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和晋南：早期晋都悬案终结的来龙去脉（李琳之）

典籍记载与晋国之初

晋国创始人唐叔虞，姬姓，字子于。唐是他的封地，叔是对老大、老二之后兄弟的尊称，虞是名字。《史记·周本纪》说他是周武王的嫡子、周成王的弟弟。据说，周武王驾崩，周成王即位后，唐国发生暴乱——另有史籍解释说是因为唐国参与了意图推翻周王朝的“武庚之乱”，周公因而攻灭了唐国。

周灭唐后，周成王诵有一次和弟弟虞玩耍，将一枚桐树叶子削成玉圭的形状交给虞说：“我以此封你。”站在旁边观看的史佚见此，就请成王择日封立虞。

成王说：“我是在和弟弟玩游戏呢。”

史佚说：“天子无戏言。既然说出来了，史官就要将它记下来，成为践行礼制的一项内容，再歌而颂之。”

史佚这里说的礼制，其实不仅仅指“天子无戏言”，更是因为珪是一种礼器，长条，尖端。珪首尖锐，就像大地上的小草一样，只要到了春天就会破土而出，从不失信于大地，玉圭因而就成为古代“封国版图”“管理属地”或用于官僚委任的凭信物。《尚书》记载，大禹治水成功以后，舜帝就赐予大禹一件玄圭，“以告功成于天下”。这应该是玉圭作为古代“封国版图”“管理属地”或用于官僚委任的凭信物的肇始。

总而言之，周成王听从了史佚进谏，将虞封到唐国，虞因而称唐叔虞。

《史记》这个记载千百年来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毕竟是一件封土建国的大事，怎么能这么随便呢？事实上，仔细考量，也未必就显得有多么荒诞。史佚在这里强调的是“天子无戏言”，是一种礼制，而礼制是不可以随便更改的，否则就可能会引起天下大乱。这就好像周礼中关于“嫡长子继承制”的规定一样，不管有任何理由都不能废长立幼或废嫡立庶，哪怕这个嫡长子智商低下，道德品质有问题，也同样要立他继位。

还有一个关于叔虞封唐的传说更为荒诞，说是周武王娶了姜子牙的女儿邑姜，生了周成王姬诵后不久，有一天，邑姜梦见上天对周武王说：“我让你生个儿子，名叫虞，把唐地赐给他。”等到邑姜生下这个孩子后一看，他的手掌心上果然写着个“虞”字，于是就给儿子取名为虞。虞长大后就被封到了唐国。这个说法更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其目的无非是要说明叔虞封唐是天命神授而已。

唐叔虞封唐以前的人生经历，仅有《国语·晋语八》一个零星的记载。说是春秋时期，晋平公射杀鹌鹑，却没能射死，就派竖襄去抓，还是没抓住。晋平公大怒，就将竖襄抓起来准备杀掉。叔向听说之后就去见晋平公，对他说，祖上唐叔一箭就射死了犀牛，用它的皮甲制成一副大铠甲，所以被封于晋国。你继承了唐叔的君位，结果没有射死鹌鹑，派人还没能抓住，这是晋国国君之耻。你赶快将竖襄杀掉，不要让这件事传播出去。叔向乃晋国公族，也是唐叔虞的后人。他这是在暗中劝谏晋平公。晋平公感觉羞愧，就释放了竖襄。

周成王将叔虞分封至唐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册封大典。《左传·定公四年》说：“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性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大路”即金路、玉辂，是以金玉装饰的华美车子。

“密须”，国名，位于今甘肃灵台县一带，制鼓较为有名。

“阙巩”，国名，具体所在不详，所出皮甲最为著名。

“沽洗”，也作姑洗，钟名。姑洗原是十二律之一。

“怀性九宗”，是姓怀的九个宗族，出自戎狄隗国。

“五正”，乃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长官。

“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是成王要求唐叔虞在唐国推行的政策。这是针对唐国的特殊情况而言的。唐国最初是唐尧部族活动之地，也是夏人的根据地。另外，唐国周围还杂居有大量的戎狄团伙，所以成王要求唐叔虞根据不同的人群实行不同的治国策略，就是说，按照夏人以前的政治制度去治理夏人，按照戎狄的习俗去统治戎狄。

分封叔虞到唐与分封周公嫡长子伯禽代父到鲁、分封武王七弟康叔到卫，是周初的三次分封大典。周公、康叔、唐叔或为武王之弟，或为成王之弟。左丘明由此在《左传》中感叹：都是天子之弟，皆具美好德行，所以赏赐重物以作宣扬。

