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中的襄垣盲宣队（魏丽饶）

襄垣鼓书属于板腔体，演唱时主演既要说唱又要掌鼓板，一人操作鼓、大锣、高音锣、小锣、大镲、小镲、挎板、木鱼、脚蹬梆九种打击乐器，其余人员既要说唱，又要根据需要伴奏钜琴、二黄、胡乎、板胡、三弦、二把等弓弦乐器，开场时还要吹唢呐、笙等管乐。从唱腔来说，除了鼓书的各种板式外，还要根据需要演唱上党梆子、上党落子、襄垣秧歌、生、旦、净、末、丑的各种唱腔，有时还唱武安落子、河南豫剧，每一种唱腔又有很多种板式，融合多种音乐元素，且又自成一格，唱腔优美，旋律婉转，具有浓厚淳朴的地方特色。代表曲目有《水浒传》《三国》《包公》《奇巧断》《借亲记》等。

襄垣鼓书最早起源于明末清初，当时的盲人为了生存，师徒、兄弟或夫妻搭伙结对，手打小铜锣小镲等乐器，走乡串户给人算卦。后尝试用民间小调唱卦辞，并逐渐形成固定腔调，又把民间小故事及神话编成唱词进行说唱，渐渐发展到说中书、说大书，盲人也从以算卦为主业转为以说书为主业。由于在说唱时用一个小平鼓掌握节奏，艺人们把这种腔调叫作鼓儿词。到了雍正年间，明眼人中流行起一种叫做柳调的说唱形式。柳调和鼓儿词的调式一样。民国初年，两个曲种开始交流，逐步融为一体，出现了五六人甚至更多人的班组。乾隆三年，上党地区盲艺人们抱团取暖，成立了自治组织三皇总会。三皇会每年组织会考、审案、说书等项目活动，对盲艺人的组织管理、师徒传承及曲艺创新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38年抗战时期，太行抗日民主政府对民间盲艺人进行教育改造后，武乡县、襄垣县、辽县（今左权县）三县盲艺人代表在武乡县马村成立了“太行抗日救国盲人宣传队”，借用盲人的特殊性和艺人身份为掩护，深入敌占区，以说书算卦之名宣传抗日，瓦解伪军，劝敌投降，传递消息等。从此，太行山区的盲艺人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襄垣一支在县抗日政府领导下，盲艺人马国华、李忠堂、胡玉堂、袁中义、郝仙堂五人率先组成了“盲人爱国宣传队”，由马国华担任队长。当时襄垣县虒亭、夏店一带均被日军占据，抗日宣传工作危险重重，但盲艺人们义无反顾投身革命。他们紧跟革命形势，配合中心工作，积极编新唱新，通过书中故事凝聚力量，鼓舞人心。对此，在1958年山西省曲艺汇演总结会上，时任副省长王中青特别表扬了襄垣、武乡、沁县三县的盲宣队，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不怕流血牺牲，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后宣传抗日，并号召全省文艺工作者都要向这支太行山上的文艺尖兵学习。襄垣盲人爱国宣传队成立后，苗春喜、史海亮、郑化龙、董才元等名艺人及大批盲艺人纷纷加入。很快宣传队就由5人发展到75人，下设10个小组，各小组分头行动，说抗日新书。盲艺人的思想觉悟空前提高，在群众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常年穿梭在太行、太岳根据地的各个村庄，发挥襄垣鼓书通俗易懂，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优势，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坚定人民的抗战信心。现存襄垣鼓书相关史料中有记载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捉特务》《拥军优属》等都是当时盲宣队自编自演，广泛流传于民间的曲目。

