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研究丨教授职位的流动性和不平等:美国社会学的案例

文摘   2024-11-18 07:37   中国香港  


Roscigno, V. J., Lee, E. M., Hurst, A. L., Brady, D., King, C. R., Abraham Jack, A., Delaney, K. J., McDermott, M., Muñoz, J., Johnson, W., Francis, R. D., Warnock, D., & Weigers Vitullo, M. (2023). Mobility and Inequality in the Professoriate: How and Why First-Generation and Working-Class Backgrounds Matter. Socius, 9. https://doi.org/10.1177/23780231231181859

摘译:赵祎飞(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校对:俞凌云(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一、问题提出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处于劣势地位群体的社会流动是学者们重点关切的议题,有关第一代大学生和工人阶级的讨论常伴随着对社会再生产的批判。出身不利的个体拥有更少的社会资源,在求学和工作流动中往往遇到更多阻力与不公平。对此,学界对弱势学生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不同种族、阶级、性别学生的流动情况均被广泛讨论。然而,对学者而言,他们的出身背景是否会影响其职业发展?既有研究发现不利的社会出身会促成入学机会不平等。那么,对已经获得职位、实现阶级攀升的弱势背景学者而言,他们过去的教育经历是否会持续产生影响?如果会的话,又会以什么方式对学者产生影响?

    基于这一好奇,本研究关注学者职业流动的问题,追踪了工人阶层和第一代大学生背景的学者在学术职业中的流动性,以及流动过程中的不平等经历。

二、研究方法

    鉴于社会学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以及大多数社会学系和专业协会对多样性的追求,本研究假设社会学领域教职人员的背景可能更具多样性,能为检验流动性和社会不平等提供丰富的资料。

    为保障样本数量,研究选取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SA)于2019年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统计数据,择取其中982位学者的数据。这些学者分布在美国50个州,隶属于不同类型和地位的机构(包括公立和私立大学,以及“名列前茅”和榜上无名的社会学项目),在学术职业序列中处于不同位置,并且获取博士学位的年限各异。

    研究还采用开放式问答法收集数据,以对量化数据进行补充。被访者会被问到是否认为个体社会经济背景会对他们领域内的成功或包容性产生影响。若被访者认为有影响,他们将会被进一步询问原因。约有450位受访者对这一开放性问题进行了回应。

    资料处理共分为两个部分。首先,研究关注来自工人阶级和第一代大学生背景的社会学学者在教育和职业轨迹上的表现,并将其与背景较优势的同辈进行比较。具体而言,研究聚焦学者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背景,并重点讨论这些背景对学者在“前20”和“前50”院校中就业的影响作用。其次,研究探讨了薪酬和经济不稳定、专业地位,以及孤立感的影响作用。对这些潜在不平等结果的分析说明了第一代大学生和工人阶级背景的相对影响,以及进入或离开高声誉院系的流动性和控制因素(如职级、专著和发文量)可能发挥的作用。在整个分析过程中,研究还引用了有代表性的质性材料,以突出这种不平等对教职人员日常生活的影响。

三、研究发现

(一)教育路径与职业发展的差异

    研究发现,弱势地位学者在顶尖院系的代表性较低,其部分原因在于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入学机会不均衡。第一代大学生和工人阶层背景学者于本科就读精英院校、进入20”50”社会学研究生项目的概率更低。那么,第一代大学生和工人阶层这两种背景是否存在差异?为回答这一问题,研究者们分别纳入第一代大学生和工人阶层两种背景,将本科就读私立院校作为预测变量,进而比较这两种背景的影响强度。结果显示,第一代大学生和工人阶层背景对学者受教育情况的影响均为显著,尽管第一代大学生的影响稍强,但两个背景之间存在较大重叠,难以完全区分其影响。

    这些差异在学者求职时再度显现,第一代大学生和工人阶层背景学者更难进入高地位的学术职位。测算模型显示,受制于现存系统性的教育流动和层级化的资历体系,第一代大学生学者获得“前20”院系职位的可能性更低,而第一代大学生和工人阶层背景均削减了他们进入“前50”院系的机会。

    不平等和排斥几乎嵌入了教育路径和教授职业的准入机制中,这一点在质性访谈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以下是部分受访者的叙述:

    “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通常来自公立大学,因此他们进入更高声望项目的机会大大降低……这最终影响他们所在博士项目的声望及未来的就业机会。学者背景是影响本科成功的关键因素,这决定了个体能否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本以适应大学环境,这也影响到其之后研究生入学的竞争力。”

    “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着个人就读学校的机会和资源、家庭和朋友的文化知识、个人对教育的文化理解以及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抗逆力。即使在获得博士项目资助的情况下,我仍怀疑贫困或工人阶层背景的学生能否承担得起,尤其是在生活成本较高的地方。即使有资助,他们也可能承担高额的学生贷款债务,这种负担会影响他们未来的家庭生活、购房等。”

(二)薪酬与经济不稳定

    在控制了性别、种族、婚姻状况等干扰因素后,第一代大学生和工人阶级背景学者的平均薪酬比背景较优越的同事低约50006000美元。同时,他们的学生贷款债务更高,且更多地承担为家庭成员提供经济支持的责任,这也加重了其经济不稳定性。