唐叔虞统治下的唐国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以唐叔虞为首的周人部族，这是高居上层的统治阶级；一部分是周王朝分给唐叔虞管理的“怀性九宗”，这是原来依附于殷商的战败国贵族阶层，他们被完整保留了整族的建制，周王朝给予相应的爵号，如考古发现的“倗国”“霸国”等。他们在新建唐国中处于中层，也属于统治阶级；还有一部分是当地百姓，主要是指夏人，居于最底层。按照周朝的国野制的划定，前两部分人群是统治阶级，住在城内和城郊，是所谓国人，而广大的土著居民则住在城郊以外的农村，是为野人。

至于原来的唐国族人，由于担心他们聚集起来搞事，周王朝就将他们像殷商遗民一样，分散遣送到宗周和一些新封建的诸侯国内。其中一部分迁徙至今西安市东南一带，这就是后来的“杜唐氏”一族。

南宋时期成书的《通志》记载，成康之际，周天子又将晋侯燮父的子弟分封至今随州西北40公里左右的唐县镇，建立了姬姓唐国，成为西周早期分封于江汉之间的 “汉阳诸姬”之一。所以，应该还有一部分唐国遗民也随之迁移到随州这个地方。

晋国博物馆唐叔虞献嘉禾复原场景

晋祠供奉的唐叔虞塑像

唐国在哪里

唐叔虞到唐国做了国君之后，坚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大力发展农耕，有效地调动了唐国百姓的积极性，收获了二茎共生一穗的“嘉禾”。

唐叔虞把“嘉禾”献给周成王，意思是唐国的夏民和戎狄和衷共济，其乐融融，这是上天对唐国，也是对大周降下的祥瑞。周成王看到“嘉禾”，欣喜异常，就命唐叔虞亲自到东方去送给当时正在指挥平叛战争的周公，还作了《馈禾》一诗，遗憾没有流传下来。周公在东土收到周成王赐予的“命禾”后，恭恭敬敬地作了一篇《嘉禾》，可惜也没有流传下来。

 《史记·鲁周公世家》对此记载是：“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母同颖，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作馈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

唐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父继位，按照成王的指示改唐为晋，成了晋国的国君。有学者认为，成王之所以旨令燮父改唐为晋，是因为唐叔虞晋献嘉禾给周成王，所以改称晋侯以志之。今本《竹书纪年》记载，燮父迁都以后，因在新地方建造的宫殿过于奢华，周康王还派人责备了他。

但《汉书·地理志》记载：“唐有晋水，叔虞子燮为晋侯，是燮以晋水改为晋侯。”也就是说，晋国是因地而得名。这符合古代国号来源传统，因为商周汉唐宋以来的国号都是从地名而来。

这一记载还明确了一点，唐国和晋国共同拥有晋水，所以两国应该是在同一片土地上，或者说是比邻而居。但关于晋水到底是哪条河流，自古以来学究们聚讼不已，没有个明确的说法。

《史记·周本纪》说：“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这里的河是指黄河，汾是汾河。从字面看，司马迁犯了语法的错误，因为汾河本身就在黄河以东，再这么强调不是多此一举吗？不仅如此，他老人家还给后人留下一笔糊涂账：“河、汾之东”是什么概念？汾河从忻州宁武发源到在运城万荣汇入黄河，流程达1400余里，哪儿都可以说“方百里”。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条下注释说：“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龙山在西北……晋水所出，东入汾。”龙山就是太原晋祠西北面的天龙山，晋水是从西悬瓮山流向今太原市晋祠西的一条河流。班固的意思很明确，唐国就在太原晋祠这一带。

班固《汉书·地理志》这一说法影响很大，几乎成为后世关于晋国初期具体方位的定论。西晋杜预为《左传》作注时，也认定是太原。现在位于太原西南悬瓮山麓始建于北魏前的晋祠，就是这一认知的产物。晋祠原名为唐叔虞祠，后世多次修缮、扩建，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太原标志性的旅游胜地。

隋末，太原留守李渊被封为唐国公，炫耀自己是唐国的继承者，宣扬晋阳（即今太原）为尧之唐国、叔虞之封地，还将他推翻隋朝后建立的新王朝定名为唐。

李渊的儿子、后为唐太宗的李世民还特意撰写了一篇《晋祠之铭并序碑》，即著名的《晋祠铭》，主题思想是通过宗周政治总结所谓唐叔虞在晋阳建国的史迹，表明灭隋建唐的合法性，强调以德治国的理念，以达到宣扬唐王朝文治武功和巩固政权的目的。

