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mbanis, L. (2019). Symbolic violence in academic life: A study on how junior scholars are educated in the art of getting funded.Minerva, 57, 197-218.
摘译：郭二榕（北京体育大学）
摘要：欧洲大学日益市场化的趋势改变了学术工作生活的本质。不得不在激烈的资源竞争研究资助申请已成为每个研究者必须解决的难题。为了应对这一困境，一些瑞典大学通过资深且成功的教授开设公开讲座，为初级学者提供项目申请的指导。本文将这些讲座视为一个社会化过程，探讨了象征性暴力如何为竞争性的学术工作伦理辩护，并促使人们对当前的经费状况做出务实性接受。这一社会化过程是一种微妙的权力行使形式，无形中再生产了市场化行为，并为充满不确定性、缺陷和矛盾的学术职业体系提供合法性。
引言
马克斯·韦伯在1917年的讲座中指出，学术生活充满不确定性，年轻学者面临长期缺乏资金支持和职业前景不明的困境。近几十年来，这种趋势愈加显著。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影响下，大学管理强调市场化、创业精神、竞争和绩效评估（Burrows 2012; Whitley 2012），科研人员被要求投入大量精力申请外部资金，而这种资金的不确定性往往对初级学者造成巨大压力（Sigl 2016）。以瑞典为例，国家拨款减少，竞争性资金成为主流，约55%的研究资金来自外部资助机构（Frølich et al. 2018）。激烈的竞争使资助成功率仅为5%-20%，申请成功不仅依赖于研究质量，还与运气密切相关。这种环境给年轻学者的职业发展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焦虑（Fochler et al. 2016; Öqvist and Benner 2012）。
为了帮助学者应对这一挑战，瑞典大学组织了由资深教授主讲的讲座，分享获取研究资金的经验和策略。这些讲座在传授成功经验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强化了学术绩效管理的规范，教授们承担着传递资助评估标准的角色，帮助学者适应学术资本主义和项目化科研的趋势（Torka 2018）。然而，这种以友好面貌呈现的文化也体现了象征性暴力（Bourdieu 1991），规训性的权力行为在塑造学术文化和职业策略的同时，为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矛盾的职业体系提供了合法性。本文通过民族志案例研究，分析这些讲座所体现的学术微观政治和权力形式，揭示隐藏在日常互动中的象征性暴力。
文献综述
欧洲大学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影响下发生了重大变化（Burrows 2012; Whitley 2012）。大学被转变为“创业大学”，研究人员必须在外部资助竞争中平衡风险（Slaughter and Leslie 1997; Sigl 2016）。瑞典的学术资金结构尤为显著，国家拨款减少，竞争性项目资金成为主流，这使科研人员必须花费更多时间申请资金，甚至资深学者也不例外（Bégin-Caouette et al. 2017; Benner and Sörlin 2007）。竞争加剧带来的职业压力，导致了学术界对影响因子、资金成功率等绩效指标的高度依赖，并引发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Hallonsten 2016）。
初级学者在这一体系下尤为脆弱。他们不仅要面对不明确的职业晋升路径（Öqvist and Benner 2012; Signoret et al. 2018），还需适应复杂的资助申请要求，如明确科研目标、方法及社会影响（Torka 2018）。资深学者则转变为指导年轻学者申请资助的角色（Mendoza 2007; Müller 2014），但其行为也可能强化机会主义和绩效文化（Ekman 2017）。尽管部分学者对这一转变感到不适，但他们大多不得不接受这些规则。研究呼吁更多实证数据，以深入理解学术职业的复杂背景及其对学术态度的转变影响（Fochler et al. 2016）。
象征性暴力理论
本文引入皮埃尔·布迪厄的“象征性暴力”概念，探讨了学术界中权力和支配如何在看似无害的讲座中隐性存在，并对年轻学者产生影响。象征性暴力是指一种“温和的暴力”，其主要特征在于通过个体的默许在社会关系中以隐形、几乎无法察觉的方式运作（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167）。布迪厄将象征性暴力定义为通过不被直接察觉的方式对个体施加的权力，个体在接受这种暴力时并未意识到它的存在，因为这种权力基于“误认”和“共谋”，即个体将不平等和规则视为理所当然的（Bourdieu 2001: 1）。因此，象征性暴力是通过支配的社会结构和不对等的社会关系维持的，并且通过日常互动中对行为和认知方式的影响来表现出来。
布迪厄的概念体系，包括习性（habitus）、场域（field）和资本（capital），为理解象征性暴力的机制提供了框架。习性指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内化的认知结构和行为倾向（Bourdieu 1990），它影响个体如何看待和行动。场域是指一个特定的社会竞技场，其中包括不同社会位置的个体根据所拥有的资本来运作（Bourdieu 1991: 215）。资本的形式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Bourdieu 1988），每个个体的习性和资本构成了其在场域中的位置。
