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玉，胸襟浩荡的一代元勋（杨晋生 李公顺）

黎玉

黎玉的生命中，天生一腔英雄气概，一副热情心肠，再经革命洪流的汹涌荡涤，两者统合起来，就成为一个抱负非凡、正气凛然的共产党人。他那胸襟坦荡而忍辱负重的家国情怀，随时随地发出灼灼的光芒，闪耀在人们眼前。

杨晋生（山西原平作家，以下简称“杨”）：李老师，你好！我是山西原平人，你是山东临沂人，正是王芳老师的山东之行，让我们相互认识，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话黎玉”的契机——我感觉适逢其时。

李公顺（山东临沂作家，以下简称“李”）：杨老师说得对。要说王芳老师确实是一个有心人，一幅黎玉的照片便引起了她的深切关注，并促成了我们俩的这个对话。关于黎玉在老家山西的经历，我并不怎么了解，只是从他在山东工作多年的功绩来看，他的早期成长经历一定是不寻常的。还是请杨老师先给介绍介绍吧！

杨：黎玉，其实是一个化名，他的真实姓名叫李兴唐，生于1906年5月，是崞县东野庄人。对了，这里我需要说明一下，现在的原平市是个县级市，1958年之前一直称为崞县。黎玉是在乡村里读的私塾和小学，后来考入崞县中学。在崞县中学，他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1926年7月，经同学刘保粹、冯汉英介绍，黎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崞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李：确实是够早的，而且都还是学生，这个崞县中学了不起！

杨：是啊！民国时期，崞县各界都很重视学校教育，尽力为崞县中学提供支持、开放绿灯，不惜重金从北京、太原等地聘请名师。正因如此，崞县中学的教学质量在晋北首屈一指，声名鹊起，逐渐有了“南运中，北崞中”的美誉。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崞县中学开风气之先，成为吸纳进步思想的前沿阵地。离职外聘的优秀教师、走出校园的崞中学子，以及大学毕业后又返回崞县中学任教的崞中学生，源源不断地带来了外部世界的先进理念。进步思想的洗礼，造就了崞中追求进步的氛围。1926年初，崞中学生刘保粹首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原平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员。他在同学中秘密发展党员，之后建立了中共崞县特别支部。这是原平历史上也是整个忻州地区的第一个中共党组织。

李：确实不简单！在这样一所学校里，黎玉作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中学生，必然不为世俗所蔽，不与现实妥协，勇于挞伐一切腐朽的思想，向反动、封建、没落的旧社会挑战。

杨：1926年下半年，黎玉被选为学生会主席。特别支部建立后，他们又成立了支部干事会，跟北方党组织取得了通讯联系。这个时期，党组织逐步发展李三楼、李毓珍、张灵轩、陈志忠、郭汝璞（郭从周）、白玉章、白玉堂等，到1927年已经有十几个党员了。那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党中央决定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主要是为了改造国民党。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袭来。不久，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派警察突然包围了崞中，抓捕了黎玉、李三楼、白玉堂、张灵轩、贾荣宗（贾全祥）、李毓珍、郭汝璞等七人。

李：还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吗？那抓人总得有个理由吧。

杨：理由就是，李兴唐等七人组织北大考学团，宣传共产主义。他们被押送到太原地方法院看守所，七人住在一起。后来听说阎锡山的特别法庭要对他们开庭审判，他们便统一口径，什么也不承认，更不能暴露组织。因此，他们在法庭上不厌其烦地说：“北大考学团”是学生们自愿组织的，是为了复习功课，准备到北平考学校。问别的，只说不懂。

李：这个过程应该是很有意思的。

杨：是的，黎玉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过一些当时的场景。他是这样写的：到了阎锡山的特别法庭过堂时，那里坐着法官、书记官、刑警等，耀武扬威一大堆。当他们问到我时，我就质问：“你们电令上说‘据报’依据是什么呢？是谁报告的？”这时，法官哼哼哈哈说不出来。接着我又说：“我们‘北大考学团’是为了考学校。”法官问：“那你们为什么宣传共产主义？”我说：“没有！我们没有宣传共产主义！”法官问：“三民主义你读过吗？”我说：“没有呀！听说孙中山曾经说过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呀！你把报告人请出来对证。他是凭什么报告的呢？”这一来，法官闭口无言了。过了一会儿，他说：“唉，那就下去吧！”

