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济川，山西教育与社会变革的一曲时代挽歌（梁静）

冯济川晚年像

在吕梁山区的山西省孝义市兑镇西部，有一座叫石像村（现称石践村）的古朴村落。这是个有故事的村子，故事源头之一是一位名叫冯济川的人。

冯济川这个名字，在甲午战争后山西留日学生中位列首位，在山西现代教育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在轰动中外的保矿运动发起人中赫然在目。他的人生，与晚清社会的变革与震荡紧密交织，是留日学生对中国教育的巨大贡献的山西注脚，是中国知识分子实业救国思想的山西实践，是儒家思想、农耕文明和晋商思维三者合一的坚守。而在时代进步、社会变革的节点上，他身体力行，为山西的教育与社会变革，奏响一曲时代挽歌。

面对破碎的山河，一百年前的冯济川哀其多难，功成身退，身心疲惫，回乡据守石像村远眺内外时政，在忧愤中关怀民生，在伤感中踽踽独行。他藏书万册，却多数遗失；他整理家谱，却儿孙不振。不得已之下，他为自己撰写出墓志铭，留下一声不肯屈服的绝响。这绝响，埋在地下五十余年，终于在世纪之初，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如同一部跨越时代的交响乐，随着他不曾寄托过希望的后人的仰望，以其轰轰烈烈、灿然夺目的曲调，奏开了两个可能在他心中不算后人的后人的心灵，激荡着他们掀开他、发现他、唤醒他、保护他、传承他，使这绝响不再是绝响，还在当下社会变革的时代，连人带文地重新搬了出来，以期能够寻出些可供借鉴的宝贝。

石像村全景（许亦筠  摄）

冯济川故居

保晋公司唯一的冶金企业，与汉阳铁厂、本溪铁厂并列中国近现代三大民族冶金工业

让后人折服的石像山人

1998年8月，山西省孝义市皮影木偶艺术博物馆馆长朱景义连续多日独自一人待在中院的展廊，为镶嵌在展壁中的《石像山人墓志铭》制作拓片，拓一张不满意就再拓一张。此前，他接待了到此视察的新任孝义市委宣传部部长李安。发现这块墓碑后，李安久久凝视不去，之后又单独再访，两人在展廊中待了很久。2016年12月，孝义市政协五届、六届两任主席李安和王士礼联合主编的六卷本《冯济川文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石像山人墓志铭》的拓片收入其中。

石像山人是谁？为何让李安们近二十年间念念不忘？

原来，石像山人就是冯济川。1894年，冯济川36岁，终于中举，位列那年科考正榜第71名，是孝义自清朝科举开科以来破天荒第一人。同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举国震惊。据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一书所述，甲午以后，有识之士意识到日本的强大，开始以日本为取法对象，尤其关注教育制度的改革，冯济川正是其中一员。这些有识之士同时推动了清政府的政策，“从1896年开始，清廷积极派遣人员到日本留学，很大程度上说，是为教育改革张本”，直到“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大规模发展新式教育的帷幕逐渐拉开。”

冯济川就是山西官派留日学生之首，该政策的促成者之一。

留日之前，冯济川已从事教育多年。之所以36岁才中举，是因为孝义没有真正的读书人教授。他在父亲指引下先在家乡私塾学习，后到汾阳西河书院、太原晋阳书院，求学多年才终于中举。回首一路艰辛，感念之下，立志改变孝义教育环境，培养更多的人才走出孝义。1902年春，授徒几年的冯济川在家中祠堂正式设立私塾“辅仁文社”。他和当时众多视教育为兴国之本的知识分子一样，在时代巨变中立志教书育人。

