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康】找故事的诗人和写诗的小说家——简评刘宁诗歌《阿一若记》《奉科书》

文摘   2024-11-02 00:02   云南  

巨大白牦牛背上的木石之城

刘宁的诗歌是一个复杂的文本。

复杂有二:一是经典的重塑,二是诗歌的虚构。

刘宁借诗歌搭建的故乡“奉科”、万众归一的人物“阿一若”和浸透字句的冷清苍茫的诗意,让我想到《百年孤独》里的虚构之城马孔多、分身无数的奥雷里亚诺以及风暴过后回荡天地的一个族群的百年孤独。阅读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时的感受也随之浮出脑海,清冷、莫测、细腻、碎片化的“梦与时间”的迷幻气息,也出现在刘宁诗歌里。刘宁构建的奉科村与丽江城遥遥相望,梦境与现实的对峙,神似村上春树《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里构建的梦世界。威廉·福克纳邮票般大小的故乡、作家奈保尔笔下的米格尔街、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也是不得不提的。这些地理意象,和刘宁的建在巨大白牦牛背上的木石之城奉科一样,都是他们构建的心灵家园和纸上王国,都有着辽阔、深邃的美。

但无论是经典的重塑,还是诗歌的虚构,刘宁的诗歌都围绕着一个核心。我将在最后探讨核心问题。这之前,先来看看刘宁是如何围绕这个核心构建她的诗歌世界。

作家汗漫在《纸上还乡,何以可能?》中说:“每一个人,都是‘两个故乡’的携带者、构建者、言说者。”刘宁身处异乡且存于城市,她构建诗歌世界,从两个方向展开:向外审视经典著作,广泛阅读具有“世界气质”的经典作品,借鉴作家对原乡的提炼和塑形,获得广度上的共性认同;向内透视生活现场,重返、解构具有“地域特性”的生活现场,挖掘生活背后的精神底蕴,构建深度上的独特呈现。

由此,通过“内”“外”两个向度的观察,借鉴经典作品中的“范式”——马尔克斯以故乡阿拉卡塔卡为原型塑造马孔多,福克纳构建了约克纳帕塔法县及其县城杰弗逊镇,还有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陈忠实的白鹿原——刘宁形而上地构建了自己独特的地域坐标:奉科。

奉科既是实体,也是隐喻。

奉科的外部形象,刘宁作了虚化处理,她以故乡奉科为圆心、原型,以玉龙雪山、金沙江、石头凳子山为轮廓,由点到面地构建出广阔的叙述空间。作为时空坐标、地域范围和精神布景,玉龙雪山、金沙江、石头凳子山都是以简笔、模糊的形象出现,甚至奉科也始终没有呈现具体完整的样貌。

“从雪山脚下出发,每向前/一公里,世界就向后退一步。/奉科就在大雾、云杉和湿漉漉的松树/之间裸露出来。”(《白牦牛》);“那些人一定是用这些松树/在外面建了一个只有他们看得见的奉科。”(《愤怒》);“但很多年前,那时奉科/还只是金沙江里一颗沉默的黑石”(《在奉科,我不是唯一的诗人》)。

无论是“松木搭建的天堂”,还是“建在巨大白牦牛背上木石结构的奉科”,或者是“金沙江里一颗沉默的黑石”,我们所见的奉科是不具形的。它封闭、模糊、独立、特异。这个奉科,是刘宁根据自己童年记忆里的奉科重塑而成的世界。之所以要将奉科的形象处理得封闭、模糊、独立、特异,是因为无论作为“实体呈现”,还是作为“隐喻虚构”,奉科承载着刘宁诗歌的创作手法:魔幻。


在那些还不能用汉语/命名事物的日子里,我在奉科/生活了很多很多年。在那里,我很长命/长长的白发拖在地上,就像一个活了/很多年的巫师,这比我现在的二十七岁/要漫长许多。我和很多奉科人共用一个/灵魂,我曾外祖母、我外婆、我外公、不会/说话却能听懂麻雀预言的阿一若和能把/石头变成黑山羊的阿一命。

——《白马》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生活在这块巨大的白牦牛背上,我们和红虎/箐鸡、白蝙蝠、松树、云杉、雪山在一起/一切都那么真实可靠。

