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明】康南石板墓族属初探——兼论纳西族的族源

文摘   2024-11-19 00:00   四川  
 
“康”,系藏语地名的音译,一译作“喀木”,指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这一大片范围。居住于此的藏族又称“康巴”,即康人。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康区建立过西康省,该省撤销后,将其辖地以金沙江为界,分别划归川、藏两省区。虽然从行政区划上来讲,西康已不复存在,但作为传统的地理名称,康仍泛指上述地区而沿用至今。本文所述的康南即康区南部。新中国成立后,在这一带发现过一些石板墓,1978年以来,我们曾组织力量对此进行过一些调查与清理,得以了解到此种墓葬的文化内涵,从而对于该地民族历史研究,提供了可贵的新资料。现就笔者认识所及,对此种墓葬的族属问题,提出一些浅见,以就正于同志们。

一、康南石板墓的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康南发现过一种统称为石板墓的石棺墓和石板盖土坑墓。它们主要分布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雅江、新龙、巴塘等县,以及与甘孜州为邻的西藏自治区的芒康、贡觉等县。此外,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县和渡口市所属的盐边县一带也有发现。以前由于对此种墓葬缺乏研究,包括笔者在内,均认为它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岷江上游的石棺葬的文化属于同一系统。现在看来,此种看法总的来说还是可以成立的,但两者在文化上仍存在着许多差异,而各具特色。这是应该予以充分注意的。

康南石板墓一般都埋葬在台地上,且多数位于两河交汇处的三角地带。如巴塘札金顶墓群位于巴曲河与小巴河汇合处,高出河面 40~60米;雅江县团结公社呷拉大队墓群位于一小河与雅砻江汇流处,高出江面50米。康定县东俄洛公社墓群在立起河与多曲河交汇处,高出水面15米。雅江、木里等地的墓葬为石棺葬,四周均用板岩片构成,间或有的棺壁是用碎石砌成。巴塘的墓葬有土坑墓亦有石板墓,但墓顶均用石板覆盖,且出土器物并无多大区别。墓中出土器物,以巴塘札金顶和雅江呷拉大队而论,计分陶器、铜器、玉石、象牙等类。陶器有双耳罐、单耳罐、陶簋、陶杯等种,均为夹砂陶,陶胎有深灰和橙红两种,表面均经磨光,大部黑色,但亦有少数因火候不匀而呈橙红色。陶器大部为素面,少数有三角划纹、圆点纹、剔刺纹、平行线纹、附加堆文等。铜器计有剑、手镯、刀、饰物、锥等。在墓中发现鸡骨两具。某些人骨架上有麻布痕迹。在雅江呷拉大队残墓中,还采集到残铜牌饰、象牙珠管、玉石珠管等。此外,在康定东俄洛公社采集到的两件扁平长条型含赤金75%的金饰,据云出自石板墓中,但具体情况不知其详。

康南石板墓中尚未发现石器,但有较多的铜器,可以视作一种青铜器文化。木里石板墓中有铜柄铁剑出土,应为后期的墓葬。从没有铁器的墓葬年代上看,应较岷江上游西汉时期石棺葬的年代为早,即约当战国至秦汉之际。毫无疑义,康南石板墓的居民已经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因为陶器的产生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是联系在 一起的,一般是先有农业,后来根据需要才发明了陶器。从制陶工艺上讲,最初是手制。继之是慢轮修整,然后才过渡到轮制。康南石板墓的陶器多为轮制,有的甚为精美。如在雅江采集到的一个石板墓中的双耳陶罐,在双耳上各嵌铜泡17个,另颈部两面各嵌铜泡两个,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又如在木里采集的一个残罐,在乳点上亦嵌有残铜泡。此种陶器嵌铜的工艺,不仅在四川,而且在全国均属首次发现,意义重大。由此可以得知,当时的居民已有较高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再从当时居民已能纺织制作麻布,以及饲养家禽(鸡类)来看,亦可证明这一点。

