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埃尔默斯与理查兹：《美式极权主义》

托马斯·克林根斯坦为这篇文章评注道：

亚伯拉罕·林肯用这番话为他在1858年竞选美国参议员奠定了基础：“如果我们能首先认识到我们当前的处境与我们要达成的目标，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判断现在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去做。”

今天，美国人需要的正是林肯所呼吁的这种清晰认识。如果爱国的美国人要规划前进道路，就必须了解美国人与美国所面临的挑战。为此，格伦·埃尔默斯与特德·理查兹问道：美国正处于一场斗争之中吗？如果是这样，谁是美国的敌人？敌人想要什么？敌人打算如何得手？

埃尔默斯与理查兹表示，心急如焚的同胞已经呼吁采取较为激烈的行动去反击革命派，而许多保守派之所以对这番呼吁报以谴责，是因为许多保守派低估了这场斗争的危急程度。两位作者认为，觉醒蛮权是一种新兴的极权主义——既是传统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也是21世纪美国独有的极权主义。如果美国人要赢得这场斗争，首先必须明白美国人正处于一场斗争之中。

埃尔默斯与理查兹在开篇写道：【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最著名的一段论述或许就是，他预见到了美国民主发展进程中将会出现专制。然而，由于美国民主的独特性，托克维尔当时在描述时也是含糊其辞的。他无法用语词来命名美国将出现的专制，他说“‘专制主义’和‘暴政’这些旧词并不合适”。他虽然尝试给出定义，但仍表示，就像美国本身是前所未有的一样，美国将出现的专制也是前所未有的。在描述美国沦为专制时，历史先例仿佛理屈词穷了，“民主的人民竟然将遭受压迫，这是世界历史中前所未有的。”  

对他已经隐约察觉到的现象，托克维尔为何如此难以准确描述呢？】

在去年三月转发的美国宪法学家罗伯特‧纳特森所写的《美国宪法的思想基础之三》一文中，纳特森写道：【柏拉图完善了苏格拉底的政治制度分类，并提出较好的政治形式往往会退化成腐败的形式。例如，贵族制会变成寡头制，而民主制会变成专制。】

在三月发表的《美国立国原则之十一》一文中，笔者曾写道：【美国第十一项立国原则简单直白：当美国的大多数人意志一致时，他们有权改变或推翻施行暴政的美国政府。

埃尔默斯与理查兹论述了“独树一帜的美国”，他们继续写道：【美国为后来的所有国家树立了先例。写在羊皮纸上的宪法详细勾勒出美国的新制度，美国是在共和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反思与选择”建立起来的。以前从未有人尝试过这样的实验。此外，美国诞生于十几个州的联邦契约之下，鉴于这些州独特的文化、经济、人口状况，这些州的性质其实更接近欧洲的一个国家，而非国家内部的一个省份。与大多数国家有所不同的是——美国的州仍然经常对美国的联邦制深感困惑——这些州仍然在美国政治的独特动态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建国之初还是今天，美国都是独树一帜的。

除此之外，一群极为优秀的人聚集在一起，审议、投票，并起草一份正式组成新国家的文件，然后将这份文件提交给公众进一步审议、修改、投票，然后再予以采纳，这一想法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时代秩序。

值得赞扬的是，托克维尔意识到了有必要转换视角：“一个全新的世界需要一门新的政治学”。出于同样的原因，建国者们的立国成就必须被视为新事物，因此危及立国成就的危机也将是全新的危机。托克维尔预测，如果专制来到美国，专制将以民主的幌子出现。对这种软性的暴政，他已经看到了迹象：

他们已不再践踏、蔑视人的意志，而是软化、驯服、指挥人的意志；他们已不再强迫人行动，而是妨碍、限制人的行动；他们已不再进行破坏，而是阻止新生事物的产生；他们已不再直接摧毁人的肉体，而是让人精神颓废、意志消沉、麻木不仁；他们俨然把自己当作牧人，而把国民变成了只会干活的牲畜。】

