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县碑碣拓片的艺术价值（王向明）

沁县古称沁州，位于晋东南北部，太行、太岳两山之间，素有“冀南文薮”的美誉。沁州的前身是铜鞮，铜鞮是春秋时期晋国的陪都，晋国名臣、《叔向贺贫》中的叔向——羊舌肸，当时就食采于铜鞮。目前沁县境内尚有大量晋国文化遗存。

铜鞮碑林 

北魏迁都洛阳时，沁县正处在平城和洛阳之间道路的中点上，中转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北魏石刻。隋朝末年，大儒王通在沁县讲学授徒，唐初八大国公都曾前来学习。宋代在沁县境内建威胜军，金代的威胜军升为沁州，领武乡、沁源二县。明清时沁县为直隶州。清朝时期山西晋升宰相级别的共有八人，其中就有担任过首席大学士的沁县吴琠。沁县地处通衢，长期以来是上党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特殊的优势，沁县境内发生的事件多，出现的名人多，过往的名流也多，加之沁县人崇文尚学，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因而历代留存金石碑刻众多。

御制吴琠碑文 

石刻文化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往往积淀着一个地方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一方区域独特的精神标识。碑刻是历史事件、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记录和传播载体之一，在曾经的辉煌逐渐在岁月的长河中湮灭时，它们幸存下来，成为人们追溯往昔的珍贵物证兼书证。而碑碣拓片，则是碑刻最有效的保护留存方式之一。

纵观沁县碑碣拓片，主要有四大特点：一是书人层次高，有陶渊明的书法，有武则天、康熙的手迹，有阎锡山的题字，还有赵铁山的书法。二是艺术水准高，寺庙碑碣、历代墓志等虽有地方书家所作者，但其中不乏精品佳作，斑驳间意趣万千，雕刻与书写风格技巧各异，有不少可作为字帖临摹。三是石刻数量多，时间从东晋到民国，各个时期形成的书风，在这批石刻中都有精品。四是时代特色强，不同时期的书法都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两晋”期间书法尚韵的特质，北魏时期的魏碑风格，武则天时期的独特造字，明清时期的馆阁体书风，都在碑刻中呈现得淋漓尽致。这些石刻，作为沁县悠久历史与独特文化的浓缩，见证了朝代更迭的风云变化，承载了文人墨客的精神追求，展现了中华文明独有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康熙墨宝《千字文》  

在沁县的碑碣中，最为霸气的是皇家碑刻，其端庄大方，堂皇大气，让人心生自豪。康熙临米芾《千字文》，系康熙御赐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吴琠卷，共1094字，全卷一气贯之，笔笔不苟，尺幅之长、文涵之深，堪称其传世墨迹之最！沁县人吴琠在康熙年间任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曾先后八次受过康熙皇帝的题赐，包括御书匾额二、御书对联二、御书诗扇二、御书上谕一。吴琠后人在籍建宸翰楼一座，刻御书于28块汉白玉石，嵌壁以珍藏。康熙书体楷中带行，笔势深得米芾“风墙阵马，沉着痛快”的书法真传。书刻上附有康熙御印“康熙宸瀚”“口几清晏”“稽古右文之章”“龙天主人”和“康熙御笔之宝”龙凤图印五方。其种类字数之多为全国罕见。康熙临米蒂《千字文》，系沁县宸翰楼珍藏御书石刻早期拓本，无论书法造诣还是文化价值，都堪称一绝，为海内外方家争相收藏。吴琠墓碑上的书法，为康熙年间御制碑版书写第一人孙岳颁书写，笔法中有很浓的书卷气，结体优雅匀称，风格秀美精致，笔致率意自然、轻盈飘逸，寓秀润于雄强之中，不失皇家书法风范。

