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深秀，维新志士 山西儒宗（王秀梅）

杨深秀

清光绪二十四年农历八月十三，即公元1898年9月28日。

距离中国传统的中秋节，只剩下两天了。对杨深秀来说，这个阖家团圆的中秋节，他此生再也无法抵达。

下午3时，风雨如晦的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随着监斩官一声令下，49岁的杨深秀神态自若，慷慨赴死。同时被杀害的，还有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这六位维新志士，史称“戊戌六君子”。

从杨深秀被捕入狱到被杀，中间只相隔了3天，没有经过正常的审理程序。这一切，昭示着顽固派对维新的无比仇视，也昭示着变法图强的极端艰难。

一百多年过去，这血雨腥风的一幕，定格为中国历史上苍凉悲壮的一页，也持续引发着后来者的思考。

“戊戌六君子”中，“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杨深秀，和“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词同一样，在历时103天的百日维新中骨头最硬朗，立场最坚定，行动最勇毅。

杨深秀(1849~1898)，山西省闻喜县桐城镇仪张村人，字漪村或仪春，是戊戌六君子中年龄最长者、官职最高者，也是其中唯一的山西人。

其实，维新志士只是杨深秀的一个标志性身份，这标志太过炫目，甚至让人忽视了他另外的身份：被梁启超赞为“山西儒宗”的杨深秀，是清末博采中西、学养深厚的山西著名学者；他多才多艺，能画工诗，在清代诗坛上独占一席之地，著名学者陈衍赞杨诗“根柢盘深，笔力荡决，而发音又皆诗人之诗”。

在史料中一遍遍翻阅检视杨深秀的名字，笔者发现，他身上显示着鲜明对立却又和谐统一的特质：他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又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战士；他是旧学知识渊博、人格峻拔高洁的传统知识分子，又是精通中西算学、时见卓著的维新人物。杨深秀“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广阔胸襟，“为政利民”的价值追求，决定了他在人生重要关口的取舍，也成就了他彪炳青史的英名。

位于山西闻喜县的杨深秀旧居

地处运城盆地北端的闻喜县，境内山地、塬地、丘陵、平原纵排横连，古人用“嵋原如座，条峦如屏，香峰如笔，沭水如带”描述闻喜的自然山川之美。不唯如此，闻喜亦是一片文化厚土，仅闻喜裴氏家族一门，就先后走出59位宰相、59位大将，名列正史者600余人。裴氏家族的祖居地裴柏村，曾引发明末著名学者顾炎武的浓厚兴趣，游览后写有《裴村记》。杨深秀家乡仪张村，距裴柏村约20公里，乡贤名豪的故事伴随杨深秀长大，也激发了他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理想。

纵观杨深秀生活的时代，列强如虎眈视，社会矛盾激化，清朝国运式微，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民族精英，为改变国力羸弱、外夷凌辱的现状，开始苦苦思索寻找疗世救国的良方。杨深秀最终成为一名这样的思考者与探索者，直至将一腔碧血洒满探索的道路。

杨深秀出生于清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初一（1849年4月24日），7岁那年母亲刘氏不幸离世，次年父亲也撒手人寰。失去双亲的杨深秀，由外祖母和叔伯抚养长大。杨氏家族世代以耕读传家。幼年的杨深秀，博闻强记，过目不忘，是十里八乡闻名的“神童”。他是个书迷，文字的世界让他如痴如醉，凡听到未读的名著、新书，一定设法买来或向持有者借阅；拿到借来的新书，常常废寝忘食地阅读、抄写，为的是赶在归还期限读完，尽量掌握书中精华。杨深秀曾这样描述自己对书籍的迷恋：“一日无新书读，就觉怔仲不安。”杨深秀读书很杂，广泛涉猎经史子集，乃至《说文》《玉篇》《水经注》，以及佛典、道藏，皆能举其辞，又能钩玄提要，于潜心研求中独有心得。他又喜欢与人谈古论今、辩疑剖难，以求融会贯通。杨深秀还精通历算，善作诗词。“田中稳跨乌犍，山外时闻杜鹃。一带苍烟如垒，半规红日犹圆。”这首描写田园之乐的诗歌，为其少时所作，风格清新，画面感极强，显露出他的文学才华。