在笔者尝试新译的哈耶克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在第二章论述“乌托邦”时，曾引用托克维尔的论述：【托克维尔1848年就说过：“民主制度扩大个人自由的范围，均贫富主义束缚个人自由的范围。民主制度相信每个人都拥有一切可能的个人价值，而在均贫富主义里，每个人只是个工具，只是个编号。均贫富主义倒是跟民主制度共用了这个词：平等。但请注意，民主制度追求的是平等地看待人们所拥有的自由，均贫富主义图谋的是平等地对人们施加管束与奴役，这个词在两边含义不同。”】

埃尔默斯与理查兹继续写道：【托克维尔认为民主暴政“将更加广泛和温和，它将不会折磨人们，而是会贬低人们”，这一论点具有惊人的先见之明，但这并不是全部真相。因为当然，我们的左派统治阶级所强加的统治同样也有其严酷之处。（我们将在下文中论述这一点。）

显然，CS·刘易斯对托克维尔提出的 “软专制”的观点是很熟悉的。在1949年首次发表的论文《关于惩罚的人道主义理论》中，刘易斯引用了一句如今已被人遗忘的引语来表达“软专制”这一观点。您可能在书中、推特上、脸书页面上，甚至T恤上看到过这句话。刘易斯写道：

“在所有暴政中，真诚为受害者谋福利的暴政可能是最令人压抑的。比起生活在无所不能、道貌岸然、好管闲事的人的统治下，生活在强盗贵族的统治下甚至还要更好些呢。强盗贵族的残忍有时可能会暂停，强盗贵族的贪婪有时可能会得到满足；但那些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折磨我们的人则会无休止地折磨我们，因为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他们的心安理得。”

刘易斯设想的暴君，既不是用机关枪加酷刑也不是用恐吓监禁去征服人民，而是用微笑加改善公共福利的完美计划来征服人民。詹姆斯·普洛斯曾把这种暴君现象精妙地称为“左倾警察”，而这种暴君现象的盛行是任何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的。】

在九月发表的《为什么相比转到民主党，远为更多的美国官员转到共和党》一文中，笔者写道：【原因之三是经济保守主义的上升。在经济议题上，共和党通过支持低税率、企业友好政策和减少监管，吸引了许多对民主党社会福利政策感到不安的官员。特别是在面对财政赤字或公共开支问题时，共和党的小政府理念在一些州显得更加吸引人。】

埃尔默斯与理查兹论述了极权主义在美国已经呈现出来的一些事实情况，他们继续写道：【一是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几乎每天都有“封杀言论”的例子，以及网络匿名鼓动的恶意谴责。一个人很容易因为说错话而丢掉工作，这自然会导致人们隐藏自己的信仰。这难道不就是教科书上已经定义过的“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吗？如今，一半的大学生表示，他们不会在课堂上分享自己的所有政治信仰，因为害怕遭到反对。无论是在“彩虹族”问题上正式发表立场，还是最近在外国冲突（选俄罗斯还是选乌克兰，选以色列还是选巴勒斯坦）中表达对一方或另一方的支持，一个人一旦对这个蛮权是否遵循信仰行事而表达出质疑，那么结果就可能会对这个人的职业生涯甚至人身安全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有时影响更为直接，例如，一些异见人士被剥夺了获得必要法律资源与财政资源的正当要求。仅举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小例子，许多企业都深深地感受到了被强迫——被强迫去悬挂支持彩虹一族的骄傲旗帜或悬挂某些外国国旗，被强迫去展示“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标志，以及被强迫去用其他方式表达公众对主流政治文化的服从。

美国的许多强制性的意识形态源自所谓的“群体配额制度”。顾名思义，该制度存在的主要目的是去追求“社会全面均等”这个无法实现的目标。各种形式的平权行动最能体现该制度的运作方式。因为“经济状况之平等”（托克维尔术语）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所以群体配额制度必然会按照其意志去扭曲现实。就业和教育这两个制度是美国历史上理所当然的精英管理制度，而正是由于人们试图通过法令去实现各种各样的“结果均等”，从而腐蚀了这两个制度，其后果可想而知。对企图在航空等领域实现“结果均等”，人们就已经表达了强烈的担忧，因为考虑到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命安全，航空业本来就应该并且应该继续彻底地毫无保留地实行精英管理。

