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英学校，从河北晋州到山西太原（张梅英）

太原市育英中学校，其前身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与鲜明红色基因的部队干部子弟学校，建校76年来，多次见证了部队的调整、学校的归属变更，其规模也从原先的幼儿园、小学，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山西省一类重点中学、示范高中，还是山西省德育示范学校、首批国家级“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全国高效课堂建设示范基地。

育英校友遍天下！太原市育英中学校的教育，让所有的育英学子，始终铭记党的关怀。这所学校先后走出一大批的少将军官：总参少将杨华荣和郭振峰、国防大学少将郭若冰和马开诚、第四军医大学少将李冰、北京军区少将杨建平、航空航天少将李钢等。同时还有数不胜数的大校军官，以及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精英。

太原育英中学校史馆内局部

育英学校的成立昭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1948年2月，晋察冀野战军在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罗瑞卿、杨成武、参谋长耿飚的带领下，在大量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之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随着部队外线作战任务增多，机动性增大，为了让解放军指战员全身心投入到解放全中国的战争中去，为革命后代和烈士遗孤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相对安全、有利于学习成长的良好环境成为当务之急，野战军党委决定，效仿“荣臻小学”，在野战军后方留守驻地河北晋县李家庄，筹建一所完全寄宿制的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育英学校，这便是太原育英学校的起源。

“育英”二字，是杨成武亲自给干部子弟学校起的名字，其出处来自《孟子》：“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其中第三乐，便是得到天下的优秀人才并教育他们。当时，能够进入育英学校读书的，是晋察冀野战军烈士及团以上军官子女。

育英学校在晋县李家庄从无到有，离不开其前期几任校长与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离不开李家庄村委的大力支持。建校舍、打井、添置教具、编写教材等一番忙碌后，育英学校终于在1948年4月正式成立。当时，副校长李佩卿带着300元边区币的开办费和一枚“晋察冀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公章，从河北省定县来到晋县后，独自在山路骑车5个多小时，行程180余里，到当时西柏坡党中央驻地要教师；面对傅作义部队偷袭，罗瑞卿夫人郝治平用骡马驮着孩子们转移。这一时期，育英学校也被当地村民称作“马背上的学校”。

育英学校成立后，名称多次变换。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华北军区。七八月份，中央决定将华北军区野战部队整编为三个兵团，其中原晋察冀野战军编为第二兵团、第三兵团。经上级研究决定，“晋察冀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改名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育英学校”。1949年2月，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为此育英学校再次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育英学校”。

育英学校几次易名，几经变迁，但规模却在不断地变大。到1948年底，在校学生发展到七八十人，教职工也有了六七十人。

杨成武题词

作者（左二）与育英学校老校友一起参观“三宫六院”旧址

迁移太原见证了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

1948年10月，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指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1949年2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发起太原战役，至11月13日，扫清了外围阵地，完成了对太原城垣的包围。

平津战役后，由罗瑞卿率领的第十九兵团和由杨成武率领的第二十兵团，以及第四野战军炮兵师抵达太原。解放军于1949年4月20日发起总攻，战至4月24日，全歼太原守军，一举攻克太原城，拿下“太原绥靖公署”，结束了阎锡山对山西人民长达38年的统治。

郝治平（罗瑞卿夫人），育英学校校长（1948年8月~1949年4月）

育英学校校长郝治平（前排左一）副校长李佩卿（三排左三）和孩子们在一起

当时，陈志平受学校党组织委托，到兵团参加组织工作会议，会后随同郝治平校长，向罗瑞卿政委汇报了晋县李家庄育英学校的工作。罗瑞卿命郝治平、陈志平随军到太原选校址。

4月24日攻克太原后，郝治平、陈志平跟随罗瑞卿政委来到太原，有幸与彭德怀、周士第等部队首长，在新民北正街7号原阎锡山的东花园共进午餐。席间，罗瑞卿看到东花园环境不错，就在饭桌上提出把育英学校的地址定在这里。听说要把这么好的地方给孩子们当学校，彭老总当场拍板同意。

1949年5月，李家庄育英学校在罗瑞卿的精心安排下，正式开始了迁移之旅。育英学校迁到太原后不久，郝治平调往北京，李佩卿升任校长。

育英学校要迁移到太原的消息传到李家庄后，育英学校便将一些用不着的桌椅板凳等，都留给李家庄的乡亲们，师生们只携带着行李及个人生活用品，由乡亲们赶着牛车等工具，送到晋县火车站。

