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群育】丽江古城承载“三个离不开”——何以中华纳西漫笔之九

文摘   2024-11-06 00:01   云南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守望相助是中华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发展进步的基石。“三个离不开”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底色与鲜明特色。

纳西族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三个离不开”的历史。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古城,生动见证了各民族团结、守望相助、共建共享、共同发展的历史探索与实践,承载着“三个离不开”的众多感人故事。


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的古城故事

丽江古城承载有众多“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感人故事,其中包括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人和事。

纳西族万里护送病危的徐霞客回乡

明代,家住长江上游丽江古城的纳西族土司木增,邀请家住长江下游的汉族学者徐霞客前来丽江考察。徐霞客到丽江后,木增与徐霞客纵论古今,相见恨晚。木增虚心求教,受益良多。徐霞客帮木增编校书稿,为木氏子弟讲课修改习作,并应木增要求编写首部《鸡足山志》。同时留下了关于丽江自然地理、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的数千言的日记,成为明代丽江最珍贵的文献资料。同时完成了长江溯源等重要科学考察,纠正了历史上曾经的“岷江导流”错误。

徐霞客离开丽江后在大理鸡足山得了重病,“双足俱废”无法行走。屋漏又遭连夜雨,徐霞客身边唯一跟随了多年的同乡“顾仆”又盗走了所有的财物弃他而去。徐霞客在游记中说:“但离乡三载,一主一仆,形影相依,一旦弃余于万里之外,何其忍也!”此时,远在数百公里之外丽江古城的木增闻讯后,立即组建了一支精干的纳西族救援小分队,星夜赶到鸡足山,用滑竿抬着已经瘫痪的徐霞客先生,翻越千山万水,历时一百五十多天到达荆楚大地黄冈,然后再用船只将徐霞客安全送回江阴家中,不久病逝。江南名士陈函辉、钱谦益等在《徐霞客墓志铭》、《徐霞客传》中深情记载了纳西族的这一救援行动。近年来,江阴徐霞客家乡学者前来丽江时曾动情地说:没有当年纳西族的万里护送之情,徐霞客及众多书稿的命运,只会在大西南的深山峡谷中“不知所终”。如此,世上就无完整版的《徐霞客游记》。纳西族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作出了特殊贡献,木徐友谊,也成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的千古佳话。

纳西族等少数民族人民“欢迎义军(红军)”

红军长征过丽江时,纳西族等各族人民在丽江古城等地热情欢迎红军,并全力帮助红军渡金沙江北上抗日,这一事件既体现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也体现出中国革命同样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时代发展新潮流。

原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团长黄新廷(后曾任成都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回忆说:(1936年4月24日上午)“我们前卫部队到达丽江时,丽江人民推举出数百名群众代表在城南东元桥‘接官亭’欢迎红军。他们手持彩旗,路边摆着香案,打着‘欢迎义军’的横标,以表示对文明之师的敬意。这是部队离开湘鄂川根据地后,在新区第一次见到这样军民团结鱼水交融的动人场面。”《中共云南地方史》称:丽江民众“按照纳西族的风俗习惯,在城南东园桥‘接官亭’路边摆香案迎接红军入城。人们手持彩旗,打着‘欢迎义军’的横幅,向红军表示敬意。”欢迎红军入驻丽江古城之后,又组织各民族裁缝、铁匠、木匠、船工等全力以赴帮助红军渡江北上。工商界人士也积极帮助红军筹措物资、兑换银元。据有关统计,丽江各民族帮助红军找到了七条木船,扎了几十条木筏,组织了二十八个船工为红军渡江,三十四名裁缝为红军赶制衣帽和干粮袋,还有七十一人给红军当向导。红军渡江北上后,丽江各族人民又自觉救助掉队的红军伤病员,救治伤者、安葬逝者。


抗战时期来自沦陷区汉族同胞得到家的温暖

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近代以来面对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之际,“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的传统显得更加重要、更加突出。抗日战争时期,内地众多学校、工厂、政府机关以及广大汉族同胞,纷纷迁入西南大后方地区,当地民众包括少数民族同胞全力支持帮助来自沦陷区的汉族同胞,共同书写了各民族团结奋斗抵御外辱、“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的历史新篇章。丽江纳西族在三千儿女奔赴内地抗日前线的同时,真诚地拥抱来自沦陷区汉族同胞,给予他们家的温暖,玉壁金川再次见证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一幕幕感人场景。