为了大力发展群体配额制度，蛮权就必须证明美国是“系统性种族主义国家”，并以这种判定对美国公民进行再教育。那些不服从的人将受到各种直接的和间接的惩罚，包括上面列出的那些。群体配额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人口结构，而平权行动、再教育、对异见人士的惩罚还不足以实现这一最终目的，因此蛮权还笑纳了数以千计的非法流民来促使美国的人口结构发生改变。群体配额制度是强制性的，因为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它的影响都无处不在。人们无法选择不参与其中。】

在笔者于十一月翻译发表的《美国仍处在斗争当中》一文中，原文作者托马斯·克林根斯坦写道：【让我重复一下我经常提出的观点：美国正处于一场斗争之中。也许这个观点最重要的部分是理论性的：在今天的美国，存在着对正义的不同理解。他们一方认为，公正的社会是建立在群体配额（社会正义）的基础上的。而我们一方则认为，公正的社会是建立在个人功绩（美国正义）的基础上的。这两种理解是不可调和的。你在录取人们上大学（或其他任何学校）时，不可能既按照群体配额来，又按照个人功绩来。只能二选一。】

埃尔默斯与理查兹继续写道：【二是独裁领导人的一党专政。几年前，安杰洛·科德维拉等敏锐的评论家就已经将统治阶级称为“一党制”了。这个名称本身就相当容易理解，许多人都能看出：在大多数重要的事情上，美国的两大政党已经达成了一致。国家领导权从一个政党手中转移到另一个政党，仅仅在审美与重点上有些变化，在根本目标上却没有变化。这方面有明显的例子，也有隐晦的例子。例如，对乌克兰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国会两党共同关心的议题。此外，在当前进行的性别革命的议题上，民主党和共和党现在也基本达成了一致。按照两党的这种思路，就一些人发出的最新的、最极端的对不受约束的主观“价值观”的新要求而言，比如变装皇后故事会、对未成年人的“性别肯定照顾”等，共和党可能会公开表达反对。然而，共和党在全国范围内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历来倾向于通过演讲、弃权投票、各媒体的公开宣言进行言辞抵抗。然而，言辞抵抗并不意味着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措施就停止实施了，言辞抵抗只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表现，因为没有任何行动来支持这些言辞抵抗。

被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表面区别所掩盖的是，美国真正的“执政党”已经是首都华盛顿特区、好莱坞、华尔街、媒体、基金会、安全机构等构成的政治与文化统治阶级——它不仅通过说服力与舆论力（如上文第1项所述）来强加其意识形态偏好，而且通过对所有主要权力机构的控制来正式地和有力地强加其意识形态偏好。2020年所谓的“爱之夏”骚乱表明，当这些力量为了共同的、僭越法律的目的而组成一个团伙时，它们会造成多么严重的破坏。】

在笔者于十一月翻译发表的《美利坚平等的中间道路》一文中，原文作者丹尼尔·J·马奥尼写道：【对于今天的跃进主义空想家们来说，一句“白人至上”就定义了美利坚的特征。他们认为，传统的美利坚平等观本质上是种族主义。在他们的观念里，美利坚没有“期票”可以兑现，因为美利坚的原则与实践从未包含、也永远不会包含道德基础，因而不会为公民提供希望。这种狂热的均等主义背后隐藏着绝望与否定。事实上，新的种族主义寡头妄图将自我厌恶变成一种公共哲学，变成一种新的国家信条。

但是，对“有色人种”以及更广泛的美国人来说，这种充满仇恨的信条能给他们带去什么希望呢？当年轻人被灌输忘恩负义的思想，被剥夺了爱国的任何理由时，我们能保住一个自由的共和国、一个由相互负责的公民组成的社会吗？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值得保卫，我们又如何能保卫自己免受某国等敌对国家的侵害呢？这种自我憎恨不会带来任何持久的计划，只会导致公民的解体和意识形态的暴政。（译者注：这里用“某国”代替了原文。）】