若将康南石板墓与岷江上游石板墓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在墓具、葬式和出土器物等方面,均有相似之处,应属同一文化系统。但是,二者并非完全一致,而各具地方特色。陶器是区分考古学不同文化最重要的标志。岷江上游石棺葬以出土一种核桃形口沿的双耳黑色陶罐为其特征,而这种陶罐除雅江、木里较多外,少见于康南其他地方的石板墓。再从两种墓葬与外界文化的关系上看,两者的陶器的形式与甘青齐家文化的陶器均有相似之处,但康南石板墓出土的某些器物则有其特点。如巴塘的铜剑与巴蜀式的铜剑相似,木里的铜柄铁剑与滇式的同类物相似,康南的铜镯与管状珠则与凉山喜德大石墓中出土的相似等等。这都反映出此种石板墓的居民与各四周民族的密切交往关系的种种特点。

二、康南石板墓与古白狼人的关系

此种墓葬发现于康南一带,因此必须首先弄清墓葬的时代究竟有什么民族或部落在这里进行活动。前已言及,康南石板墓大约相当于战国至秦汉之际,根据史籍记载,此时原居西北河湟一带的羌人,有一次向西南的大迁徙活动。《后汉书·西羌传》追述其事云: “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源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德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羌之兴盛,从此始矣。”这虽是史籍记载羌人的首次迁徙活动,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羌人的向外迁徙却为时更早。可以设想,早在远古时代羌人的先民就一批一批地从河湟南下,经过康北草原而定居于康南河谷地带了。他们在这里开辟了土地,发展了农耕,康南所发现的石板墓的墓主就与古羌人的活动有密切的关系。
 
2012年7月19日,雅江县西俄洛乡郭岗顶遗址出土的陶俑大多面带微笑

关于康南一带的情况,自汉代以来逐渐见于记载。《后汉书·西南夷传》云:“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最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贡奉,称为臣仆。辅上疏曰:‘……今白狼王唐最等慕义归化,作诗三章,路经邛崃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歧道,镪负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 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这里所言之白狼,史籍未明确说明其所在之地,但从他们居住在汶山以西,以及与成都平原交往要通过邛崃大山来看,可以推知其住处。按汉代的汶山郡,系依冉、駹部落的旧地而置,其地在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南部,州治汶江县即今茂汶羌族自治县,白狼在汶山郡以西,可知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又白狼与内地交通须经邛崃大山。按此山即今邛崃山脉的大相岭(泥巴山),在今汉源与荥经两县之间,至今仍为交通要道,可知白狼部落在今甘孜州东南部一带。

又《后汉书·和帝纪》说:“永元十二年正月,旄牛徼外白狼、藉薄蛮夷种人内属。”该书《西南夷传》亦谓:“永元十二年二月,蜀郡旄牛徼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缯等率种人十七万口归义内属, 诏赐金印紫绶小豪钱帛各有差。”在此又说明白狼在旄牛徼外,但旄牛与白狼又有何关系?按旄牛县,《后汉书·西南夷传》云: “(作都夷)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至天汉四年并蜀(郡)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民。”又《水经·江水注》亦云:“沈黎郡,汉武帝元鼎六年,以蜀郡西部作都置,理旄牛道,天汉四年置都尉,主外羌,在邛崃山表,自蜀西度邛、作,其道至险。”纪昀按云:“作都即旄牛县,亦曰旄牛道,故城在今雅州府青溪县南部。”清溪县即今汉源县,其地原为作都,亦即旄牛羌部的中心,后来汉朝于此置沈黎郡。汉源县南部有大渡河,由西经此东流,这正与《水经注·若水注》所说的“大度水出徼外至旄牛道”相合。