抗日战争期间,李鲸石、王金钟等来自沦陷区的汉族学子在省立三中(丽江中学)等学校任教。当时,丽江各校师生经常在古城开展抗歌曲大合唱等活动,每当齐声高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抗战歌曲时,在场的省中、国师、县中等来自沦陷区的年轻教师,常常“泪水顿作倾盆雨”。1940年8月丽江各族民众在黑龙潭公园立“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之日,纳西族教师周霖在会场指挥丽江中学师生及民众合唱《追悼歌》时,来自沦陷区青年教师们,情不自禁嚎啕大哭。此情此景,令玉壁金川大地上各族人民难以忘怀,至今历历在目。

来自杭州艺专青年学子李霖灿、李晨岚,时人称之为“中州二李”,他们对于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同胞给予的温暖充满感激之情。自称“麽些先生”的李霖灿(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后来回忆说:“我至今尚在感激,丽江父老见到我们无所依归,便特别仁厚地给予护佑,各方面特予扶持,遂使我们有了温暖的安全之感。”感恩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同胞,“在我最艰困的时候,你们接纳了我;在我生命最茁壮的时候,你们保育了我,度过了逝水流年最美丽的一段时光”。李霖灿后来被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政府授予“荣誉公民”称号。在大洋彼岸去逝后,李霖灿家人及杨福泉等纳西族后辈学者,按照李霖灿先生的生前愿望,将其一缕白发埋于玉龙雪山之中。


为顾彼得带来的汉族厨师养老送终

抗日战争时期,前来丽江创办“工合”事业的俄罗斯人顾彼得曾带来一位私人厨师,是来自上海沦陷区的汉族同胞。顾彼得离开丽江之后,这位汉族厨师留在了丽江古城。无儿无女、独身一人流落少数民族地区的他,因只会讲上海汉语方言,当地纳西族民众很难听懂他说的话,但大家对他始终给予特别的关心和照顾,当他丧失劳动能力之后,寨后村村民又把他列为“五保户”敬养,九十年代老人去世时又按纳西族传统习俗进行了隆重安葬。

“文革”中北京林学院师生的特别记忆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纳西族地区同样不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暖心记忆。1970年4月,北京林学院二千多师生被迁到丽江纳西族地区。由于没有校舍,许多汉族师生及家属安排在丽江古城周边的黄山白华等村,住在当地村民家中,与纳西族村民朝夕相处,每到宰杀年猪时节,村民都把北京来的汉族同胞奉为上宾,争先邀请到家中吃传统的杀年猪宴。《北京林业大学校史》中也说:“纳西族是一个勤劳、淳朴、好客的少数民族。他们对北林教职工及其家属的到来给予了热情的接待,不仅把最好的房屋腾出来给北林的家属住,而且在各方面都十分关照。北林的同志们也同样投桃报李,两个民族亲如一家。”


二、“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古城记忆

纵观纳西族历史,丽江地区纳西族的历史也是一部“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历史。不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都“离不开汉族”老大哥,从汉代“白狼献歌”到元、明、清时期众多促进纳西族历史发展的人和事,都与汉族同胞(包括汉明帝、明太祖)的支持和帮助密不可分。明代高悬于丽江古城的“天雨流芳”,更是“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典范。仅就汉族同胞对纳西族文化的研究保护而言,丽江古城处处都有珍贵记忆。


刘半农鼓励方国瑜发掘研究保护东巴文化

从纳西族东巴文化古籍保护工作中,同样深刻体现了“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纳西族著名学者方国瑜先生曾回忆说:“1932年夏,将卒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所长刘复(半农)先生,鼓励我学习纳西象形文字。……先生认为这种文字还有人应用,自有一番学问……可用以研究人类原始文字,是很有价值的”。于是。方国瑜回到家乡开始对东巴文化进行收集整理研究,1934年完成《纳西象形文字谱》手稿,章太炎大师为其写序。此后,汉族学者傅懋勣于1939年完成了《丽江麽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汉族学者李霖灿于1945年编撰完成《麽些象形文字字典》,著名语言学家李济之教授为之作序。指出对东巴文化的研究“值得若干人们钻研一辈子”。

八十年代以来,任继愈、季羡林、周而复、于锦绣、吕大吉等著名国学大师为保护传承纳西族东巴文化呕心沥血,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汉族县委书记徐振康率先组织抢救东巴文化

新中国建立后,汉族县委书记徐振康首先组织了对东巴文化的抢救工作。1959年至1965年徐振康任丽江县委书记期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文革”中徐书记为此遭受了残酷批斗),拔出专款,协调人员、组建机构,积极抢救整理东巴古籍文献,共收集抢救了濒危中的5000多册东巴古籍,为改革开放后建立东巴研究所,全面抢救整理东巴文化,成功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奠定了基础。