1944年，晋冀鲁豫边区为了加强对曲艺宣传的领导，要求各分区建立曲艺联合会。边区文教处召集左权、武乡、襄垣、榆社、和顺从业人员代表在武乡秦家烟村开会，成立了“太行五县曲艺联合委员会”。1945年秋，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襄垣县域全面解放，盲人三皇会解体，全县的84位盲艺人全部参加了新组织的盲人宣传队，队名改为襄垣县盲人曲艺宣传队（简称盲宣队），分为两个大队，下设11个小组，受县民教馆领导，重大事务由县文教科管理。同时，盲宣传也建立了自己的领导机构，叫队务委员会，设有队长、指导员、队务委员，每两年改选一次。1946、1947年，“太行五县曲艺联合会”连续两年在襄垣县西营镇召开会议，传达上级关于解放全中国的指示，讨论宣传重点工作，交流书目等。1948年，襄垣盲宣队派代表到晋中、榆次两战区进行解放太原宣传活动。1949年，太行五县曲艺联合会解散，从此，各县盲宣队自主开展工作。

2008年襄垣鼓书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上，在盲宣队从艺58年的王俊川老人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王俊川老人与襄垣盲宣队同龄。他出生于1938年7月，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进犯中国的时候。幼年饱受战乱之苦，让他后来对盲宣队的感情格外深厚。冥冥之中有如上天注定，王俊川这一生仿佛就是为了说书而生。五岁那年，一场大病致双目失明。

“也许上天蒙上我的眼睛，就是为了让我潜心专注于曲艺。”回首往事，他坦然地说。1949年夏天，太行五县曲艺联合会刚刚解散，襄垣盲宣队正在大力宣传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节目，村里请来了名艺人董才元、侯义成为首的说书班子。王俊川身为盲人，对盲宣队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和亲切感，每场书他都去听，而且听得十分用心。当时盲艺人说书条件十分简陋，没有正式的舞台，也不进剧院，通常是在方便人们聚集的街头、小巷、庭院、庙院、打麦场、槐树下、土圪台上或村委会大院里支一两张桌子，一张桌子拴绑打击乐的大锣、脚梆，桌上放鼓架、板鼓、木鱼、镲、小堂锣、惊堂木，另一张桌子放文乐器。正面放一个坐凳，两边通常摆长条板凳。说唱者都是坐在凳子上，也没有统一的服饰，只是各自胸前挂件围裙防止松香沾上衣服。来听书的小孩们嫌大人们挡住了视线，就爬到台子上听，王俊川也被小伙伴们拉了上去。台子小，人多，妨碍行动，没一会儿其他小孩就统统被赶了下去，由于王俊川看不见，说书人特许他一个人留在台子上听书。就是这次听书，打开了王俊川走向艺术的大门。他发现说书和过去在戏场看的唱戏有很大不同，每个人物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有什么动作，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角色行当齐全，梆子、落子、秧歌都唱，全盘武场击乐紧凑协调，文乐管弦齐全，阵容强大，美妙无比。五天书听下来，他在心里暗暗立志长大要当一名说书艺人。只是王俊川当时并不知道，在台上说书说的且令他着迷的董才元未来将会成为影响他一生的师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襄垣盲宣队配合全县中心工作，思想更新，书目也推陈出新，受到县委和县政府的重视，加入盲宣队成为盲童们理想的出路。王俊川的母亲见儿子有志于曲艺，便四处打听为他寻找一位学艺师父。直到1951年正月，王俊川的舅父来家走亲戚时，领来一位落户在他们村的河南盲人师傅，正是襄垣盲宣队的第二任队长崔进学。崔师傅把面前这个十三岁的小孩浑身上下细细摸了一遍，也听到王俊川自己亲口说愿意学说书，便高兴地答应收他为徒。王俊川的母亲感激之余，问崔师傅收学徒有什么规矩。崔师傅说，如今是新中国，只用给师父出两石米的学资，到县民教馆登记一下就行。但这孩子是咱本村的外甥，学资就免了，将来好好学艺就行。七十多年过去了，王俊川老人依然清晰地记得崔师傅带他去民教馆登记那天的场景。民教馆长十分和气地问了他相关的个人信息，登记之后又问他是否愿意学说书，他说，愿意。馆长便从抽屉里取出一枚金属证章别在他的胸前，告诉他：你今天已经正式参加襄垣县盲人曲艺宣传队，下乡后要听师父的话，努力学习说唱艺术，为党的宣传工作贡献力量。1951年4月11日，13岁的王俊川正式走上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曲艺生涯。