冯济川设立私塾的当年夏天，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前身）创立，学堂监督谷如墉邀请冯济川去当教习。冯济川“以其骄满，且昧于学术，婉辞谢之”。冯济川对教育从业者的态度，向来以学术水平为先，人品贵重为要，不合其要求者宁可不与之合作，这种思想伴随了他的一生。他虽然没有答应去山西大学堂当教习，却认同乃至赞赏开办学堂的英国人。冯济川年谱记载：“山西所以有大学堂，则以教案赔款五十万，英人原（愿）为晋办学堂，藉以开通民智，故以大学名。”山西大学堂是英国人李提摩太用山西教案获得的庚子赔款50万两创办，可谓取之于民又用之于民。庚子赔款即《辛丑条约》赔给11个国家的4.5亿两白银。在此之前的1900年，义和团运动得到慈禧支持，汾阳、孝义都有残杀教士与信徒的案件，其过程血腥暴力，惨不忍睹。冯济川一直反对义和团的态度和行事，以至同道劝他的话都是如此：“天下事不可执一，岂有全县人以为神，一人以为匪者。”无奈形势使然，冯济川既痛且愤，一人之力无法阻止举县狂飙。义和团运动的结果对大清政权是一次冲击，对人民剥削更进一步，但对清末教育变革却是一次利好。它倒逼清政府废除了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冯济川与近代山西变革有所关联的命运节点，恰恰就在这几年中。

1902年夏，全国开始兴办学堂。大学堂开办之后的11月，山西时任巡抚岑春煊奏请创建农林学堂，开创近代山西高等职业教育的先河。“辅仁文社”的很多学生，包括冯济川长子冯鼐、表弟郝文灿等都考入该学堂。山西首派人员赴日本留学，正是有这一时代背景，但具体谁提议谁实施，却与冯济川有直接关系。1903年冯济川45岁，张曾扬继岑春煊之后任山西巡抚，胡公度为汾郡知府。胡公度劝冯济川为西河教务，冯济川婉拒，自云“余以主教气味不合辞”。后胡公度升太原知府，又邀冯济川主讲平遥超山书院。冯济川同意，并劝说胡公度：“余以今日为师，必通科学。现在各省派出洋留学，而晋独无，请先生言之。先生以为然，说于张公，定派游学，以余列首……遂于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五日，偕五十人出东洋。”大意是，冯请胡公度劝山西巡抚张曾扬派人留学日本，张答应了。这批留学生包括山西大学堂学生28人，武备学生20人，阎锡山即在其中。

冯济川拒绝了山西大学堂教习，拒绝了西河书院教务，却并未拒绝超山书院。因为这所书院的前山长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被誉为东方伽利略的徐继畬，时任平遥训导是耿文光。此二人，冯济川一个“常以先生绩学植品自励”，一个“以后进之礼见”，都是学养深厚，读书不倦，令他十分敬重的人。

1904年2月，冯济川赴平遥任超山书院山长，其间，将书院改为国民小学堂。4月便收到胡公度游学日本的邀请，安排好超山书院事宜。7月5日，46岁的冯济川与同伴漂洋过海，辗转月余，终于在8月11日进入日本神田区经纬学堂。经纬学堂是明治大学的分校，是明治大学校长岸本辰雄专为中国特设的。他们这一批山西、直隶及南省学生共50余人，学堂为他们开了一个速成师范一班，两月之后又上了普通班。其间，也就是1905年春，冯济川代同学撰写了《上张中丞再派游学书》，建议张曾扬继续派人到日本学习。张随即派出第二批学员。从此之后，山西赴外留学生“接连不断矣”。

留学期间，校长岸本辰雄的故事启发了冯济川。岸本辰雄在明治维新后游学法国，学成归国后就与同志十人创办明治大学。冯济川年谱记载，该校创立“初年万分艰窘，同志皆观望不前，岸本不为动，苦心经营。又明年，天皇鉴其苦心，以五万元助之。”这一经历鼓舞了冯济川，使本就专注擅长于教育的冯济川归国后就复刻了岸本的故事，历经磨难创办了山西省首所“全晋公立中学堂”（太原五中前身）。还有一件让冯济川坚信事在人为，不信天命的事情。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只剩老弱妇女，京东总农会号召全国分会和农学家研究肥料和杀虫药助力粮食增收成功。目睹与亲历使他得出结论：“可见天下事，全在人为。我中人一一委之天数，岂不误乎。当此弱肉强食时代，若不振奋，恐终亡国也。”