站台上站满了前来送行的李家庄乡亲，他们对师生们的离开依依不舍，纷纷递上地里采摘的瓜果，眼含热泪叮嘱火车上的孩子们，还有几名在学校任保姆的村里女子，则要同乘火车一路看护。当时，车厢里的孩子们也都因不舍而哭泣，场面十分感人。对于这段村民送行的场面，也留下了文字记录：

“回去吧村长，回去吧李老汉，回去吧乡亲们！”郝治平一遍又一遍说着，最后依依不舍地最后一个登上了火车。

“郝校长，你可得把孩子们管好啊，安顿好了千万来信啊，千万……”老村长热泪盈眶说不下去了。

“老村长放心吧，我不会辜负你和乡亲们的！再见……”郝治平登上火车，回身站在车门口，还想说什么，鼻腔一热，语塞了。

一声汽笛，火车缓缓向西动起来，站台上的人们与火车同步走，火车渐渐地加快了，送行的人们脚步更快，“再见，再见！”

车上车下一个声音，转眼，火车没影了……

育英学校向太原迁移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个名叫杜绍增的学生从货架上摔了下来，挨了一顿训。对于这段经历，在北京采访杜绍增时他这样回忆：“我们先是从晋州赶到石家庄，再换乘火车去太原。当时石家庄还叫石门，在石门车站，全校的学生、老师和员工吃饭、喝水，然后上了去太原的闷罐车。当时也是调皮，上了车后，同学们都打地铺休息，我就爬到货架上玩，可能是玩累了，就躺在货架上睡着了。结果火车晃动的时候我从上面摔了下来，把嘴角都磕破了。学校的医生赶紧过来给我处理了一下，还上药裹上了纱布。钟景星副校长看到后，问我怎么回事。得知情况后，他就厉声问我：‘谁让你上去的？你这个顽皮娃娃，以后可要注意。’钟景星说话带着山西口音，对学生既关心疼爱，又很严厉，当时同学们都有点怕他。所以他说我的时候，就乖乖地听着，也不敢顶嘴。”

对于这次迁移，同样在北京接受采访的育英老校友屈臻回忆时，印象最深刻的也是从李家庄迁往太原时乘坐火车的情形：“当时，小学有三十几个孩子，幼儿园有十几个。比如张文泽就是幼儿园的。因为幼儿园的孩子太小，走路跟不上大人的步伐，战士们就把孩子装到柳条筐里，前面一个，后面一个，用担子挑着。孩子太多，挑不完，就把他们装在筐里，挂在大车的边上。一路晃晃荡荡往前走。大一点的就跟着老师，排着队走。一些生活用品，比如伙房的炊具呀，和学校的生活用品装在两辆马车上，盛不下的就用小推车推着。就这样，育英学校的学生和他们平时所用的生活物品都到了晋县火车站。火车是闷罐车，车上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只是车厢里铺着一些干草，方便学生坐。因为火车太高，很多孩子爬不上，老师就抱起孩子们一个个放到车上。终于，大家都上了车，也把东西装了进去，于是火车就开始往太原方向出发了。火车开到石家庄，到了吃饭的时间。从晋州到石家庄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十公里，现在开车走高速也只要一个小时，可当时的火车却足足走了将近两个小时。于是孩子们和老师们下了火车，吃了点饭，又休息一下，接着上车继续往太原进发。从石家庄到太原路途比较远，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孩子想上厕所，这也成了难题。现在火车上都有厕所，可是当时的闷罐车没有。没有办法，老师只好把车门打开一条缝，用手拽着男孩子，让他们从门缝里往外尿……”

就这样，育英学校的师生们乘坐着火车到了太原城，搬进新民北正街的东花园，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三宫六院”。这里原本是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的东花园，由于建设的是三个大宫，每个宫建有东西两个小院，小院里还有配房，人们就习惯这样称呼。南门口第一宫是中式宫，中式布置接待当时的官僚客人；中间第二宫是西式宫，用来接待西方客人；后面第三宫是舞厅，用来聚会跳舞。第三宫后面原来还有一座宫殿式的中式二层楼房，其中有阎慧卿的卧室；再后面有一个地下室，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有人说是用来关押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不知真假。

来到“三宫六院”后，学校出于安全方面考虑，规定不允许孩子们在院子里到处乱跑，因为可能触碰到周边的地雷，暗藏敌特分子也有的是子弹、手榴弹等，怕出事。之后不久，部队安排战士们过来清理院子，用了四五天时间把院子彻底清理了一遍后，孩子们这才撒了欢似的在院子里面活动。

