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军工烈士塔背后的血泪（闫海育）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8月，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分兵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东渡黄河，在山西及周边地区分别创建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抗日根据地。

那时，八路军的武器装备质量低劣，数量也严重不足，有时不得不以大刀、长矛等古老兵器去与装备精良的日军作战，以缴获敌人的武器来补充改善自己的装备实力。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为了及时修配缴获和损坏的武器，增强部队战斗力，随军修械所的规模日益扩大，成为人民军工在山西创建、磨砺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山西素有“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的山川形胜之美誉，两山均为抗日战争乃至后续的解放战争的重要战场，均闪耀过人民军工百炼成钢的夺目光辉。而当战争硝烟散去，左手的太行军工伴随着黄崖洞兵工厂不断薪火相传依然鲜活如初，右手吕梁山上的晋绥军工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渐渐蒙上尘埃，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与话题。

走进吕梁市临县林家坪镇林家坪村，遇见一座“西北军工烈士塔”。塔并不显高峻，所处的位置也不像原先那样空旷，八边形塔体上遍刻的纪念文字已经漫漶不清，但环绕一周，依然令人肃然起敬。建塔期间，毛泽东离开陕北向西柏坡进军，途中专门到林家坪村缅怀军工烈士，并庄重地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足以见证晋绥人民军工沉落在战争年代的那一片星辰大海。

西北军工烈士塔

1937年9月下旬，贺龙、关向应等率领一二〇师渡过黄河，挺进山西。10月，创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下半年，进一步开辟以大青山为依托的绥西、绥南、绥中游击根据地，逐步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构成晋绥抗日根据地。

1940年5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的要求，晋绥根据地第一座兵工厂——八路军一二〇师修械厂在黄河西岸的陕西葭县（现佳县）㹀牛沟成立。

修械厂成立之前，晋绥边区仅有随部队流动修理枪械的一二〇师修械所、工卫旅修械所和一些小型军需工厂。其中，一二〇师修械所的前身是红二方面军修械所，1937年9月随军挺进晋西北，1938年12月奔赴冀中平原，1940年2月又返回晋西北。每到一处，他们就以古庙或民舍为工房，把虎钳安装在桌子、凳子或树桩上，以榔头、錾子、锯弓等简易工具，及时修理部队在战斗中损坏的武器及缴获敌人的武器，并成功仿制出两挺哈奇开斯轻机枪。工卫旅修械所原为一直坚持在晋西北开展抗日战争的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总队修械所，1938年4月先设在静乐县米峪镇，10月转移到交城县水峪贯镇吴家沟村，之后又迁往米峪镇圪徐沟村、保德县扒楼沟村。他们起初只是为部队和民兵赶制大刀、刺刀和红缨枪的枪头，后来一边修械，一边造枪、造手榴弹，成功仿制7支中正式7.9毫米步枪，加装上折叠式三棱刺刀，在贺龙46岁生日时，被命名为“四六式”步枪。

修械厂由一二〇师修械所、工卫旅修械所的人员、设备集中合并组建而成，共有职工200余人、旧机床6台、动力设备2台，工作任务除修理枪支外，主要是生产手榴弹和“四六式”步枪。1940年10月，为了加大前线急需的弹药生产力度，贺龙指示将修械厂的手榴弹股由㹀牛沟迁至葭县李家坪，与已经由静乐县米峪镇圪徐沟村迁到此处的工卫旅炸弹制造机构合并，成立修械厂分厂，主要制造手榴弹、地雷，并承担修械厂的翻砂（即砂型铸造工艺）任务。11月，晋西北军区成立，一二〇师修械厂改称晋西北军区修械厂，划归军区后勤部直接领导。1942年10月，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修械厂随之更名为晋绥军区修械厂。

修械厂驻地土地贫瘠，不仅生产所需的大部分生铁、煤需要往返皆渡黄河从山西运来，粮食和生活用水也很缺乏，职工每人每天只有一斤黑豆充饥（那时黑豆可没有“保健食品”的地位！），病号最好的待遇就是能喝上一碗小米粥，不少人患上了胃病、夜盲症。为了改善生活条件，修械厂积极响应大生产运动号召，组织职工开荒、种菜、养猪、纺线。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发展军工。当时，手榴弹内装药为黑火药，曾出现炸手、破片大、威力小等缺陷。修械厂不断调整装药配比，改进引信，加强密封，改善弹壳浇铸质量，有效地提升了手榴弹的战斗力。