李：这样的结果会不会很快放了他们？

杨：那倒没有。没录下口供，也没有立刻释放他们，而是以“嫌疑犯”“未决犯”的名义，把他们送到了“模范监狱”里，后来又被转到“自省院”。这里有了一点自由，他们便开始阅读书籍，还学习世界语、英语、日语，并假装规矩，为出去创造条件。一直到1929年，他们才先后获得自由。黎玉回到崞中，学校给发了文凭，他便和郭汝璞到北平考入北平法学院。李三楼、李毓珍、贾荣宗、张灵轩随后经过补考，也考上北平法学院。加上早到的王景泉，和第二年考上北平法学院的孙鹏云、李克让，总共九个人，又生活在一起。因为在当时的大学生中他们是比较贫寒的，所以自称为“九穷”。之后，“九穷”成为原平现代革命斗争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词语。

李：在那个年代，能够外出求学的人，在当地家境一定是属于中上游的，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便不会产生进入大学堂的念头，也不可能有上大学的经济实力。所以，我的感觉是，这九名学生在崞县应该是不算“贫穷”的。但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当他们跻身京城之后，面对众多达官贵人、豪绅巨贾的子弟时，就显得寒酸多了。“九穷”这称呼，挺怪异的，不解释还真不懂。

杨：“九穷”的住址在北平西城李阁老胡同的北平大学法学院第三院。当时条件很好，学院规定每人一个单间。但是，“九穷”为了方便照应，就自作主张两人住一间宿舍。这样一来，日常生活在一起，学习讨论在一起，各家寄来钱首先支付伙食费，然后就是购买书刊轮流看。每个礼拜六的晚上，“九穷”就会聚在一个宿舍里过“组织生活”，常常是由李兴唐作国内外形势报告，接着大家讨论、漫谈，然后每个人把这一周的读书情况向大家汇报，最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因气氛热烈，效果不错，“九穷”成员将其称为“‘九穷’的礼拜六之夜”。当时李兴唐已经成为北平市委负责人之一，他将“九穷”集体当作地下党北平市委的附属机关对待，市委领导集体或开会或接头，都可以把“九穷”的宿舍当成安全、方便的地点。甚至，这里还是地下党组织的交通站，可提供临时性的餐饮和休息场所，方便了工作汇报和研究交流等。

李：有这样宽松的学习环境真不容易，他们应该是如鱼得水了吧！

杨：其实是又摊上大事了。1930年8月1日，李兴唐、张灵轩、郭汝璞等组织并参加了人力车夫工会在和平门外的游行示威，遭到当局的弹压和逮捕。李兴唐矢口否认自己是组织者，是被错抓进来的。之后，“九穷”即开始制定营救方案。大家得知时任北平警备司令的是崞县人李服膺时，便找到和李服膺关系不错的崞县老乡帮忙，李兴唐才被释放。接着，他们又将张灵轩、郭汝璞保释出来。1931年，因斗争形势的需要，李兴唐离开北平。但是他人离开了，却记挂着留在北平法学院的其他8名同学，时常书信往来，互通消息。1932年，李兴唐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中共特委机关内遭到逮捕，被辗转押解至京城，关押在东北军卫戍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九穷”其他成员得到消息后，不仅给李兴唐送去棉衣和零用钱，而且积极开展营救活动。在东北籍老师、俄文教授王之相的“引导”下，“九穷”和东北军卫戍司令万福麟将军说上了话，李兴唐再次获释。可以说，从北平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的“九穷”，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社会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除了黎玉，其他八个人都有些什么故事，可以简单说说吗？

杨：那就简单介绍其中几位——李毓珍，笔名余振，1935年毕业后回太原，次年加入牺盟会，与杜任之等人创办宣传抗战的刊物《突击》。太原沦陷时避难到陕西，在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任教。1946年回山西，在山西大学任教。兰州解放后，任兰州大学校务委员。1950年奉调回北京，先后在中国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在北大时任校务委员、俄文系副主任、俄罗斯文学教研室主任等职。1957年被错划右派，次年调到上海辞海编辑所工作。1979年右派改正后，任辞书出版社（原辞海编辑所）编审、《辞海》语辞学科主编。1980年调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授，兼任全国苏联文学研究会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名誉理事。其主要译著有《普希金长诗全集》《莱蒙托夫抒情诗全集》《马雅可夫斯基诗选》等。