旄牛县系由当地所居的旄牛羌而得名,前引《后汉书·西羌传》所说,秦献公时古羌人由赐支河曲南下于西南的一支就有“牦牛种,越德羌”。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卷二谓:“牦、髦、旄三字同音,故随用一字。”可见牦牛羌即旄牛羌,因此汉朝于其地所置的县,就沿用了这一部落的名称。前述汉代所置旄牛县(道)、旄牛都尉管辖的“外羌”是旄牛羌,而白狼、槃木在“旄牛徼外”,也应是这个县或都尉所遥领的“外羌”的范围,其种与旄牛羌也必然有关。旄牛羌的中心虽然在沈黎郡一带,但分布很广,除上述沈黎一带外,已有一部分在汉代迁入越德郡内,并形成相当力量。如《后汉书·和帝纪》谓:“延光二年正月,旄牛夷寇灵关,杀县令,益州刺史蜀郡西部都尉讨平之。”又如《三国志·蜀志·张嶷传》说:“苏祁邑君冬逢,……嶷诛逢,逢妻,旄牛王女,……汉嘉郡界旄牛夷种四千余户,其率为狼路,欲为姑婿冬逢报怨,……疑厚加赏待,旄牛由是辄不为患。”按灵关,在今越西县东北;苏祁,唐代于该地置同名的县,在今西昌县北的礼州。由此可知,其时的旄牛羌已成为今凉山州一带的一支重要力量,故史籍称羌人中的旄牛部为越街羌,正是从这点出发的。有如上述,至迟在战国以来,康南一带已有羌人部落的活动,汉代又有属于羌人系统的白狼部落聚居于此。因此,说康南石板墓是汉代白狼人先民的墓葬人体是不误的。

白狼部落在康南一带的活动,一直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并见于历代的记载。如《隋书·高祖纪》说:“(开皇元年三月)壬年, 白狼国献方物。”《旧唐书·东女传》亦谓:“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隔罗女蛮及白狼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余城,其主所居名康延川” (《唐会要》卷九九《东女》条文与此略同)。按《旧唐书》所记之东女国非雅鲁藏布江流域之东女国——苏毗,而系另一羌部所建的政权。其王所居的康延川,即今西藏昌都,在澜沧江上游,去金沙江不远,亦属康区。所谓此东女国东南有白狼夷和罗女蛮,过此即与今雅安接界者,亦可知隋唐时的白狼仍在今甘孜州的东南部。此外,《北史·党项传》又说:“党项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弥猴种。”这里说明了当党项势力强盛时,其地掩有宕昌和白狼。宕昌在现今甘肃南部,白狼在今四川西南部,他们并非党项羌的支系,这是不言自明的。唐时,吐蕃政权兴起于雅鲁藏布江流域,先灭苏毗,然后逐渐统一了青藏高原的诸部落。分布在青藏高原的诸部落主要是诸羌的支系,他们与吐蕃原本属于同一族系,自吐蕃壮大后,依其武力和藏传佛教文化,历唐宋两代逐渐同化了这一带的诸羌部。到了宋代,白狼部落尚有踪迹可寻,但已不知其详了。如《太平寰宇记》卷七七《雅州》云: “灵关山,在(芦山)县北二十里,峰巅嵯峨,山耸十里,傍夹大路,下有山峡,口阔十丈,长二百步,俗呼为重关道,通蛮貊地方,入白狼之界。”

