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虹】重识约瑟夫·洛克

洛克传的译稿完成后，为查看已故作者斯蒂芬尼·萨顿(Stephanne B. Sutton)的档案资料，我又一次搭乘地铁来到了哈佛大学阿诺德树种园(The Arnold Arboretum of Harvard University)。时至仲秋，园内小径上满是落叶，两侧好多是从亚洲，尤其是从中国移植来的珍稀树种。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 1884—1962)，这位传奇式的植物学家，近一个世纪前，想必也曾多次走过这条小径。

最早听说洛克这个人是在1992年，那时我在英国牛津大学刚完成了人类学硕士学位。夏末，藏学家迈克·阿里斯 (Michael V.Aris)先生结束了在哈佛大学梵文和印度研究系客座教授的任期，回到牛津。我第一次上他家和他见面时，他饶有兴致地把自己在哈佛任教期间编辑的一本书给我看，书名为《喇嘛、土司和土匪：约瑟夫·洛克在中国藏区边地摄影集》，刚刚由纽约的中国艺术馆出版。从阿里斯那里，我了解到，约瑟夫·洛克是一位美籍奥地利裔植物学家、探险家和民族学家。二十世纪前半叶，他在汉藏边地生活、考察多年，堪称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不久，经阿里斯力荐，我离开牛津，来到哈佛大学继续求学。虽然学业与藏学相关，但是并没有直接牵涉洛克足迹遍及的川滇甘青边区，也就没机会就此深入探究。等我真正留意洛克的档案资料，用心去了解这个人，直至仔细研读洛克的传记时，已是十年后，而阿里斯已不幸离开人世。

2001年，我开始在哈佛燕京学社工作。当时我的办公室里竟然整整齐齐地存放有一套洛克的档案资料，这重新引起了我对洛克这个人的关注。或许这就是缘分吧!在此期间，哈佛大学图书馆也正大规模地开始图书资料数字化的系列项目，其中一项就是把洛克留存哈佛的田野考察笔记、照片和通信集扫描并上网，以便世界各地的学者随时随地都能使用。不久，哈佛燕京图书馆也着手把善本部收藏的洛克从丽江带来的纳西东巴经文扫描上网，便利学界。在浏览相关的档案资料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洛克多年在汉藏边地考察生涯的一些详情：他的确有着传奇式的生活经历，曾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军阀争斗、日军入侵和国共交战期间，对西南地区有过独特的观察和体验，并在植物学、地理学和民族文化史等诸多领域取得了杰出的研究成果。所有这些无不勾起我莫大的兴趣和好奇。

令人欣慰的是斯蒂芬尼·萨顿曾著有一部洛克传，1974年由纽约黑斯廷斯书屋(Hastings House)出版。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存本很少，而三十年以前出版的书早已绝版。我从怀德纳图书馆借出读了起来。洛克其人其事展现眼前，久久挥之不去。

洛克传的作者萨顿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担任阿诺德树种园主任理查德·哈沃德(Richard Howard)的专职助手，同时她也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从事小说和传记的创作。阿诺德树种园百年庆典之际，萨顿受哈沃德之命，着手撰写树种园的百年史和树种园创始人、首任主任查尔斯·萨金特(Charles S. Sargent)的传记。在此期间，她接触到大量与洛克相关的资料，这个名字引起了她的注意。于是完成树种园百年庆典的著书任务之后，她全力以赴研读洛克的资料，不久决定辞职，一心一意写洛克传。根据萨顿当时申请研究和创作经费的计划书，她写洛克传的初衷有二：一是洛克一生经历丰富，对当时人们了解甚少的东南亚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政治和社会有过深入和细致的记录；二是洛克个性独特，性情复杂，内心世界时时充满着矛盾。他既有超人的天赋，富有教养，诙谐幽默，又有一副坏脾气，总自以为是，又讲求虚荣，让人难以接近。

近二十年来，有关洛克的故事不计其数，尤其是在丽江古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洛克其人其事几乎成了丽江旅游业最好的广告，吸引着国内外的游客。正由于他的足迹踏及的汉藏交界边地在二十世纪前期鲜为人知，更因为他的个人经历和研究兴趣跨越幅度大，洛克的故事深深地吸引着各方人士：从植物学家到民族学家，从云南原住民到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的忠实读者，从青海回民到波士顿的旅行家。应运而生的有关洛克的文章虽有佳作，但也包含不少耸人听闻的轶事，有的纯属道听途说，不乏东摘西抄而成者。而四十年前，萨顿利用当时她能找到的美国国内外各类史料，并走访欧美多处，与洛克以前的同事、朋友和亲戚逐一面谈，竭力捕捉洛克生活的点滴细节，为这部传记搜集了丰富和生动的素材。她的这部作品是迄今唯一一部基于原始资料、个人档案和访谈而著成的洛克传记，既有剖析洛克内心世界的深度，又有描画个人生活细节的生气，笔下呈现了一个活生生的洛克。于是我起了翻译这部传记的念头，不久就动手译了起来。

