的原则，威尔逊倾向于这些19世纪的空想家，他们推崇专家的作用和社会的完善。在威尔逊看来，我们的宪法及其对政府和统治权的限制已经过时，新时代需要新的治理方法。
威尔逊在《新自由》中写道：
威尔逊坚持制定一份“新《独立宣言》”，其中要贯彻达尔文主义原理，还要对联邦的各种劳动力作出区分，但林肯总统则坚持认为，美利坚的基石是《独立宣言》的永恒原则。
在跃进主义者看来，虽然人民仍应被允许投票，但由于专家更了解情况，所以人民不应拥有就政策做出具体决定的权力。权力必须集中于联邦政府。问题是，这么做违背了宪法的宗旨：宪法为了维护自由，将未在文本中列举的权力保留给了各州，并将联邦政府分成了三个分支，对每个分支的权力进行了制衡。宪法对政府权力做出了根本限制，如此一来，就防止了总统纠集顽固的美国人冲向跃进的乌托邦。
此外，在跃进主义观点中，政策不再是对道德的特定理解的反映，而成了需要由专家回答的技术问题，而且专家也理所当然地受着自身价值观的驱动，并不是中立的。国会应该让法律保持模棱两可，将法律的立法权交给行政机器的专家。当法律模棱两可时，法院应该听从这些专家的意见。
“专家”决策出解决方案后，应用过程中一旦出现任何明显困难，都只归咎于方案没有得到正确执行。加之治理之道被认为只有唯一的正确方案，因此每个国家的历史、传统、信仰就全都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必须将权力和权威赋予联合国、世界经济论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国际机构。苏联曾制定过五年计划，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曾制定过五年计划，专家们试图通过这些计划来管理他们的经济。但这些计划却缺乏长远规划。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致力于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来“改变我们的世界”，该议程的部分资金将由全球税法资助 ，将对企业和个人征收最低税。正如威尔逊总统在1914年所说的那样：
专家治国的倡导者指责其他人暴政，这着实讽刺。总统候选人辩论时，在绝望的总结陈词中，哈里斯副总统毫无根据地指责川普是暴君，对此美国人不予采信。正如亚瑟·赫尔曼在《洞穴与光》中所探讨的那样，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要求理论在现实中得到检验，这种世界观通常对暴政起到了一定的缓释作用。相比之下，提倡专家治国的世界观往往会导致暴政。
合众国是与极权主义丝毫不沾边的。但通过宣称“专家已表态”，民主党及其媒体同伙限制和封锁言论自由，这种做法令人十分不安。幸运的是，美国人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做法危及了我们的自由。在民主党的世界观所推崇的政府中，专家统治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而美国人这次之所以投票给川普总统，主要是因为川普拒绝接受民主党的这种世界观。谢谢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