元代以降,作为单一部落的白狼已不复存在,但是这一名称却一直沿用下来,用以称呼今甘孜州南部一带。如明嘉靖时所修丽江木氏土司的《木氏宦谱》,载第三世土司阿良云:“宋理宗宝祐元年,蒙古御帝元世祖忽必烈亲征大理,良迎兵于刺巴江口,锡赉甚厚,宠渥优礼,将授职为茶罕章管民官,赐地名曰丽江郡。……其所属者越析郡、柏兴府、永宁府、北胜府、蒗薬州、罗罗斯、白狼、槃木、夷僚等处地方,无不管束”。这里所说的白狼、槃木,指的正是今甘孜州南部一带,而非古时的白狼、槃木部落是无疑的。此后,清人黄沛翘于光绪时所著《西藏图考》中指出白狼即在巴塘。又清末护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林著《西康建省记》亦云: “康南之巴塘为古白狼国。后汉和帝时旄牛徼外白狼、楼薄蛮夷内属,而里塘、毛丫、毛茂丫、曲登、崇喜在巴塘之东距旄牛徼近,……其同巴塘内属无疑。”又说:“打箭炉(按:今康定)古为旄牛国,汉武帝建元六年置旄牛县,此为打箭炉内属之始。”此后,康南的地方志中亦多根据民间传说采取此说,现略举数例。如民国《巴安县县志初集》于卷一《沿革》说:“巴安原名巴塘,系白狼之转音。”又该书卷二十一《名胜古迹》云:“白狼城,在城西小土包之南,巴楚河东岸柳林内,相传为白狼王所都,遗址尚存。”又刘赞廷编《巴塘县图志》亦云:“巴安县原名巴塘,即古之白狼国,亦名微外羌之遗种,汉明帝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辅宣汉之威德,怀远夷,自汶山以西来归者百余国,白狼王唐诙更作诗三章,使掾吏田恭译而献之,诏下史馆。”又民国《理化县志稿》说:“白狼或以为巴塘,……虽不必即为里塘,但既云百余国,亦当兼有理塘部落,而汉则概名之为旄牛徼外焉。又白狼诸部逾二十六年而再言内属,则对于所属州郡亦叛复无常矣。”根据笔者在康东南的康定、雅江、理塘等县调查,得知这里有一种牦牛的图腾或自然崇拜。在上述一些地方的房檐或墙壁转角处,往往有牦牛头的图案或饰以真实牛角、牛毛的牦牛形象,当地藏民视此为保护神和辟邪之物。联系到这一带原是旄牛羌部或旄牛羌同种的白狼部落的旧地,那么,这一现象就不值得奇怪了。由此也反映出虽然旄牛羌与白狼羌在当地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他们有关牦牛的崇拜却一直延续下来,保留在康东南一带的各族人民中。

三 、古白狼人与纳西族的关系

我们既已明了康南石板墓即古白狼人先民的遗迹,那么,白狼人又与现今何种民族有着族源上的联系?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古白狼人与藏族的关系不大,而与纳西族有着族源上的联系。

纳西族,约23万人,分布于云南北部和四川西南部,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早在3世纪的晋代,纳西的先民就以 “摩沙”为名,聚居于越街郡的定作县,即今盐源县一带。迄至唐代,纳西的先民又称作“磨些”,而散布于金沙江流域的丽江与雅砻江流域的盐源一带。摩沙或磨些皆与现今纳西族的他称或自称一致。关于纳西的族源,据许多学者研究,多认为源出古代羌人。方国瑜先生进而指出“磨些”即“磨族”,“磨”是族名,与 《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所记的“髦”、“旄”、“牦”等称谓有关,即古羌人南下的一支旄牛羌的后裔。笔者认为纳西的族源与羌人中的白狼人有关,这主要是根据以下情况考虑的。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

首先,从纳西族的古代传说中,可以看出纳西先民的迁徙和发展过程。如《东巴经》中的《摆几于几》和《高勒趣》等神话传说,记录了纳西族古代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情况,生动说明纳西的先民原是高原上世代相承的游牧民族,后来才从“无常处”的游牧生活,发展成为农耕定居生活。又如《木氏宦谱》说,木氏土司的始祖“初于昆仑山中,结一龛于岩穴,……忽起一蛟,雷雨交兴之际,乘一大香树,浮入金沙江,流至北浪沧,夷人望而异之,率众远迎,遂登岸上。”这更进一步说明了该土司的先祖,是从北方的昆仑山经过金沙江迁徙来到丽江的。现在丽江一带的纳西族,还流行着他们的祖先是从北方一个名为“多弥”的地方,迁徙到西南来的传说。有谓多弥系一大草原,有的则称多弥为一大村寨。因此,有人认为传说中的多弥可能和唐代西北的多弥部落有关。《新唐书·吐蕃传》云:“(多弥)亦西羌族,役属吐蕃是难磨。滨犁牛河,土多黄金。贞观六年,遣使朝贡。”据笔者考证:多弥羌部的地域在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通天河一带。这即是说纳西先民亦可能是从那一带迁来的。根据纳西的这一传说或可认为“多弥” 一词早已存在,而直到唐代还是当地一个羌人部落的名称。以上传说透露出纳西的先民在由西北往西南的迁徙过程中,经过了金沙江流域,而白狼所在的康南一带正处于金沙江流经之处,是由今青海到云南的中间环节,因此纳西与白狼存在族源上的联系完全是合乎情理的。