宋代朱熹朱老夫子在为《诗经·唐风》作注时，也认定太原就是唐叔虞当年封立唐国的唐都所在地。

虽然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作出这一结论后，后世也有一些学者质疑，譬如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晚年旅居今临汾曲沃时，就曾在考察当地人文遗迹和风土人情后，撰写了《日知录·晋书》，认定唐国和初期晋国在“今平阳一府之境”。平阳就是今临汾的古称。在《日知录·唐》中又进一步说：“窃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翼在今临汾翼城、曲沃一带。但是这一观点只是为学界极个别人所接受，对大多数人而言，仍在心中认定唐国和初期晋国在太原。

觉公簋及其铭文

晋侯墓地9组墓葬分布示意图

考古发现晋侯墓地

事情的变化来自1980、1990年代曲沃和翼城交界处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的发掘。天马-曲村遗址发现于1962年，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并没有发掘。

天马-曲村遗址西南距离侯马晋都新田遗址约25公里，北靠崇山，南望绛山，西临汾河，南边还有浍河蜿蜒流过。遗址东西长约3800米，南北宽约2800米，总面积近11平方公里。

1963年和1979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联合山西省文管会对天马-曲村遗址进行了两次试掘，认识到这是一处以晋文化为主要内涵的西周遗址。1980～1994年，两个协作单位在这里先后进行了十多次正式发掘，揭露面积2万平方米，发掘出西周早期至春秋初期中小型墓葬500多座，另外还发掘出大面积的周代居址。特别需要提及的是，1992年在天马-曲村遗址内北部北赵村南发现的晋侯墓地，使得之前模糊不清的晋国早期都邑问题得以解决。

说起来可气又可笑，晋侯墓地竟是因遭到盗窃而被发现的。这是一处独立存在的西周墓地，墓葬多座且带有长墓道。整个墓地东西长约170米，南北宽约130米，面积近3万平方米，与晋国普通贵族和平民墓地——曲村墓地不在一个地方。两处墓地距离大约有800米。

迄今为止，西周王室墓地还没有找到，不过西周诸侯的墓地已发掘了不少，诸如卫国、燕国、虢国、芮国、曾国等。在这些墓地中，诸侯墓葬和平民墓葬并没有完全隔离开，有的虽然在二者之间设置了一条界沟，如虢国，但总体来说，还在一块土地当中。像晋侯墓地这样远离普通贵族和平民墓区，是唯一的例外。

《周礼·冢人》记载，冢人的职责是掌管王公贵族所葬墓地，辨清墓地的沟兆界域，并绘出墓区地形和丘垅的示意图。最先葬在墓地的国君居中，依照宗庙的次序，始祖居中，左为昭，右为穆。王的子孙为王畿内诸侯的人，埋葬在先祖的左右及前面；卿大夫和士在后面，各自按照宗族关系排列。凡在战争中因怯懦不勇而战死的，不得入葬于坟兆界域之内；凡为国建有大功勋的，不分爵秩尊卑，均葬在王坟的正前方。坟的高低大小和种植树木的数量，以爵秩而定……墓大夫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国中普通民众的墓地和界域的划分，使国中百姓按亲族关系而葬，并严格执行墓地的禁令。除此之外，规正墓位，掌握坟茔高低、大小的标准；使民众在公墓区域都有聚族而葬的私家墓地；听断因墓地区域引起的诉讼；在墓地区域中设置办事处所，守护墓地安危等，也都属于墓大夫的职责范围。

从这一记载看，周王朝有公墓和邦墓之分。公墓是王族墓地，邦墓是普通贵族和平民墓地，但公墓和邦墓都设置在一个区域。尽管这里说的是周王室及其畿内墓葬制度，但应该是适用于诸侯国的。就这一点而言，北赵晋侯墓地远离曲村平民墓地而单独设置这一情况，与文献记载不太一致。    

晋侯墓地共发现9组19座大墓，距今2800～3000年。这19座大墓均为南北方向，每组墓葬的东面还陪葬有一座长方形的车马坑。另有数十座中小型陪葬墓和祭祀坑环伺在周围。墓中出土了上万件文物。特别令考古人员激动的是，在这些随葬的青铜器上竟发现了晋侯僰马、晋侯喜父、晋侯对、晋侯    、晋侯酥、晋侯邦父六位晋侯的姓名，另外还有晋侯夫人晋姜、杨姞及晋叔家父、叔钊父和其他晋国贵族的姓名。

考古人员根据9组男女墓主人墓位的排序、墓坑形制、随葬品组合及器型纹饰的变化等，排定了其早晚先后次序。其中114、113号组最早，时间大约是西周早期。93、102号组最晚，时间大约是西周晚期。但令考古人员困惑不解的是，上述6位晋侯姓名，除了排位在第7组的晋侯酥和文献中的晋献侯酥是同一人外，其他名字都对应不上。