师徒如父子，盲艺人之间的师徒关系较常人更为亲密。常年跟随师父下乡演出，走哪都是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炕，教学与生活杂糅，艺术与情感交织，惺惺相惜，耳鬓厮磨，王俊川和师父崔进学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崔师父是当时盲宣队的队长，他不但技艺高超，而且教法得当。他教王俊川学河南坠子，先打简板，再说快板，锻炼他的记忆力和临场胆量，然后一段一段教唱腔，再教小段书。说书熟练了，又教他拉坠胡，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加之王俊川勤奋好学，他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就轻松掌握了技艺。崔师父的教学方法，为王俊川后来收徒弟树立一了个好榜样，他与崔师父之间一直保持着亲父子般的关系。

正在转场的襄垣盲宣队

经过崔师父两年的悉心培养，王俊川学徒期满时已经熟练掌握了河南坠子的说唱技艺。襄垣县文化馆的馆长李振华看他聪明，勤奋，记性好，学艺快，便打算将他重点培养成一名襄垣鼓书艺人。经过多方协调，李馆长将王俊川从坠子组调整到鼓书组，跟董才元师父学习襄垣鼓书。收一个优秀的徒弟，董师傅心里自是欢喜，但王俊川感念师恩，十分担心崔师傅对此会有看法。不料崔师傅非但没有介意，反而慷慨地希望他去学习襄垣鼓书，提升技艺，将来能在曲艺界好好闯出一片天地。

董才元是襄垣有名鼓书的艺人，1950年代在上党地区乃至整个山西省都很有名气。他对襄垣鼓书大胆创新，把上党梆子、上党落子、襄垣秧歌有机地融合在鼓书唱腔中，使观众听书像听戏一样精彩。董师傅的打击乐器演奏可谓是顶级水平，有条不紊、音点准确、节奏紧凑、轻重适当。他的嗓子也很好，声音浑厚嘹亮，吐字清晰优美，在群众中威信很高。解放后，多年担任襄垣曲艺队队长、指导员，多次带领曲艺队参加省、市汇演，都拿下优异成绩。他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山西省分会理事，在曲艺战线上奋斗了四十多年，对襄垣鼓书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但董师傅在传授技艺方面十分严谨，徒弟哪怕只有一项条件达不到要求，他也绝不传授这项技术，因此他一生技艺超群，却只培养出四个徒弟，但也正因为“少而精”这四个徒弟个个成了名把式。王俊川凭借他对音乐的天赋和对曲艺的执着，就成为其中之一。

得两位名师的亲自教授，王俊川成长很快。跟着董师父学艺刚满两年，他就被队长李中堂和董师父推上了组长的位置。17岁的王俊川诚惶诚恐：论年龄组里他最小，还未成人；论资历，全组人都是曲艺界的老前辈；论技艺，他才刚刚出师，尚未能独立。组长除了联系演出、结算账目之外，还要组织全组人员学习、排练，他该怎么担当，又如何能服众？队长李中堂反复做他的思想工作，给他打气，最后王俊川不得不接应下来。上任之后，他才深切地体会到，盲宣队的队长、组长虽然是个领导职务，实质上就是多了些义务劳动，比别的组员多干些活，多担些责任，没有什么特权，更没有额外的收入补贴。小小组长的工作远不止他想象的那么简单，除去组内事务管理，更难的是对外联络和沟通协调。每到一个村子，大家先找地方休息，之际组长就得拿着上面开的介绍信去找村干部联系演出事宜，干部答应之后，还有联系食宿、借桌椅板凳等一系列事务，稍有疏忽，就会出现麻烦。演出结束，打点其他人收拾好行李向下一个点转移，组长还得拿上单据找干部签字批条，找会计结账。盲宣队的工作属于团队合作性质，按照技艺水平高低、劳动强度大小计工分，平时下乡演出劳动所得的粮食，都由组长对接村部签字打条，每年统一结算两次，结算到的粮食严格按工分分配到个人，统一放假三天各自背回家。在分配劳动报酬之前，要优先保障年迈退休或失去劳动力的人员，也是由组长负责背上粮食送到他们家里。盲宣队里领导干部这种无私奉献的做法，一直延续至今。有时候已经到了一个村子，对方却由于各种原因不方便接待，组长就得设法和村干部沟通，实在不能解决，也只好领着组员再到下一个村子，正所谓“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这也是文化传承的题中之义！直到后来王俊川才明白过来，队长和董师父硬把他推上组长这个职位，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殊能力，而是为了创造机会手把手教他，逼着他在锻炼中快速成长，让襄垣鼓书多年积累的宝贵遗产、工作作风能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襄垣盲宣队的鼓书在乡村很受欢迎