丽江古城“三次化危为机”中的汉族老大哥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对丽江古城价值的研究不断深入,1938年,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教授到丽江调查古建筑时,高度评价了丽江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丽江古城保护离不开汉族老大哥的关心关爱与支持帮助。新中国建立后,丽江古城保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丽江古城曾已面临的三次重大危机,也是在汉族同胞的支持帮助下得以化危为机。

——“另建新城、保留古城”。五十年代初,丽江地区党政军机关及工商企业全都在古城之内,顿时显得十分拥挤,于是有人提出拆除古城内低矮的平房改建新式高楼。当时,国内不少历史古城也是采取“拆旧建新”的方法解决居住拥挤的问题。然而,当时的丽江专区领导(主要是外来的汉族干部)作出了“另建新城、保留古城”的决策,避免了丽江古城因拆旧建新而消失的危机。1961年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到丽江调研时,也充分肯定了丽江地委当年采取的英明决策,并指出丽江古城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刀下留城”!历史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国内著名学者费孝通、葛如亮、吴良镛、郑孝燮、谢辰生、罗哲文、阮义三等多次前来丽江古城考察研究,为保护和开发丽江古城积极建言献策、呕心沥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丽江县有关部门为改善古城交通,决定实施“打通四方街”工程。在丽江古城面临被“腰斩”的危急关头,吴良镛(两院院士)等众多汉族学者首先高呼“刀下留城”!朱良文教授甚至投书云南省省长和志强,要求行政干预制止。丽江古城因此又躲过被毁灭的一劫。

——“恢复原貌,重建如旧”。丽江“2·3”大地震后次日,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率中央慰问团来到灾区看望慰问灾民,吴副总理特别关心丽江古城的保护问题,到灾区后首先问和志强省长“保护丽江古城有何考虑?”和省长汇报说要“恢复原貌,重建如旧”时,当即表示赞同和支持。之后在与灾区干部座谈时,吴邦国又强调说:“震后恢复重建工作中,丽江古城要恢复原貌,重建如旧”。省抗震救灾指挥部按照“重建如旧”的要求,迅速编制了丽江古城恢复重建方案,坚持传统建筑,杜绝民居重建中出现钢混建筑;把以水泥建筑为主的地区医院迁出古城,拆除东大街等与古城风貌不符的现代建筑并恢复传统建筑;利用世行贷款恢复重建明代木府等。从而避免了在恢复重建中出现抛弃传统建筑的情况,丽江古城传统的历史风貌得到了进一步恢复与保护。

丽江古城是幸运的。没有汉族同胞对古城保护工作的关心与厚爱,丽江古城不可能进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列。对于汉族同胞的支持和帮助,纳西族等各族人民将永远铭记和感恩。


三、“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古城实践

丽江古城地处滇川藏交界多民族聚居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区域内纳西族、藏族、白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倡导和追求民族团结、守望相助、平等友善、合作和平、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扶持、共同发展,共同创建了丽江古城,成为“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典范与见证。

丽江古城也是一个移民之城。唐代,纳西族先民叶古年部自川西南来到丽江,参与建造丽江坝内的“三赕览城”,并逐渐与当地原住民“仆澥蛮”等相融合。宋元明清时期,又不断融合进入丽江的各族移民,包括来自内地的汉族教师、医生、商贾、工匠(主要是金、银、铜、铁、皮工匠,染布、织布、食品加工等技工)等,逐步发展为丽江的主体民族。纳西族也成为丽江古城内主体居民。明初,丽江古城内纳西族居民仅有两个姓氏,即“官姓木,民姓和,无他姓者”(《徐霞客游记》)。随着汉族等各族移民不断融入进纳西族之中,清初古城内纳西族居民姓氏已有44个,到清末光绪年间古城纳西族居民中的姓氏发展到125个。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各民族商贾、工匠、教师等沿着茶马古道进入丽江古城,在带来丰富商品、工艺的同时,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不断推动丽江古城经济文化的发展。