12岁那年，杨深秀一举考中秀才，轰动绛州（清时闻喜归属绛州管辖）。中国古代读书人考中秀才的平均年龄大约为24岁，12岁中秀才，确属凤毛麟角。我们熟知的明朝著名政治改革家、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也是12岁考中秀才。闻喜当地至今流传着杨深秀参加童试的轶事：大人带着杨深秀去赶考，看门人误把他当作戏耍的小孩子，不让进场；双方争执不下时，机灵的杨深秀瞅个空子溜了进去，到了考场发现笔墨纸砚不在自己身上，监考老师就把自己的笔墨纸砚借给他，结果杨深秀第一个交卷，揭榜时又名列榜首，让那些须发半白的老读书人简直要惊掉下巴。如果说这轶事有演义的成分，杨深秀诗歌《初应童试以默经能赋入学，学使江夏彭子嘉师赠手书〈观世音经〉，因题后》，对参加童试一事的自述，则平实而可信：初应童试因能默写经书并能赋诗而被录取，来自江夏县的彭子嘉老师非常赏识，将亲手书写的《观世音经》赠送给我——12岁的杨深秀一战成名，名冠一时。

同治九年（1870），杨深秀21岁，赴省城参加举人考试，以全省第三名（经魁）的成绩中举。但好事多磨，在1871、1874年的进士会试中，杨深秀两度败北，由做生意的二伯父资助，以举人身份捐官刑部员外郎，以留在京城继续备考。京师之地，名流荟萃，也聚集了全国最顶端的学问大家。居京数年间，杨深秀遍交海内名士，钻研学问，声名愈振，“晋士谈文学者，咸推（深秀）先生”。

杨深秀书法作品

1877、1878年，北方数省大旱，而山西尤为严重。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折中说：“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侵奇灾，古所未见”，“树皮草根之可食者，莫不饭茹殆尽”。空前的饥荒，甚至造成了绛州地面“人相食，甚有骨肉相残”，“村户绝半，人十毙六七”的悲剧。这场大旱，史称“丁戌奇荒”。

闻听山西发生如此严重的灾荒，居住京城的山西人纷纷捐献银两赈济家乡，也有一些官员回了山西。当时的杨深秀，正在备战三年一次的进士考试。家乡的灾情，令杨深秀寝食难安。一番思索之后，他毅然放弃了科举考试，请假返乡，投入赈灾。

进士考试对个人仕途升迁，影响自是不言而喻。对杨深秀来说，错过了当年的进士之考，最快也要等到三年以后的新一轮考试了。在民间疾苦和个人前途的抉择中，杨深秀选择了以民间疾苦为先。这种抉择与取舍，让人看到了杨深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当时闻喜县令是陕西凤翔的陈作哲，他热烈欢迎杨深秀返乡，参与赈灾。杨深秀以举人的身份、满腹的学问、高尚的人品和刑部员外郎的官职，受到官绅和乡民的特别尊重，成为赈灾中具有号召力、影响力的领袖人物。

闻喜县此次赈灾历时两年。据光绪版的《闻喜县志》载：灾民达41500余人，官绅前后捐银共21900两，散放银米23次。在官绅两方的努力下，赈灾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共救存15810户、138730人。

灾后，杨深秀、潘梦凤、李润之等在籍绅士，又共议减轻乡民的驿费负担。闻喜县令全力支持这一建议。根据全省善后总局刊发的章程，裁去一切浮差，计每粮银一两，只出钱200文即可。又议新规30余条，于1880年下半年实施。