埃尔默斯与理查兹继续写道：【三是政府垄断了资讯。（除了最近比较显著的伊隆·马斯克的社媒X之外），各大社交媒体平台都与美国政府狼狈为奸，甚至甘愿在选举期间压制那些揭露政府丑行的报道，例如掩盖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丑闻，不允许对2020年大选结果或反疫苗情绪等异议观点进行一定程度的“质疑”，并对政府认为的言论有害的个人进行无限期封禁。虽然这些媒体巨头全都不是政府“所拥有的”，但这些私人媒体机构的身上却沾满了美国专制蛮权无法擦除的印记。甚至以上这些论述都还没有涉及众所周知的传统大众媒体所持的偏见。即便所有这些新闻机构并不属于同一个拥有者，就像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福克斯新闻就各自属于不同的拥有者，但所有这些新闻机构全都是密切勾结的。请再思考一个奇怪的现象：全国各地的地方新闻媒体全都鹦鹉学舌般地重复着相同的语言。在大多数大型组织中，与党派观点相悖的独立思想最终会被完全压制，塔克·卡尔森和唐·雷蒙遭到解雇就是这方面的明证。我们的政府直接或间接地勾结新闻界，或我们的新闻界直接或间接地勾结政府，这都让宪法之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保障既显得古里古怪，又丧失了信用。】

在八月发表的《为什么这次美国大选关乎的不止是候选人，而是意识形态》一文中，笔者写道：【跃进主义教条是一种激烈的文化均贫富主义哲学，其主要内容是：（1）要求所有政策、资源、机会都按照以“种族、性别、性取向”为中心的“压迫者与受害者”的蒙昧观点进行分配；（2）认为儿童应由国家进行监护，应由教育者灌输思想，父母仅进行身体照顾；（3）压制宗教，认为宗教是均贫富主义空想家所描述的“人民的鸦片”；（4）将绿色议程、“多元-平等-共融”、罪犯的权利置于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司法程序、请愿权之上。跃进主义者否认“伊斯兰国”和哈马斯是恐怖分子；反对以色列的自卫权，因为犹太人是“压迫者”；并认为儿童可以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选择不可逆转的变性手术。】

埃尔默斯与理查兹继续写道：【四是政府垄断了武力。《理性》杂志2023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

国防部以外的103个联邦机构共计“花费了37亿美元购买枪支、弹药、军用装备”（所有的数字均根据通货膨胀进行了调整）。在这103个机构中，有27个是“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下属的传统执法机构”。

而剩下的76个机构——包括环境保护署、国税局、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在内——是没有直接执法权的。正如报告所说，“现在拥有逮捕权和持枪权的联邦探员达到了20万人，比美国海军陆战队的18.6万人还多。”

毫无疑问，行政分支的下属机构的军事化是值得警惕的。

尽管美国《正当要求法案》中明确规定了“持枪权”，但最近该法案的适用范围却受到了质疑。最高法院刚刚维持了伊利诺伊州对半自动武器的禁令（这里的半自动武器指：任何无需扳机即可开火的武器，如大多数手枪）。其他州的枪支法律固然要自由得多，但是以期在全国对枪支的获取与使用实施更严格限制的政治运动仍在继续。国会正在考虑全国范围的“攻击性武器禁令”，这一立法偏好表明了事态的发展方向。在一些州，个人可能会因保护自己或他人免受家中或家外的袭击而入狱。政府已经十分接近实现对合法武力的垄断了。

2023年4月，乔·拜登曾坦率地表达了统治阶级的态度，当时他对“武装的公民是捍卫自由的最佳方式”这一观点加以嘲笑：“如果你想与政府作对，那么你就需要拥有一架F-16战机。因为仅仅拥有AR-15步枪是远远不够的，要想与政府作对，你还需要其他武器。”】

在三月发表的《美国立国原则之八：人人享有与生俱来正当要求》一文中，笔者写道：【美国人认为人有两种正当要求：一种是天然的正当要求，谁也不能剥夺，任何政府都不能制定一个法律去剥夺这样的正当要求。

另一种就是法定的正当要求，这不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驾驶车辆的正当要求，你得学会开车，考核合格了，取得了驾驶执照，你才能开车。再如打猎的正当要求，你得取得持枪证，符合打猎的许可，在某些允许打猎的地方去打猎。你不能说我生来就有打猎的正当要求，拿个枪到哪儿都打猎。类似这样的正当要求，就叫做法定的正当要求。】