后来，发掘者通过对墓葬规律、出土器物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又对青铜器铭文中所见晋侯名字进一步考释，认定青铜器铭文里显示的那6位晋侯名字与文献上的晋侯名字可能是名、字和号的关系，并因此确定，9组墓墓主人分别是晋侯燮父及其以下9代晋侯与夫人。

114号和113号是晋侯燮父及其夫人墓；

9号和13号是晋武侯及其夫人墓；

6号和7号是晋成侯及其夫人墓；

33号和32号是晋厉侯及其夫人墓；

91号和92号是晋靖侯及其夫人墓；

1号和2号是晋釐侯及其夫人墓；

8号和31号是晋献侯及其夫人墓；

64号和62、63 号是晋穆侯及其夫人、次夫人墓；

93号和102号是晋文侯及其夫人墓。

发掘者还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居于墓地中心的112和113号两座墓不带墓道，随葬品数量也不多，可是有车马坑陪葬。专家普遍认为是西周中期某位太子夫妇。但为什么没有即位的太子会埋在墓地中央呢？目前还是一个未知之谜。

晋国在西周时期，不算始祖唐叔虞的话，共经历了10个国君，但晋侯墓地只有9组王侯大墓，在穆侯和文侯之间缺了殇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般解释是，殇侯是被文侯杀死的。按照周代礼制，死于非命，尤其像殇侯被杀这种情况，是严禁埋入墓地兆域的。

这种解释当然不错，但恐怕还不止于此。周代宗法制的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而晋穆侯死后，殇侯作为弟弟却破坏礼法，趁机篡得大位，穆侯的长子仇为保命，不得不逃亡国外。四年后，仇带着一帮兄弟，潜回晋国，杀死殇侯，夺回了本该属于仇的君位，这就是晋文侯。从这点看来，殇侯不但是晋国王室的不肖子孙，而且还是晋文侯的生死仇敌，所以晋文侯将殇侯踢出代表尊荣和礼制的晋侯墓地，显得理所当然。

114号是燮父墓，2000年秋曾被盗窃，所幸还留下了不少文物，其中有一件青铜鸟首象身尊，就是现在山西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著名的鸟尊。但这件鸟尊当初出土时，由于遭受爆破性盗墓，成了一堆破碎的铜块，后来经过修复师修复，才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整体看是一只站立的高冠凤鸟，造型生动，栩栩如生。凤鸟通体饰有鳞毛状纹样，两翅和两足装饰的是卷云纹。鸟背上有盖，盖上有一鸟形钮，盖的内侧则有铭文“晋侯乍向太室宝尊彝”。因其出土位置接近盗洞，鸟的尾部和尖喙都已残缺不全。残长30.5厘米，宽17.5厘米，通高39厘米。

铭文中的太室，是王室宗庙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位于整个宗庙建筑群的北部。彝是彝器，一种祭器。尊，今作樽，是商周时一种酒器。专家们经过考证得出结论，晋侯鸟尊铭文中的“晋侯”就是第一代晋侯燮父。换言之，此晋侯鸟尊乃第一代晋侯燮父祭祀祖先用的祭器。

为什么晋侯燮父要将祭祀祖先用的祭器打造成鸟的形状呢？这是因为，传说周武王在伐纣的途中路经岐山时，山上有金凤鸣叫，即《国语·周语》所谓“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周人认为这是天降祥瑞，是彰显周武王的文才武德的吉兆。之后，周武王翦商成功，建立周朝，周人由此更加崇拜金凤。晋侯鸟尊的形象实际上是金凤，系周人精神信仰的一种体现。《周礼》记宗庙祭器有所谓“六尊六彝”，其中就有“鸟彝”和“象尊”。

燮父墓出土的鸟尊及其铭文

襄汾尉村鄂公堡城门

晋国在哪里

燮父及其以下晋国9代王的都邑翼确定了，那么唐叔虞的都邑又在哪里呢？北赵晋侯墓地燮父墓中曾出土一件方鼎，鼎内壁铸刻一篇铭文，其中有“叔夨”二字，很多学者都认为“夨”就是虞，“叔夨”就是叔虞，这件鼎因此被称为叔虞方鼎。但仅此而已，迄今为止，别说唐叔虞墓葬，就是唐叔虞治下的唐国具体位置也没有确定下来，至少还没有一处考古学遗址可以与其对应起来。不过，唐国就在晋都以北，而且很可能在今临汾、襄汾一带，这几乎是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共识。

