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aylor, B. J., Rosinger, K. O., Coco, L., & Slaughter, S. (2019). Digesting“the Worm’s Shar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and Faculty Strategies in the Humanities.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121(9), n9.
摘译：黄铭慧（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研究生）
一、引言
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开始主导政策制定，对公立高等教育的直接投资逐渐减少，大学逐渐成为寻求对其环境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企业化”组织。组织结构层面的调整——重组运营、重新分配资源和重新部署人员以追求额外的资源和更高的大学地位——已成为许多学术工作的背景。这通常被称为“学术资本主义”。
学术资本主义对教师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学术资本主义的变化并不是普遍的。资源充足的院系有能力抵抗竞争环境的需求。相比之下，学术资本主义往往在资源匮乏、注重地位、“力争上游”的大部分公立大学中影响更大。
本文旨在阐明研究型大学的人文学科教师如何经历更高的行政权威并对其进行策略性回应。为了阐明这些主题，我们探讨了以下研究问题：
1. 人文学科的教师如何理解他们所在场域的变化？
2. 人文学科的教师如何理解他们与重叠场域（例如其他场域的教师）和邻近场域（例如行政人员）的关系？
3. 人文学科的教师如何制定策略以提高他们的地位？
二、将人文学科定义为一个场域
利用尼尔·弗利格斯坦（Neil Fligstein）和道格·麦克亚当斯（Doug McAdam）的“场域理论”，我们将人文学科定义为一个场域，并将场域理解为一个社会活动场域，由共享机会、制约和规范的个人和组织构成。这个空间几乎不可避免地是等级森严的，因此一个场域的特点是位置和资源的竞争。
场域通常是稳定的。因此，弗利格斯坦（Fligstein）和麦克亚当斯（McAdam）将场域之间的关系作为变化的主要解释。人文学科虽然是我们的焦点场域，但并不是我们分析中的唯一场域。人文学科是学术职业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这是两个重叠的场域。由于人文学科的职业往往受到行政权威的影响，如果不关注大学行政的邻近场域，也就无法完全理解策略。这种复杂的场域动态如下图所示。
（一）焦点场域：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是从古典课程中最早出现的一些学科，并在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入学人数和影响力的顶峰。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学科的体量一直在持续下降。这种下降的部分来源于教育本身。人文学科的博士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学位。其他原因与学生构成及其兴趣的变化有关。许多学生侧重于将高等教育作为获得更高终身收入的通行证，这种心态导致一些传统人文学科场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率下降。还有一些原因与不断变化的政治格局有关，在这种格局中，人文主义教育可能会受到政治右翼的敌视。而学术资本主义加剧了这些变化，人文主义者的职业前景显得黯淡无光。
（二）重叠场域：学术职业
人文主义者地位的下降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近几十年来，教师的境况总体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像人文学科的情况一样，学术职业的变化往往反映了学术资本主义的过程，这些过程促进了资源和可量化的产品的新型循环流通。院系通过“着力”增加这些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来追求地位。随着产出压力的增加，非终身轨教职数量飙升。这普遍反映了学术职业重叠场域的特征，不过其中存在着显著的等级制度和变化。学院会以强大的方式调解总体趋势，几乎所有教师都面临着“弱专业化”的压力，但这些过程发生的机制可能因院系而异。
（三）邻近场域：大学行政
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学术资本主义阶段，教育成本增加，国家直接支持减弱，导致公立大学激烈争夺资源。大学为了应对竞争状况，行政院系问责的权力迅速扩大。尽管不断增长的行政权力通常是以牺牲学术职业为代价的，但事实证明，人文学科的教师尤其不喜欢行政扩张。学术资本主义进程促进了这些权力关系的变化。成功的科学家可能会用无法轻易改变用途的外部研究资金来支持工作实验室。相比之下，行政人员通常能够将国家拨款和学生学费收入重新分配给首选活动。因此，产生教学收入的单位（通常包括人文学科）特别有可能失去对控制教学收入的行政人员的权威。