埃尔默斯与理查兹继续写道：【五是秘密警察追捕异见人士。分布在数十个官僚机构的联邦武装特工数量惊人，拥有巨大的调查权力。许多人可以进入秘密的“外国情报监视法法庭”，该法庭允许私人以站不住脚的“情报”为由签发逮捕令和扣押财产。在竞选期间，唐世领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调查和监视，这是奥巴马行政分支的要求，并得到了外国情报监视法法庭的许可，调查依据是臭名昭著的“斯蒂尔档案”，该档案的主张还支持调查想象中的唐世领“与俄罗斯勾结”。此外，最近还有一个相当明显的趋势就是，不太专业的执法程序正在变身为政治迫害。在此类案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司法部和几个州的地方执法部门以无法言说的理由起诉了前总统唐世领。反对上述“一党专制”运动的全国领导人遭受如此迫害并不令人意外。然而，对1月6日事件被囚禁者的处理则是另一回事——蛮权手下的不公正执法者们对异见人士的迫害仍在继续，并且正在升级，这是令人震惊的。最近，正如拜登总统上述关于F-16战机的观点，一名“1月6日事件”的嫌疑人被新泽西州军事化、政治化的联邦调查局用特警和坦克追捕。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甚至在塔克·卡尔森的新节目中出现过，就是最近对挺唐者道格拉斯·麦基的起诉，麦基因在网上发布关于2020年大选投票的不雅笑话而被判入狱7个月。

这些迫害行为全都可以归因于强制推行美国强制性的意识形态的群体配额制度。蛮权企图永久改变美国，而上述迫害行为就是蛮权在惩罚那些抵抗蛮权的人。唐世领遭受的打击最为公开，因为蛮权试图（并且正在寻求）阻止他获得并运用权力。】

在笔者于十一月翻译发表的《当恶讼穿上良讼的画皮》一文中，原文作者、前检察官蒂莫西·哈克写道：【这个蛮权对待言论与行动，只要是它反对的，它就会尝试去查封禁止，已经持续尝试了数十年，并已接近完成。一旦完成，以迫害政敌为目的的恶性诉讼将穿上画皮，摇身一变，成了良性诉讼。届时，政治迫害将严格按照白纸黑字的诉讼程序来进行。在检察官、原告、政府官僚的手里，法律程序将执行得天衣无缝。只要被告人还能承受得了，那么法院就会把每一项正当法律程序强行对被告人施加一遍。事实上，引用曾教过我的一位法学教授的话，我们几乎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的国家就像地狱一样，“充斥着律法，正当法律程序执行得天衣无缝”。】

埃尔默斯与理查兹继续写道：【六是中央经济计划。众所周知，民主党中很大一部分年轻先锋队（由他们年迈的英雄伯尼·桑德斯领导）希望将社会主义带到美国。两党中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对自由企业和资本主义的好感度正在下降。民主党不断想出一些新方法来试图将工业国有化。奥巴马执政期间，医保和福利增加，拜登执政期间，推出了学生贷款减免和全套“拜登经济学”政策。最后，在新冠疫情期间，财富与市场从小型独立企业与个人转移到大型企业集团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任何想要得到救济的人（甚至一些本不需要的人）都会以“直接付款”的形式反复收到数千美元的邮寄款项，以在疫情期间获得救济。此外还有，政府对工业进行救助，社会保障被耗尽，国家增强对经济的监护，等等诸如此类。多年来，经济一直以各种形式进行着国有化。】

在笔者尝试新译的哈耶克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在第二章论述“乌托邦”时，曾写道：【近些年再次清晰地听到了那种由来已久的疑惧之声，即均贫富主义将导致始料不及的后果，而且发声的是人们从没料想到的一些人士。陆续有评论家惊讶地发现，“法西斯主义”治下和“官营均分主义”治下的社情在许多方面惊人相似，而他们原本设想的是发现两者的显著差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官营均分主义暴政和法西斯暴政兴许就是同一类思潮的产物，而英国等国的“跃进”人士们还在自我安慰地认为它们代表完全相反的两极。弗拉基米尔的老朋友马克斯·伊斯特曼先生说他不得不承认：“跟法西斯主义比起来，约瑟夫主义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糟糕，更加无情，更加野蛮，更加不公正，更加不道德，更加反民主，人类的任何善良愿望和道德感召都无法拯救约瑟夫主义”， “应该把约瑟夫主义称作极端法西斯主义”。更完整地听听这位伊斯特曼先生的其他证词，我们将认识到他的结论包含着更为深广的意义。伊斯特曼先生还承认：“约瑟夫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实现此目标的其中一个步骤需要依靠国有化和集体化手段，没想到这些手段不可避免地催生了约瑟夫主义这个政治伴随物。从这个角度上说，约瑟夫主义正是均贫富主义。”听到伊斯特曼先生的这些证词，连官营均分主义者都会感到不寒而栗的。】

