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先王“昭明之都”的发现与探索（卫斯）

《史记》载：“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荀子·成相篇》云：“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金景芳先生认为：“昭明居砥石”的砥石为辽水发源处，即今辽宁省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顾颉刚先生认为：昭明所居之砥石，“疑近砥柱，在今陕州”。邹衡先生说：“今河北省石家庄以南、邢台以北一带即为契之子昭明迁居的‘砥石’”。前几年使用过的山西省中学生乡土教材上则说：“商的始祖契到灭夏的汤共传14代，先后迁都8次，契的儿子昭明第二次迁都就在砥石，砥石就在平陆县东。”

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的《中文大辞典》“砥石”条释：“砥石，地名，未详，或以为砥柱。”《水经注》“河水”条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决，水流疏分，指状表目，亦谓之三门矣。山在虢城东北，太阳城东也。”平陆古为虞国，战国属魏，秦为河东郡所辖，汉为大阳县。砥柱在平陆县东，这是不容置疑的。

砥石究竟在哪里？笔者赞同顾颉顾先生“砥石疑近砥柱”的推测。“砥石”作为地名来讲，有可能与“砥柱”同源，所以说“砥石”的地望极有可能就在今平陆三门峡大坝以东地区——砥柱附近。

前庄遗址原貌

前庄遗址出土文物

前庄遗址青铜重器的发现向世人提出的思考

1990年初，山西省平陆县在修东沿河公路时，地近“砥柱”的平陆县坡底乡崖底村前庄自然村南端，黄河边一个二级台地上，出土了一批商代早期珍贵文物。

这批文物中有堪与举世闻名的郑州商城杜岭一、二号方鼎相媲美的青铜重器：大方鼎、大圆鼎、罍和堪称商代乐器之最的大石磬。其中大方鼎通高82厘米，方口处边长50厘米，腹面四周主饰带状乳钉纹，上部夹饰带状饕餮纹，空心柱状足，也饰带状饕餮纹。两件大圆鼎，一件高73厘米，口外径47.5厘米；一件高70厘米，口外径45厘米；腹部均饰带状饕餮纹夹乳钉纹。其中一号圆鼎足高27厘米，饰兽面纹。罍，通高37厘米，口外径21厘米，平肩，“十”字形镂空圈足。颈部和腹部除饰阴线外，均有带状饕餮纹夹乳钉纹相饰。大石磬，通长101厘米，腰宽23厘米，厚4厘米，玉石质，颜色灰白，背中有一圆孔，孔径2.5厘米，表面光滑细腻，敲击音色极佳。随同这批文物一起出土的还有青铜爵、釿、陶鬲、纺轮、网坠等。

 1990年3月29日《中国文物报》第一版在显著位置，以《山西平陆发现商代前期遗址》为题，公布了这一重大发现。继之，《人民画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等多家媒体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发现进行了报道，引起国内研究夏商史和商周青铜器的权威专家的高度重视，北大考古系教授邹衡、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张忠培、山西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陶正刚等多位专家都曾到平陆进行考察。次年春，原运城地区文物工作站和平陆县博物馆对该遗址上的铜器出土地点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开探方6个，发掘面积达100余平方米。清理剖面呈袋状和底部呈锅底状灰坑2个、半地穴式房址5座。出土陶器有大口尊、三耳瓮、瓿、鬲、罐、簋、盆、甑、豆、觚、器盖、网坠、纺轮、陶环等；石器有石杵、石镰、石刀等；骨蚌器有蚌镰、骨锥、骨匕、海贝、卜骨等；铜器有针、镞、匕形器、斤 等。这些证实，这是一处商二里冈时期文化遗址。