李克让，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后任七支队政治处主任。1942年至1949年，任三五九旅武装动员科科长、一野三军七师后勤部副政委，先后参加过反顽斗争、百团大战，以及集宁、丰镇、大同战役和解放宁武、崞县城等战斗。1949年随军西进，解放甘肃河西走廊，留酒泉地区，先后任敦煌县委书记兼县长，酒泉地委常委、秘书长等职。1955年任甘肃省林业局局长，1957年任农业部兰州生物药厂党委副书记。

李三楼，懂英语、法语、德语，精通俄语，在校时即与李毓珍、张灵轩合作翻译了列宁《论民族问题》等著作。毕业后，到南京中苏友好协会工作，任《中苏文化》杂志编译。1937年抗战爆发后，在家乡参加县动委会工作，配合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动员群众，组织义勇军，参军参战。1938年初调三五九旅毛少先支队任政治处主任，活动在忻崞代地区与日寇作战。1939年春，毛支队和阳曲曾支队合编为一二〇师独立一团，任团政治部主任。之后历任晋绥军区联络科科长、二分区供给部政委、独立二旅供给部政委。解放战争期间，任第一野战军三军七师供给部政委。1948年春，在陕西清涧县任家河村去世，终年42岁，后追认为烈士。

郭汝璞（郭从周），1935年冬创办《北平新报》，连载与友人合译的普希金作品《杜布罗夫斯基》，并宣传抗日。1936年1月与马叙伦等149名爱国人士共同发表《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1937年抗战爆发后，进入中央社从事战地记者工作8年，曾任中央社太原分社主任，采访过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叶剑英、冯玉祥、阎锡山、胡宗南、程潜、艾思奇、肖劲光、续范亭、薄一波等一批名人。其工作受到薄一波的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后40余年里，一直从事翻译编辑出版工作。1952年调入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许多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总结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书籍。鉴于其长期从事出版工作，为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1987年获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颁发的荣誉证书。

王景泉，1932年入党。1933年春，经组织批准，随黎玉到唐山做地下工作。后来，组织上派他回北平与河北省委联系。因地下交通站遭到敌人破坏，王景泉被捕，转往南京监押。直到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才将他营救出来。之后，其回到山西，历任陵川、黎城县县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财委劳动局局长、劳动部劳动保护司司长、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等职。1963年任鞍钢党委副书记，1966年调任八机部华北拖拉机公司负责人、天津拖拉机厂党委书记。之后任天津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李：都是了不起的国家栋梁啊！

杨：而黎玉呢，从1930年10月至1931年初，担任中共北平市委市政工作委员会书记、职工部长。其后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中共河北省石家庄中心县委书记、直中特委书记。1933年春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1934年初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开滦五矿总同盟3万余人反帝大罢工。后任中共河北省委直中、直南巡视员，直南特委书记，冀鲁豫边特委书记。1936年被派住山东，到了你的家乡，接下来是该你给我讲黎玉故事了。

李：中共山东省委组建于1927年6月，但随着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山东省级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一次次破坏和血腥屠杀。在1929年至1933年间，中共山东省委机关连续遭受了敌人十余次大的破坏。仅在1929年一年内，在济南的省委机关就遭到三次大破坏，邓恩铭和刘一梦、刘谦初、刘晓浦等人相继被捕。1930年2月，临时省委和团省委机关同时遭到破坏。1930年11月，山东省委妇委书记、青岛市委常委郭隆真等20余人先后被捕，省委和青岛市委遭到严重破坏。1931年4月，由于青岛市委交通员被捕叛变，省委机关再次遭到破坏，省委常委、省委委员等多人被捕。4月5日，邓恩铭、刘谦初等22名中共山东党组织的重要干部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山东省委数次遭破坏，数次重建后又遭破坏。尤其是1933年7月，因临时省委组织部长的叛变，全省300多名党员、积极分子被捕，这是山东党组织自1929年以来遭受最严重的一次大破坏。此后，中共山东各地党组织失去了统一领导，失掉了与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联系，时间近三年之久。

杨：我记得看过相关资料介绍，说是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山东各地的共产党人，没有被打垮被击败，不害怕，不气馁，不消沉，而是揩干自己身上的血迹，掩埋好烈士的遗骸，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念，一边寻找上级党组织，一边探索独立开展工作。

