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GEUNA, Aldo, MARTIN, Ben R. University research evaluation and funding: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J]. Minerva, 2003, 41: 277-304.
摘译：李超然（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部硕士生）蒋林浩（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部副研究员）
摘要：许多国家为响应全球对科研问责日益增强的需求，纷纷引入了高校科研评估机制。本文对欧洲及亚太地区12个国家的科研评估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并以英国为重点，深入探讨了基于绩效的科研资助方式与其他资助模式的优劣之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基于绩效的资助体系在初期可能带来显著收益，但随着时间推移，其边际效益呈现递减趋势。这一研究结果对该体系的长期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一、高校研究评估与资助体系：全球概览
研究评估在实践中体现为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估两种形式，前者主要用于预测研究的潜在价值与成功可能性，后者则聚焦于研究完成后的产出与影响。评估结果通常服务于总结性功能（衡量单位表现）或形成性功能（协助单位改进）。评估在研究政策中有广泛应用，如资金分配和质量评估系统，且各国和机构使用不同的评估标准。主要的评估方法包括同行评审和文献计量分析，同行评审尤其在大学评估中占主导地位，并常与出版和引文数据等信息相结合。
（一）英国的研究评估与资助体系
英国大学研究资助采用“双轨制”体系，将一般性机构资金与基于竞争的研究资助结合在一起。1988年《教育改革法案》出台，设立了大学资助委员会（UFC）和理工学院及学院资助委员会（PCFC）。这些新机构引入了一种“商业逻辑”，将它们视为学术服务的“购买者”，而大学、理工学院和其他学院则被转型为面向“客户”的服务提供者。90年代初，两者合并为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HEFC），并进一步分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等四地机构。1992年发布的《高等教育：新框架》推动理工学院大学化，加强高校间竞争。
过去十年，英国发展出欧洲最先进的研究评估体系之一，即“英国研究评估考核（RAE）”，自1986年起定期开展，通过基于“知情同行评审”的“事后评估”模式对研究质量进行全面评估，以1至5*的等级标记，并直接决定HEFC分配给各单位的资助金额。
（二）欧洲的多样化实践
1.荷兰
与英国不同，荷兰的研究评估与资助体系更侧重于战略导向，而非直接的资金分配。荷兰的大学研究按学科和项目分类，27个学科中的每一个都由不同的委员会进行评估，委员会成员主要为外籍学者，以确保公正性。与英国所有的学科同时进行评估不同，荷兰的评估阶段为4至6年。
荷兰大学研究资助也采用“双轨制”，包括基础拨款、竞争性拨款和合同拨款三部分。1983年引入“有条件资助”体系，要求高校制定中期研究计划，优先支持重点领域。1992年大学协会（VSNU）与教育部长合作引入“研究质量评估”体系，利用外部评价替代“有条件资助”。1993年资助模式变为HOBEK（高等教育资助模型），分配以教学、研究和交叉领域的权重为依据。1999年过渡至强调稳定性的STABEK模型，政府批准多年度资助，以确保资金稳定，然而，这一模式是暂时的，政府计划开发出更注重绩效的模式。
2.德国
德国在分配研究资金时普遍未采用绩效衡量，也未对资金分配进行评估。近年来，个别州和高校尝试竞争性分配和内部评估，但尚无形成覆盖全德大学的联邦层面评估体系。1998年，德国高等教育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联邦议会通过了《框架法》的修正案，该修正案放松管制、引入绩效导向和激励机制，同时废除了教授“免于外部评估”的特权。随着改革的推进，未来可能会在特定州建立以“能力”为核心的新模式。
3.北欧
北欧国家也采用双重资助体系。丹麦和芬兰部分资金与绩效挂钩，而挪威和瑞典则较少涉及绩效评估。芬兰在绩效导向资金分配方面经验丰富，自1994年实行“结果管理”，通过三年期协议设定大学目标，绩效资金用于激励卓越科研和国际合作。芬兰的评估体系由FINHEEC和学术委员会主导，FINHEEC侧重发展性评估，包括机构、项目和认证；学术委员会注重国际成果，关注创新性、影响力和工业相关性。
4.东欧
东欧的科研体系经历了从苏联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在苏联模式下，大学主要负责教学，科研则由科学院和政府部门主导。随着经济改革，研究自主性和同行评审机制逐步恢复，评估成为资金分配的主要工具。
在匈牙利，科研评估主要集中在科学院的研究所，利用同行评审和定量指标进行年度评估。斯洛伐克则通过认证委员会定期评估科研机构和大学院系，基于科研成果和国际合作等指标进行资金分配。波兰自1991年起通过科学研究委员会（CSR）进行科研管理和资金分配，采用两种方式：一是竞争性拨款，二是基于年度成果的法定拨款。资金分配依赖于量化指标，并逐步转向参数化系统。