关于倡导游学日本一事，从教育的角度讲，冯济川无愧于心，但从革命的角度讲，晚年的冯济川却是另一种心境。他认同孔子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观点，认真分析了日本崛起的人为因素和韩国、清朝灭亡的原因，痛批导致中国四分五裂，战乱不止的各路军阀，“彼袁世凯辈，亡国有余，建国不足。”对革命党人亦是不抱好感。甚至写下“日本以游学兴，中国将以游学亡。吾甚悔多此一举”的自省之思。因为清末的新军编练，不是向德国学习，就是向日本学习，当时主政中国的各路军阀留德留日的占很大比例。尤其是1902年后，“清廷派往日本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开始成批回国，从此逐渐进入普练新军时期。”（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这些留日学生，后来大多成为高级将领，成为国民党新军阀的核心力量。日本后期走向军国主义道路，中国则进入冯济川常以五代十国相类比的武人统治时代，这一结果都与留日学生有直接关系。当时的冯济川，已经预测到日本在伊藤博文遇刺后的乱象中必然走下坡路。对中国的未来，大清未亡之前，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内是要解决满汉矛盾，外是要在被列强殖民的地区和边疆地区设藩派将，给予一定自主权，三年一次回京述职。直到后来任职陕西秦丰官钱局文案时，还一心想着上书朝廷，被原陕安道高曦亭提示之后，才如冷水浇背，对清廷放弃挽救之念。大清灭亡以后，面对武人统治下的军阀混战，他曾写万言书为当局分析清亡之过，都石沉大海，没有回复。及至晚年，才得出结论：“民国以来，凡治国者，皆庸人。人人无能，而又忌人之能。今中国，‘自是’外，犹有一普通之病：‘金钱主义’是也。吾以为非用一班朴实汉子，不雕不琢，不爱钱，不怕死，不足以挽回乱亡而进于治。”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冯济川并非对大清政权、民国政府有多么满意，而是认为国家的统一至关重要。可惜，冯济川1928年仙逝，中国仍然处于“但悲不见九州同”的乱世。

如果说留学日本是时代背景下冯济川见识前沿的顺势而为，那么回国之后的所言所行，则是他遵从孔子先知而后行的理念，自发振奋，图谋救国的果断行动。他常言：“中国自秦焚经籍，儒者之病，在于不能行，虽奉孔子为宗，徒有其名，未尽其实。”冯济川一生奉孔子为尊，用自己的知行合一力证儒家之正统，所行即所知，在学回先进经验后，做了不少裨益后世之事。最重要的有两件：

一是拉开山西近现代教育启蒙的序幕——创建山西省首所“全晋公立中学堂”，推动筹办和参与了后续一系列学校和山西教育总会、谘议局的创建，在严格以学术为旨、人品第一的前提下，形成和奠定了山西近现代教育的体系格局和品质基础。冯济川曾任山西学务公所冀宁道议绅，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中谈到新式教育发展最好的两省时，这样表述：“以山西为例，该省学务公所议长和四名议绅都是留日出身。他们尽职尽力，悉力规划山西新式教育的发展，使山西的新式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二是参与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保矿运动，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冯济川回国后即被时任冀宁道的丁宝铨任命为商务局绅董，参与到与英国福公司争矿保矿的斗争当中。1907年春，冯济川接办同济公司，该公司即为保晋公司的起点。为公立学堂和争矿，冯济川错过母亲临终一面，抱恨终生。匆匆葬母后，在“京省函电敦促”下，“不得已于十二月十一日进省”，“十四日由省进京”。见到已经与福公司谈判七次“心尽力疲”的丁宝铨、渠本翘等队友后，得到的任务是，“君可速归省借现款一百万金”。于是，屁股还没坐稳，“十六日余由京归省。”到山西教育总会，“集合同志七人。二往谷（太谷），二往祁（祁县），余与解芷纫、刘劝功往平遥，以必得款然后归。”在他的努力下，晋商合力抱团挫败了福公司的小算盘：当时，福公司认为山西人吝啬，不会在规定时间拿出百万巨款赎矿，而山西人拿不出来，该公司便又可以借机毁约。如今拿出来了，福公司便没有任何指望了。冯济川谈及此事，对丁宝铨赞叹不已，年谱记录如下：“此事全凭丁廉访以舌战争回。丁公词锋之利，竟使公司代表无所置喙。”