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运动的带动下，晋绥边区也涌现了第一位工人劳动英雄张秋凤。张秋凤同赵占魁一样，参加革命工作前，都在太原兵工厂当过工人。赵占魁技术超群，到延安后，主动要求在温家沟兵工厂从事最艰苦的化铁炉工，不仅化铁用料省，而且铸造的手榴弹壳成品率很高，被选树为以新的主人翁态度对待劳动的典型。张秋凤在晋绥军区修械厂干的是又脏又苦又累的翻砂工，他爱学习，肯钻研，在改进生产工艺上成绩卓著。一般的翻砂工每天可翻砂箱10箱，他竟能翻50多箱，而且所铸造的手榴弹壳厚薄均匀，炸开时片多而碎，每个手榴弹还节约一半铁水，被《抗战日报》誉为“晋西北工人阶级抗日生产的光荣旗帜”，并由此在晋绥革命根据地工业系统掀起了历时6年之久的“学习张秋凤”运动。

庆祝劳动英雄张秋凤运动大会特辑

《抗战日报》文章《工人的旗帜——张秋凤》

1944年9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延安采访结束后，《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路透社记者武道等人来到晋绥边区参观访问。他们在位于山西交城西葫芦沟一带的第八军分区械弹厂看到工人用简单的工具就地取材从事军工生产，并亲眼目睹八路军使用这些土法制造的武器夜袭日寇汾阳据点取得胜利，深受感动。爱泼斯坦说：“连日来我们看到晋绥边区军民英勇打击日寇、努力从事军工生产的情景，使我们真正地认识到国民党政府宣传的共产党、八路军抗而不战、游而不击是纯属造谣。我们可以向全世界证实，八路军是真正和人民结合的军队。”福尔曼说：“我要将所看到的八路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予武器的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武道说：“三天的战斗证明，八路军游击队比日本军队打得好，中国人民是有能力一步步将日本侵略者赶走的。”

同年10月，晋绥军区后勤部工业部在㹀牛沟成立，由一二〇师暨晋绥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王逢原担任首任部长兼政委。此时的修械厂已经拥有各类机器45台，职工近400人。其中，既有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技术工人，来自延安、晋察冀边区、八路军总部兵工厂和太原兵工厂的工人，也有从部队选调的青年战士和在当地招收的手工业工匠、农村青年。为了适应战争需求，晋绥军区将修械厂改编为工业部一厂，主要生产掷弹筒、掷弹筒弹和机器；将李家坪分厂扩建为炮弹厂，编制为工业部二厂，主要生产手榴弹、地雷。随后，为了方便利用煤铁资源，将二厂的翻砂股迁移至山西临县招贤镇雷家峁，筹建了以炼铁为主的工业部三厂。为了解决火药、炸药资源紧缺的问题，将后勤部设在万户峪的一个化学厂迁至李家坪，增配干部工人，成立工业部四厂，主要生产硫酸、硝酸和炸药，逐步以自己制造的炸药代替黑火药，用于各类枪弹、炮弹的装药，开启了军区独立制造炸药的历史。如此这般，晋绥军工形成相对完整的军工生产体系。

晋绥军工生产的手榴弹和地雷

晋绥军工生产的掷弹筒

期间，温承鼎和吴奎龙对仿制日本的五〇掷弹筒进行改造，将手拉式发火装置改为按压式发火装置，并增设简易瞄准器，不仅可以缩短瞄准时间，加快发射速度，而且有效地避免了掷弹筒因手拉击发产生摆动，从而提高了发射命中率，受到作战部队的好评。根据时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谁发明的就用谁的名字命名”的建议，这型掷弹筒最终选取两位设计师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命名为“鼎龙式”掷弹筒。前线部队纷纷称颂：“掷弹筒，威力大，骑兵躲，碉堡怕。轰隆一声大开花，炸得鬼子回老家。工人同志多造它，支援抗战功劳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军委根据革命形势发展需要，派遣王逢原率领晋绥军区后勤部工业部的一批骨干，奔赴祖国东北地区，开创东北人民军事工业。晋绥边区的军事工业开始由黄河以西向黄河以东发展，工业部部长由前副部长蒋崇璟接任。1945年10月，工业部由㹀牛沟迁至李家坪，指挥各厂继续坚持生产，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内战。