接下来，埃尔默斯与理查兹论述了一些甚至连托克维尔都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他们继续写道：【马丁·海德格尔、列奥·施特劳斯、温斯顿·丘吉尔、米歇尔·福柯等思想家都注意到，20世纪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技术令人震惊（且令人担忧）的发展。在与法国斯大林主义者亚历山大·科耶夫的长期激烈辩论中，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设想了一个由“普世暴君”统治的科学全球政权的出现。

由于征服了自然，并且毫无掩饰地用怀疑与恐怖取代了法律，普遍的、最终的暴君几乎可以随意使用无限的手段来搜寻和消灭思想方向上最微小的尝试……最终到来的将是普遍同质性的国家，这将是地球上哲学的终结。

至少有三种明显的当代现象可以描述21世纪正在兴起的极权主义，这些现象不仅出现在美国，而且出现在世界各地。

一是全球精英。左派分子对“国本主义nationalism”的攻击实际上意味着，左派分子将美国的利益与独立置于由全球精英统治的国际秩序的掌控之下，而美国的主权在这种秩序中将变得无足轻重。那些乘坐私人飞机飞往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人有着共同的观点和利益，而这些观点和利益远远盖过了他们与同胞之间的联结。

拜登行政分支对墨西哥实施了开放边境政策，这明显表明了这种放弃国家主权的行为。美国边境特工已经发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通过这个不受控制的入境点涌入美国，仅2023年一年就有2.8万名某国人涌入。（译者注：这里用“某国”代替了原文。）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其他国际机构如何利用新冠疫情来加强全球统治阶级的威权与控制力。正如《克莱蒙特书评》最近一期所讨论的那样：

2023年5月，洛克菲勒基金会宣布与世界卫生组织位于柏林的流行病情报中心建立新的数百万美元合作伙伴关系。这笔资金旨在加强国际协调，将气候变化视为公共卫生危机。即使对这种“协调”做出最温和的解释，这种“协调”也揭示了：国际统治阶级和美国人民对“公共卫生”概念的理解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

这些情况证实了许多美国人的担忧，即左派统治阶级并不真正关心保护美国公民自然而然的正当要求。所有不认同觉醒议程的人都被视为“可悲的人”——事实上已经成了蛮权眼中本质上非法的或潜在的“叛乱分子”，成了不忠于“美国的”（即“蛮权的”）民主。

全球精英这一社会特征或人口特征，代表着新型极权主义的部分特征。

二是大众社会与专家控制。虽然马丁·海德格尔是一个政治判断力很差的人，但却对技术如何影响人类生活持有较为敏锐的批评态度。1955年，海德格尔写了一篇较为敏锐的文章《论思维》，他在文中表达了担忧：我们即时获得无限的娱乐、信息、交流，这正在破坏当地社区发展出的真实人际关系。海德格尔称此为“精神上的无家可归”。他写道：“现代技术中隐藏的力量决定了人与存在事物的关系。这份隐藏的力量统治着整个地球。”

温斯顿·丘吉尔是政治判断力较强的人，几十年前，他已经注意到并提出了“现代生活的大众效应”。丘吉尔问道：“我们的事务不是越来越多地通过大众进程来解决吗？至少在整个英语社区中，现代条件不是不利于杰出人物的发展及其对事件的正向影响吗？”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我们中间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集体化进程。我们早就看到过旧的家族企业，在这种企业中，老板与工人直接接触，但这种家族企业正被彻底消灭或正被强大的公司吞并，而这些公司又被非法联合的庞大的企业组织所吞并。”