“三宫六院”的条件与晋县李家庄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里不仅有了像样的教室，宿舍的条件也比较好。在李家庄的时候，学生们睡觉的床就是在几块砖上面架块门板，到这里后成了木板大通铺。大通铺上面有炕席，还有铺好的褥子。

“那时我们的年纪都比较小，还由阿姨陪着，晚上照顾我们，看有没有被子没盖好的，看哪个孩子该起来上厕所了，防止尿床。在我印象中，有一个叫李荣花的阿姨，是从晋县李家庄一块儿过来的，她一直照管着我们的生活。当时的食堂共有三个灶，老师、小学生、幼儿园各有一个。我吃的是学生灶，有五个人一桌的，有八个人一桌的。开饭前先在食堂门口排队、唱歌。唱完歌后，再列队进食堂。进食堂后，要求大家先喝一碗汤，再吃饭。我印象中，鸡蛋汤喝得较多。”这是采访中，杜绍增讲述的“三宫六院”生活。尽管当时育英学校只有一个小学、一个幼儿园，却依然采取军事管理模式，为的就是让孩子们从小养成优良的作风纪律。

河北晋州育英学校纪念馆院内

改名为“育英学校”后的第二任校长李佩卿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干部子弟学校全体功臣合影

抗美援朝让他们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

195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举世震惊的大事，以美国为首的十七国联军，悍然将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我国鸭绿江畔！

保家卫国，抗美援朝。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学校的全面建设还没有展开，第十九兵团便接到入朝作战的命令，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951年2月，十九兵团全体将士在司令员杨得志的率领下赴朝，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开城保卫战、秋季作战、铁原阻击战等，包括中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匆忙之间，大量的干部子女被“扔”进育英学校，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

对于十九兵团全体将士在抗美援朝中取得的战绩，育英中学纪念馆里都有记录：一张张老旧的图片，一行行配图文字，都作了翔实的注解和说明。十九兵团的入朝作战，付出了巨大牺牲，取得了辉煌战绩，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英雄人物——

孤胆英雄刘光子，一人俘获英军63人；“一级战斗英雄”郭恩志连长，坚守阵地两天两夜杀敌800余人；智勇双全黄丑和连长，奋战一整天，打退1000多敌人17次进攻，歼敌380余人；马惠荣校友的父亲一八八师五六三团团长马兆民，开创了高射机枪打敌机的辉煌战果……

在这场战争中，育英学校也有很多孩子的父母，永远留在朝鲜的白山黑水，成为烈士陵园里一个个英雄的名字——孙志军的父亲，一九三师五七八团参谋长孙清明烈士，在第五次战役弥陀寺战斗中壮烈牺牲；邓其平的父亲，一八七师五五九团团长邓仕均烈士，血洒洪川江；张晓非的父亲，随六十五军赴朝作战，在第五次战役中光荣牺牲……

作为十九兵团的一所干部子弟学校，育英学校也有许多教职员工申请入朝参战或服务，其中就有：党总支书记王润成，在十二军三十四师一〇六团任连指导员；卫生所白玉清所长，在十九兵团政治部任医师；教师刘云甫，任卫生员并参与了板门店谈判；教师张晓贤、李建锜，任文工团员参与慰问志愿军将士；司机李贤荣、学校保管员冀永厚，任汽车兵；教师李同春，任六十五军司令部机要科译电员；校长袁惠生，任二十一军六十三师师部文化科长。

尤其是王润成书记，在上甘岭战役中，坚守六号阵地八个昼夜，打出了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坚强意志，挫败了美帝国主义一次次猖狂进攻，荣立二等功。白玉清所长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和反细菌战，荣立二等功，被选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出席了1951年国庆观礼，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英雄的身后，却是无数留守儿童夜以继日的期盼。父母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他们的子女，很多都被送到太原育英学校，因此也留下很多感人的故事——

有出征的将士半夜把孩子送到育英学校，转身就匆匆忙忙地走了，甚至连孩子的名字都没来得及告诉老师和阿姨。老师只能用眼前的物件登记姓名，结果一些孩子被奇怪地叫做灯泡、灯罩、糊糊等。部队入朝后，不论是小学生还是幼儿园小朋友，全部实行“战时管理”，都不放假，全都住在学校。直到孩子的父母回国来校，才一一对号认领。育英学校成了英雄的子弟学校，十九兵团的将士抗美援朝归国后，有人统计，当时的学生中，有37名家长是烈士。

“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晓非的爸爸在战场上牺牲了，以后我们就是他的亲人了，大家一定要互帮互助，关心爱护他，明白了吗？”“明白了！”在第五次战役中，育英学校张晓非的父亲英勇牺牲，当时张晓非年仅六岁，噩耗传来时，老师把他抱到最前排的讲台上，哭着告诉全班同学，孩子们都放声大哭。