象征性暴力在学术界的表现尤其明显，学者之间的互动常常受权力关系的支配。教授们通过讲座和建议向年轻学者传递的规则和期望，实际上在无形中强化了这一不平等的学术环境（Bourdieu 1979）。布迪厄的“象征性暴力”概念帮助揭示了这些看似无害的互动背后隐藏的权力机制，强调了这些过程如何在日常学术实践中维持和复制不平等的学术环境。
民族志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民族志方法，聚焦观察瑞典一所大学组织的研究资金与资助写作讲座。这些讲座由大学的“研究资金办公室”主办，旨在帮助学者申请外部研究资助，特别是向年轻学者传递资助竞争的应对策略和学术行为规范。研究始于2012年秋季学期，笔者以“被动参与观察者”的身份，专注于记录讲座中教授、行政人员和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而不直接参与讨论。
讲座内容围绕资深教授分享的个人经验及其作为同行评审人的评审过程展开，参与者来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多个领域。数据收集主要通过观察讲座中的互动与信息传递，而非访谈，以便真实呈现参与者的行为与反应，从而深入理解学术权力与象征性暴力的运作。基于观察，笔者提炼出三大主题：生产力与可信度、尊重与努力、务实接受与应对失败，揭示学术建议如何在不平等的资金竞争环境中施加隐性压力。这些主题反映了学术界在不平等的资金竞争环境中对年轻学者的职业建议如何体现出象征性暴力。
生产力与可信度
首先，生产力是许多教授反复强调的问题。教授们普遍认为，出版物数量和引用频次是评审资助申请时的重要标准，尽管研究创意本身也很重要，但在实际操作中，出版物数量往往是资助评审的“筛选标准”。这种强调生产力的观点形成了一个“不发表就出局”的文化，迫使年轻学者即使在没有资助的情况下，也要尽可能高产。这种制度化的表现管理，不仅加剧了学术领域的竞争，也可能影响学者的福祉。
其次，可信度是许多教授提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教授们强调，资助申请必须有吸引力，并且申请者需要展示自己对研究课题的真实兴趣。这种“可信度”标准强调了个人在学术界的风险承担，尤其是在市场化环境下，年轻学者往往面临选择研究方向时的压力。尽管这种建议看似符合学术理想，但在实际操作中，它可能变成了一种象征性暴力机制，迫使年轻学者在资助申请中为获得资金而调整或妥协自己的研究方向。教授们通过这些建议，强化了学术界的竞争性规则，进一步推高了年轻学者在学术资金申请中的不确定性和压力。
尊重与努力
许多教授强调，撰写资助申请时，学者必须展现对评审者的尊重，这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沟通，更包括通过精心打磨的申请来打动评审。教授们强调，申请书必须有“吸引力”和“令人愉悦的阅读体验”，否则将被视为不敬，可能影响资助机会。学者们被要求付出极大的努力，做到细致入微，而评审者则往往没有同样的责任心，甚至可能草率审阅申请。这样的不平等体现了学术界的等级制度和象征性暴力，其中高级教授在言语上占据优势，并通过其权威压迫年轻学者。
此外，教授们还强调了学术工作的艰辛，尤其是在工作与生活平衡方面。一些教授对年轻学者提出的困惑，如“是否值得为一个可能被拒绝的提案投入大量时间”，回答往往是：“我年轻时从未有过这种问题，我只是努力工作。”这种回答凸显了象征性暴力的一种表现，即将工作过度与学术成功挂钩，暗示年轻学者在追求学术生涯时应该无条件付出更多。
这些建议和言论在塑造学术文化的同时，强化了学术领域的权力结构，并通过教授们的权威传递了无形的压力与期望，进而影响了年轻学者的职业生涯。
务实接受与应对失败
教授们建议年轻学者要接受研究资助的不确定性和竞争性，理解学术界的失败是常态，并以此为契机改进自己的申请。这种建议与布迪厄在《学术人》中提到的“接受命运”相契合，鼓励学者顺应学术环境，即使面临挫折也要保持专注和积极。这种建议强调了情感层面的顺从。
此外，教授们提到资助申请的评审过程常常充满随机性和运气成分。学者们无法控制评审者的兴趣和知识背景，这使得申请的成功不仅依赖于学术质量，还与评审者的偏好和运气密切相关。这种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学术界的象征性暴力，使得学者在面对不公平的评审时，必须接受并继续参与游戏。
教授们还提到，学者们应该学会应对拒绝，尽量不要将其视为个人打击，而是从中寻找改进空间。这种关于“接受失败”的建议，不仅是对失败的情感调适，也是对学术环境中不公正机制的隐性接受。总的来说，这些教导强化了学术界的竞争性文化，并让学者们在权力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讨论与结论
作者探讨了所观察到的学术讲座的潜在目的及其深层次的社会学意义。表面上，这些讲座旨在帮助初级学者理解研究资助的复杂性，但从批判性的社会学视角来看，它们也反映了当今大学市场化运作的背景，推动学者在超竞争的环境中不断获取外部资助、建立战略网络，并保持高产。这种机制不只是学术界的生存法则，也是隐性的象征性暴力，通过这种方式，学术领域的规则得以再生产。
通过对教授们行为的观察，研究指出，虽然这些讲座看似友好并基于帮助学者的意图，但它们实际上强化了市场化和绩效管理的体制，使学术界的竞争氛围和资助制度成为常态。这种形式的象征性暴力体现在学者们必须接受并适应这些规则，尽管这些规则不一定公平，对那些处于学术生涯初期、面临不稳定职位的学者来说尤为如此。
研究还指出，学术界对资助的依赖加剧了学术生涯中的等级差异，部分学者能从中受益，而其他学者则可能因为无法适应这些规则而被边缘化。这种局面加剧了学术领域的压力，不仅促使顺应者不断强化自身的生产力和机会主义，也迫使那些不愿妥协的学者在某种程度上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在学术界立足。总的来说，今天的学术选择过程更加强调适应市场化、企业化的环境，而这种适应往往是对学术职业理想的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