同样为了减轻乡民负担，杨深秀又着手解决本县钱粮征收中杂乱无序的弊端——其原因是里甲编排与村庄体系不适应，造成乡民差徭加重。杨深秀为民呼号，条陈里甲征粮的弊病，议请革除，使差徭得以厘清。

1880年，夏收又至，“麦大熟，亩率一石。秋苗亦芃芃可爱。民间所生小儿，较往岁且多数倍。”灾荒阴霾最终散去，灾民们曾经忧思绝望的眼里，重又闪烁起点点希望。这芃芃可爱的田野秋苗、闾里婴儿的呱呱啼哭，让杨深秀欣慰不已。

在闻喜县博物馆，保存着一通杨深秀撰文的《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石碑，这是现存仅有的一件与杨深秀生前有关的石刻书法文物。碑文记载了革除“公堂礼”弊政的过程，阐明了杨深秀“为民兴利”的为政追求。“公堂礼”是指每逢岁、科两试的考棚费和送礼费，原来由新进生员均摊，许多家境贫寒者竟因拿不起“公堂礼”而不能进学，士子们苦不堪言。杨深秀联合地方士绅，建议县府用“里书银”（又称册书、扇书，指编造册籍的费用）抵顶岁、科两试摊派，革除“公堂礼”，发展教育，多出人才。之后建议被采纳，“公堂礼”被永久革除，士子们拍手称快。在为此事撰写的碑文中，杨深秀开宗明义：“古之为政者，为民兴利而已。”

在贪污腐化成风的晚清官场，杨深秀是一名真正的廉吏，是浊世中难得的清流。梁启超如是称赞他：“居京二十年，恶衣蔬食，敝车羸马，坚苦自励，高洁绝伦，盖有古君子之风”。不满足于做廉吏，杨深秀在“为民兴利”上不遗余力。从回乡赈灾到献身维新，杨深秀在人生重要关口的抉择，先民后己，舍生取义，为民奔走，为国捐躯，闪耀着灿烂的道德光辉。

杨深秀《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碑文局部

杨深秀主纂的《闻喜县志》

赈灾结束后，杨深秀没有立刻回京。他又相继受地方长官委托，接受了修志与讲学的任务。在修志讲学中，杨深秀展示了他不拘传统、敢于创新的学术品质。

光绪五年（1879），山西巡抚曾国荃饬令重修《山西通志》，责令各县先修县志。闻喜县令陈作哲委托杨深秀为修撰《闻喜县志》的主笔。杨深秀续修《闻喜县志》，以乾隆三十年（1756）版《闻喜县志》为原本，采用正误补阙方法，去谬补漏，新创了志斠、志补、志续三种体例，半年编成12卷（志斠、志补、志续各4卷）。又于地形图作一大改革，“废黜八景，分列四图，限以棋局文，参以罗经向”，每格纵横10里，较为准确，在科学性、实用性上迈进了一大步。

志斠，即对原本的补充修正。以旧志“沿革”为例，于原文加以按语，注入新文，增添新内容。对闻喜为后稷出生之地、董泽为董父豢龙之所、闻喜为历史上曲沃、桐宫所在地等问题，杨深秀以他渊博的学识，广征博引，严谨考证。譬如，为考辨“桐宫”地望，杨深秀引用了18种文献典籍。《志斠》分三卷，共23000余字，是杨深秀在县志纂修中用心最深的部分。

志补，为旧志所无，纯为新增。如《金石考》，分设朝代时期，罗列本县范围内重要文物，言明出处，证之以史，考之以文，也是一种新创体例。再如《星度考》，亦属旧志所无，以科学算法及实测代星野，又表列节气时刻，皆十分新颖、准确，是杨深秀精于天文和算学的实践运用所得。

志续，则是补充遗漏或续写前志所无之人物传记。新增人物的传记，亦简要而明晰。

“作志有三难：一曰体例欲精则难，二曰考据欲核则难，三曰文章欲洁则难。”杨深秀于半年中克服了此三难，续成县志。《闻喜县志》书成，以考据见长成为山西诸县志中之佼佼者。