但是，凡见过这批青铜重器的考古学者都认为，这是一批商王室祭祀所用的重要礼器。既然是商王室所用重要礼器，那么究竟是商代哪一个王或王室的哪一支在此祭祀，又为何将这批贵重礼器留在此地？专家们都没有给出肯定的结论。鉴于前庄遗址北面与陡峭的石崖相连，南、西两边20余米外的悬崖下即为波涛汹涌的黄河，东侧有“石膏河”山涧流过，遗址北高南低，呈东西带状，总面积仅1万平方米等情况，陶正刚先生实地考察时说：前庄遗址出土的青铜重器可能是商代某王祭河之用器。那么，是商代哪一位王不畏艰险、跋山涉水到如此偏僻的三门峡大峡谷中设坛祭祀呢？联系到《史记》所载：“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荀子·成相篇》云：“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迁於商。”和顾颉刚先生“昭明所居之砥石，疑近砥柱，在今陕州”的推论，以及1990年代山西省中学生乡土教材上的“商的始祖契到灭夏的汤共传14代，先后迁都8次，契的儿子昭明第二次迁都就在砥石，砥石就在平陆县东”的说法，笔者怀疑：前庄遗址出土的青铜重器可能与商先王“昭明”有某种联系。

三门峡原貌

东粮宿村全貌

粮宿商城西北角城墙

宿商城城墙基槽底部夯土层

粮宿商城墙体夯土层结构

粮宿商城墙体夯土层底部

“粮宿商城”的发现为这批商王室重器找到归宿

继前庄遗址发掘之后，先是在砥柱（三门峡大坝）以东的大祁村沿河一带的二级台地上，因修路又陆续出土了一批商代文物。其中青铜器有爵、斝、戈、刀等；石器有石斧、石锄、石刀等；陶器有网坠、陶环、尊、瓿、鬲等器物残片。大祁遗址出土的青铜爵与前庄遗址出土的两件青铜爵造型花纹完全一样，皆属商代早期的“杯体双柱爵”中的“平底宽体准分段式”爵。斝属“宽体分段平底式”斝，为商代中期遗物。戈则为“有阑直内式，援宽而长，前锋钝尖，有上下阑，内作长方形，有穿”，明显属商代早期遗物。后又在距前庄遗址东约5公里处发现了鱼林商代遗址。但是，这些发现，并不足以解决前庄遗址出土的青铜重器的归属问题。那么，在与前庄遗址东面搭界的粮宿村会不会有更重要的发现？带着这个疑问，历经10年努力，笔者最终于2003年1月12日，在与前庄遗址搭界的粮宿村东部发现了一座商代前期城址，从而为前庄遗址出土的这批商王室重器找到归宿。

粮宿村：包括东粮宿、中粮宿、西粮宿三个自然村，总面积约45万平方米。西面（西粮宿村）与前庄遗址搭界，此处是三门峡谷中一块面积最大的黄河二级台地，是古代人类居住、活动的理想之地。

城址位居粮宿村的东部。南濒黄河，北面靠山，东面临沟，西面与“中粮宿”为邻。城址北高南低，东西宽200余米，南北长300余米，总面积6万平方米以上。城垣现发现东、西、北三面。城垣北墙保存在地面上的部分长约170米，宽6~12米，残存高度2~5.5米。城垣北墙外侧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平田整地过程中被掩埋，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已遭受人为破坏的北墙内侧。北墙内侧的西段有当地居民在墙体上直接开凿的窑洞，东段也有当地居民在墙体下部开凿的洞式羊圈。北墙的中部，从西往东约60米处有一宽25米的缺口，疑为北城门。出北门通往山顶的路壕还可以大致看出其基本轮廓：路壕底宽5~7米，深浅随地势，浅则五六米，深则十几米。东城墙与西城墙在地面上几乎看不到。但由于该城址东面临沟，东城垣东北拐弯处临沟的一面，即墙的外侧，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墙下部的夯土层及城墙走向。