李：是的。为建立一个统一的省级党的领导机构，1935年初冬，济南市委书记赵健民到莱芜与县委书记刘仲莹等开会商定自行建立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由刘仲莹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鹿省三任宣传部长。因刘仲莹无法到济南开展活动，会议决定由赵健民代理工委书记，主持日常工作。同时，会议决定尽一切可能与中央北方局接上关系。

杨：在严峻的斗争环境下，得不到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这些独立的斗争是极其危险的，就像危船孤悬大海，又像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孤独前行。所以，山东的党组织渴望找到上级党组织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李：为了尽快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从1933年到1935年，山东各地党组织多次派人外出寻找上级党组织。1933年11月，鹿省三卖了家中仅有的一头骡子、几亩耕地为寻找上级党组织筹措路费；1934年春和1935年秋，刘仲莹变卖田产充作活动经费，两次到上海寻找上级党组织；1934年夏，徐运北赴北平，希望通过同学寻找上级党组织；1934年秋和1935年初，赵健民两次赴泰安寻找上级党组织，还委托一位进步教师赴北平打探上级党组织的消息，均无果而返。

而在山东党组织赴各地苦苦寻找上级党组织的时候，徐庄党支部在党的领导下，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1934年徐庄党支部建立。1935年，河北省委代表、直南特委书记兼冀鲁豫边特委书记黎玉，根据河北省委指示，来到徐庄蹲点。黎玉到徐庄后，充分发动当地群众，建立了徐庄游击队，发展了穷人救国会，壮大了党的组织。在徐庄支部影响带动下，不到一年时间，周围村庄就发展了十多个党支部。

杨：这应该是黎玉在山东的早期革命活动。

李：1935年夏，因找不到上级党组织而焦急万分的赵健民得知，徐庄有隶属于河北省委领导的党组织，这令他喜出望外。到了秋天，赵健民找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沿黄河大堤，从济南一路骑行五百余里来到徐庄村，见到了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的濮县县委书记王士希，随后又见到了直南特委巡视员、濮阳中心县委书记刘晏春，赵健民请直南特委转告北方局，希望党中央派人恢复山东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并在分别时约定了书信联系暗语“老掌柜”。随后，赵健民满怀希望地回到济南。1935年底，苦苦等待的赵健民等终于盼到来信：“老掌柜已到濮县，请速来洽谈一笔生意”。这封信让“找党”的工作出现曙光，赵健民便第二次骑自行车踏上赴徐庄的黄河大堤。在徐庄村一个农户家里，赵健民见到黎玉。赵健民把山东省委遭敌人破坏后，他们怎样独立坚持工作，怎样寻找上级党组织等情况，详细地作了汇报。黎玉要赵健民把山东党组织恢复发展的情况写成文字报告，由他转交北方局，以恢复山东党的工作。

杨：黎玉那时刚刚30虚岁，但已经积累了许多革命工作经验，具有了相当高的组织领导能力，他的这种处置方法很妥帖。

李：是的。很快，黎玉回到冀鲁豫边区特委驻地河北省磁县，将赵健民的报告和要求转给河北省委。1936年3月间，刘少奇到达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此前，党中央也一直在打探山东省委的情况。北方局决定派黎玉到山东重建省委。1936年5月1日，山东省委在济南四里山宣布重新建立，黎玉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林浩任宣传部长。这时候，山东省委对外仍称山东省工委，直到1937年5月，中央指示，山东省委不再以“工委”的名义开展工作，对外称“中共山东省委”。

杨：黎玉到任和省委重建，是一座里程碑，对山东党组织各项工作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必然发挥了启动作用。

李：黎玉是恢复和重建山东地下党的元勋，他领导的新省委确定了今后的任务：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一切抗日爱国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在群众中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发展抗日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壮大抗日救国运动的力量；接受过去省委遭受大破坏的教训，积极、谨慎地恢复那些与党失掉联系的县委、支部和党员的组织关系；注意发展新党员；巩固党组织和进步团体，防止敌人破坏。省委还决定选调一些对革命事业忠诚热情，有领导地下工作经验，又能脱离生产的党员到各地党组织工作。为尽快恢复各地的党组织，省委决定动员学校支部的党员回家乡寻找党员关系，建立地区特委、工委、县委。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许多分散在各地的共产党员恢复了组织关系，许多遭到破坏的党组织得以重建，党的队伍得到新的发展。到抗战全面爆发时，全省的共产党员已达2000余人。