三、研究方法
我们的多案例研究设计在两所公立研究型大学进行，以了解教师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状况。所选取这两所大学是许多公立研究型大学的典型代表，分别为“Struggle University”（SU）和“Wrangle University”（WU）。这两所学校都遭遇了“政府缩减对学校的直接支持”，这为学术资本主义的发生提供了条件。人文学科在这两个学校中贡献了很大一部分学分费用收入，但这些资金却由大学行政部门集中再分配。
在这两所学校中，我们对英语系和历史系的教师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另外，在 SU，我们还采访了哲学系与宗教系的教师。访谈人数总计46人。
四、“杯水车薪”：学术资源分配中的微薄所得
（一）人文学科的现状及三个场域间的关系
SU 和 WU 拮据的财务状况对学术职业产生了明显的影响。SU 的一位助理教授承认，“每个系，不仅仅是人文学科，现在都在为削减预算而苦苦挣扎。SU 的一位副教授指出，所有学术单位的运作“都境况不济”。
这些预算压力对人文主义者的影响尤其严重。SU 的一位教师指出，当涉及资源分配时，“我们处于队伍的后面”。这是因为自然科学学科的收入与特定的研究项目有关，但人文学科教师的教学收入却由行政人员重新分配。WU 的一位教授表示，“我们一直坚持，新生写作课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但也承认，“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给它拨款”。在这种情况下，英语教师有望产生教学收入，但不能指望对该系进行再投资。这个过程将资源从人文学科转移到其他院系。“如同英语系，人文学科得到了蠕虫的份额（微薄的所得）。老实说，当钱被分配时，它只会得到宴席之后的残羹剩饭，”同一位WU教授说。
正如这些言论所表明的那样，人文主义者认为自己在学术职业的重叠场域中不受青睐，这主要是由于邻近场域的行动。这些情况引发了人们对工作状况的担忧。访谈对象针对这些情况制定了三种普遍策略。
（二）策略回应
1.利用地位较低的教师
一种常见的回应是该场域的在位者（即成熟的终身教师）策略性地利用地位较低的个人。非终身轨教师承担了更加繁重的教学工作，这让终身制教师可以享受以研究为中心的更传统的角色。而与此同时，非终身轨教师还需要平衡研究，因为学术生产力是从非终身轨职位转向更永久终身教职的关键。研究成果产出压力的增加与对教师帮扶力度的减弱相结合，使得非终身轨教师举步维艰
除此之外，专注于教学的非终身轨教师越来越多，意味着非终身轨教师在社会服务上花费的时间很少，社会服务的责任落在了其余的终身教师身上。由此可见，虽然利用地位较低的教师通过保持较低的教学义务来推动一些终身教师和终身轨教师的职业生涯，但它是以牺牲他们的同事为代价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回报往往会递减——以社会服务工作的形式对科研造成负担。
2.剥削场域内更弱的单位
第二种策略回应是，来自在位者院系的人文主义者——通常是那些本科生人数众多的院系——以牺牲较弱的单位为代价来利用资源。历史系和英语系被证明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们在通识教育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些学生的学费为英语系和历史系存在的重要性提供了理由，而这是其他人文学科所欠缺的。SU的一位教师指出，“英语系……它任何时候都不会垮掉，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英语写作技巧。”
除此之外，英语和历史教师经常利用他们院系的在位者来确保持续的优势，这样的政治安排可以巩固一个院系的地位。据一位副教授说，在SU，“历史变得更多，音乐变得更少”。这导致的结果是，延长了体量较大的院系的任期，而使得其他院系更容易受到财政打击。
然而，事实证明，人文学科院系之间的关系比大体量单位的简单权力积累要复杂得多。在某些情况下，较大规模院系产生的资金将重新分配给较小规模的院系，以使其能够保持活力。这种重新分配并没有使较小的单位变得富有，仍然可能在现有单位中激起不满。“他们（资源不足的人文院系）很容易认为是英语系正在使他们陷入贫困，”WU 的一位教授告诉我们。“事实上，正是我们与那些小院系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们实现卓越的能力。”WU 的另一位教师表示，由于英语是该学院最大的系，因此资源分配的任何变化“都将以牺牲英语为代价”。虽然剥削场域内较弱的单位可以提高某些院系的地位，但这有一个限度，同时，需要一些补贴来维持其他院系。因为收益都是以牺牲其他院系为代价的，而且往往通过补贴来偿还部分，所以这种策略似乎对人文学科几乎没有可持续的收益。
3.结盟
第三种策略回应发现，教师寻求与其他项目中的个体进行结盟。这些联盟超越了人文学科，涉及其他场域。