1946年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国共双方于1月10日签订的停战协定，以重兵围攻中原解放区，接着对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各解放区部队奋起自卫，陆续改称人民解放军，展开解放战争。

晋绥军区后勤部工业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制定的“分散隐蔽、接近资源、交通便利、宜于运输、支援前线”的建厂和生产方针，对军事工业布局重新作了部署，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山西省境内，加强炮弹、手榴弹和炸药的生产，决定将设在㹀牛沟的一厂并入李家坪的二厂，由同在李家坪的二厂、四厂共同生产八二迫击炮弹，并研究解决七五山炮弹的复装问题，其中二厂负责炮弹生产，四厂承担弹药制造和装配。同时，以设在山西兴县的军区后勤部军械科的军械所为基础，在兴县车家庄新设工业部一厂，主要任务为制造修配机器和各种重武器；将在山西临县招贤镇建设的工业部三厂由雷家峁迁至水源村，改称七厂；以第六军分区手榴弹厂为基础，在山西宁武馒头山新建工业部三厂，主要生产手榴弹；以第二军分区兵工厂为基础，在山西保德扒楼沟建立工业部五厂，也主要生产手榴弹；还在兴县后发达村筹建发电厂，即工业部六厂。通过这次布局调整，晋绥军区后勤部工业部设在陕西的二厂、四厂和设在山西的一厂、三厂、五厂、六厂和七厂，共有职工800余人，新增的军工产品包括硫酸、硝酸、雷汞、雷管、弹用炸药、爆破药以及迫击炮弹、复装子弹、半自动步枪等。其中，由温承鼎等人以美国造小口径半自动步枪为模型，通过改进枪械结构，与七九步枪相结合，试制成功一种新式自动调栓的半自动步枪，初速与射程均超过美式产品，受到军区嘉奖，开创了晋绥边区生产半自动步枪的历史。为了纪念当时在延安病逝的一二〇师政治委员关向应，这种枪被命名为“向应式”半自动步枪。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兵进攻陕甘宁边区，晋绥军区后勤部工业部及其设在黄河以西的兵工厂迅速向黄河东岸的山西境内搬迁，并将机关迁移至山西临县林家坪村。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军工局机关和所属工厂职工600余人，也携带机器、工具、仪器、原材料等渡过黄河，全部迁并到晋绥军区后勤部工业部，按专业分配到工业部机关和各厂，迅速壮大了晋绥军区的军事工业技术与生产力量。同期，晋绥军区部队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

至1948年7月，晋绥军区后勤部工业部管辖的工厂由1947年3月的7个增加至17个，职工总数达到近4000人，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相结合的生产体系。其中，一厂设在兴县车家庄，主要制造专用机械、工具装备及修配重武器；二厂由李家坪迁至临县张家沟和光明村，主要生产迫击炮弹、掷弹筒弹和复装后膛炮弹；三厂仍在宁武馒头山，主要生产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四厂由李家坪迁至临县后，将下设的制酸股、硝化和炸药股、完成股、皮革股、制磷和肥皂股等分设于薛家圪台、中庄、索达干、郝家塔等村，主要生产炸药、发射药、雷管等，并总装手榴弹、炮弹；五厂由保德扒楼沟迁至兴县贺家圪台，主要生产掷弹筒弹、迫击炮弹；六厂仍在兴县后发达村，在保证兵工厂生产用电的同时，也为提供机关单位照明用电；七厂仍在临县水源村，主要任务是炼铁、炼钢、提锌和生产炮弹毛坯。此外，以吕梁械弹厂为基础，在柳林县锄沟村新成立八厂，主要任务是修械和生产手榴弹、地雷；将延安茶坊兵工三厂迁入临县中庄，与四厂的完成股合并，新成立九厂，主要负责组装手榴弹、迫击炮弹和山炮弹；将陕甘宁边区工业局工艺实习三厂迁入临县寨子坪，新成立十厂，主要承担修炮、做马鞍等任务；在河津县固镇村新成立十一厂，专门生产手榴弹；以工业部木工厂和晋绥火柴厂为基础，在方山县关帝山和糜家塔新成立十二厂，主要为九厂配套生产手榴弹木柄、炮弹箱，为四厂生产丙酮，并生产木炭、火柴等。同时，将陕西延长石油厂划归工业部，改称十三厂；临汾解放后，接管成立的临汾电厂、自来水厂、面粉厂、纺纱厂，也划归工业部领导。