陶渊明手迹《拟古杂诗》

陶渊明手迹《拟古杂诗》是沁县的文化瑰宝，更是海内的稀世珍宝。该帖是清乾隆六年（1741）沁州籍进士张孝挰巡游江南时从友人处所得，访遍名工刻石成碑，并以《致远堂法书》名义广传后世。陶帖《致远堂法书》通篇潇洒飘逸，奔放流畅，书法造诣极高。从笔法上看，方圆兼备，刚柔相济，用笔钩连和曲直交错，翻折、顿挫、侧笔神出鬼没。从运笔上看，运笔迅疾，行转纵横，线条的游丝牵带与飞白，字与字之间快速流走，狂放跌宕，笔下有风雷，来去不可止。从气韵上看，信笔写来，气畅神融，意多于法。作为一代隐逸文学大师的手迹，此帖在陶渊明研究和中国古代草书钩沉中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陶渊明在《拟古杂诗》落款中称“书与云公”。此后，陶帖最早由袁昂过目，并与徐勉同时观看后题字。而被称为一代词宗的沈约（441~513）曾亲自从陶贞白（陶弘景）处所得，在题跋中写道：“杂咏诸篇，为贞白陶先生所收，以余爱玩，辄用为赠览矣”。沈约与陈霸先、韦灿三人观看后同时题字。到了统一兴盛的大唐，凤阁舍人韦嗣立将这件藏品献给武则天。武则天的书法造诣颇深，领群臣“奉敕同观”，被认为是难得的珍品：“朕欣然循览，知晋代风标，朝野一致，如陶潜者，世徒谓其文咏可念，不知运笔静秀，楚楚娟娟，如深谷芝兰，无人自媚，询可玩重，永炳千秋。”御览后珍重地盖上“凤阁审定真迹”印钤，揽入皇家收藏。后赐名臣观赏，留有不少题跋。狄仁杰题跋评价：“陶公品行既卓，词翰复美……从笔楮间可以想见其高风也”。同时期的几位名臣崔玄暐、张循宪、郭元振、姚元之、韦嗣立等都有题字留名。辗转到了南宋，绍兴年间得中状元的王十朋偶然得到这一墨宝，并评价：“千秋伟人，只字足重，况累篇长翰，至今完好，非有神物护持未易几此，焚香静对，生爱更生敬也。”若干年后，曾任翰林院编修、五朝国史纂修官、四川道监察御史等职的沁州人张孝挰从民间捞起，“岁辛酉，余于友人处得所草杂诗十二首，古劲流遗，墨迹宛然，遂携至京。每一展玩，辄不忍释手”。张孝挰为了“以供天下后世知好事者观之”，“爰访名工，镌之贞石”，晚年将刻石遗于后人。该帖更为珍贵之处，还在于著名历史人物的手迹和钤印得以传世，从南朝到清代观赏此帖并题跋的有十六人，印章二十多枚。除南朝的袁昂、冯道根、徐勉、沈约、陈霸先、韦粲，唐朝的武则天、狄仁杰、崔玄暐、郭元振、韦嗣立、姚崇，南宋的王十朋，清代的张孝挰等均题跋外，该帖前后还留有“虞老樵、养齐珍玩、凤阁审定真迹、云龛赏玩”等多枚图章，无论是书法还是印章都十分难得，一帖集中了数十位名人大家的文墨资料，堪称历代藏品之最，何况陈霸先、武则天乃帝王之尊，徐勉、狄仁杰、崔玄暐、韦嗣立、姚崇等都是著名政治家，袁昂、沈约、王十朋为当时著名学者。在沁州人张孝挰的努力下，经过一千六百年的风云际遇，终于走到今天。张氏后人传拓无数，拓本流传世间，远至海外。

漳河源头“三绝碑” 

张祥其墓志“三绝碑” 

在沁县的金石碑刻中，有两方“三绝碑”，一个是漳河神庙里的《漳源记》，一个是民国年间的《祥其张君暨配段氏墓表》。《漳源记》碑文的作者是明代曾任刑部、吏部、兵部三部尚书的唐龙，书丹是唐龙的儿子、明代庚戍科状元唐汝楫，文章是写给沁县籍的明代大理寺寺丞张䳟的。这块碑出自这三个人，尚书文章状元书，御史风骨漳源记，可以说是文绝、书绝、事绝，是货真价实的“三绝碑”了。据业界人士说，这一碑文中的字体是明朝盛行的馆阁体，其用笔节奏感很强，起笔、收笔和转折处技法娴熟，用笔以方为主，使笔画于宽博中见挺拔，尚有几分唐人欧、褚的气度。碑文中个别字时出行书笔意，使端严之中有灵秀蕴藉之气。整幅作品端庄秀气，不失为书法中的精品。《祥其张君暨配段氏墓表》“三绝碑”在松村乡朝仁村，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张諴为其父亲张祥其立的碑。碑文由当时沁县“国学泰斗”焦琳撰写，碑额由阎锡山题篆，书丹则是民国时期闻名全国的书法家赵铁山，是名符其实的“三绝碑”。碑额中阎锡山题写的“永怀遗绪”为篆书，线条起止藏锋无迹，转折圆转而无角节，结体修长匀称舒和，线条排迭茂密，堪称难得的书法珍品。赵铁山的书丹，应是其60岁前后进入人书俱老时期的作品，《郑文公》的刚健豪纵，《张黑女》的圆转典雅，《崔敬邕》的方正端严，都在其笔底溶为一家，于端方中生韵致，凝练中见神采，实属炉火纯青的不朽之作。 

这些碑碣拓片是研究沁县文史的重要文献，也是了解山西地方书法、碑帖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P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