——《在巨大的白牦牛背上生活》

或者,根本就/没有人可以进入雪山门关来到这里,也就/没有一个人从奉科出去过。你在这个庞大的/世界上见到的那些奉科人不过是一棵松树/一头白牦牛、一块黑石的化身。

——《在奉科,我不是唯一的诗人》

魔幻是一种虚构手法、一种表现形式,作家借以理解、解释、构建世界。刘宁诗歌世界的存在,得益于魔幻。魔幻之下,无常与平常,异态与常态,没有区别。刘宁并非是想“异化”世界,而是想艺术化地呈现她的理念:世界是一个平行、平等的世界,是一个理想世界。

刘宁诗歌的魔幻,来自阅读经典和返回生活。

对经典作品的借鉴,使刘宁的诗歌呈现出“复合体”的魔幻气息,世界经典作品的“叙述形式”为“表”,中国经典古籍的“精神气象”为“里”,既是对《百年孤独》《生死疲劳》等经典名著的巧用和借鉴,让诗歌魔幻、神秘、复杂,也是对纳西族史诗、创世神话、《山海经》等古籍的“活化”和重塑,使诗歌古朴、阔大、深刻。

而返回生活,让刘宁得以透视纳西族人的生活现场和精神世界。诗人弗罗斯特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存在决定意识,群体意识也是由地域决定的。在纳西文化中,“万物有灵”是纳西族人对世界的原初理解,围绕意识展开的生活,就会带上一些“魔幻”气息。

在魔幻的基础上,刘宁开始“二元对立”地构建她的诗歌世界的内部。许多纳西族史诗、神话、经文,都是以“二元论”的方式构建世界的。例如纳西族创世史诗《黑白战争》,讲述白天白地的东部落和黑山黑谷的术部落之间,围绕争夺日月展开战争的故事。二元构建的借鉴,为刘宁立体、拓展、丰富了她的诗歌空间。

首先是故乡与远方的构建。在构建奉科时,刘宁还构建了另一方所在:“丽江城”。

“穿过/迷宫般的群山,朝着丽江城而去。/他走了九天九夜,路过太子关、宝山/鸣音,大具”(《阿一若》);“他是这个村子里/唯一的理发师,只有他拥有一把从丽江城/带回来的剃头刀”(《哦,这些奉科人的九个灵魂》);“她的孩子们都劝她/离开奉科,到丽江城去生活/阿一若,六十九岁——  /一个刚刚失去丈夫的女人”(《火塘记》)。

丽江城既是实体,也是隐喻,代表着“奉科以外的世界”。丽江城是刘宁童年记忆里的“世界尽头”,而奉科是“冷酷仙境”。诗歌中有这样的表达刻画:“在街道上寻找从世界上来的人下象棋”、“跟着金沙江里的黑石到世界上去了”。“世界上”便是丽江城的另一种指称,而来自丽江城的上世纪8090年代的“城市意象”——彩色发夹、手电筒、口香糖、哨子、地图、床单——成为奉科生活的稀有物。丽江城代表着富裕、现代化、城市化,也代表着诱惑以及生活和生命的另一种可能。地域空间的对照构建,拉大了诗歌空间,增加了诗歌叙述的多重性。

在诗中,奉科是碎片化、小说化、不具形的冰山一角。在这冰山一角中,我们看到一些频繁出现的具体物象:雪山、大雾、大江、云杉、松树、核桃树、棕树、石头、山羊、马……虽然是书写故乡故土,但刘宁并不侧重于村落的乡土气息的营造,而是将奉科置于无尽的自然山林中,偏重村庄自然属性、自然气息的呈现。


这些自然意象多是以“静立”的形态出现,另一部分的意象,则在“魔幻”的点染下,带上了神秘的动感:红虎、蓝虎、六牙大象、金翅大鹏、恨虎(猫头鹰)、仙鹤、蝙蝠、乌鸦、海螺……这些古老巨大、模糊神秘、野性自然的意象,动静结合地为以“自然属性”为主的意境增添了《山海经》式的神秘古朴的神话气息。

黑与白的对立,是刘宁诗歌的另一构建。这是色彩的二元构建。读刘宁的诗歌,总会生出一种“黑白漫画”式的观感。刘宁诗歌世界中的意象,多以“黑白”为区分:黑色烟斗、黑锅、黑色毡帽、黑山羊、黑乌鸦、黑虎——白鹿、白鹰、白鹤、白蝙蝠、白牦牛。黑白对立、静立地构建着世界。在黑白的基础上,点缀式地插入蓝色的金沙江、红虎、蓝虎、金翅大鹏、红色篮子等颜色鲜亮的意象,为黑白世界增添了一抹流动、生动的色彩。