经过这次扩充与调整，晋绥军工产品又新增了枪榴弹、枪榴弹筒、抛射筒、山炮弹、手雷、发射药等，产量也得到快速增长。据统计，仅1948年一年，晋绥各兵工厂就生产手榴弹944691枚、掷弹筒弹36985发、各型号迫击炮弹92976发、山炮弹1257发、枪榴弹筒1080个、枪榴弹15761发、复装子弹106391发、地雷1633个、爆破药28751.5公斤，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

革命战争年代的人民军工，不仅面临着极其简陋、异常困苦、充满危险的生产生活条件，而且要像战士一样去面对突如其来的战斗，甚至成为敌人重点攻击的目标。但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不怕困难，不畏牺牲，始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旺盛的工作斗志投入武器弹药研制生产。

就以晋绥人民军工创建为例，创办之初动力设备不足，工人师傅就自制手摇架，在轴杆上套一个大木轮，通过人力摇轮来带动机器运转。许多进厂学徒的小伙子都从摇轮起步。尤其在给枪管打眼时，需要机器高速旋转，摇轮的人就得使出浑身气力加快摇，用不了几分钟就是满头大汗，一天下来腰酸腿乏胳膊疼。但这仅仅还只是累而已。

最初生产手榴弹时，弹内装的是黑火药，很容易发生“过手炸”。工厂就在装配手榴弹的现场，将集体生产方式分散为单人单机作业，并在装配成品的螺旋压力机旁边挖一个深井，要求出现异常立刻将手榴弹丢入深井，力保职工生命安全。

仿制迫击炮弹没有真正的靶场，每打一发炮弹都需要实测人员冒着生命危险，隐蔽在炮弹落点附近，待炮弹发射后，快速跑上前去丈量其威力半径，以取得第一手试验数据。

生产硫酸没有铅室进行化学反应，职工们就土法上马，自己烧瓷管，再把瓷管套成密封的蒸馏瓷塔。生产“三酸”会产生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当时没有专门的防护设备，加上生活营养不良，从事制酸和硝化的职工大都身体不太好。硝化甘油毒性很大，一旦触到皮肤就会引起头痛，一痛就是好几个星期，时间一长人就变得麻木了。尤其是夏天生产硝酸甘油，还容易发热爆炸。为了降低温度，工人们就得冬天到黄河里采冰，拉回来放在冰窖里储存，以供夏天作业时垫在瓷盆下进行降温冷却。硝化时产生的酸雾常常会烧烂职工身上穿的衣服，他们索性在干活时不穿衣服，每做一次硝化，胳膊就要脱一层皮。还有雷汞制作产生的剧毒气体，会使工人嘴唇发黑、眼珠发红、脸上青筋暴突，当时也没有解决办法，只能让中毒的人躺在草地上慢慢缓解。在这种环境下工作的职工，几乎人人都有中毒症状，95%的人患上喉头炎，30%的人得了肺结核，如果再染上其他什么疾病，哪怕只是普通的感冒，也会因为这些职业基础病的叠加，而不得不面对死亡的危险。

即使在这样艰苦恶劣而且充满危险的工作环境下，职工们依然提出“人人要立功，立功最光荣”，“后方多流汗，前方少流血”，“工房就是战场，机器就是刀枪”等战斗口号，实行战争时期每天十小时工作制，不少职工甚至会连续工作24小时，千方百计为部队提供数量多、质量好的武器弹药。比如，前线战士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的辎重车辆，希望兵工厂试制一种温度高的手掷燃烧弹。五厂职工在没有样品的情况下，运用火工生产经验和知识，经过两个月试验，成功研制出发爆时燃烧温度可达3000度以上的手掷燃烧弹，有效地增强了解放军的战场制敌能力。