曾国荃倡议重修《山西通志》，得到钦差阎敬铭的支持，特聘王轩主持山西通志局，又聘杨笃、杨深秀、张于铸等山西名流大儒加入编纂。杨深秀于光绪六年（1880）应聘并赴省城。通志体例定为图、谱、考、略、记、录六门，六门下又各详分为37类。杨深秀担任《星度谱》（二卷）与《古迹考》（八卷）之分纂任务。光绪版《山西通志》被后人视为我国地方志之精品，学术、文献价值极高。

杨深秀编纂《星度谱》，充分利用了当时天文、历法和地理方面的最新科学成就，本人也有一定创见，既反映了他丰富的科学知识储备，也体现了他的求真务实精神。编撰团队中，他对新知识的占有独一无二，作用无可替代。

《古迹考》主要内容是从上古之唐虞夏商周秦，以迄两汉魏晋宋元明清，在山西所建国都及城邑之考证，旁及宫室、祠宇、陵墓及寺观等，为王轩所纂《沿革谱》之姊妹篇。杨深秀以深厚的文史功底，对山西众多文物古迹的介绍，既稽考有据，又多彩多姿。读完《沿革谱》再读《古迹考》，让人有更上层楼、尽览无数胜景之感。

　1882年，张之洞调任山西巡抚，创办学院，开设洋务，晋地风气为之一变。杨深秀初始被聘任为太原府崇修书院山长（即院长）及主讲。杨深秀除总理院务外，坚持每日为学生亲自授课，夜间则批答诸生笔记。1883年，省属令德堂书院创建，从全省府州县选拔优秀生员入堂深造，教授由三晋最有才华的博学之士担任。是最为年轻的杨深秀教授，他先被聘为协讲，后来又成为襄校兼监院（协助院长教学并负责行政）。杨深秀讲课旁征博引，纵横捭阖，很受学生欢迎。他以《春秋》《公羊学》启迪学生“勿迷溺于时文”，即要从八股文中走出来，学习改制立法。杨深秀涉历官场而不染旧习，留心时务且喜谈新书，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派著名先生，影响了一批三晋学子。后来，令德堂书院与晋阳书院合并，并入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成为山西近代教育的开端。

1889年春，杨深秀参加会试，被取中贡士，接着参加殿试，名列三甲，官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光绪二十三年（1897），授山东道监察御史。

杨深秀此时已近50岁。在封建官场中，到这个年纪，一般都已棱角磨尽。杨深秀之可贵，正在于他超越了这个“一般”规律，在变法图强的时代潮流中，他以昂扬锐气脱颖而出，成为维新变法的一员猛将。

1895年中日甲午之战，清军水师全军覆没，杨深秀为“甲午之耻”而愤恨深思。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德国悍然派兵强占山东胶州湾。面对华夏被西方列强瓜分豆剖、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局面，杨深秀心忧国家民族，先与莫逆之交、翰林院编修宋伯鲁共同发起组织“关学会”，讲求变法之宜，接着参加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大声疾呼变法维新。

梳理杨深秀维新变法前后的活动，以下几点令人瞩目： 

其一，上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第二天，杨深秀即向光绪帝上《时局艰危谨贡刍议折》，痛陈“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这封奏折在朝廷官吏中引起不小的轰动。这是胶州湾事件后光绪从维新派方面直接听到的最早的变法呼声，比康有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局折》要早两个多月。原先人们只知杨深秀精通“旧学”，号称“山西通儒”，这奏章让人看到，杨深秀不仅通达“中学”，而且对世界形势、五洲大事均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其二，“百日维新”前十日，1898年6月1日，杨深秀一天上新政条陈竟达五篇之多，且条条关涉紧要。在《请定国是明赏罚折》中，杨深秀力陈“非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陈守旧之弊，无以定趋向而革旧俗也”。他上疏《请厘正文体折》，认为废除八股为救中国第一事，并请议游学日本章程、派遣近支王公游历及筹款开局译书等事。杨深秀等人的奏稿，点燃了年轻的光绪帝内心变法图强的激情，遂挥笔疾书“明定国是”诏谕，于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颁发，宣布变法。次日，光绪帝准杨深秀奏议，同意派王公贝勒出国游学。杨深秀自此全身心投入维新变法。