其次,纳西源出古代羌人,还可从藏族的传说中得到证实。如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中之《保卫盐海之部》叙述了宋代藏族先民与纳西族先民之间的一段历史。此《保卫盐海之部》藏文原《羌杜》,直译为“平服羌地”,在汉文译本中作“保卫盐海”或 “岭国与姜国”,均系意译。此段叙述的羌国分为黑羌、白羌和花羌三部,均统率于黑羌部的“萨当王”。萨当王的羌部国在格萨尔王的岭国的南部,而羌国的南部又有“门域”。此时岭国与羌国之间发生过一段战争,后以岭国的胜利而告终。今藏族仍称丽江一带为萨当,意为东方;萨当王即东方王之意,故此羌国系指纳西无疑。这一称呼亦见于汉文记载。清倪蜕著《滇云历年传》载康熙十年(1671年)巡抚李天洛奏云:“丽江土府,元明时均资以障蔽蒙番,后日渐强,于金沙江外则中甸、巴塘、里塘等处,江内则喇普、处旧、阿敦子等处,江卡巴、东卡,皆其自用兵所辟,蒙番畏之而尊之曰萨当汗。”由此可知,萨当汗一名还被藏族沿用以称元明时期的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又据调查,现今康南的藏民,仍称巴塘南部白松乡一带的纳西族以及丽江一带的纳西族为“羌巴”, “羌”为族称,“巴”系人之意;故羌巴即羌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康南藏族竟指巴塘石板墓的主人为羌巴。纳西族不仅被迳呼为羌,而且传说还将他们与石板墓直接联系起来,这不能不认为是历史事实的客观反映。

第三,从前已言及的汉代永平年间白狼王向汉朝所献的三首诗歌来看,亦可证明白狼羌人的语言与现今包括纳西语在内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语言有关。按唐李贤注《后汉书·西南夷传》载白狼献歌一事云:“《东观汉纪》载其歌,并载夷人本语,并重译训诂为华语,今范史所载者是也,今录东观夷言以为此注也”。《白狼歌》所记载共有三章,分别为《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和《远夷怀德歌》,共44句,有汉文的记音与意译。近人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白狼歌》进行研究,并取得一些成就。首先,丁文江于1936年发表《白狼歌》为彝语的说法。此后,杨成志、王静如、马长寿、方国瑜、董作宾及陈宗祥等均有关于《白狼歌》的研究论述。此中除马长寿认为与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的嘉戎藏语有关,陈宗祥认为与今川滇交界处的普米语有关而外,一般均认为白狼语属于现今彝语支的语言,方国瑜先生等则进而指出它属于彝语支中的纳西语。我国现今少数民族的语言,属于彝语支的语言有彝语、傈僳语、纳西语、哈尼语、拉祜语、基诺语与白语等7 种语言,而土家语亦与彝语支相近。这些语言在语法结构、基本词汇和声调等方面,都有许多共同之处。语言的接近正说明这些民族在历史上有着亲缘关系。彝语支各族既然在汉代还没有分化为现在这样多个民族,那么,白狼羌人的语言与彝语支各种语言接近,那就不足为奇了。此亦为纳西与白狼有关的证据之一。