学校组织同学们看电影 《董存瑞》，电影结束孩子们回到宿舍后，一个男孩泣不成声。管理阿姨问他怎么了，他说：“阿姨，能把董存瑞叔叔的名字缝到我的帽子上吗？”“为什么呀？”“我要每天都能看到董存瑞叔叔的名字，长大后我也要做他那样的英雄，打败所有的侵略者！”管理阿姨听后，眼泪止不住地掉了下来。

育英学校当年的音乐课

育英学校1955年7月10日颁发的毕业证书

建国后育英学校的发展过程

前方将士在作战，后方育英学校在发展。随着学生不断增多，老师和保育员也相应增加，育英学校也进行了一些校舍建设。育英学校的校史对于这段历史是这样记载的：“1949年学校迁来太原后，学生来源是三个兵团的团级干部子女，还有省军区、省市主要领导的子女。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原东花园校舍显得狭小了，扩建校舍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兵团每年的拨款，学校党委采取了‘自备材料，包工建筑’的勤俭建校方针。从1950年至1954年期间，每年都有建校任务。先后建成供幼稚生占用的平房86间，供学校卫生所使用的平房32间，小学部教室24个，教室中间都有长廊连接。建成学生餐厅、儿童宫、学生宿舍、教工办公室、会议室、图书阅览室、操场等。生活设施建有澡堂、理发室、茶炉房、点心房、豆腐房、牛奶场、被服厂、洗衣房、汽车房、锅炉房、花房和小花园等。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并逐年植树、种花，美化和绿化了校园。”

朝鲜战争结束后，志愿军撤回国内，孩子们恢复了正常的上课秩序。随着一年年长大，面临的实际问题是，他们小学毕业后到哪里上学？育英学校校史同样有记载：“1958年，上级决定成立中学部。学校自筹资金在东仓巷四号院现校址兴建一座四层教学大楼，面积3494平方米；一座四层学生宿舍楼，面积2798平方米；一座饭厅，面积1568平方米；烧暖气的锅炉房一座，面积216.8平方米，还开辟了一个大操场。”

1957年之前，育英学校只有幼儿部、小学部。幼儿部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班，每班人数控制在25人以下。后来，上级决定停办幼儿部和小学部。由于1958年山西省军区曙光幼儿园合并到育英学校，因此又续办多年。由于没有中学部，早期育英学校的校友小学毕业后，纷纷选择参加太原和北京101中学的选拔考试。

1958 年，育英学校增设中学部，地点在东仓巷。育英学校人数最多的时候将近两千人。为解决师生们的衣食住行问题，育英学校校务部门加强了生活管理；给孩子们增加了医护人员，扩建了卫生所；学校还办了一个农场，派专人种植粮食作物喂牛喂马。1955年以前，学校受部队领导，实行寄宿制。1955年部队实行军衔制后，学生的很多费用都开始由家长负责。

三年自然灾害，全国粮食危机。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听到育英学校肉、油也不好解决，粮食供应格外紧张时，指示二十一军给予解决。全军从军长到士兵近3万人，每人每月节约一斤口粮给学校。他们还从内蒙古打猎所得的黄羊中，拿出一部分送到学校。位于河北石家庄的六十三军也调出副业生产的食油支援育英学校，让全校师生顺利地渡过灾荒岁月。

每年清明节，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前往烈士碑和烈士陵园缅怀、吊唁革命烈士。学校也时常请老红军来校作报告，请说书人在儿童宫说《红岩》。

1960年春，学校请来子弟兵的好妈妈戎冠秀、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董存瑞的父亲董全忠、罗盛教的父亲罗迭开、红军团长方和明、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小说《林海雪原》的原型孙大德、红色土专家李秉壁和志愿军残疾军人、无脚拖拉机手李来财等9名军烈属和英雄复转军人，给学生们讲述革命前辈的英雄事迹。

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有一架二层楼高的金属滑梯，用来训练学生的胆识，还有垒球、吊环、攀登等国际体育项目的训练。后来，又增加了射击队、跳伞队等，培养了一批优秀队员。其中，不少人达到等级运动员，获得了等级运动员证书。

1964年，育英学校移交当地政府。1970年，仅留中学部的育英学校改名为太原市第二十六中学。1988年，学校恢复校名为“太原市育英中学校”。而今，随着育英中学校史馆的建成，以及星河湾校区的建设，一个崭新的太原育英中学再次起飞。P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