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志】回到昆明（1946年5月～8月）

文摘 2024-11-03 00:00 云南

到昆明我首先找到我的入党介绍人费炳同志，向他报告我被捕坐牢和出狱经过，要求恢复组织关系。他说，他因国民党军官的身份作掩护来做党的地下工作，一段时间以来已不过组织生活，改为个别联系，和他联系的同志那时不在昆明，要等那个同志回来才能谈这个问题。我需要找点事情做来解决住吃问题，得到费炳同志的同意后，我就拿成都民盟给我的介绍信去找李公朴和潘大逵，他们问我愿不愿意到《民主周刊》社去，我同意了。

1946年7月1日晚，云南民盟重要成员之一，爱国民主斗士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云南民盟对这反革命血腥罪行提出严重抗议，并积极筹备追悼会。当时我在云南民盟的机关报《民主周刊》社做总务工作, 日常事务都归我做。我白天到各机关送抗议信，到各书店催收欠款并做追悼会的筹备工作，晚上还到云大附属医院和其他同志一起去守护李公朴的遗体。

在30年代我就知道李公朴的名字，那时我在昆师读书，是他主编的《读书生活》的热心的读者之一。《永生》《世界知识》《读书生活》……每一期几乎都要从头看到尾。《读书生活》上连载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高士其的《科学小品》，深入浅出，脍炙人口，每期都要反复读几遍。1936年底，李公朴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一道被捕。当时称为“七君子”事件，抗日战争爆发后才释出。抗战期间他去过延安，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和昆明，他是民主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在1945年底重庆人民庆祝政协胜利召开的大会上，和郭沫若等一道遭到特务凶殴，受了重伤。

但直到1946年5月间，才第一次认识他。我带上四川民盟的介绍信到昆明“北门书屋”去找他，他的胸前飘拂着长长的美髯乍一看有点威严的感觉，但他的朴实诚恳的面容，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这个初次见面的人并未感到拘束。我对他说，当我从报上看到郭沫若和他在重庆较场口被特务凶殴重伤的消息时，对国民党既痛恨，又厌恶，他们以为指使一群特务暴徒在群众集会中任意打人，就表明他们很有力量，可以收到“惩一儆百”的效果，可以封锁住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声誉了，其实只能使人民更加看清了他们的狰狞面目，只会加速他们的灭亡。我向他表示慰问和敬佩之情，他很谦虚，说他为和平民主所做的事情太少，受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7月间蒋帮挑动全面内战的枪声越来越紧，笼罩在昆明上空的黑云越来越浓。昆明的学校都放假了，号称“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已搬回平津，学生分批走，最后一批学生也在7月11日离开昆明。就在当天晚上，李公朴在大兴街口被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暗杀了。他曾对为他的生命安全担心的朋友说：“既然要从事民主运动，就要抱着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的决心！”如今履行了他的誓言。

在八年抗战期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抗战一胜利，他就把手伸得老长老长，下山来抢夺解放区人民辛苦栽培起来的胜利果实。他的坚持法西斯独裁和打内战消灭共产党的反动方针早就定了，但由于解放区的强大，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不只是解放区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使得他不能不有很多顾忌。特别是他还没有做好全面内战的准备，主要是他的大批军队还没有运到内战前线。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他为了欺骗舆论，争取时间，不得不装出和平姿态，签订了《双十协定》《停战协定》《政协决议》。等到美国用极大力量把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运输到内战前线，蒋介石和他的美国主子认为已经有了充分准备，认为可以在3个月至6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全部人民解放军，就从1946年7月起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同时残酷镇压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接连在北平、上海、广州、西安、重庆、昆明等地封闭了 195家报刊、通讯社、印刷厂及民营广播电台，大批逮捕、暗杀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

李公朴被害后，黑名单上的第二号据说就是闻一多。许多同志、亲友劝他避开，地下党组织通知他要小心谨慎，到15号早晨，党组织更通知他绝对可靠的消息，反动派要把民主人士一网打尽，叫他千万不要出去，等待转移。他感谢组织的关怀，但他认为在魔鬼统治的国家里，哪里有安全之地？到处布满了特务，又转移到哪里？革命斗争嘛！哪能不流血？“一二•一”四烈士的血没有白流，李先生的血也不会白流。

15号上午，云大礼堂开大会，“李公朴治丧委员会”请李公朴夫人张曼筠报告李先生殉难的经过。闻夫人和几个朋友都拦阻闻一多，要求他不要去参加报告会，但强烈的革命责任感不容他不去，他说：“李先生的尸骨未寒，我们这些做朋友的都不出席, 怎么对得起死者和生者？李先生明天就要火葬了，这是最后一个重要的群众大会，我一定得去!”