第四,我们还要探讨现今纳西族的葬俗与白狼人的葬俗即康南石板墓是否有关的问题。这一问题还得从彝语支各族更广泛的意义上谈起。一般认为,彝语支各族均源于古代羌人,古羌是盛行火葬的,而这是否与康南石板墓的土葬相矛盾?笔者认为,即使同一民族由于时代、地域以及死亡等因素的不同,必然存在不同的葬式,这已为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所证实。因此,不能拘泥一个民族仅有一个葬式的说法。以现今彝语支各族的葬式而论,亦反映出这种复杂情况。凉山地区的彝族主要实行火葬,而云贵一带的彝族则自明清以来已改行土葬了。同时,凉山彝族对某些非正常死亡的亦行土葬了。傈僳族皆土葬,非正常死亡才行火葬。哈尼族过去曾行火葬,现在均行土葬,拉祜族的传统葬法是火葬,而基诺族的传统葬法则是土葬,白族在明代以前受佛教影响盛行火葬,明代以后逐渐改为土葬。至于纳西族,在唐代是盛行火葬的,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云:“人死则用竹舁至山下,无棺榻,贵贱皆焚一所,不收其骨,非命死者,则别焚之。”但现今的纳西族,除宁蒗和盐源少数山区仍以火葬为主外,其余地区均早已改为土葬了有如上述,彝语支中的许多民族在历史上一段时期,确曾盛行过火葬,但即使如此,也还同时存在着其他的葬式。同时,此中有的民族是否曾行火葬,还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结合纳西而论,他们虽在唐代盛行火葬,但并不能排除其一支先民在历史上盛行过土葬的可能,犹如现今的纳西已大多改行土葬一样,葬俗是可以改变的。因此康南石板墓是纳西的先民白狼人的墓葬的说法,仍然是可以成立的。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现今发现于康南的石板墓是汉代白狼人先民的墓葬,而白狼人与纳西族有着族属上的联系。汉代的旄牛羌与白狼羌属于同一族系,旄牛羌的一支已发展到作都、邛都地区,即今雅安地区南部与凉山彝族自治州一带,而白狼羌仍主要居于今康南一带。白狼羌一部分后来沿金沙江、雅砻江进入今川滇边境一带,其后裔即晋代的摩沙以及唐代的磨些以及现今的纳西。但白狼羌一部分则仍居原地,直到宋时才逐步为吐蕃所融合。元明时期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又将势力发展到今康南一带,可说是白狼羌人的后裔再一次返居故地。清余庆远《维西见闻录》云:“(明)万历间,丽江土知府木氏寝强,日率么些兵攻吐蕃地,吐蕃建碉楼数百座以御之,……木氏以巨木作碓,曳以攻碉,碉悉崩,遂取各要害地,而徙么些戍守焉。自奔子楣以北,番人惧皆降,于是自维西及中甸,并现隶四川之巴塘、理塘,木氏皆有之,收其赋税,而以内附上闻。”直到雍正五年(1727年),清朝才正式取消木氏土司对康南的统治,而将巴塘、理塘划归四川管辖。但纳西族人民却有不少留居康南,与当地藏族人民一道,为发展该处的经济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这就是白狼羌人及其后裔纳西族两千余年来与康南关系的简要历史。


参考文献:(上下滑动查看)

① 甘孜州考古队:《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古墓葬》,成都,四川大学历史系,1979年;甘孜州考古队:《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载《考古》,1981(3);黄承宗:《木里县发现石棺葬》,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80(1);二滩水电站渡口段联合考古调查组;《二滩水电站淹没区渡口段考古调查简报》,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81(1)。

②童恩正:《四川西北地区石棺墓族属试探》,载《思想战线》,1978(1)。该文注(7)云:“据李绍明同志见告,最近在巴塘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其出土文物与茂汶属于同一系统。”

③ 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时代有早晚之分。早期如佳山寨,据放射性碳素鉴定,约为 B.C235±110年,231页,载《考古》,1977(4)。中期的墓出土五铢钱,约当西汉时,晚期的已影响到东汉。

