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第11期
导读
沙窑河并不是一条河,而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在太行山最南端深山腹地的山脚下。村子前面沁河岸边的山崖石壁上,有古代架设栈道凿下的方型梁孔。当地民间传说为三国时期曹魏大将司马懿北上所筑行兵栈道及开凿的石门,沙窑河人称之为“司马栈道”。
拴驴泉水电站,栈道石门和碑铭皆位于其后面石壁上
沙窑河位于阳城县境东南端,是阳城、泽州、济源三县,乃至晋豫两省的交汇处,高山险峻,四途壅塞。虽临近中原,与河南济源市交界处的界桩触目可及,抬脚可越,但出山却要翻山涉水,有近百里的路程。曾问及20世纪在此生活了近五十年的朋友老张:以前沁河水大,为什么不用舟船代替脚力?他竟茫然不知,说祖辈就一直是这样,也未曾想过;说只是偶有木头排筏放下去,没有行过舟船。自打他记事起,木头也是禁伐的,排筏只能偶尔偷着放。后来想想,沁河在山西整个流程中,虽然在旧时水量很丰沛,足以行船,但除了渡舟,行舟几乎没有。可能是这条在太行山山谷中千迂百迴的河流湍急跌宕,有太多的峭壁险滩,航道从未开通过。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商业利用价值不高,或者未进行商业价值的开发。因为即使水量盈丰,也需要开疏河道,或许还要修建船闸。在机械动力尚未传入时,即使上行拉纤也需凿拓纤,工程量是浩大的。
沙窑河距附近三县县城均有百里之遥,村人风情多习染于豫北,连方言口音也多近河南,当地人如着意模仿,几可乱真。他们较少沿沁河涉水出境,而多是行步道翻越太行山,走孤山、大岭堂、白云隘的茶马故道下河南。出山一般是为讨生活之便利,也常有通婚论嫁之由。非因公共事务,较少涉足所属县城。出山的步道崎岖险峭,只要站在村口仰首而望河对岸与天际遥接的巍峨太行之苍茫,就足以让你倒吸一口凉气。而朋友老张说,1960年代他十几岁时,还担着新打下的粮食,从太行山这边的山脚下,翻越到那边的山脚下,去济源县交过公粮。那百里脚行之苦也令他终生难忘,也令人闻之唏嘘。
通往沙窑河的村路始筑于1980年代中,初筑至山腰处三合村的豹突岭。至90年代中才筑至沙窑河,为沙土路面,甚是陡窄,山路外崖处至今也未安装护栏。万丈深涧一眼望去即是沁河谷底,令人骤然晕眩。一直到2018年始铺设水泥路面,但依然陡峭、险峻、逼绝、无以凭栏,足令行车之人途中畏栗。
沙窑河人的迁徙历史无从考究,宗祠文化的源头已被岁月的沧海桑田湮灭,但历史的踪迹并未完全被抹去。村子前沁河岸边的山崖石壁上,有古代架设栈道凿下的方型梁孔。同大小、等距离,在沿河的石壁上排列成线状蜿蜒。岸边山崖的突出部有一条阔一米多、高两米余的石门状无顶狭道,据说似有古时人工开凿的痕迹。当地民间传说为三国时期曹魏大将司马懿北上,在此筑了行兵栈道,并开凿了石门。沙窑河人称之为“司马栈道”。1980年代末,在沙窑河的沁河下游十多公里处,“拴驴泉水电站”的开发建设中,一处嵌于石崖上的铭刻被发现,使这条修建于1700多年前的未见于史籍的栈道工程,在诸多学者的勘察研究下,撩开了一点历史的面纱。
拴驴泉水电站古栈道石门处的魏晋碑刻,山西考古专家定名为“拴驴泉石门铭”
此处石崖铭刻,是记录栈道修建中开凿“拴驴泉石门”的。最早对铭刻进行勘察和研究的山西大学赵杰、赵瑞民两位学者,依据宋代以来的金石学传统,把此石刻定名为“拴驴泉石门铭”,得到学术界认可。他们对“石门铭”这一方仅有九十五字的小小石铭的考释,也曾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商榷与补释。惟追溯关于这条古栈道的史籍记载至今为空白。有学者依据《三国志·魏书·邓艾传》等史志资料推断,这条修建于曹魏正始五年(244),从河南济源通往上党高平的古老栈道,是司马懿在正始二年(241)听从邓艾建议,灭吴时要从上党地区漕运粮草,因而“未雨绸缪”的结果。当然,不论是北上征伐,还是南下运粮,客观上都是沟通了南北交通。这条长达90多公里的崖壁栈道工程极是险峻巨大,如能修成也算是传世的丰功伟绩,但居然在历代典籍中没有留下蛛丝马迹,似乎又说不过去。或许是此项工程太过艰巨,半途夭折?或是曹魏政权不稳,战乱频仍,工程被抛荒?—— 因此被抹杀或忽略于史书典籍,均大有可能。试想沙窑河这个世代闭塞的村庄,要在经济和科技已非常进步的1990年代方才开通一条勉强可以行车的窄道险路。1700多年前的古人要修通这条栈道,也太低估了太行山的巉岩横绝与雄峙峥嵘。从铭文看,仅是委派了名为“督治道郎中”的八品低级临时职官(此为专家考释),而且仅“督将师匠兵徒千余人”。在太行崇山绝壁连绵、沁河飞流激湍的地理条件下,要修如此险峻栈道,要治百里天堑通途,难于上青天。