把洛克和丽江相连在情理之中。洛克在丽江待过很长时间，他甚至还对纳西文化、语言和东巴教做过深入研究。玉湖村迄今按原样保留着他的故居，但是丽江只是洛克在中国考察、探险和从事学术研究的二十七年里一个逗留的处所而已。他最早被美国农业部派往的并不是丽江，甚至不是中国，而是东南亚，任务是找大风子树的树种。后来，他虽然三番五次来到丽江，并在那里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但也曾在汉藏边地的木里、永宁、卓尼和安多等地，度过了生命中相当重要的日子。在那些地方，他做过植物学和鸟类学考察，还做过人类学和宗教学研究，与当地的土司和活佛有过密切的交往。此外，他还在昆明、上海和北京等地生活过，与当时中国西南的大军阀、北京的法国书商、周游中国内地的美国记者和孤居偏僻山区的欧美传教士打过交道，更不容忽略的是为避开中国国内战事的纷扰，他也曾前往越南安居，游走于缅甸、泰国、菲律宾和英属香港等地。

再者，人们一提到丽江，一提到洛克，往往就会想起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而且以为小说中群山雪峰间的寺院就坐落在云南西北角的迪庆中甸，甚或就是丽江。据说希尔顿是读了洛克在美国《国家地理》上发表的旅行散记系列而激发了写这部小说的灵感。殊不知，洛克在丽江生活的日子远非那么融洽和友好，而丽江并不是香格里拉。生活在丽江，他把身边的纳西仆人称为“自然之子”“尊贵的野蛮人”，可又时时带着白人至高无上的种族优越感，对他们颐指气使，而且明确表示作为主子，他不能不分尊卑地和当地人相处。在他内心深处，他自认为是尊贵的“王子”，受纳西人伺候是天经地义的。虽然他直至1949年不得不离开昆明的那一刻，都一直计划着“在丽江扎根，直至我的肉身献给燃烧着的火焰，我的骨灰随风散落在这方泥土上”，可事实上，每次在丽江住上一阵子，最多三到五个月，他就会感到浑身不自在，坐立不安，想方设法离开。

洛克有多种超常的天分，做起学术研究来具有惊人的毅力和不懈的决心，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瑕疵的争议人物。他考察植物品种、考证纳西语能做到一丝不苟，但是为了能在充满博士头衔的学术界维持自己的面子，他竟然扯谎说自己曾得到维也纳大学的博士学位。为了和一位赴约迟到的学者怄气，他义无反顾从那位学者手中抽回自己的文稿，并发誓不让他发表文章。为了满足自己发现世界又一最高峰的虚荣心，他漠视仪器的不足和非专业的测量技术可能带来的误差，急急上报测量结果，多亏美国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工作人员的谨慎，才没出大错。他曾结伴而行的朋友埃德加·斯诺对中国劳苦大众深怀同情，可他对此很不以为然，耿耿于怀的是那次在上海，斯诺带他进玫瑰房夜总会邀舞女的不快经历。诸如此类的轶事与他发表在美国《国家地理》上的系列文章以及大部头学术著作交辉成趣，展示他不同凡响的性格和不拘一格的人生。

传记的字里行间透露着洛克苦行孤旅的一生。他一辈子都在路上颠簸，不停地穿梭在两个文明之间，一边是战争动荡的中国，另一边是他所出生和成长的西方，那个“文明的国度”。

在中国，他以西方学者的眼光和敏锐的观察力，来观望和理解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他的信息渠道就是身边的纳西仆人，同路的西方传教士、记者和外交官，还有藏族土司和喇嘛、回民军帅和纳西东巴。在巧妙地避开中国西南边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军事冲突的同时，他得以接触和掌握了那个地区运作的脉搏。他身边的纳西仆人能根据他的指教，为他做出正宗的奥地利晚餐；甘肃夏河拉卜楞寺寺主第五世嘉木样活佛父子会为他写引荐信，使他能顺利进入果洛藏族部落统治的地盘，进而深入阿尼玛卿山采集树种；他又能和青海军阀马麒会面，并商议求得这位回族将领的援助；他还成了龙云官邸的座上客，向其介绍自己考察、研究彝族文化和历史的兴趣。

在洛克一生的旅途中，不时停泊的另一边是美国和欧洲的学界和上流社会。他幼年时随做管家的父亲寄居贵族府邸，耳濡目染，熟悉维也纳城里人豪奢的生活，长大成人后百般努力，跻身上流社会，力求他人对其学术成就和个人品位的首肯和折服。他凭借傲人的出版成果、非凡的考察探险经历和超人的语言天才，成功地挤入了欧美学术圈。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欧洲人对中国的向往是空前的。那个年代，似乎不少西方学者把目光投向东方以求自身，洛克就是其中之一。那个年代有一批堪称“失落的一代”的西方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和学者，他们在中国的西部边疆寻求自己的认同和精神归宿，同时也给西方带去了有关中国的各类信息和知识，打开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窗口。仅就在中国西南一带考察的西方植物学家而言，除了洛克之外，还有大卫·费尔柴尔德(David Fairchild)、乔治·弗雷斯特(George Forest)、弗兰克·迈耶(Frank Meyer)、欧内斯特·威尔逊(Ernest H. Wilson)和金登·沃德(Francis King.don Ward)等人。