巨大与微小,这是刘宁诗歌中又一组二元秩序。

我们可以在诗中看见,刘宁诗歌世界里充满着巨大的形象:六牙大象,巨石,白色的雪山,巨大的牦牛,七条大江,巨型仙人掌,形似大象的云朵。诗歌中还插入了一些具体、微小的事物:一匹白马、一只白羊、一个四十岁的奉科男人、一只被压在巨石下的岩羊。在模糊庞杂的巨物之间,用具体的数量词带来微小的事物,构建出感官上的落差。

作为诗人,刘宁还十分擅长运用数字。一些庞大的数量词频繁出现在诗中:九座雪山、九个灵魂、三十六只山羊、一百四十八棵松树、一百四十万颗星星。在中华文化中,“九”“三十六”这些数字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代表着极限。“一百四十八”“一百四十万”大概是源自纳西族史诗对世界极限的概括。巨大的数字增强了时空的阔大,承载丰盈辽阔的想象。而巨大数字的“对立面”,刘宁会特意使用最小的数量词:一个、一天、一只、一棵来形容某个物象。具体的、最小程度的数量词和无限大的、虚指的数量词,也带来了观感和体验上的反差。

我就丢掉我过往的/二十四年,变回一个长着牦牛角的奉科孩子/站在蓝色的金沙江边,抡着手臂往江里/扔石头,一支又一支追着白马的送魂队伍/撑着筏子路过这里,但没有谁的灵魂会被/魔鬼引诱去。因为每一天,每一天,我都和/我从雪山上复活的外公在江边,用我们/白色的牦牛角抵住一只体积惊人的黑虎。

——《白牦牛》

今天晚上,当我坐在院子里/写这些奉科人的诗,我就像/一个孤独的地质工程师在石头凳子山/刨土、凿石。漆黑的山野里,我一抬头/就看见了一百四十万颗星星。

——《星星》

阿一若沉默着/起身,摸了摸自己粗硬的短发,抖落/身上的碎发,牵上白马和白羊朝山下走去。/一路上,他遇见了盘旋在苞谷地/上空的白鹰,执意要追赶金沙江水的/黑牦牛,一棵凭空出现在水池边的松树和/一只被压在巨石下的岩羊。

——《哦,这些奉科人的九个灵魂》

在时间的呈现上,以年龄、月份、日夜等形态出现:九天九夜,一百年后消亡的村庄、四十岁、五十二岁……“大额”的表示年龄的数字出现在诗歌中,呈现事物存在的沧桑感和厚重感。当然,时间和空间一样,也以模糊的状态出现,依附于人物的塑造、现场的呈现和故事的叙述。

圆心与轮廓、实体与隐喻、魔幻与现实、异态与常态、硕大与微小、黑色与白色、静立与流动、厚重与轻盈,刘宁就这样架构起自己的诗歌空间。

阿一若的百年孤独

“缓缓吹起海螺,低沉的呜呜声/仿佛一只大象在群山间走入黄昏”(《星期三的河》);“山间的红虎多次问起他/为何离开那个村庄。/‘你不能融化在我面前',他轻轻/说道,听起来更像是在和雪山说话”(《雪山正在融化》);“就像我/也只是一个活了很久的幻术师——/一个在幻术中忘记了自己灵魂形状的/幻术师,从石头凳子山上/放出来的一只白鹿”(《在奉科,我不是唯一的诗人》);“我外公,头戴黑色毡帽/拎着一只水桶,穿过两边的麦子/从这头走到那头,像穿越一座金灿灿的/巨型金矿”(《这样的夜晚》)。

刘宁的诗歌其实有很好的语言表达,比喻精妙,手法多样。“对话体”入诗、反复强调的手法也增加了诗歌的可读性、丰富性。但刘宁似乎并不想让自己的诗歌停留在语言上,她并不迷恋修辞和辞藻,她有更大的野心。她的语言更多地服务于虚构和叙事。

“虚构”是刘宁诗歌的特色之一,超越文体局限,刘宁将诗歌和小说巧妙融合在一起,让诗歌充满“小说性”。当我们还在被某类文体特征和要素限制时,许多青年写作者已经跳出惯性思维和惯性表达,打破文体固有的叙述空间,让表达更有张力。

把小说写成诗歌,使得刘宁的诗歌有着明显的虚构特征,鲜明的人物塑造,奇妙的生活故事,深刻的生命主题。她这个“巫师”,其实是找故事的诗人或者是写诗的小说家。但刘宁的写法十分消耗素材,所以她写得少、慢、精。期待她的再次突破。