我们正在目睹独立人士数量的大幅减少，这些人士虽然人数不多，但有一定地位，如果他们以合理的审慎方式处理自己的事务，就无需在法律上受到任何人的许可。 

在美国，这种个人主义的丧失和政府控制的大幅增加被称为“行政机器”（the Administrative State）。如今，由自封的技术专家组成的庞大的联邦官僚机构几乎监护与管理着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美国第一位跃进主义（progressive）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说法，现代“大众生活”的规模意味着旧的宪法限制已经过时。正如政治学家佩斯特里托（ RJ Pestritto）所解释的那样，威尔逊认为现代政府需要：

“一个由专家组成的专业阶层，而不是一群利益狭隘、相互竞争的政客，来处理现代国家的复杂事务。有反对者提出质疑，说将这种自由裁量权委托给行政人员可能不符合宪法的权力分配原则，对此威尔逊回应说，行政原则和宪法原则截然不同，因此，宪法限制不能轻易适用于行政权力的行使。例如，宪法的制衡原则妨碍了效率，不应适用于行政权力的行使。”

大众社会与专家控制是新型极权主义在制度方面的特征。

三是后现代主义与“建构”起来的真理。正如我们在最近几位常春藤盟校校长的证词（以及前哈佛大学校长克劳迪娜·盖伊因剽窃指控而被迫辞职）中看到的那样，当今学术界的真相是难以捉摸的。赤裸裸的反犹太主义和对哈马斯恐怖主义的荒谬赞美让一些人感到震惊，包括让一些知名捐赠者都感到震惊，但事实上，美国的精英大学与西方文明已经交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也许对普通人来说最为感到奇怪的是，这种对西方文化遗产的拒绝竟然包括了拒绝客观真理的概念本身。用最近一篇学术论文的话来说，“只有将西方科学从其神坛上推翻，并以文化的方式加以理解，西方科学方能与其他科学在同一层面上进行互动。”而将西方科学从其神坛上推翻，需要做些什么呢？

 “因此，科学去殖民化就意味着，要消除西方科学过去和现在对其他同样合法的认知方式的种族主义霸权与殖民霸权。”

这种对客观真理的怪异攻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几十年前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或许对此进行了最深刻的阐述。他解释说，真理实际上是他所谓的“权力与知识”叙事或构造的产物：

“我们受制于通过权力创造真理，而我们只有通过创造真理才能行使权力……权力永远不会停止对真理的质问、盘问、记录：权力使追求真理的行为制度化、专业化，并给予回报。归根结蒂，就像我们必须创造财富一样，我们也必须创造真理，而其实我们也必须创造真理，方能创造财富。”

这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可能显得荒谬，但它却是我们精英大学的主流信仰。更糟糕的是，它的影响现在已经延伸到整个权威舆论网络所宣扬的压迫性的意识形态。最初在学术界作为一种边缘信仰，现在已经以“多元、平等、共融”培训的形式传播到企业界甚至传播到军队。根据这种官方宣传，系统性的白人霸权强调种族主义（但武断）的“价值观”——例如正当程序、科学客观性、人类分为男性女性——必须被取代或被“去殖民化”，用反映政治上更可被接受的“真相”的新叙事来取代。

那么，谁来决定新的真理呢？正如福柯所解释的那样，权力决定真理。如果您有时想知道为什么左派如此狂热地追求政治权力，并且似乎对危及他们既定威权的任何事物都感到抓狂，那是因为他们相信权力确实塑造了现实（无论在我们中的一些人看来这是多么地疯狂）。

后现代主义与“建构”起来的真理是日益增长的极权主义的理性方面的特征。

埃尔默斯与理查兹总结道：

【我们上面概述的简短论述与例证，可以很容易地扩展到包括许多例子，它们足以表明，结合了旧元素与新元素的新型暴政的危险性是相当真切的。这种日益增长的独裁主义不仅威胁着我们的政治自由，甚至威胁着我们的思想自由，而阻止这种独裁主义还为时不晚。然而，这需要我们诚实地面对形势的严重性。

政治学家约翰·马里尼在2018年提出的观点至今依然正确：

“美国人民是否理解或将逐渐理解，自己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公民，还是理性全球秩序的行政主体，这还有待观察。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人民是否已经变得十分依赖行政机器，以至于推翻既定秩序已经变得不仅困难，而且已经变得不可取。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出现，那么政治自治与个人自由就将不再是美国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