丽江古城各族先民具有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帮助的传统,在共建共享中形成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利益共同体。纳西族作为丽江的主体民族,特别重视与各民族的友好相处,善于发现各民族的优点和特长,美人之美。对藏族的朴实与勇猛极其尊重;对白族的工匠精神和勤劳十分敬佩;对傈僳族的勇敢与坚韧极为敬重。各民族在建设发展丽江古城的实践中,各尽所能,各显其长。比如,古城的民居等建筑,特别是木、石建筑离不开白族工匠;藏族同胞在建设和发展丽江古城茶马古道重镇及商品集散地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而白族、藏族等古城内各族居民的生产生活,同样离不开纳西族的包容与支持。居住在丽江古城的藏族、白族不断得以发展壮大,并形成丽江古城内一些特殊街巷与院落,其中包括古城内著名的“见罗过”(“见罗”为纳西族对大理人之称呼,“过”即巷道),为大理人居住和经商的街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城回族居民马子云与纳西族居民之间的友谊。嘉庆年间,丽江古城学子马子云在参加科举考试时,在试卷之中提交了“去官邪、除鸩毒论”策论,针对当时英国大量输入鸦片实施“鸦片侵华”行为,呼吁朝廷坚决“禁烟毒”。这一在鸦片战争发生前三十年提出的“禁烟”主张,堪称中华禁毒第一声。然而,马子云却被当局斥之为“狂妄”、“语侵阁臣”、“语诋朝政”,而将其拘押在大理,并“褫其衿”(取消秀才资格)。马子云的未婚妻麻氏在丽江古城闻讯后悲痛自尽。由于丽江古城纳西族友人的全力营救,马子云得以释放回家。马子云早年丧父,与种菜为生的母亲相依为命。马子云遭到当局不公正处置之后,纳西族民众更是尊敬他、爱护他,情同手足。马子云去世时,丽江古城纳西族等各民族文人学者纷纷前往送行,撰文深切缅怀马子云。并在马子云坟墓两旁建立了缅怀诗碑,在古城立有马子云墓道碑。每年清明节,丽江古城各民族文人学者常常相约前去马子云墓地进行祭奠活动。丽江古城现有“子云巷”,是古城内唯一以人名命名的街巷。成为丽江古城民族团结、守望相助,“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历史见证。


四,一座各民族合作和谐共赢的千年古城

丽江古城是西南地区多民族共同创建的千年之城,经历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其一,《蛮书》中的“三探览城”为丽江古城雏形,也可称为丽江古城的前身。据有关史料,唐代“三探(赕)览城”,宋代“三赕城”、元代“通安州城”均位于今日丽江古城东部区的义尚办事处文明、文林村一带。原因在于当时的丽江坝区为沼泽地,坝子内多为淹地区,而金虹山南麓文明文林一带地势较高且平缓,又向阳避风(来自玉龙雪山寒风),是当时丽江坝区最宜居与建城的地区,自然成为丽江古城最早开发的区域。“三赕览城”建设者当是“濮澥蛮”、“汉裳蛮”及纳西族先民,建造时间不晚于唐代中期,距今至少已有1200年。

其二,为明代建设丽江古城西部片区阶段。明初,随着丽江坝区排水工程的逐渐实施,丽江坝区水位不断下降,木氏家族等大批纳西族先民从白沙、束河等区域迁居丽江古城片区,并在狮子山南麓区兴建土司府(丽江军民府),沿狮子山东南麓开挖古城西河,一些来自外地的各族移民也加入了古城西区的开发建设,丽江古城西部片区得以快速发展,出现了徐霞客笔下“宫室之丽,拟于王者”,“居庐骈集”,瓦屋鳞次栉比的繁华景象,这一时期对于丽江古城的发展至关重要,形成了丽江古城的核心区,并与白沙、束河片区有机相连。

其三,为“改土归流”之后发展丽江古城中部和东部区域阶段。清代改土归流之后,兴建流官府和进一步开挖古城东河,极大地推动了丽江古城中部、东部广大区域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建设者中包括来自内地的汉族移民(后来基本融入到纳西族之中)。流官府城处在古城东南文林村片区与西南木府片区之间,从而把唐宋元时期的三探览城、三赕城、通安州城片区与明代土司府西部片区联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了今日丽江古城的基本格局与规模。

合作而不对抗。丽江古城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大的民族矛盾与纠纷,没有排外或发生争端的记录与传闻。在“世无兵燹”相对稳定,合作和谐的环境中,各族居民在丽江古城找到用武之地。汉族移民对丽江古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清代以来丽江古城内众多著名诗人学者、举人进士、教育世家、医药世家,富商大贾,多为融入纳西族的汉族移民后裔。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发挥与藏区和白族地区关系密切的优势,有力推动了丽江古城茶马古道重镇和商品集散地建设,丰富发展了丽江古城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历史文化内涵。

中国历史上的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大理等著名古城,以及长城、大运河等众多历史文化遗产,也承载着“三个离不开”的历史。时下,结合各地各民族实际发掘传承弘扬“三个离不开”的历史传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

【作者简介】李群育,男,纳西族,1951年1月生于丽江古城。曾任丽江县委宣传部部长、《丽江日报》总编辑及社长、丽江市人大常委会副巡视员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州盟市报研究会会长,以及丽江文化研究会、纳西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云南省先进工作者”“全省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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