充满了小说化的细节在许多诗中出现:巨大牦牛背上的奉科,被恨虎(猫头鹰)追命的人,失明外婆在两只麻雀的对谈中知晓关于世界的预言,到黄昏的金沙江边清洗一匹由雪化成的白马,去理发的巫师遇见了理发师的第五个灵魂:一根松枝和第七个灵魂:一只红虎。诗人甚至认定自己是一只白鹿。

这些形象让我想起很多:《百年孤独》中的通过吃土来释放内心的孤独感、渴望回到熟悉的土地的丽贝卡;作家阿来的《机村史诗》中,也有一个“吃土”的人;《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里被割断而独立存在的主人公的“影子”。

在隐喻之上,诗歌的虚构、小说化有什么作用?这就需要谈及刘宁诗歌创作的核心:写人。写个体的人,最后汇集成“大写”的人、群体的人。

在刘宁的诗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叫“阿一若”。比起《百年孤独》里让人眼花缭乱的“奥雷里亚诺”们,将所有人都集中在“阿一若”这一形象上,简洁的塑造使得意象更集中。

阿一若是一个隐喻,《百年孤独》也是一种隐喻。朵渔在《执迷者手记》中写道:“隐喻让世界彼此揭示、团结在一起。”我一直在猜测“阿一若”这个命名背后的用意。“若”在纳西语中,意为“儿子”,也可以更宽泛地引申为“人”。所以,阿一若这个命名,本身就是指向:那一个人。“那一个人”并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他者”,是所有人。

阿一若有时是忧伤地望着雪山的男人,有时是新寡的女人,有时是孤儿;有时候,阿一若是幻术师、听得懂鸟语的人、诗人;有时,是一个砍来松树搭建天堂的人,是送魂人的儿子,是骑着红虎牧羊的人。阿一若还是木匠、孤儿、山神、巫师、诗人、小说家、幻术师。

在虚构的平静与风暴中,刘宁赐予阿一若无数分身,那么多的阿一若,那么多人物和时空、故事和心事、掌纹与命运,搭建成了诗歌天堂——奉科。奉科不具有具体形态,是因为奉科和阿一若一样,是所有奉科人的合体。刘宁借“阿一若”这个形象载体,来呈现一个族群的生活与生命,尝试抵达更广阔、更深邃的人心和人性。由此,她诗歌虚构的意义,是为了更好地讲述“人的故事和命运”。

每隔三十年,就有人死于孤独的/奉科家族,他们背着族谱化作成群的白鹰/翻越九座雪山前进。而我们坐在火塘旁,吃着/烤土豆,就已经坐在神的中间,就不能/再扛着松树,一根一根运往天空。

——《奉科天堂》

后来,她和她的灵魂下落不明,/成为众多在世界上/下落不明的奉科人中的一个。

——《出走》

或者/一卷蓝色族谱上记载的,关于/这个家族所有男人都躲不过的/孤独命运。

——《阿一若》

刘宁在诗歌中,虚构了一个奉科家族,通过阿一若讲述出一个个人的故事——

所有奇幻的故事,如同丝线,带着集体记忆和历史经验,编织着自我与他者的群体命运。刘宁借着虚构、魔幻的外衣,讲述一个普通纳西村庄的兴衰枯荣,讲述村庄里的人们的人之常情。关于生死、爱恨、畏惧、悲喜,关于存在,关于寻找与离弃、关于内心的喧嚣与孤独,关于灵魂的喧哗骚动与平静安宁。只是,刘宁的情感始终是深沉悲怆苍凉的,她的情感已经通过诗歌的桥梁,和那个叫奉科的村庄紧紧地连在一起,也和纳西族人内心深处的最为隐秘的民族情感融为一体。

刘宁是个讲故事的人。我想,在最开始的时候,她是一个讲故事给自己听的孩子。在缓慢封闭寂静的奉科,在无法忍耐的时间之重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研磨下,自言自语,是诗人与自己、与世界的相处模式。神话,是人类讲给童年的自己的故事。一个村庄、一片山川也需要给自己讲故事,而山川村庄选中的讲述者,我们称他们为:“巫师”。一个人当然也会给自己讲故事,幸运的是,刘宁遇到了诗歌。


注:本文刊载于《壹读》2024年第11期。



【作者简介】黄立康,纳西族,84年生,中国作协会员,昆明文理学院特聘驻校作家。出版散文集《巴别塔的砖》《国门河口》。曾获第三届三毛散文奖、2021年度云南省优秀作品奖、第九届云南文学艺术奖,2023《民族文学》年度散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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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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