    第一代大学生和工人阶级背景学者在学生贷款债务上比其同事分别高出为25,000美元和15,000美元。此外,大约四分之一的第一代大学生和工人阶级背景的教职员会定期向大家庭提供经济支持,而非第一代和非工人阶级背景的教职员中仅有14%会提供这种支持。

(三)专业地位与可见性(Visibility)差距

    学者的劣势背景会持续性地影响他们的专业地位,降低其在学界的可见性。在本研究中,可见性大小主要通过以下四个维度判定:1)是否曾担任美国最大社会学专业协会的重要职位;2)参与过的期刊编辑委员会数量;3)是否曾参与过资助评审委员会,以及,4)是否获得过联邦科研资助。上述的外部任命与科研经费一般被视为在学科领域内具有高位置和地位的象征。

    量化和质性资料显示,除了参与期刊编委会,第一代大学生和工人阶级背景的学者在其他有三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种影响似乎部分源于他们所在学科系的地位,这再次凸显了教育轨迹和工作获得的重要性。

(四)孤立感与社会心理影响

    第一代大学生和工人阶级背景的学者在其所在院系、大学和专业会议中有较高的孤立感。整体而言,他们在这些环境中感到孤立或格格不入的概率大约在45%65%之间。此外,统计数据显示,学者们在实现向上流动、取得更高职位后,孤立感仍将持续。

    借助于回归模型,研究发现,种族/民族和性别之间存在有趣的差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男性和白人同事相比,女性、非裔美国人、拉丁裔和亚裔学者在其所在学科系内的孤立感普遍更强烈。然而,在更广泛的学院或大学及专业会议环境中,这些群体并未表现出同样的孤立感。这意味着,促进女性和少数族裔学者包容发展和融入的努力应集中于联系更为紧密的学科系层面。

    同样,许多受访者提到,他们进入研究生院和学术界后,在自信、社交和文化资本方面存在结构性的劣势:

    “我在研究生院和学术界缺乏成功所需的各种工具。很多人面临‘冒名顶替综合症’(imposter syndrome)、煤气灯效应(gas lighting)以及其他来自同伴和机构内的结构性攻击(macro-aggression)。我经常被忽视,总觉得自己没有努力工作,写作或展示得不够(尽管我已经按他们要求的那样,尽力在研究生院和系里取得进展)……所有这些都阻碍了我在学术界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五)更多的义务性工作

    学者们表示,自己往往会承担更多的义务性工作,这些工作没有报酬,往往得不到认可,而且会对个人情绪产生负担。尤其是在对学生进行辅导和支持时,那些因阶级歧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因素感到孤立或被针对的群体往往会被分配到有同样经历的教授:

    “每当涉及多样性问题,例如参与招聘委员会、与学生、教职员工合作等,我总是被求助的对象。虽然我喜欢和多样化的有色人种学生一起工作,但有时这在情感和心理上非常疲惫……如果我不做这些工作,不在会议上为多样性发声,还有谁会呢?这是一个彻底的双输局面。

    “我在校园里为第一代大学生、低收入和工人阶级学生做了大量的情感劳动。他们经常因为与同辈或同事发生的一些事情而来找我倾诉,而我实际上成了他们的顾问。我喜欢和这些学生一起工作,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情感负担。

    背景较为优越的教职员工同样报告了服务工作的负担。然而,他们所提及的负担往往涉及更直接与专业地位和可见性相关的任务(例如在编辑委员会或专业协会任职),或通常有经济报酬的任务(例如担任系主任)。

四、研究结论

    本文聚焦于高校学者这一高地位职业领域,探讨第一代大学生和工人阶层背景是否会影响其职业流动。社会学领域的教职人员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批判意义的视角。因为在普遍意义上,社会学更重视多样性,会接纳更多弱势群体。然而,尽管是在这样包容的学科环境中,第一代大学生和工人阶层背景仍然会造成不平等流动,促成学者入职后的结构性困境

    在地位高的院系中,来自第一代大学生和工人阶层背景的学者代表性不足。这一发现与大部分研究一致,也符合学术界对不平等的制度和组织的理解,那些被视为中立或功利主义的结构及其内部机制在宏观层面上反而强化了不平等。此外,这也与经典社会分层的观点相契合,即社会分层被深深嵌入于日常组织和制度操作之中。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其背后机制,指出教育和职业路径中的结构性障碍,以及文化和社会资本、家庭责任、债务及经济负担方面的群体性劣势。

    研究关于孤立感的发现尤其引人关注,揭示了不平等的社会心理所造成的后果。即便学者们在学术成就或地位上取得了进展,弱势社会背景的学者仍会感到与同事的疏离,并在与高声望学者交流时感到尴尬和焦虑。这种社会心理影响和社会脱节不仅存在于学生群体,同时也出现在那些获得高等学位并在高地位职业中实现向上流动的人群中。这些多维度的不平等体现了研究数据和分析的独特性。希望未来研究在数据收集和流动性分析中能同样考虑和融入更多不平等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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