《世本》中有唐叔虞“居鄂”这一说法，春秋时期晋国也还有“鄂”地。《史记·晋世家》记载，公元前718年，晋国小宗曲沃武公在周王的支持下，联合郑、邢两国讨伐晋国国都翼，晋侯郄逃到“隨”，就是今山西介休一带，周王就立了郄的儿子光。由于光已践晋国君位，晋国贵族嘉父就把晋侯郄从“隨”迎到“鄂”邑，晋侯郄因此就被称为晋鄂侯。

夏商时期的鄂国在今临汾市东部姑射山乡宁一带，这里有鄂山、鄂水、鄂邑、鄂侯故垒等人文遗迹。至于周代晋国境内的鄂地，考古学家普遍认为不在乡宁，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在乡宁界内，并未发现任何周代遗址。

鄂国地域可能不只局限于乡宁界内。《太平县志》记载，太平县城，也就是今襄汾县汾城镇，其西北15里处的尉村是唐初名将尉迟恭的封邑鄂公堡，尉迟恭在此“食实封千三百户”。尉村至今还保留着鄂公堡城门。这一片土地就在乡宁所在的姑射山下，与乡宁交接。为什么尉迟恭的封邑叫鄂公堡？这就给了我们联想的空间——或许包括姑射山下今汾城镇一部分也属于鄂地。

 《左传》说，唐在“夏墟”和“大夏”之地。刘起釪先生曾对车载斗量的历史文献作了认真检索，结果发现，记载“夏虚”的三处地址和记载“大夏”的五处地址都在晋南。其中，《左传·定公四年》提到的晋国始祖唐叔虞始封之地和《括地志》所提到的“大夏之墟”，都在今临汾、襄汾、曲沃、翼城等沿崇山（俗称塔尔山）一线。我在《元中国时代》一书中考证过，崇山就是“崇伯鲧”之崇地，所以这个地区极有可能就是以崇伯鲧为首领的夏人之原始居住地。

《左传》记载，晋国晚期的范宣子在追述其祖先世系时曾说，虞舜以前为陶唐氏，夏时为御龙氏，商时为豕韦氏，周时是唐、杜氏。襄汾县城北7公里、崇山西麓发掘出了举世闻名的陶寺遗址，学界基本确认是尧舜时代的都邑。尧在典籍中又被称为唐尧、陶唐氏，尧舜时代与夏商两朝并称为“唐虞夏商”，所以夏商时期的唐国应该就是尧的后裔所建。由此可以进一步明确一点，那就是夏商时期的唐国，以及后来沿袭了其国号、土地的唐叔虞治下的唐国，就在襄汾陶寺遗址周围，即便因种种原因有所迁徙，也不会迁到太遥远的地方。

《左传·昭公元年》记载，高辛氏帝喾的两个儿子阏伯和实沈不能和平相处，“日寻干戈，以相征讨”，为此，高辛氏“迁阏伯于商丘……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

从文献记载和陶寺遗址所在的地理位置至少可以推导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那就是，尧都、夏商唐国、唐叔虞之唐国相继存在于同一片土地上。

晋国为什么叫晋国？如前所述，尽管流传有种种说法，最靠谱的应该还是因为先有了“晋”这个地名或河流，才有了晋国这一国名。不仅仅是《汉书·地理志》说“唐有晋水，叔虞子燮为晋侯，是燮以晋水改为晋侯”，更由于西周早期青铜器疏公簋铭文中也有“王令唐伯侯于晋”这样的记载。这里的唐伯侯指的是燮父。

 东汉郑玄在《毛诗谱》中进了一步，对唐和晋的方位有了更为具体的交代：“燮父以尧墟南有晋水，改曰晋侯。”郑玄当然不知道今天的陶寺遗址就是尧墟，但他的意思再明确不过，尧墟就是唐国所在地。

那么晋水又是那条河流呢？有不少学者认为晋水就是汾河，但这是说不通的，因为汾河是东西流向，不可能在“尧墟南”。也有认为晋水是曲沃境内的浍河、滏河，等等，但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流经翼城苇沟-北寿城遗址的金河被认为最有可能是晋水，有两个理由：一是金同晋音，同声不同调，晋极有可能是金的讹传导致的结果；二是苇沟-北寿城遗址被认为是晋国早期都城翼，距离晋侯墓地遗址大约10多公里。

就目前所知，在商周时期，陶寺遗址周围东有先国（浮山境内），北有杨国（洪洞境内），南有贾国（襄汾）、晋国、耿国、虞国、芮国等，因此，唐国的具体位置大概率就在翼城以北以陶寺遗址为中心的襄汾、临汾尧都区这一带。无论是从文献还是从考古发现上看，这都是最合理的解释。P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