盲宣队在太行山间走村串乡巡回演出

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国家关闭了粮食市场，干部、教师、工人、商人、文艺工作者及城市居民的口粮统一由国家粮店供应，这类人群有了城市户口，吃供应粮。盲宣队人员属于文艺工作者，因而全部都吃上了供应粮。当时全队60多人，有一个集体的非农业户口本，有一个集体的粮食供应证。从此，下乡演出派饭就使用粮食局统一印制的派饭证领取粮票，给群众支付粮票，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取消粮食供应才停止。解决了供应粮问题后，在1956年春全县盲宣队又全部实行了集体化，乐器统一购买，统一存放，进而催生了用来保存公共财产的办公场所。襄垣盲宣队自1938年成立到1956年一直没有办公场所，每逢集中开会。不是趁学校放假借住学生宿舍，就是趁剧团外出到剧院里开会。实行集体化之后，以最低的成本购置了一处闲院，集体自己动手修缮改造成盲宣队的根据地。

工作条件一步步得到改善，而盲宣队在执行宣传任务时也是随叫随到，风雨无阻。建国之初，新闻媒体还不发达，收音机在民间也尚未普及，整个襄垣县只有两台使用干电池的直流收音机。且当时人口主要分散居住在农村，大多数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能够读书看报的人非常少，要想把党的方针、政策、工作部署宣传到位，就必须深入群众中去进行口头宣传。盲宣队担任这一工作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十来个宣传小组穿梭般在全县一千多个自然村里流动宣传。当时一有重要政策需要宣传，民教馆就立即将宣传内容编为鼓词，把盲宣队集中回来进行培训，再分配地区，下去向群众宣传。一些重大时事，经盲宣队一宣传，立刻就能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宣传效果很好。1954年腊月二十六，盲宣队已经按照常规全体放假各自回家准备过春节，突然又接到一个紧急任务，为了把周总理对解放台湾的声明和我军解放一江山岛、大陈岛的胜利消息尽快宣传到群众中。县文化馆以最快的速度编写了演唱材料，盲宣队就得年前召集全员突击培训，以保证春节一过就能立即下乡展开宣传。当时队长一接到任务便立即行动，冒着风雪上门通知或托人捎信，在最短的时间内一一通知到位。盲艺人们接到通知后，也都克服了一切困难按时报到，没有一个人迟到，没有一个人缺席。仅仅三天时间，保质保量完成了集训工作，腊月二十九日下午进行验收，新节目一直说到大年三十日凌晨才圆满收工。

除去紧急培训外，盲宣队每年要在春播、夏收、秋收三次农忙季定期组织三次集训。集训的主要任务就是让盲艺人学习新书目。这一时期，盲宣队进行了全面的曲艺改革，取消了涉及封建迷信内容的书目，自创自编了许多反映新时代的新书目，积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和各项政治运动进行宣传活动。据统计，当时的说唱新书目达到了两千多个。新书目紧跟时代，内容新颖，文字精练，方言土语，通俗易懂，很受老百姓欢迎。