在城东南角临沟的一面，还可以时断时续地看出东城墙南段的下部夯土层。从城垣的西北角往南约160米处，在当地一处居民窑院的崖眉上，还保存有长约3米、厚约2米的城墙夯土层，实为城垣西墙留下的遗迹。南城墙在此次调查中未能发现。不过，从整个城址的地理形势来看，该城东面临沟，仍留有版筑痕迹，笔者推断，该城南面也有城墙。

从当地居民在城垣北墙东段开凿的洞式羊圈的洞壁剖面上看，墙体下面的生土基槽，口宽约11米，底略平，宽约6.5米，深约1.4~1.5米。基槽内夯土较松，夯层厚约15厘米，地面墙体比基槽稍宽，向上斜收。采用分段版筑，每段长约2.3~2.7米。夯层平且匀称，褐红色粘土与黄沙土质掺和，土质坚硬，孔隙很小，夯层厚4~7厘米，夯窝小而密集，圆形凹底，直径约5厘米。此外，在墙体的表面，其腰部还留有当年固定夹板拴绳楔榫留下的孔洞，孔径一般在6厘米左右。

该城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其西墙外侧与中粮宿村之间的界沟，即为当年西墙外的护城壕。此次调查，仅采集到少量夹沙粗绳纹灰、黑陶片和泥制灰、黑、红陶片。可以判定的器物有尊、鬲、盆、罐等，与前庄遗址出土的同类陶器基本一致。

粮宿商城，虽然面积不大，筑城技术上与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湖北盘龙城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文化内涵与前庄遗址基本一致，其年代当为商代前期无疑。据此，笔者认为：粮宿商城当年的主人就是前庄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的主人。“准确一点讲，以粮宿村为中心，西至砥柱，东到鱼林，这大约15公里范围之内的沿河一带，就是昭明当年所居‘砥石’的区域，‘粮宿商城’就是‘昭明之都’”。

早商杜岭方鼎

“前庄方鼎”是目前国内年代最早的商王室重器

前庄方鼎通高83厘米，口50×50厘米，口面呈正方形；耳高14厘米，腹深44，壁厚0.6厘米，足高23.5厘米。口沿外折，方唇，沿面平直。上有一对直立于口沿上的圆拱形的竖耳，耳的外壁作凹槽状，凹槽内有三道圆拱形的凸棱弦纹，耳的内壁和侧壁均为素面。腹部直壁平底成方形，上腹部有一周饕餮纹带，正中为一组，转角处由两侧面合成一组，一周共有八组饕餮纹。腹面四周主要设有乳钉纹，两侧边各为三行，下部为五行。鼎足为上粗下细的空心圆柱体。每一个足的上中部饰一周饕餮纹，共两组。足底平直，内含泥心。

近年来一些研究夏商考古的学者在涉及晋南夏商考古时，无不引用或提到“前庄方鼎”等资料。但是，一些学者把前庄遗址的文化年代笼统地定位在二里岗上层，不仅大大地降低了“前庄遗址”在殷商文化研究上的作用与地位，而且湮灭了“前庄方鼎”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 

准确地讲，前庄遗址出土的饕餮纹青铜大方鼎、两件爵与两件饕餮纹青铜大圆鼎、罍等出土于不同的层位。两件饕餮纹青铜大圆鼎、罍等出土于饕餮纹青铜大方鼎与两件爵的上层发现出土在先，埋藏深度距地表4.5米左右。饕餮纹青铜大方鼎及两件爵发现在后，埋藏深度距地表5.7米左右，且距两件饕餮纹青铜大圆鼎、罍等文物的出土位置偏东南5米左右。上述一鼎两爵，属于该遗址商代文化层的2G层，即最底层。而在当年所进行的抢救性清理发掘过程中，由于发掘面积很小（100平方米），从2G层中并未发掘出其他陶器，所以，现已公布的前庄遗址的考古资料中多为二里冈上层遗物，真正能佐证饕餮纹青铜大方鼎及两件爵的器物几乎没有，也就无从认定饕餮纹青铜大方鼎及两件爵的文化年代。所以，完全有理由认为，饕餮纹青铜大方鼎及两件爵既然在埋藏地层上早于两件饕餮纹青铜大圆鼎、罍等其他出土物，那么非此即彼，它的文化年代就绝对早于二里冈上层，当为二里冈下层遗物。