投身教育创办各类学校和争矿保矿运营保晋公司这两件事同时发生，交错进行几年之久，冯济川身兼数职，常常是想辞去其中一职也辞不掉。那些年，是年届五旬的冯济川最为繁忙、心累且心寒的时候，他也经历了由热情投入到虚与委蛇，最后弃走陕西，终以返回家乡继续创办学校，从事教育和著书立说聊度晚年的变化过程。这一心境在他任陕西秦丰官钱局文案、长安县县长时期，目睹了长安官场行事之乱象时第一次达到顶峰。那是1911年春，53岁的冯济川面对无人相偕同游华山的孤独，写下《石像山人传》。面对拼尽心力忘情以报的大清朝，他吟吟悲鸣：“痛国将亡，涔涔泪下。学遵孔孟，行仰由夷。而今而后，啸傲山陂。”

从此，冯济川回乡归野，这一退隐，就是永诀。即使之后仍被学部委任为山西唯一的中央教育会议员，也没有影响他造梓故乡的行为。

冯济川《大学》讲义手稿

《冯济川文集》，李安、王士礼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

石像山人墓志铭拓片全文

《兴学先声冯济川》，孟绵中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石像村“抗日模范村”纪念碑（蒋建林  摄）

七十年才完成的遗愿，冯济川的宗族观一不小心就被瓦解了

前文说到李安在《石像山人墓志铭》前伫立良久，这不仅仅是因为冯济川对近代山西的贡献很大。经知情者透露，李安竟是冯济川的曾外孙。之后之所以要整理编撰《冯济川文集》，也因为这个曾祖父让李安骄傲。好奇、仰慕的探究在条件成熟后就会付诸行动。只是作为冯济川的后人，李安付出十余年心血整理出《冯济川文集》，却从未公开自己与冯济川的关系。

比起李安的低调和隐秘，晋城的孟绵中则并不避嫌，大大方方公开承认自己是冯济川曾外孙的身份，于2003年开始研究这位曾祖。从孟绵中的创作经历看，他真正为自己带来声誉和影响的作品，是从《石像山人简传》开始的。该作的缘起，是2006年太原五中成立100周年，冯济川正宗的冯氏后人，孟绵中的表妹冯世兰或者应邀或者自发想要有所作为，总之她想到这个一直以来就对曾祖父充满好奇又有文采的表哥。孟绵中自然当仁不让，很快出版了《石像山人简传》（群言出版社），受到肯定后，研究更加深入，创作也从业余走向专业，2012年出版了40万字的《冯济川传》（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再次出版《兴学生声冯济川》（山西人民出版社），由此进入山西教育、山西历史领域。

孟绵中是冯济川三子冯鼒的外孙，李安则不知是五子中哪一子的外孙，他和孟绵中一样的身份，却只是留了个主编的名字，序言中也未露一字，公心一片：“市政协经过多年的搜集、整理，分年谱、日记、文论、著述、碑拓等部分结集出版，传承孝义文脉，惠及胜溪后学。”唯有最后一句，似是为自己整理先祖遗作的自辩：“孝义人整理孝义先贤典籍，更有一种满满的成就感，天意人心，令人感慨，掩卷之余，心绪难平。”天意人心，心绪难平，其中需要克服的困难只有李安自己知道。“天意”或许指的是他1998年从吕梁市委组织部到孝义任职的契机，使他与《石像山人墓志铭》相遇，指引他走进这位威名远扬的曾祖，直到任职政协主席多年后，才终于有了实施这项工程的条件。

《石像山人墓志铭》是冯济川的自撰。据朱景义《石像村冯氏后裔无偿献出石像山人墓志铭》记载，该墓“于1986年5月16日于石像村出土，是在合葬山人继室孔氏时发现的。山人直系孙冯法禹、曾孙冯世华及其后裔，以国家利益为重，敢于冲破中国几千年封建迷信思想的束缚，将墓志铭取出，无偿献给国家。”冯氏后人的慷慨，让《石像山人墓志铭》重见天日，等到了另一个在冯济川本人心中也许不算后人的曾外孙李安。从而李安根据墓志所言，用了十几年时光，终于找到冯济川的部分著述，于2016年出版。