1960年，襄垣县政府批准成立了襄垣县曲艺团。盲宣队受其影响，鼓书说唱向戏曲迈进，演出形式和音乐唱腔大胆改革，使襄垣鼓书艺术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并受到省市（地区）县各级领导的重视。在此之后，盲宣队多次获得了可喜的成绩。1957年2月，鼓书节目《武松打虎》代表晋东南地区参加山西省民间艺术汇演，获得文化局领导和现场观众的高度好评。第二天，《山西日报》上刊登了襄垣鼓书的剧评，对襄垣鼓书，对董才元的表演艺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从此襄垣鼓书在全省名声大振，省内许多文艺团体也纷纷来襄垣学习交流。这次艺术汇演结束后，省文化局召开了总结大会，襄垣鼓书获得一等奖，每位出演人员都获得一枚纪念章，文化局的局长对襄垣鼓书和董师父给予高度好评。王俊川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仍旧掩藏不住内心的自豪和对师父董才元的敬佩之情。1965年8月，山西省军区组织全省民兵文艺汇演，《黄小旦大闹理发馆》参加并获奖，1974年该节目被选入山西代表队赴京参加全国民兵师汇演获奖。1976年7月，《喜迎自己的大学生》代表山西省出席全国曲艺调演获奖。1985年，《鸿雁捎书》被录像录音收入《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山西卷》。1995年，《乡情》代表山西省新创作剧目进京展演受到好评。2008年9月，《水》参加第五届中国曲艺大赛荣获最高奖牡丹奖。除此之外，襄垣盲宣队获得省级及以下的荣誉更是不计其数。

盲宣队在乡村演出结束时与观众合影

中场休息时，说书人与观众互动

1962年，文艺团体整顿，襄垣盲宣队只保留一个组，其余人员全部下放到人民公社管理，户口迁回农村。直到1964年，又收回县文化部门管理，恢复了县盲人曲艺宣传队。重回组织后，盲艺人们悲喜交加：他们经历了两年多的艰难生活，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终于又可以挑着行李下乡说书了。尽管粮食困难时期，下乡说书演出派饭频频遇到挫折，但盲艺人们都能理解包容，他们不怕苦不怕难，任劳任怨，甘受委屈。有一次到乡下演出，吃饭时间早过了，还没有人来领他们吃饭，王俊川身为组长只好去找到村干部探听情况。村支书带着他来到派饭的人家，结果门上挂了一把锁。支书没有办法，只能拿碗挨家挨户去找了些剩饭来给盲艺人们对付了一顿。回到县里，上面问起村干部接待工作周不周全，王俊川却说各方面都很细致周到，派饭人家专门给大家做了香喷喷的面条。组员们私下问他为什么要说谎，王俊川说，咱们靠走村串乡说书维生，群众是衣食父母，他们确实有困难，咱们应该多担待。

1960年代，盲宣队是宣传的尖兵，不但自己要学好，还要向广大群众宣传。当时盲宣队还没有组织学习盲文，他们学习新内容需要先听别人念，快速背诵下来，再宣传出去。难度虽然大，但盲艺人们始终保持无私奉献的精神，晚上说书说到后半夜，再加班学习到凌晨，总能按时按要求完成宣传任务，也从无怨言。盲宣队是自负盈亏组织，群众忙生产顾不上听书，他们就没有收入。为了更好地适应当时的形势，盲宣队尝试把演出搬到田间地头。每到一个村子，先和生产队长联系好，等大伙在地头休息时，队长把盲艺人们带去说上一段书。有时是到工厂车间演出，有时是到煤矿。为了让一线矿工看到节目，他们曾坐着罐笼到井下，在工作面上给矿工说唱，宣传从报纸上得到的最新消息。为了调动观众的积极性，保持对鼓书的热情，到了1970年代末，盲宣队又尝试把《白毛女》《红灯记》等样板戏改编成鼓书形式来演绎，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一直到1980年代初，盲宣队再次迎来了好时代，传统书，尤其是传统长篇书很受观众喜爱，盲艺人们常常在一个地方要连续演几天，才能在群众的恋恋不舍中转到下一个地方。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涌现出大批专业户、万元户。农民生活富裕起来后对盲宣队也有了新的需求，演出市场一度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有条件的人家婚丧嫁娶、老人闹寿、小孩满月、乔迁温居等都要请盲宣队说上一两场书，做生意的店铺开张、门市开业、煤矿开工等也要说书。襄垣鼓书在这种情况下，演出市场十分火热，盲艺人的收入也不断增加。有艺术天赋的青年明眼人陆续加入盲宣队来学艺，改变了多少年来襄垣鼓书以盲人为主的形态。这些青年人文化素质高，学习能力强，有创新精神，甚至尝试把鼓书的坐唱变为表演唱。在这一批青年中也产生了优秀的演员，王俊川的徒弟董海兰就是其中之一。她后来被长治公路局文工团录取，成了专职演员。在2010年第五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她带着鼓书节目《鸿雁捎书》参加北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获得金奖。这是襄垣盲宣队的黄金时代，人才济济，后继有人。