对此，WU 的一位教师表示，各院系都“想去有钱的地方”。在某些情况下，教师会参与校内与其研究兴趣相关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WU 的一位副教授观察到，许多人文主义者寻求研究中心的隶属关系以获得“内部资金、休假......他们非常需要这些”。加入研究中心还可以提高人文学科及其教师的知名度。一位WU教授指出：“这些是我们摆脱学科孤立的方式，也是对我们的院系获得尊重的方式，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你必须走出去，参与并做出贡献，这样人们就会看到，哦，这就是我们需要英语的原因。”
其他访谈对象更倾向于选择以教学为主的研究中心。SU的一位助理教授说，他受雇“为研究中心开发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到目前为止，我想我已经开发了9门课程”。教师有时会获得与课程设置相关而不是与研究项目相关的外部资助。SU 的一位讲师说，他必须向资助机构证明“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教授这些......我们获得资助的课程。”
除了课程开发，人文学科中心有时还关注与种族、阶级和性别相关的社会正义和不平等。虽然这研究中心开展了重要的学术工作，但恰恰是由于这种批判性视角，可能使人文主义者难以在敌对的政治环境中获得资源。
五、讨论及影响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人文学科定义化为一个相对于其他学术场域不受欢迎的场域，它包含自己的内部层次结构，并且在这个场域中可以对不断变化的状况做出各种策略性回应。我们认为这些场域动态与学术职业的重叠场域和大学管理的邻近场域相互依存。我们进一步深化了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理解，并解释了它在行动者和场域之中的根基，并强调了它对教师工作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结果概述了教师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场域状况而制定的策略应对措施。SU和WU的教师利用地位较低的同事，剥削人文学科中较弱的单位，并与其他院系结盟。第一和第二种策略利用了场内等级制度，使在位者能够利用其他人文主义者的相对弱点。第三种策略利用协作来整合资源。在弗利格斯坦（Fligstein）和麦克亚当斯（McAdam）的描述中，策略行动不太可能对场域规则和等级制度产生深刻的抵抗。对SU和WU的定性研究结果分析证实这一点，因为大多数举措似乎都会给其他人文主义者带来负面后果，并使行动者的回报递减。所以，策略似乎无法阻止人文学科的衰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衰落与邻近和重叠场域的活动是一致的。
与过去相比，人文学科靠更少的资源艰难维持——正如一位访谈对象令人难忘地称之为“蠕虫的份额”（微薄的所得）。机会以固化的和不对称的方式分配到个体身上。终身教师能享受到更多机会，终身轨教师次之，非终身轨教师最少。同样，英语和历史系的规模意味着这些系的“明星”教师可能比在哲学、宗教或现代和古典语言方面具有同等级别和成就的教师获得更多的资源。随着人文学科相对于其他场域的衰落，人文学科内部的等级制度似乎变得更加陡峭。成为英语或历史教授似乎仍然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职位，但宗教助理教授或古典学讲师往往需要承担大量艰巨的工作，以补贴该场域层次结构中处于顶端的少量职业。
焦点场域的内部等级制度越来越陡峭，可能会对个人人文主义者的职业前景产生影响。少数教师“赢了”导致多数教师“输了”。更高级别的教师面对不利环境，将这些负担转移到非终身轨教师身上。这将阻碍终身教职教师追求晋升和终身教职所需的学术能力的提升。招生人数众多的院系获得了资源，这些资源对于支持规模较小、陷入困境的单位可能更为必要。鉴于该场域的资源基础不断缩小，有权势的个人和单位选择以这种方式行事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些选择会给人文学科带来更深远的影响，即可能会进一步降低人文学科职业对未来几代潜在学者的吸引力。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个人的策略行动可能会带来职业成功，但不太可能改变潜在的权力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文学科的工作境况反映了其他场域的行动。如果人文学科、学术职业或大学行政的境况想要发生深刻的变化，可能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整合其他场域的资源、人员和思想。这种协调将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
诚然，我们的多案例定性研究无法证实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跨场域转变的普遍情况。但是以场域理论的视角来看，我们的研究结果强烈地指向此。因此，我们希望继续深入并改进阐明跨场域关系的研究，以揭示当前高校中迅速转变的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