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大学是培养人才和生产知识的机构。其实，这是一种现代的看法。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无论是人才培养或是知识生产，其实都是人类知识积累与发展进程的一个侧面。应该说，知识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一个核心元素，是教育的上位概念。教育的逻辑应该服从于知识的逻辑。
历史学家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说，人类之所以能够在大自然中胜出，走上文明的道路，起始于7万到3万年前的“认知革命”，人类由此形成了“虚构”和“想象”的能力，而这些正是所有人类知识的起源。也正是沿着这条线，人类才有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曾提出‘轴心时代’说，认为在公元前800-500年间，在中国、印度和西方等地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一次精神运动，这一运动所形成的知识和观念决定了“我们至今思考的基本范畴”（雅思贝尔斯，第9页），“人类靠当时所产生、所创造、所思考的一切生活到了今天”（同上，第14页）。这些论述表明，从宏观上看，知识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教育则是人类知识积累、传承以及创新链上的一个支系，人的培养隶属于知识传承与发展之链。相对于知识对于人类的发展重要性，教育仅具备一种附属性地位。
从这一视角出发，或许我们可以对大学有一种新的看法。以下通过追溯博洛尼亚大学的早期历史，具体论证知识在大学形成过程中的优先性问题。
说到欧洲大学的历史，我们首先会想到博洛尼亚大学，这是公认欧洲最早的大学。但是我们也知道，博洛尼亚大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建立日期，起源过程漫长而不清晰。历史学家指出，博洛尼亚大学是博洛尼亚悠久的法律教学传统的产物，“从11世纪下半叶以来，博洛尼亚就一直存在着私立的法律学校”（吕埃格，第50页）。而这种法律教育的背景，则是“意大利北部地区独有的早期城市生活的复苏和从1075年开始的、在那些罗马教廷和帝国发生重大政治冲突的主要地区成文法的复兴”（同上）。就是说，意大利北部城市发展和罗马法的推行，使得法律知识得到发展和繁荣，由此而出现了一些法律专家，比如“实伊尔捏留斯1112到1125年间就在博洛尼亚，他重新整理了整部《民法大全》并最早开始进行注释”（同上）。而且出于对法律知识的需求和热情，大量的青年人来到博洛尼亚，跟随这些法律专家和学者学习，从而形成了诸多的法律学校。“直到1180年前后，博洛尼亚的那些法律学校都是“由一位教师开办并以他自己乐意的方式加以管理的私立学校”（同上，第51页）。
这些自发性、私人性的教育活动在经过一个繁荣的时期之后，出于法律和管理方面的原因逐渐走上制度化的道路。在1108年-1190年间，由于学生数量不断增加，博洛尼亚自治市“试图更多地控制学生和教师，同时防止师生逃往与之形成竞争的城镇”，要求教师们宣誓“不会把学馆迁移到其他地方”。而“另一方面，学生们开始自己组织起来，根据他们的来源地形成同乡会，这些同乡会很快结盟为大学……这些联盟意味着保证互相帮助，保护学生们利益不受当地人或者市政当局的勒索”（同上）。
通过博洛尼亚大学的早期历史可以看出，罗马法的输入和实施，催生了法律专家群体的出现，其后有慕名而来的学生，而师生的教学活动最后逐步演变成为学者的联盟组织，即大学。这一过程清楚的说明，大学的产生是以相应的知识繁荣和知识活动为前提的。
其实，当时新知识的兴起，不仅仅限于法律。哈斯金斯指出，“在1100年和1200年之间，新的知识开始大量传入欧洲，这些知识部分是由意大利和西西里传入，但主要是通过西班牙的阿拉伯学者。这些知识包括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以及希腊医生的著作，新算术，以及在黑暗时代一直处于湮没无闻状态的罗马法文本……在法律和医学方面，人们那时已经完全掌握了古代的学问，这些新知识冲破了教学学校的束缚，创造了专门的学术职业。它吸引着那些求知欲旺盛的青年…..他们不怕重山和狭窄海洋的阻隔，来到巴黎和博洛尼亚，组成了那些学术行会组织”（哈斯金斯，3-4页）。