会上，李夫人的报告断断续续，泣不成声，一千多听众仇恨满腔，愤然泪下。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目，痛斥反动派和特务的暴行：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发生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要遭这样的毒手？……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的鼓掌）……

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能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打死几个，就可以把人民吓倒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民主战士站起来！（鼓掌）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

争取民主和平是要付代价的，我们绝不怕牺牲！我们每个人都要像李先生一样的，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长时间的热烈地鼓掌）”

李公朴被害后，当时地下党组织派张子斋、唐登岷等同志找闻一多等谈话，说明李公朴被害是国民党向人民疯狂进攻的信号和开始，估计会有更残酷的破坏和镇压，但对敌人不能示弱，个别人想避开斗争是不对的，应该动员他们回到人民中来。斗争是艰苦的，回避斗争是不应该的。要勇于斗争，但要提高警惕，注意策略。即使是战略上转入防御，也要积极防御，不能消极隐避。党组织很关心闻一多的安全，动员了年轻党团（民青）员加意防护。到云大参加群众大会时，就是杨西孟等同志做保卫工作，从民盟机关护送到云大，又从云大护送回民盟机关。党组织当时是考虑得很细心周到的，所以在这些活动中，敌人无空子可钻。而由民盟机关到宿舍不过百米这样的路段却被敌人钻了空子。主观上以为是家门口，问题不大，稍有疏忽，出了问题。7月15日下午，闻一多在《民主周刊》社招待新闻记者。会前他告诉我说：“杨先生，今天开的记者招待会是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李先生的罪行，恐怕特务混进来捣乱，请你守在门口查验记者证，没有记者证的不要放进来。”我照他的话办一直守卫在门口。会散了，人走完了，我才闩好门走进来。闻一多一见我进来就连忙站起来招呼说：“来来，杨先生，这里还剩下糕点，我们一同来吃点。”我走进会议室，里面只有闻一多和楚图南两个人，正在修改一篇稿子，看样子是楚图南起草后征求闻一多的意见，两人在共同斟酌推敲。修改完了，楚图南先走了，闻一多把稿子递给我说：“杨先生，请你重新誊一份，涂改得太厉害了，明天追悼会上恐怕会念错。”我说：“好，我来誊。”接过稿子，看了一遍，问了几个字，就坐下来誉写，没有注意闻一多和闻立鹤什么时候离去。稿子是一篇白话诗形式的”李公朴先生悼词”，大约有二三十行。我才写了不多的几行，有两位同志从外面跑进来叫道：“老杨，老杨！你听见枪声没有？外面打了很多枪！”我赶紧站起来说：“我没有听见。在哪里打枪，我去看看。” 一边说一边往外冲。刚走出门外的府甬道，街对面跑过来几个人，边跑边往身后回头指着说：“那边杀人了，那边杀人了！”我问：“在哪点，在哪点?”他们不站下来多谈，边指边跑说：“那边，那边。”我朝着他们指的方向走去，街上空荡荡地不见一个人影，才走出五六十步，只见石板路中心有一大滩血凝结得厚厚的，颜色已经变紫了。再往前走二三十步，又在石板路中心看见一大滩血凝结成厚厚的，颜色也已经变紫了。对面不远是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的大门，我看见有两三个人正在连抬带拖地拖一个人，快要进大门了。我跑进去仔细一看，才看出他就是闻一多，脸色蜡黄，没有一点血色。两眼还睁着，但眼神凝滞，好像向远方搜寻什么东西，跟一二十分钟前亲手把搞子递给我的那个又和善又两眼炯炯有神的人完全两样了。如果不是高耸的前额，和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乍一下还不容易认出来。这时从联大宿舍里出来一个人，摸摸他的心口后说：“心还在跳，人没有死，别抬进去，快送医院!”我赶紧跑去叫来一辆人力车，把闻先生抬上车。这时从联大教职员宿舍里出来的亲属和邻居已有好几个，他们争着要护送闻一多到医院去，我才稍为放心，就对邻居们说：“请你们好好护送闻先生到云大医院去抢救，我还要回去报信。”我看见他们很小心地把闻一多护送走了，立即跑回《民主周刊》社，把我刚才所见的情况简要告诉唐登岷和赵汎，并说：“楚图南先生刚出去不久，还不知道他的安危，要去看望他一下才行。”唐登岷说：“对！对！老杨，还是你去吧，你到这里不久，特务不会注意你。”我说：“好，我去！”转身就跑。我先跑到我的入党介绍人费炳同志的寓所（木牌坊巷），把闻一多殉难的消息告诉给他。他家常有地下党的同志来往，像朱家璧同志我也在他家见过一两次，我知道老费同志会把消息转告给这些同志的。我在他家赶忙换穿了他的一套呢衣服，把毡帽拉得低低的，从附近的城墙缺口去到潘家湾昆师教员宿舍楚先生的住处，见他平安无事，心里才平静下来，但顾不得说更多的话，第一句话就说：“闻先生被特务杀害了！”“什么！你说什么!” “闻一多先生被特务杀害了！”这突如其来的战友遇难的消息，使他义愤填膺，怒火满腔，隔一阵才连声说道：“怎么办，怎么办!”我来不及推敲这话的含义，对他说：“怎么办以后再说，现在请你马上离开这里，先找个安全地方住下来，千万不能再耽搁了。”楚先生和他的夫人商量，究竟住哪家好，一时拿不定主意，我再催促说：“事不宜迟，要当机立断，马上走吧！”说完转身就走，边走边观察周围的动静，没有发现可疑的征兆，心里才稍觉宽慰，一趟走回《民主周刊》社来。