此外，大家知道商代前期的方鼎，器体正方形，器壁较后期薄，腹深，立耳外侧作曲槽形，兽面纹以单线为主。早于前庄方鼎出土的有郑州杜岭1、2号方鼎，晚于前庄方鼎出土的有郑州南顺城街1、2号方鼎，它们身上都留有商代早期方鼎演变过程中的痕迹。但这些作品都造型准确，工艺精湛，无论从器形特点上看，还是从制作工艺上看，都不具备原始性。杜岭1、2号方鼎为斗形方腹，立耳，圆柱形空足，腹饰饕餮纹和乳丁纹。1号鼎高100厘米，器口62.5×61厘米，重86.4公斤。2号鼎高87厘米，器口61×61厘米，重64.25公斤。郑州南顺城街1、2号方鼎平面也作正方形，口沿两侧部位有竖立的两个环耳，腹下四角为四条直立的上粗下细的圆柱形足。腹身均饰有饕餮纹和乳钉纹，饕餮纹都作带状分布于鼎腹上部，乳钉纹饰于鼎腹的两个侧边和下部。但前庄方鼎口面正方，鼎腹较深，立面呈长方形，而鼎足短矮，不成比例。其花纹饕餮纹凸棱弦纹都是单线条，比较呆板。制作工艺粗糙，且器体轻薄，虽高82厘米，但重不足40公斤。

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陶正刚先生和山西省文物总店范洪先生研究，前庄方鼎的铸造过程为：先铸耳、足、口沿，腹部则先铸四周四根转角立柱（边框），再铸横框，然后将四周四根转角立柱（边框）连接在一起铸成方框架子。在铸造平底时，和鼎足结合。再下一步，铸造腹部正中的方块和正面的饕餮纹带、乳钉纹带，最后将口沿、立耳和鼎的整体合成浇铸在一起。由于其工艺粗陋笨拙，范与范之间的缝子接合极不平整，高低不平，每每出现漏液。故现在我们除了在鼎的正面和内侧尚能看到三次分铸及多次浇铸铜液重叠的痕迹外，还可看到一些补铸或加固痕迹。其口沿转角处有防止铸接开裂而增加的铸铜转角铸条。其“铸造方法极其粗糙，富有原始性，犹似搭积木一样拼装合成在一起，由多范分体铸造”，“是先人在铸造青铜器大件时的雏形”。

从事物发展的角度看，一种新工艺、新技术的产生和伴随着的一种新形器物的问世，从其雏形出现，到其成熟阶段，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短则上百年，长则几百年，“郑州商城”学术界公认是“汤都郑亳”，“前庄方鼎”既为二里冈下层底部遗物，应当是商汤时期王室分送给“砥石”王爷的祭器。前庄遗址出土的两件饕餮纹青铜大圆鼎等重器虽年代稍晚，也仍为汤王以后，某王在位时王室所为。

商先王“昭明之都”与“商王室”的关系

从上述材料来看，前庄出土的青铜重器为“粮宿商城”主人所用是肯定的，但主人并非是昭明，也就是说，在昭明时代商人还造不出这样精美庞大的青铜器。而距今3900年前，当昭明携带早商部落从蕃（山东滕县）迁到砥石居住一段，又从砥石迁到商（河北漳河）一带后，他当年所率的早商部落仍有一部分留居在砥石。当商汤王正式在中原地区建国安邦后，砥石的商部落作为商王公贵族先祖的直系后裔，理应享受王室的一切礼遇。所以说，商王室所用的青铜重器这里也有，王室经常举行的祭祀活动这里也同样举行。青铜大方鼎、大圆鼎、罍、大石磬等王室重器在前庄遗址的出土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当年昭明为什么要选择“砥石”来安营扎寨呢？这与砥石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是分不开的。当时这里不仅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土地疏松、易耕易种，十分适合粟类作物的生长，而且在“昭明之都”的西边（现在的中粮宿村、西粮宿村）有广阔的土地可以耕种。从大祁、前庄到粮宿的北部垣顶，东西南北纵横数十里，山上森林繁茂，山前草原广阔、野兽出没，鸟语花香，脚下河中有鱼、涧中有虾有蟹——这里野生植物及动物资源十分丰富，是早期人类农耕、放牧、狩猎、捕鱼十分理想的生存、栖息之地。