其三，为使维新派主张上达光绪，康有为等积极争取台阁官吏代为上疏或联合上疏。杨深秀十分赞同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主张，康有为关于变法的奏议，四分之一以上是通过杨深秀递到光绪手中的。维新变法期间，杨深秀深得光绪帝信任，所提奏议几乎全部采纳。

其四，在与阻挠变法的顽固派的斗争中，杨深秀不畏权贵，严词弹劾。五月初二日，杨深秀与宋伯鲁联袂上疏，奏劾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要求光绪帝令其“退出总理衙门”，解去礼部尚书之职。五月初十日，又上疏请御门誓众，请皇上“特谕乾清门，大召百僚，布告维新更新之意，严警守旧阴挠造谣乱政之罪”。光绪帝七月十九日革去阻挠上书的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堂官职，二十二日罢去李鸿章等总理衙门大臣等职。二十九日，杨深秀又上《裁缺诸大僚擢用宜缓，特保持诸新进甄别宜严折》，并参劾广东巡抚徐振祎“老耄昏庸”、湖北巡抚谭继洵“守旧迂拘”、河道总督任道镕“贪狡素著”。在严词弹劾守旧派大臣的同时，杨深秀力挺锐意整顿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立场鲜明而坚定。

对杨深秀在维新变法中的贡献，梁启超在《殉难六烈士传》中说:“三月以来，台谏之中，毗赞新政者，惟君之功为最多。”康有为于1901年抒写《六哀诗》悼念“戊戌六君子”，第一首即是哀悼《故山东道监察御史闻喜杨公深秀》，第二首才是谭嗣同，这种排列显然经过了斟酌。

闻喜县镇仪张村北的杨深秀墓

维新变法伊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即一直掣肘。随着维新变法的推进，顽固派与维新派的冲突愈加激烈，最终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八月初，顽固派日夜聚谋，怀塔布赴天津与荣禄密谋，预定九月中旬帝、后同到天津阅兵，举行政变，形势更加危迫。

八月初五日(9月20日)，杨深秀上《时局艰危拼瓦合以救瓦裂折》，建议光绪帝联合英、美、日，牵制顽固派。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颁布训政诏书，第三次垂帘听政。帝国革新的进程，戛然而止。

值此生死攸关时刻，杨深秀不避艰危，冒死上了此生的最后一道奏折，诘问德宗皇帝被废之故，要求西太后“撤帘归政”。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杨深秀不辞赴死，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国家机器，这种精神与勇气，令人感佩。但慈禧太后扼杀新政的意志，不会因此稍有改变。

八月初九日（9月24日），慈禧太后下令逮捕维新志士康有为及其同党。康有为、梁启超逃出京师，杨深秀和军机四卿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以及康有为弟弟康广仁等，全部被逮捕，关入刑部大狱。

八月十三日（9月28日），原计划开审的第一天，慈禧突然下令停止审讯，对杨深秀等六人“即行处斩”。六人被囚车押送菜市口，彰显了封建王朝的虚弱。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百日维新落下苍凉的帷幕，统治者葬送了延续统治的希望。

在狱中，杨深秀在牢墙上留下“狱中诗”三首，诗意苍茫劲健，激荡着一种为坚持维新变法而不惜牺牲一切的耿耿忠心与浩然之气。“缧绁到今终不怨，未知谁復请长缨。”杨深秀以未酬壮志深情寄语后来者，而民族救亡图强的道路上，自有后来者前仆后继，孜孜求索，不过其内容换成了“革命”。P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