社里只剩下一位煮饭的老大妈，我俩算是坚持到最后。

第二天我在云大学生自治会里遇见唐登岷，他告诉我《民主周刊》已无法办下去，叫我马上去做结束工作。闻一多惨遭国民党杀害的消息传到全国，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从延安发来唁电说：“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 周总理从南京梅园新村发来唁电说：“惊悉闻一多先生紧随李公朴先生之后惨遭特务暴徒暗杀，令郎立鹤君亦受重伤，暗无天日，中外震惊，令人锥心泣血，悲愤莫名，真不知人间何世！……中华民国已被法西斯暴徒写下了一个永远不能洗刷了污点。……中国人民将踏着李公朴、闻一多诸烈士的血迹前进，为李闻诸烈士复仇，消灭中国法西斯统治，实现中国之独立和平与民主，以慰李闻诸烈士在天之灵。”

闻一多——“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的唯美主义诗人，埋头于中国古籍的考据训诂，“钻进中文——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化——里面去革中文的命”的著名学者，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经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后终于岀了象牙之塔，走上十字街头，在青年学生中，在广大人民中不断汲取力量，最后“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成了一位“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的民主战士，原因何在？生活磨练了他，时代玉成了他，共产党教育了他。

他这位原来过着优裕生活的名教授，抗战期间变成了赤贫，恶性通货膨胀，使他的薪水只能维持八口之家的十天半月的生活，三餐改为两餐，两顿干饭改为一干一稀，后来不得不兼中学国文教员和帮人刻图章来维持生活。但他穷得有骨气，“吾不能变节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照样教书、研究，奔走民主运动。

抗日战争的炮火把他从清华园的研究室里轰出来，跟清华大学一起流离到湖南，不久又从洞庭湖边开始徒步旅行，沿着红军长征时走过的湘黔滇路线，68天走了 3500里，一步一个脚印地到了滇池边的昆明，旅途所见的社会的落后，人民的贫困，少数民族的苦难，给他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惨状的深刻的一课。“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清华的高雅书斋里，怎能开这样的眼孔，增这多的见识。“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随着抗战进入持久艰苦的阶段，共产党、国民党，一个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深入敌后，消灭敌人，壮大自己，解放区日益扩大，八路军、新四军日益发展。一个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一直想投降，闹分裂，搞倒退，遇敌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日蹙国百里，使成千上万的同胞让敌人残杀。在抗战胜利后，为了准备和发动它蓄谋已久的内战，大肆压榨、剥削，使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以蒋介石为首的金融寡头，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则集中了巨大的财富。蒋介石为得到美帝的支持，不惜把国家权利大批出卖。

四十多年的亲身经历，特别是抗战八年和抗战胜利后一年的经验，闻一多对共国两党的是非好坏有了清楚的认识。从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中，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从他在斗争中（特别是在“一二.一”运动中）不断得到共产党的关心、支持、鼓舞、教育中，他确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坚定不移地拥护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论讥笑打击，威胁利诱，他都决不回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反动派一提他的名字就叫闻一多夫（须知这意味着里通外国的罪名呵），他不以为意。说他是共产党的尾巴，他说谁正确就支持谁，有头就有尾，当尾巴又怎么样？他曾经给吴晗写一幅字“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本是孔子的话，但闻一多给了他新意：我们不能跟国民党反动派这群法西斯禽兽在一起，我们不跟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广大人民在一起又跟谁在一起呢？这可以看成是他和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的内心的流露，难怪国民党反动派那么痛恨他，非把他杀了才甘心。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讲，闻一多生前曾表示过入党的要求，按照他的发展道路看，这话是可以相信的，闻一多和一切爱国学者一样，最终会走上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

注：本文选自中共丽江地委党史征集研究室编《走向光明——杨尚志回忆录》第三部分“苦难的历程之十四、十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

杨尚志（1915——1986）丽江市玉龙县拉市镇吉余余乐村人，纳西族，中共党员。1931年在丽江省立中学毕业后，到昆明省立第一师范读书。193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分校，军校毕业后，留任少尉分队长、中尉队副。1936年6月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进步组织“读书会”，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在云南昆明《民主周刊》等部门任职。1947年回到丽江，在省立丽江中学任教员。1948年4月与地下党滇西工委取得联系，开展建立中共丽江地下党的工作，并任丽江县工委第一任书记。1949年6月后，先后担任丽江县人民自卫大队大队长，人民自卫军第三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七支队35团团长兼政委，边纵第七支队副司令员。1950年会师以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兵团十四军第四十二师副师长丽江边防区副司令员。1951年，赴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2年9月在中共云南省委党校整党学习时被错处。1954年后历任丽江专署民委副主任、丽江地区师范学校副校长、地区文化馆副馆长职。“十年动乱”中，遭受到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彻底平反昭雪。1979当选为云南省第五届政协委员，1981年任丽江行署顾问，1983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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