杨：看来山东形势在一路向好啊！

李：也不是。和早期的经历一样，一波三折。就在抗战前夕，山东省委又被叛徒出卖，遭到破坏。黎玉只好在济南靠拉黄包车做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领导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黎玉领导山东省委发动山东各地的抗日武装起义，并亲自领导了徂徕山起义，兼任起义部队政委。1938年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

杨：山东纵队，就是黎玉亲自组建的那一支抗日劲旅吧！

李：对！黎玉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就叫《山东纵队的诞生和发展》。这支部队的组建思路十分明确：面对着日军的长驱直入，面对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我们山东党组织怎么办？“坚持抗战，发动敌后游击战争。”“每个好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党中央和中央北方局的号召照亮了我们的心。山东省委研究决定，响应北方局提出的要在华北首先扩军十万的号召，在山东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组织几万人的部队，并具体划分了十几个地区。这些地区星罗棋布于山东的东、西、南、北、中，在战略上具有控制全山东的重要地位。

杨：这个行动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从1937年冬到1938年冬，短短一年时间，山东省委领导抗日军民在鲁西北同日军进行了八十余次大小战斗，歼灭了大量日伪军，狠狠打击了日伪敌寇的嚣张气焰。与此同时，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山东纵队和进入山东的八路军一一五师采取了干部和战斗骨干互相交流的办法。一一五师两千多名战斗骨干调到山东纵队；黎玉领导的山东纵队为保证一一五师完成繁重的作战任务，一次就拨给他们3万多人枪。到1940年下半年，山东纵队猛增到5.1万人，一一五师发展到7万多人。黎玉对山东纵队实施整编整训，将所属部队正式编为5个旅，4个支队。

杨：抗战期间，发展武装力量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山东在这个方面做得堪称优异。

李：1941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军委决定：成立山东分局，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四人组成，朱瑞为书记；将山东纵队及一一五师两个军政委员会合组为一个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黎玉任山东军区副政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书记。1944年至1945年，黎玉协助罗荣桓领导山东军民对日伪军进行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解放了除济南、青岛等少数大城市以外的山东广大地区。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作出了新四军北移山东的战略决策，并在1945年12月将山东分局改组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由饶漱石任书记，黎玉任副书记。

杨：据说黎玉就是受到了饶漱石和康生的迫害，影响到他的政治生命。

李：黎玉因为工作无意间开罪了饶漱石，饶漱石对此耿耿于怀。不久，饶漱石被中央调去北平参加军调部工作。饶漱石离开山东期间，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主管土改工作的副书记和山东省民主政府主席，黎玉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主持制定了《中共华东中央局关于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指示》（简称“九一指示”）和《山东省政府实行土地改革的布告》《山东省土地改革暂行条例》，领导了山东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并收到较好的效果。1947年1月，饶漱石回到山东，主持华东局工作。这时康生也到山东任职。为了个人私欲，他们俩勾结在一起，将矛头指向了以黎玉为首的山东地方干部。

杨：黎玉是一个相当正直的人，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天然缺乏抵抗能力。

李：他们把山东土改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富农路线”，直接将矛头指向了黎玉。1948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东局在饶漱石的主持下，在诸城县（康生的老家）寿塔寺召开扩大会议，以在土改中推行“富农路线”的罪名开始对黎玉进行错误的批判。面对饶漱石的无端指责，林浩等许多被“搬了石头”的山东地方干部要求黎玉坚决顶住，甚至要求黎玉到中央把官司打清楚，而不要和稀泥。但黎玉只是在华东局负责人的小组会议上进行过申辩，在公开场合，反而违心地作了检查，默默地接受了不公正的批判。就这样，在“一切为了胜利”的大局下，身为华东局副书记、山东省主席、新四军副政委的黎玉以蒙受不白之冤为代价，维护了党的团结和革命事业的发展。