早商部落的畜牧业十分发达，昭明的父亲契原居于黄河下游的山东滕县一带，至昭明才迁徙到砥石居住。当然，从地理条件上看，这里属峡谷深处，人迹罕至，交通不甚方便。但当时夏已在中原立国，四处扩大势力范围，对异族邦国皆采取征服的态度。尽管早商部落也是一支武力强悍的部落，但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避免与夏发生武装冲突，笔者认为，在迁徙砥石之前，昭明曾暗中派人到黄河中游一带进行过考察，最后便开辟这里为他的新建根据地。昭明率部迁徙，文献记载为早商部落的第二次迁徙。他这种迁徙，还不是迁都。因为成汤以前，商王朝（国家）尚未建立，其迁徙就没有迁都的含义，而只能视为商民族的移动。邹衡先生说：“成汤以前的八迁，只能理解为商民族的八次移动，不能指定为某一地点，而只能大体确定某一地区。”笔者补充：成汤以前的八迁，无论是契自亳迁居蕃，还是昭明自蕃迁居砥石，或昭明又自砥石迁商，只能视为契之亲族的部分迁徙，即与契或昭明有血缘关系的部族的随迁，而绝不可能是整个商部落的大规模的迁徙。所以说这种迁徙，只能是他们亲族内部的小规模迁徙。因为大规模的迁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允许的，是危及夏朝统治的。所以他们新开辟的根据地并没有像样的城池，其人口也有一定的限量。从“粮宿商城”遗址、前庄遗址、大祁遗址、鱼林遗址的地形和现存的遗迹来看，都属于山寨性质。除“粮宿商城”之外，其他“山寨”并无寨墙，寨址都选择在三面临空、一面靠崖的黄河一、二级台地之上，每个寨子往北都有一条通往山顶或垣上的路，往南则有一条路通往河边或涧边：前一条路是人们外出耕作、采集、狩猎、放牧的路，后一条路是人们取水、下河捕捉鱼虾蟹的路。寨子只有北门和南门，不管是防止野兽袭击，还是抵抗外敌的进犯，其防御能力都是较高的。寨子内建有大小不等的房子，每个寨子可容纳一二百人。“都城”内可能人多一些，估计当时随昭明迁徙砥石的人数不过五六百人。至成汤在中原立国时，砥石的“商人”可能发展到千人以上。

“砥石”虽然地处偏僻的三门峡大峡谷，但由于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当时仍是一个与商王室保持直接联系的重要“故都”。这个“故都”的主人，极有可能在商定都中原以后，管辖的范围不仅仅是平陆砥柱以东至鱼林沿河一带，还对其周围方圆百里的土地都进行兼管。生活在这一地域之内的人们，都有可能给“砥石”主人纳贡。“砥石”虽小，但它可能拥有奴隶制国家控制下的一切权力机构。当时这里不仅有商朝某王爷主政，而且有保护王爷财产、维护王爷尊严，对外防止入侵、对内防止叛乱的军队。大祁遗址出土的兵器戈及前庄遗址出土的大量铜镞即说明这里有武装力量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这里可能还设有监狱。

由此看来，粮宿商城当年绝非普普通通的山寨小城，而是一个与商王室保持密切联系的“要邑”。而它的废弃，则大约与郑州商城王都的兴衰有关。P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