洛克足迹遍及的中国藏区边地可以说是植物学和民族学的处女地，而且他的研究领域从最初的植物学、鸟类学转移到西南边疆的人文地理、纳西宗教、语言和文化，这在同时代的科学家和探险家中实为罕见。除了在汉藏边地游历的地区广、生活的时间长之外，洛克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探险家、考察家和科学家的地方还在于，他毕生纠结于一组组矛盾悖论之中，其中有中国人和西方人、故国和异乡、文明社会和土著部落、漂泊和定居，等等。他是介于两个世界之间的“失落的一代”的一位孤独代言人。

洛克无法忍受同在西南边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说教，也无法忍受像斯诺这样满怀革命热情、对中国贫苦大众深怀同情的美国记者，对在中国偏僻山区的生活毫无准备就贸然行进，更无法忍受不听他使唤的同路人或是合作者。总之，他无法忍受任何肤色的同行者。更有甚者，作为一个学者，他无法忍受同行的任何异议和丝毫不恭，他敏感的神经受不了别人对他的任何消极的言辞和态度。但是，更具悲剧意味的是他在丽江生活了这么久，与身边的纳西人朝夕相处，可他时常同样无法忍受纳西人，怀着白人的优越感从骨子里藐视这一东方民族，认为他们缺乏教养，生活质量低下。他和家人的关系也是如此。一直生活在维也纳的姐姐一家是他的亲人。他孤独时百般留恋自己在维也纳度过的童年，想念姐姐以及侄儿们，但是和他们终究不欢而散。这多半无异于他与纳西人、他与生活在中国的西方同路人之间的交往。再者，他无法承受女性的亲密和接近，致使人们传说他可能是同性恋者。

在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之间，洛克面临着永不停息的颠沛流离的旅程，常常为眼下经济来源的短缺和将来生活的无依而担忧。令人感到矛盾的是，他不管何时何处都免不了讲究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舍不得放弃奢侈的起居开销，哪怕冒险动用有限的积蓄，哪怕面临年老时穷困潦倒。而到了晚年，他竟然不得不变卖自己在中国收藏的古董、藏书和纳西东巴经文，还有墓碑拓片，以此维持生计。这也解释了为何洛克的资料会散落在欧美多处学术机构。他的日记存在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书信散落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哈佛大学阿诺德树种园和亨特植物学文献研究所(Hunt Institute for Botanical Documentation)，摄影作品出售给了美国《国家地理》和哈佛燕京图书馆，其中不少是重复的。他的个人藏书在太平洋两岸和夏威夷来回折腾多次，最后和他收藏的拓片一起出售给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远东图书馆，而这些封尘、库存地下室多年的拓片直到2006年才被学者发现。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旅途中就当地的自然环境、气候、水文和地理做过极为详尽的记录，美国政府曾派专人抄录他的笔记。二战末期，他曾受聘在美国陆军地图部担任专职。

洛克一辈子身处动荡不安中，无时无刻不在东西文明间穿梭，无时无刻不在寻求安身之所——年轻时，他寻找自己梦寐以求的远方，中年时四海为家，力求安身立命之处，年老时苦求归宿。他一直希求自己能安顿下来，可是终究迷失在东西文明之间。庆幸的是在生命的最后五年里，他得到了夏威夷马科斯夫妇的慷慨襄助，一直寓居马科斯夫妇家中，而且去世后就在马科斯家族墓地安身。萨顿的洛克传末尾所言极是：“（洛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那就在中西交界的这片土地上。”

我在阿诺德树种园图书馆找到了馆藏档案中萨顿的照片和生平资料，这么一来，洛克传的译稿所需的材料都全了。出了图书馆，我重又走进满园的秋色。园内的中国园林道(Chinese Path)荟萃了从中国中西部移植来的血皮槭树、鸽子树和流苏树等等。一个半世纪来，洛克和阿诺德树种园派往中国的一批批西方植物学家，曾以这座园林为大本营，源源不断把中国的珍稀植物品种越洋移植到这里来。洛克从中国西南地区带来了桦树、椴树、槭树，各类牡丹、丁香、月季和杜鹃，还有一些珍贵的松树、杉树等树种。这些花木早就在园内扎下了根，形成了这家树种园收集和移植中国树种的悠久传统。以前我也曾多次来过，可这一次置身这些花草树木间，真令我恍如回归故里。

注：选自李若虹著，《从中亚古道到新大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第160-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