③岷江上游石棺葬,详见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石棺葬》,载《考古学报》,1973(2)。

④《后汉书·西南夷传》云:“冉、駹夷者武带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旧唐书·地理志》云:“汶山,汉汶江县,属蜀郡,故城在县北二里。旧冉、駹地。……贞观八年改为茂州。”

⑤据嘉庆《四川通志·舆地·古迹》引《大明一统志》所考。

⑦李绍明:《唐代西山诸羌考略》,载《四川大学学报》,1980(1)。

⑧徐嘉瑞、任乃强先生皆以隋唐之白狼为白兰,实则非是。见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59~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任乃强:《西康图经·地文篇》。又丁骕说:“窃疑唐之白狼即北史之白兰,但非汉之白狼。隋、唐书作者或将白兰与汉之白狼相当,故复其旧名。”此亦不足为据。见丁著:《史上羌民之记载分析》,载《边政公论》三卷五期1944年。

⑨国内学者持此说者甚多,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四章《吐蕃国》 即是如此。

⑩《木氏宦谱》,载云南民族调查组编印:《云南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112页,1963。

⑪傅嵩林:《西康建省记》之《西康内属问答》,1911。

⑫民国《巴安县县志初集》手抄稿本,现藏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⑬刘赞廷:《巴安县图志》,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1962。

⑭贺觉非:《理化县志稿》卷一《沿革》,1945。

⑮见《华阳国志·蜀志》。至今盐源县一带,仍有不少纳西族聚居于此。

⑯《蛮书》卷一、卷三;《新唐书·南诏传》。

⑰如章太炎:《西南夷属小记》,见《太炎文录续编》,卷六下。

⑱方国瑜:《么些民族考》,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四辑,1944;方国瑜、和志武:《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载《民族研究》,1979(1)。

⑲张俊芳:《略谈纳西族民间文学》,载《思想战线》,1978(5)。

⑳这条材料是最近云南省民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和即仁同志(纳西族)告诉笔者的。

㉑李绍明:《唐代西山诸羌考略》,载《四川大学学报》,1980(1)。

㉒青海省文联民间文学研究组搜集,王沂暖等翻译整理:《格萨尔王传》之《保卫盐海之部》,西宁,青海省文联,1959。许多研究者认为格萨尔即宋代的吐蕃确斯罗, 说见王沂暖:《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3)。

㉓《保卫盐海之部》,误将“羌国”写作“姜国”,此系王沂暖先生告诉笔者的。

㉔ “门域”原写作“闷域”,系门巴族所居住地区的藏语称谓的音译,今藏族仍如此称呼。

㉕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调查组:《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解放前历史概况》,1959。据《藏汉大辞典》编辑组的达华同志告笔者,在巴塘某些地区又将“羌巴” 读作“均巴”或“降巴”,均系一音之变。

㉖丁文江:《爨文丛刻(甲编)》之《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㉗杨成志:《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1936;王静如:《东汉西南夷白狼慕汉歌诗本语译证》,载《西夏研究》第一集;马长寿:《四川古代民族历史考证》,载《青年中国季刊》一卷四期,1940;方国瑜:《么些民族考》,前引书;董作宾:《读方编 么些文字典甲种》,载《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卷二期,1940;陈宗祥等:《<白狼歌>》研究述评》,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79(4)。

㉘彝语支各民族的丧葬习俗,参见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编印之有关民族《简史》和《简志》初稿。

㉙(清)余庆远:《维西见闻录》《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注:原载《思想战线》1981年第6期。

                            

【作者简介】李绍明(1933.12~2009.8),中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重庆市秀山县人。土家族。长期深入土家族地区进行社会与文化的调查研究,搜集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为中国土家族研究和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羌族史》《土家族史》《民族学》《李绍明民族学文选》《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巴蜀民族史论集》《羌族历史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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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5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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