作为一代影响山西教育的大家，冯济川仅著教育业书就有15种26卷，《冯济川文集》才6卷，且碑文碑拓就占了1卷，可见这位传奇人物的全部著述，大多已经不知散落何处。这一点，先生生前已经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家中子孙多不成器，唯四子略好。因而老人经常为子孙无人承继而难过、发牢骚。首次撰写该墓志，是在1922年64岁时。彼时老人想起岳处园先生身后连一碑都不合适，就写下这篇墓志，以发泄胸中郁郁之情。先生修了不少家谱，给别人家也给自己家。但他虽然留日归来，却并未在重男轻女、男权思维上有所反思——虽然他创办了公立女学堂，但对于孙女可学的书籍，他推荐的是班昭的《女诫》。1926年68岁时，他在年谱中又一次写道：“吾这一副书摊，在晋亦少数，汾孝无有也。奈诸子无一好学者，吾又无暇清理，只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若赖先人之德，多活数年，教冢孙成，终理吾业，吾原（愿）毕矣。”

若真赖先人之德先生再多活70年，估计也达不成心愿。因为，1926年到2016年这一个70年，他的愿才毕了一个小零头，毕他愿的还不是他认为的孙子冯冢，而是没有冯家姓氏的外姓人李安。先生若泉下有知，活在今日，该怎样理解？怎样整理孔子留下的男性为主脉的家谱写法？会不会如他开兴学之先声的勇敢与坚毅，也开一种家谱整理的新风，认可女性作为主体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允许她们独立作为家庭成员进入家谱，使女性一支作为生物学意义上有血脉关联的后代亦被纳入其中，为今日遍地的家谱之史学意义的整理提供新鲜的思想与血液，方式与方法？

事实上，冯氏后人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石像村参加抗日战争的108位勇士，其中23位牺牲（唯一的女性便是冯济川的孙女冯全英），石像村因此被边区政府授予抗日模范村的称号。冯济川自称山人，说自己是石像村的一个山里人，也有世外高人自谦之意。他1911年的退隐，造福的是孝义桑梓，当年的留日学生，就业集中于大中城市，很少有冯济川这样愿意回到山沟沟里的。农耕文化的深植，使他毅然归乡，带动了整个孝义西部的教育发展。他的爱国情怀，则同样带出一个抗日模范村。2022年8月，作为红色文旅的一部分，冯济川纪念馆开工建设。冯济川的功绩，在近百年后被重新认识。

今天的人们困惑于西学百年仍面临诸多困境时，才认识中华文脉的重要。儒学根基深厚的冯济川在一百年前就说清楚了：“中国自有五千年之历史，风俗习惯亦与各国不同。以东西各国教育学行之中国，其形式或可强合，其精神必难强同。且亦不可尽弃所学而从人也。”当发现学来学去却弊端频现，必须进行教育改革时，他早说过：“学无分中外，唯其道”。道在何方，冯济川更是早就说明：“查东西各国教育之道，国家以全力注意之，其定章逐渐改良，不拘故步。而其国儒者之研究教育学，专心致志，日有发明，必思成专门名家。”道的最终通向，先生也已言明：“教育者，政治之源。教育得其道，则学术正而人才兴，纲纪秩然，日有进步，所谓源清而流自洁也。教育失其道，则学术难而人各自私自利，群治亦颠倒错乱，似是而非，所谓源浊而流未有或清者也。”这些，都对目前中国教育有所启示。他常言，学术之杂，空谈居多，无补于实用，教育要分门别类，莫以三尺童子强施以大学的特别教育，致使学非所用，言与行远。这些振聋发聩的见地，今天仍然有着与时俱进的参考价值。

石像村，在1980年代曾更名为石践村，近年又改回“石像村”。村子处在万山之中，有丰富的矿藏。冯济川祖上便为该地名门，农商兼顾。父亲在晋阳书院读书，后为生计弃儒从商。因而冯济川15岁丧父接手铁矿生意，一生农商兼顾是有家学渊源的。他投身教育事业和成为保矿主力更都有上述内在原因，非一代人成就。如今，乘坐当年冯济川奋力保矿的余益，山西煤炭资源依旧支撑着山西的经济；背靠煤炭资源富起来，孝义已经连续18年成为全国百强县；孝义的教育，因年年有考取北大清华者而位列全省前茅——冯济川，恰如一座丰富的矿藏！如果真能找到他撰述的全部著作32种243卷，批注的《尔雅》《周易》《史记》等15部，将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如果再能找回他皆为善本的万卷藏书，又将是怎样珍贵的事……P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