（三）亚太地区的研究评估与资助体系
亚太地区的研究评估和资助体系近年来迅速发展，许多国家采用双重资助系统，将机构资金与项目资金结合，并通过评估机制优化资源分配。新西兰于2000年引入同行评审机制，将20%的核心研究资金基于绩效分配，并计划逐步提高至80%。澳大利亚通过联邦政府的双重资助体系提供研究资金，结合“研究量化指标”（Research Quantum）分配核心资金，重点关注定量指标如研究收入、出版物和高等学位完成率，但对研究质量的关注有限。香港采用类似英国RAE的研究评估练习（RAE），由大学资助委员会（UGC）主导，通过对研究产出和质量的评估分配研究资金，增强公开问责性。
二、高校研究评估与资助体系模式评价
高校研究评估与资助体系可视为一个连续体：一端是基于绩效的事后分配模式，另一端是基于教育规模的资源分配。英国在绩效资助体系的实践中具有代表性。目前，我们缺乏关于输入和输出的长期数据来评估不同系统的成功与否。然而，我们可以对大学研究资金分配的两种主要方式的优缺点提供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基于绩效资助模式
基于绩效的资助模式通过奖励高质量研究，优化资源分配，提升研究效率。其透明的问责机制使资源配置与政策目标更紧密关联，有助于调整研究优先级，同时激励机构提升学术管理水平。然而，这种模式成本较高，特别是同行评审过程涉及大量人力与时间投入。此外，绩效评估可能导致研究趋于保守，抑制创新，甚至出现“出版膨胀”等现象。此外，过度强调研究绩效可能削弱教学质量，加剧教学与研究的分离。绩效导向的体系易赋予政府更大影响力可能威胁学术自治。
（二）基于规模资助模式
相比之下，基于规模资助这种模式操作简单且成本低，仅需学生和教职工数量的可比数据，为学术机构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由于无需过多迎合评估标准，研究者可更专注于基础性和高风险研究，从而促进学术多样性。此外，该模式能有效融合教学与研究，保护学术自主。然而，其缺乏对研究质量的激励，可能导致绩效停滞，甚至资源分散化。此外，资源分配可能偏离政策优先方向，削弱全球竞争力。
（三）综合分析
基于绩效与规模的资助模式各有其独特优势与局限。在理论上，绩效导向模式能够有效推动研究质量的提升，而规模导向模式则更注重学术公平和自主。然而，在实践中，两者的平衡与结合可能更具可行性。例如，将绩效指标纳入规模导向的分配体系中，既可以激励高质量研究，又能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混合模式不仅能够提高资源分配的效率，还能促进学术创新与多样性，为高等教育系统提供更加全面的发展路径。
三、收益大于成本吗？
回到最初的问题，英国的高校研究评估与资助体系，从长期来看收益是否大于成本？英国的经验表明，评估体系在初期因设计与实施的高昂成本，导致成本明显超过收益。但随着评估的常态化，学术界逐渐适应，资源向高效研究群体集中，研究效率提升，收益开始超过成本。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收益增长趋缓，进一步提升系统效率的空间有限。同时，随着各机构加大投入以提高评估表现，评估成本不断上升，形成“红皇后效应”，即各方需不断增加投入才能保持竞争力。因此，收益曲线在某一阶段可能再次低于成本曲线（如图1所示）。
然而，如果收益曲线保持相似的形状，但峰值较低，始终未能高于成本曲线呢（如图2所示）？在这种情况下，成本曲线显示为单调递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评估将被认为不值得付出努力。即使被资助机构要求，学者们也只会“走过场”。并且一旦收益曲线开始下降，评估就会停止。
关于实际的成本和收益曲线是否符合上述模型，目前尚无确切结论。然而，从英国的经验来看，评估体系在初期确实带来了显著的好处，这也是越来越多国家引入绩效导向资助体系的原因。然而，经过多次评估后，收益的边际效益逐渐递减，甚至可能低于成本。2001年RAE之后，这一趋势尤为明显，有人甚至建议这是最后一次完整实施，或需要重新设计以减少成本[1]。
鉴于完全基于绩效的系统成本高昂，且可能持续增加，探讨“混合”模式的潜在优势显得尤为重要。这种模式部分以绩效为依据（注重激励机制），部分以教育规模为基础（着眼于成本控制）。例如，荷兰、芬兰和丹麦就采用了这样的模式。荷兰采取同行评审机制，从科学质量、科学生产力、科学相关性和长期可持续性四个维度对研究表现进行评估，且评估结果与资金分配并无直接关联。这种更广泛的质量评估方法鼓励了研究领域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家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同时，资金与研究产出之间的弱关联性带来了诸多优势，例如保护学术机构的自主性，促进教学与研究的深度融合等（如表2所示）。对于那些正在考虑实施基于绩效系统的国家来说，这种混合模式或许比英国当前昂贵的做法更具前景和可行性。
[1]译者注：2008年，英国进行第六次科研评估（RAE2008）。尽管政府尝试用基于计量的新系统取代RAE，但在高等教育机构的强烈反对下，仅在STEM学科领域进行计量评估。2014年，第七次科研评估变为全新的研究卓越框架（REF），最大的变化是引入“科研影响力”评价，关注对外部社会的影响。这一改变引发了学界对学术自治和科研边界的争议，尽管存在反对声音，但也被视为提升大学研究水平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