拴驴泉石门遗址
沙窑河一带在古代有过如此浩大之工程,或竣工,或半途夭折,必定会或多或少遗下部分“石门铭”中所列的师匠、兵徒,或那些未入秩册的无名职官留居于此,在沁河湾里淤积出的那片土地上生长繁衍——古今或修长城筑边寨,或屯垦戍边服劳役中,因故留居当地者并不鲜见。或许这就是沙窑河人祖先迁徙的历史,宗祠文化的源头。如果“司马栈道”的修建记录能出现于史籍,或许就会找到他们祖先源头的踪迹。
凡此,亦似可解释沙窑河人行走中原,为何宁可翻太行山百步九折,攀危岩绕巨石,也不走沁河川迂迴曲折,穿激流涉险滩。但沙窑河也还有另一则传说,或许将历史追溯得更加久远。那就是战国时韩宣王讨伐郑国路过此地,在行军路线上与夫人发生争执,韩宣王要走陆路翻越太行山,走大岭堂、白云隘,韩夫人则要走水路沿沁河而下。争执不下,两人各率一支人马,分头行动,并相约先到黄河岸边者即扎起一座纸城以为号,凭立为君,后到者甘为臣。韩宣王走陆路本来是可以先行到达,但由于在半途中坐骑生产马驹,以至多耽误了两天。结果到山顶在大岭堂的白云隘向山下望去时,夫人已到黄河岸边,并扎起纸城,燃起灯火。韩宣王羞愧难当,气恼攻心,死在了大岭堂。大岭堂有七个土丘被当地人指为疑墓。传说的“纸城”即为今天济源市枳城镇。天气晴朗时在大岭堂的白云关隘望去,一眼可见。
沙窑河村的河对岸有一片面积为18亩的平整而阔大的土地,当地人称为“十八亩地”。据说由于沁河两岸太行山相夹,谷狭地窄,军无宿地,是韩夫人挥剑而出,劈出一块空地,所率大军方埋锅造饭,扎寨安营。当然,民间传说不足以为信史,但不知道这些非文字记录,仅以口耳相传千年的神话,又是何以起源,或是何方的蝴蝶所扇动。而“十八亩地”再次派上用场,是在1990年代初修建侯月铁路(山西侯马至河南月山)工程过境沙窑河时。“十八亩地”作为铁路五局施工队伍临时征用的驻地,着实让沙窑河人热闹兴奋了一阵子,并赚了一把从来没有赚过的大钱。朋友老张称之为沙窑河人最辉煌的一段时光。三年后随着铁路工程的完工,铁五局的撤离,沙窑河又回归于昔日的沉寂,只是增添了火车过境的汽笛声。复垦后的“十八亩地”上,又有了沙窑河人耕耘的身影。
沙窑河村太行山绝壁下的古寺
当年被土匪烧毁的房子
沙窑河一带,由于沁河流向的迂迴曲折,方位感不是很清晰。在“十八亩地”的河对岸,乱石嶙峋的一条陡峭山沟尽头处,半环状的百丈崖壁前,有座破败古刹掩映于林木深处。虽山门已毁,但青灰色石头垒就的庙墙规制大体尚存。庙内三进院落,前院山门处是舞台,已不存。中院为偏殿,仅有残垣。据说是1950年代中,沙窑河所属的三窑乡政府建供销社需要用木料而拆毁。而从这里运木材到山顶的乡政府要爬五十里的险要山路,听之令人咋舌。后院存大殿、两侧禅房,有偏殿,前些年有致富的村人为积善行予以重修。庙内最早的重修碑志为清康熙七年(1668),始建应该推至大明朝的某个盛世时期吧。庙内所存碑志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或也是仅有的与沙窑河有关的文字记录,只是已开始漫漶,甚是可惜。在如此贫瘠壅蔽的绝世之地,建有一座如此规模的深山古刹,实是令人惊叹且不可思议。惟于神灵的敬畏,信仰的虔诚,天命的感知,无远弗届。庙的名字为“黄龙庙”,因庙后有一黄龙洞而得名,一度香火鼎盛,晋豫两省香客甚众,从庙中清代以来的功德碑上信徒之众亦可窥其一斑。“黄龙庙”地处晋豫两省交界处的阳城一侧。其世俗“功用”也多为祈福乞雨,但并未随本县宗教风俗称为“汤帝庙”。反映了沙窑河人更接近中原文化,而与所属县份地域文化似有疏离。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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