无数职工或在工作中英勇献身，或因积劳成疾而亡故。为了纪念这些为人民军工事业付出生命代价的烈士，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晋绥军区和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决定在林家坪村修建一座“西北军工烈士塔”。

西北军工烈士塔落成典礼合影

西北军工烈士塔历史照

毛泽东题词

1948年12月15日，烈士塔举行落成典礼。塔高6米，顶部是一颗铁铸的红色五角星。以石条石板砌成的八边形塔体共分三层：上层环刻悼词；中层正面镌刻“西北军工烈士塔”，落有题款“一九四八年十月革命节立”，背面镌刻毛泽东题词，其余六面分别镌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贺龙、李井泉与甘泗淇、续范亭及后勤部领导、工业部领导的题词；下层环刻塔记，内容如下：

半殖民地半封建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挺身而起为民族争生存，为自己求解放，与敌人斗争而光荣牺牲。这些光荣牺牲的同志们，不论他功绩的大小，事迹的轻重，都要被搜集起来而流传，藉以表扬过去，激励将来。

回忆“七七事变”，我红二方面军改编为一二〇师北上抗日，经过晋西北，巩固晋察冀，又回到大西北。我们的工厂是由红军时代简陋的随军修械所，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其间，在战争环境之下从事生产，困难重重：如工厂经常的迁移，原料受到敌人严密的封锁，交通条件又只得以人畜力作运输，工具器材的残缺不全辗转拼凑，生活上有时整年以黑豆充饥，并且得拿起武器来与敌作战。但是这样困难都不能减少职工同志们高度的阶级热情，我们克服了困难，坚持了生产，而且提高与扩大了生产。

这许多年来，职工同志们始终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在生产战线上来支援了前方的胜利。在为革命胜利而流的光荣的鲜血之中，也有了我们的一份——有的同志为工作而牺牲，有的积劳而亡故——他们都是为人民而死。

在烈士中间，有为工作粉身碎骨的黄金梁、王金海、渠立珍、高歧祥等诸同志；有因公而伤重身亡的孔昭才同志；有积劳病故的刘修林、王贵、司文彩、左映壁、于淑舟等诸同志。所有牺牲同志墓前，均已单立小纪念碑，这里就不一一详载姓名了，另外当搜集材料编成传纪，永远流传，以志不忘。

我们谨向烈士的英魂致以颂赞：

1949年2月，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撤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称西北军区，晋绥军区后勤部工业部改称西北军区兵工部。5月至6月，中共中央和西北财经委员会鉴于兵工部下属各工厂距离前线较远，且山地运输困难，指示其压缩军工生产任务，转为和平工业，部分工厂移交给军需部或地方政府。8月23日，兵工部召开干部会议，宣布下属各厂全面停产，当时共有职工2746人。年内，除部分职工按照个人意愿留在当地外，其余人员分三批转战西安、兰州、成都、重庆等地，踏上了投身西北、西南解放区工业建设的新征程。

临行之际，他们纷纷来到烈士塔前，再看一眼那些未能享受到新中国解放的喜悦，就长眠在吕梁山麓湫水河畔的军工战友。有人振臂：“你们所流的血汗和前方指战员所溅的血光，同是人民解放事业伟烈的贡献！”（贺龙题词）有人倾诉：“你们虽不是直接在前方和敌人冲锋搏斗，但是你们的血和汗，你们的光荣牺牲，已经写下了千古不灭的史诗。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的最后死亡，就是你们的丰功伟绩。”（后勤部题词）有人诵读：“工人同志，革命职工。困难既起，热血沸腾。制造械弹，供应军用。日汪已败，美蒋反动。巧思精构，扫灭顽凶。支援前线，昼夜不停。因工致死，爆炸殒命。积劳病故，折骨捐身。解放事业，贯彻始终。山河不改，虽死犹荣。丰功伟烈，千古芳馨。”（工业部题词）山河一概不息回应：“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挥手自兹去。塔顶上那颗铁铸的红星，既是他们心头燃烧的火焰、共同仰望过的北斗，也将是他们相隔千里永不遗忘的山花。P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