1990年代盲宣队在乡间演出

上世纪九十年代盲宣队在乡间演出，常常到深夜才散场

然而，到了1990年代，襄垣鼓书逐渐走向了下坡路。电视机在农村开始普及，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收看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特别是年轻一代，热衷流行歌曲和摇滚音乐，鼓书戏曲这些传统表演形式失去了吸引力。这个时期，盲宣队人才流失严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形。青年骨干们离队改行，另谋生路，优秀知名老艺人们年事渐高，陆续退休。盲宣队演出市场日渐衰落，说书不再是一条优选出路，家长们都不再愿意送盲童学说书，而更多的是选择上盲校学文化学技术，毕业后从事按摩针灸等医疗行业。

1990年代的落寞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对盲宣队的鼓书节目有着深厚的感情。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和智能化电子产品的出现，以及广场舞的流行，传统的盲人说书受到了空前的冲击，一度陷入近乎无演出市场的境地。襄垣县委、县政府始终十分重视这支携带着红色基因的特殊曲艺宣传队伍，为了缓解盲艺人们的生活压力，2003年底，县里统一为他们恢复了城镇户口，并且协助盲宣队符合条件的人员向民政局申请了低保，解决了他们的住宿和基本生活保障问题。2005年春节，县文化中心主任和全体工作人员专程来到曲艺队，帮盲艺人们打扫卫生、铲冰除雪、下厨做饭炒菜，跟大家共度新年。

2023年7月，襄垣盲宣队为赴京参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遇见非遗”系列社教活动第六期“韵启太行——襄垣鼓书、襄武秧歌”演出加紧排练

王俊川老人为曲艺事业奋斗了一辈子，对襄垣鼓书有着如生命般的热爱和珍视。最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在盲宣队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时，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并且襄垣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非遗保护工作，在文化部门多方面的努力下，2008年襄垣鼓书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盲宣队从艺58年的王俊川老师也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对于这一身份，王俊川感到荣幸和自豪的同时，更多的是责任。近年，他全身心投入襄垣鼓书的传承工作中，争分夺秒地将毕生所学所悟用盲文整理成资料，试图改变襄垣鼓书一贯以口授方式教学的古老模式，让这一在民间流传了三百多年的艺术形式更好地传承下去。

2023年“七一”之际，襄垣盲宣队应邀赴北京参加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遇见非遗”系列社教活动，为广大观众进行了一场“韵启太行——襄垣鼓书、襄武秧歌”的演出。他们演出的是红色题材《黄小旦大闹理发馆》。这也是襄垣盲宣队有史以来第一次走进国家非遗馆演出，参加人员是队里耳不背、腿不疼、有出行能力的四个人——王显平、李杞、王爱华与盲艺人陆水清。目前，襄垣盲宣队可以说唱鼓书的还有马新平、李珍梅、马永俊、石俊月四位盲艺人，其中最年轻的马永俊老师也已经55岁。好在现今的演出条件较以往有了很大改善，县非遗体验馆设有襄垣鼓书演出专用舞台，下乡或外出交流展演也派车辆接送。当下真正缺乏的，是年轻一代传承人。

散落在太行山中的襄垣盲宣队，一路走过八十多年历程。尽管艰难，他们还将无怨无悔，继续行走下去。P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