新的知识不仅推动了最早意大利大学的形成，也在法国促成了巴黎大学的形成。法国历史学家勒戈夫也同样强调城市和新知识在大学起源中的重要意义。他说“城市是把思想如同货物一样运载的人员周转的转车台，是精神贸易的市场与通衢。在12世纪，当西方国家几乎还没有原材料可以出口时，从东方，从拜占庭、大马士革、巴格达和科尔多瓦运来了珍奇的产品和昂贵的物品。除了调味品与丝绸外，中世纪的手抄本把希腊-阿拉伯文化带进基督教的西方”（勒戈夫，第11页）。同时还出现了一批翻译家，他们就是“最早类型的研究者和专业化的知识分子”，他们填补了“拉丁遗产在西方文化中造成的空白，这指的是哲学，首先是科学，欧几里得的数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逻辑学和伦理学，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些翻译工作者的巨大贡献”（同上，第14页）。
在此背景下，在巴黎出现了大批的教师和学生，他们“或者在巴黎城区及它的大教堂辐射的学校中，或者越来越多地在他们享有更大独立性的塞纳河左岸摩肩接踵”（同上，第17页）。“作为专业人员，知识分子意识到从事自己职业的必要性。他们认识到科学与教学之间的必然联系。他们不再认为科学需要像珍宝一样看管起来，相反，应该让科学得到广泛的流传”（同上，第56页）。知识分子与渴望知识的学生的结合便导致了当时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
在这种活跃的师生教学活动背景之下，大学作为一种社团组织终于形成了。勒戈夫说，“13世纪是大学的世纪，因为这是一个社团组织的世纪。在每一个城市里，只要某一职业有大量的人，这些人就会组织来，以保护他们的利益，以及引入有利于自己的垄断机制”（同上，第59页）。“大学社团组织的起源，正如其他职业的社团组织那样，常常很难弄清楚。它们靠积累的成果，通过每次都提供了可能的偶然事件，慢慢地组织成功。这些成果经常在事后才以规章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同上，第60页）。
从此可以看出，出于对新知的热情和实际需要，在巴黎逐步形成了自发性教学活动，形成了一批独立的教师和游荡的学生。到了13世纪，这个群体由于种种现实的需要，依据当时的行业惯例，组成了大学这样一种社团组织。在形成社团之后，更进一步建立起了内部的管理、教学以及学位制度。这些便成为我们今天所熟知大学组织机构的来源。
总之，通过追溯博洛尼亚和巴黎大学形成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知识是推动大学形成的核心因素。从阿拉伯世界输入的知识以及由此而兴起的知识复兴，直接推动了城市中独立的知识研习活动，并由于学子的加入而形成了知识传承活动。所谓大学，不过是在这些研习和教学活动的基础上罩上了一件组织外衣，不过是为早已存在的知识活动赋予了一种组织形态。
大学这种形式一旦形成，便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组织形式，并得到模仿。欧洲各国正是通过模仿意大利和法国的早期大学，建立了一批又一批大学。大学作为一种特定的知识组织形式也被现代社会所接受，并扩散到了全世界。
从人类进化和发展的历史看，知识及相关的技能无疑是一种关键要素，任何文明或国家的崛起，无不以其知识上的优势为基础。在欧洲的中世纪，知识的复兴与大学这种组织形式的结合应当说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二者一旦结合，也为后世高深知识的整理和传承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组织模式，大学逐步成为知识传承乃至创新的主导者。
但我们不能因为后来的发展，而忽视了知识与大学最初的关系。从欧洲大学发起源来看，大学不过是知识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种制度性延伸，或者说是知识延续和发展的一种可选择的制度形式，是一种工具性的组织形式。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工具性制度的基础依然是知识本身。所以说，就大学而言，知识具有基础性和优先性。这为我们理解和研究大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1996
吕埃格主编，《欧洲大学史》第一卷《中世纪大学》，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雅思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