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wlicka-Deger, U. (2021). Place matters: Thinking about .Arts and Human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3), 320-338.
作者：Urszula Pawlicka，Wellcome Trust 发现研究计划的研究经理
赵祥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摘译
编者按：与科学研究中对实验室和研究场所的深入探索不同，人文学科对自身实践所依赖的场所与基础设施缺乏系统性的反思。然而，随着数字人文学科的兴起，人文学科的研究模式正在经历深刻转型，协作、实验和技术驱动的实践正成为新趋势。这种变化呼唤对学术空间的重新设计，以适应跨学科合作、知识创造和文化创新的需求。本文提出了一个系统框架，帮助理解场所如何成为人文学科知识创造的催化剂，并通过设计与文化的结合推动学术社区的形成。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学研究逐渐将关注焦点转向实验空间与知识生产场所。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是Latour和Woolgar于1979年出版的《实验室生活》（Laboratory Life）。随后，Cetina（1981）、Galison（1999a, 1999b）和Livingstone（2003）等学者进一步深化了这一领域，探讨了空间与科学知识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核心问题是“空间如何塑造科学研究与学者身份”。
尽管科学空间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人文学科的空间思考却相对稀缺。我们很少像Galison和Thompson（1999）提出的“科学的建筑”（architecture of science）那样，系统地思考“人文学科的建筑”（architecture of humanities）。传统观念认为，人文研究并不依赖特定场所，能够在办公室、图书馆、咖啡馆甚至家中独立完成。这种观点源于人文学科实践通常较少依赖特殊设备或资源。然而，这一看法不仅过于简单化，也未能反映人文学科实践的复杂性。事实上，人文学科的研究虽以独立工作为主，但始终发生在受制度、地理和社会文化因素深刻影响的特定空间中，这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场所在这一领域中的角色，并批判性地评估我们为研究人员提供的知识生产条件。
二、理论框架：关于场所和空间的跨学科探讨
场所与空间的研究涉及现象学、认识论以及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根据Relph（1976）、Agnew（1989, 2011）、Lefebvre（1991）和Harrison与Dourish（1996）的定义，场所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物理位置，涵盖了结构、物质性、文化表征及社会行为。相比之下，“空间”则是一个更抽象的概念，可以是非物理的，如地理空间或数字平台。Harrison和Dourish（1996）认为，空间是一个构建场所的机会。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1991）中提出了社会与空间交织的三种方式：第一，“社会的空间实践”，即所有日常实践和行为都嵌入特定的时空背景中；第二，“空间的表征”，由规划者或专家以符号化的方式（如地图或模型）构想的空间；第三，“表征性空间”，由普通居民通过生活经验占据并塑造的空间。Agnew（2011）进一步提出场所的三个方面：空间中的地点、社会互动场景以及特定地方的认同感。
在高等教育中，学习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学与建筑视角下，并通过Savin-Baden（2008）、Klein（2010）、Boys（2011）以及Friedman与Worden（2016）的研究得以深入探讨。如Savin-Baden（2008）指出：学习空间是“思维交汇之地，在那里，原本分散的思想与理念在某种日常生活的悬置中开始凝聚。这样一个空间中，教师会意识到他们对于学习、教学、知识及身份的认知正在受到挑战，并需要对此作出回应。”此外，该文还识别了几种常见的学习空间类型，包括“物理空间”、“用于对话与辩论的社会学习空间”以及“用于讨论的数字空间”。
三、对人文学科空间的讨论
人文学科的思想发展依赖于特定的场所、时间与结构，例如人文学科中心、图书馆、研讨会和工作坊。然而，学者们对自身工作条件与基础设施的反思却长期不足。Svensson（2016）指出，这种忽视源于多方面原因：一方面，基础设施通常被视为科学、技术与工程领域的特性，人文学科往往倾向于将其作为批判对象，而非自身实践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人文学科被认为缺乏想象和实施基础设施的能力。受这些观念的影响，人文学科在空间建设上显得被动，未能充分认识基础设施对知识生产的潜在价值。
Foka等人（2018）通过对HUMlab实验室的研究揭示，实验室不仅是技术支持的物理场所，更是促进社会互动和跨学科合作的催化剂。然而，虽然Svensson（2016）倡导人文学科基础设施的创建与概念化，但学者们对自身物理与组织结构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动力依然不足。不过，近年来学者们以学术组织、图书馆和社会-物质条件为主题，正在推动人文学科基础设施和场所的讨论（Fraistat, 2012; Maron and Pickle, 2014; Nowviskie, 2012; Wilson, 2020; Pawlicka-Deger, 2020）。
四、重新设计人文学科实践空间
“数字化”常常被视为一种去物质化的过程，但空间在支持数字人文学科实践中依然扮演着关键角色。人文学科借鉴科学实验室（强调实验和仪器密集型研究的模式）、创客空间（工程领域用于设计和操作模型）以及工作室（艺术领域的创作模式）等场所模式，设计出适合自身需求的新型空间。这些场所强调开放性、实验性和协作性，例如哥伦比亚大学于2013年创建的Studio@Butler，其目标是通过灵活的空间设计促进学术对话与跨学科合作。正如其设计理念所体现的：“学术图书馆不仅支持个人批判性阅读，还为社会化、协作性的研究活动提供条件。”
场所的设计与命名同样反映了学术使命的变化。例如，耶鲁大学将传统图书馆中的“保留书阅览室”改建为“Franke家庭数字人文学科实验室”，标志着从传统研究模式向数字化学术实践的转型。该实验室包含灵活的工作空间、专用的高性能计算区域以及独立工作站，专为协作和技术驱动的研究提供支持。同样，谢菲尔德大学的数字人文学科研究所通过更名突出了数字化的重要性，生动地体现了学术身份与未来方向的深度联结。
五、结论
正如Galison（1999a）所言，建筑是科学身份转换的活跃参与者。那么，新空间的出现——如实验室与创客空间——又如何重新定义我们对人文学科的认知？首先，新空间为人文学科带来了全新的视角，使其在社会-物质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重新审视（Foka，2018）。其次，基于Livingstone（2003）的研究，学术知识的情境化成为进一步探讨的重点。新型场所为揭示人文学科知识与制度、社会文化环境的交织关系提供了重要契机。第三，实验室与创客空间推动了新实践的兴起。这些实践从孤立走向协作，从传统的文本创作转向“造物”（如数字集合的建立），从不依赖场所的活动转变为与场所紧密相关的过程。
尽管空间在知识生产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社区与文化等其他因素同样不可忽视。正如Svensson（2016）指出：“围绕某一场所和机构所建立的文化至关重要。此外，即使是设计精美的实验室，如果缺乏人，也毫无意义。人可以根据目标和愿景塑造空间，即使条件并不理想。”当然，设计空间可能并非人文学者的核心专长，但对基础设施、政策以及现有条件的批判性“解读”应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的空间变革背景下，人文学科的“建筑”问题恰逢其时。通过深入思考与实践，我们有机会重塑学术场所的功能与价值，为未来的人文学科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