杨：当时，他的那些战友和同志一定不能理解他的做法，甚至会怨恨他。

李：黎玉后来回忆说：“首先，是战争大局的要求。当时，正值粉碎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关系到全国战局胜败的关键时刻，必须全力以赴共同对敌，不允许我们内部有任何摩擦产生；第二，我当时担任华东局副书记、山东省主席、新四军副政委、山东野战军政委，并兼管财政、粮秣、支前等多项工作，我只能从一切服从战争、服从领导班子的稳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第三，我长期在山东工作，山东的同志对我更为熟悉和信任，我的言行会直接影响下级的情绪；第四，饶漱石对我的批判并非是同志式的、善意的，他们根本不讲道理。我也曾几次试图在华东局小组会上通过说明、解释、交流思想来达到互相了解、团结共事的目的，但是都被拒绝了。在那种特定环境下，如果我公开和他们斗争，势必会引起从上至下的内部斗争，甚至导致山东和华中两个地区间干部的对立。毫无疑问，这将会对战争极为不利，必定会带来更加严重的损失，后果不堪设想。古人有‘相忍为国’的道理，我为了避免内部分裂，确保战争的胜利，也只有牺牲个人以维护党的最大利益。”

杨：这就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为了维护大局甘愿牺牲个人的一切。我记得，关于饶、康对黎玉和山东地方党的无端指责，陈毅元帅曾经说过公道话。大意好像是说：“我进棺材之前，忘不了山东父老。有人说山东党不行，我不以为然。淮海战役是打出来的，也是山东父老用小车推出来的，用担子挑出来的。没有山东党，老百姓这个觉悟是天生的吗？”

李：陈老总说得对！从1947年1月至1948年8月，山东共进行过10个较大的战役，山东人民供应部队（含随军民工）粮食达4亿多斤。其中济南战役，供应粮食1.6亿多斤；淮海战役，供应粮食2.3亿多斤；渡江战役，供应粮食1亿斤。据《山东党史资料》的记载，解放战争期间，山东解放区共发动4次参军运动，参军人数达58.9万多人；从济南战役开始到宁、沪、杭战役结束，山东解放区共出动民工173万多人，共运送粮食8亿多斤，被服36万多件，其他物资5300多万斤。为表彰支前民工的事迹，政府和部队不但授予他们锦旗、奖章，而且授予他们“陈毅担架队”和“黎玉运输连”的光荣称号。

杨：但是，黎玉的个人命运确实受到了重创。

李：是啊！就在1949年的2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即将召开，黎玉却收到中央的“停止到会的决议”通知，他这个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华东军区副政委竟被拒之门外，未能参加这次历史盛会。3月13日，会议结束时还通过了《关于黎玉问题的决议》。

杨：我无法想象黎玉当时的痛苦，那可是一种被母亲遗弃的遭遇啊！

李：不仅如此，黎玉一直是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默默地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就是在1954年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之后，黎玉也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之后，他先后担任上海市委秘书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八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农机部副部长，无论哪个岗位，他都在尽心尽力、无怨无悔地勤奋工作。

杨：晚年，黎玉还回过原平老家。有的乡亲还替他打抱不平，说按他的资历完全够得上授上将军衔。还有的说让他向中央申诉恢复名誉。他却啥也不说，相信历史会给自己一个公平的。

李：1986年3月13日，中共中央批复山东省委，同意山东省委关于对华东局1948年对黎玉所作错误结论进行平反的报告，撤销华东局扩大会议《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中对黎玉、林浩所作的错误结论部分，为黎玉恢复政治名誉。黎玉所受的冤屈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判。

杨：同样是3月13日，却整整过了37年。黎玉在这宝贵的37年中，不仅未能受到重用，还忍受着巨大的精神屈辱，真的令人心有不甘。

李：1986年5月30日凌晨，黎玉在北京逝世。黎玉逝世后，新华社发表了《黎玉同志生平》一文，高度评价了黎玉的一生。文章说：“黎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坚持党性，坚持原则，是非分明，刚直不阿；他工作严肃认真，精明干练，吃苦耐劳；他生活俭朴，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团结同志；他严以律己，也严格要求亲属和子女，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文章认为，黎玉同志的逝世，是党和人民的损失。文章要求大家学习黎玉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学习他学无止境，穷原竟委的学习态度；学习他六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为党工作的革命精神。PICS黎玉的生命中，天生一腔英雄气概，一副热情心肠，再经革命洪流的汹涌荡涤，两者统合起来，就成为一个抱负非凡、正气凛然的共产党人。他那胸襟坦荡而忍辱负重的家国情怀，随时随地发出灼灼的光芒，闪耀在人们眼前。P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