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2年起，余嘉华先生已经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62载，但至今依然伏案累牍笔耕不辍。令人十分感佩。
回顾余先生大半生经历，常常让人想起流经他故乡丽江巨甸的金沙江：金沙江奔流在横断山脉崇山峻岭之中，一路上千山万水阻隔，皆左冲右突前行，或百折不挠千曲不怠，或一跃而下不惜粉身碎骨，不怕千辛万苦，不惧千难万险，突破，穿越，冲击，前进，奔流到海不复回！白驹过隙，人生苦短。一个人一生能够做成一件大事，即为大幸。而余先生凭着百折不挠、水滴石穿的金沙水精神，几十个春秋教书育人桃李满滇，数十载沐风栉雨研究学术硕果累累。
特别值得高度评价的是，他悉心研究滇文化，既有了新突破新发现、获得新成果新建树，拓展了云南文化的广度和深度，又填补了华夏文化史上的古滇文化空白，充实完善了中国古代文化谱系的古滇文化基因。发掘古滇文化精髓，为促进云南民族文化大省、民族文化强省建设添砖加瓦。可谓新见叠出突破不断，成果丰硕贡献巨大。
（一）几十年勤勤恳恳、持之以恒去做一件事——研究滇文化。他在故纸堆里开疆拓土、披金捡沙，为后世学习借鉴先人智慧开辟“捷径”；不断拓展研究新天地，开辟写作探索学术研究新天地。
从1961年正式发表第一篇处女作算起，他从事写作和研究已经60多年。从1978年在《昆明师院学报》发表《奋身斗群魔，浩气贯云岭——读闻一多后期杂文》，写作完成《大观楼长联及作者孙髯》始，他研究云南历史文化也已近50载。
作为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他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云南文化的教学与研究，1962年留校任教以来，他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古典文学、云南文化史等教学科研工作，担任过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等，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桃李遍三迤；尤其突出者，是1988年他率先在云南高校开设云南文化史课，1995年被评为校级重点学科。1986～1991年，5届高校学生论文评奖中，他带的学生就有15篇论文获一等奖，并在省内外刊物上发表。
在课余科研过程中，他历任云南地方文化研究所所长、1994年起聘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无论当教授教书育人，还是课余从事科研，余先生几十年来始终埋头苦干一件事——在滇文化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不菲的科研创新成果：滇文化研究方面已经出版《大观楼长联及作者孙髯》（1980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闻一多在昆明的故事》（1980年由晨光出版社出版）《云南风物志》（1986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古滇文化思辨录》（1997年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2015年收入“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木氏土司与丽江》（2002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2014年收入“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余嘉华纳西学论集》（2013年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滇文化沉思录》（2016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等多部著作。期间发表过论文、文章数百篇，收入省内外出版的数十种图书中。还参与策划主笔了《云南先贤碑廊》《翠湖历史文化碑廊》等。
余先生主编了云南先贤担当、钱南园、李群杰、范义田等人的著作。还主编了《云南历代文选》七卷，参与点校《永昌府文征》《方树梅笔记二种》等。
把余先生几十年来出版的各种版本著作和权威的《学术年表》结合起来学习研究，可以清晰了解他的学术研究之路与不断探索创新研究滇云文化的新韵和脉络，可谓积沙成塔，蔚为大观。
（二）以致力于唐宋元明清各朝代云南滇池、南诏、滇南、滇西诗群文人代表作的研究成果，填补了传统华夏文化历史上的古滇文化空白。
此方面最为突出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专著《余嘉华学术文选·古滇文化思辨录》和《滇文化沉思录》中。《古滇文化思辨录》，1997年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经充实后2015年收入“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联袂出版。本书是一部云南古代文化论集。作者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背景之下，对云南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文化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正如知名古典文学教授蔡川佑先生的评价：“《思辨录》的文化学涉及考古、历史、风俗、艺术、民族学、美学等多学科的互相交叉和渗透，多角度、多侧面的综合考察，但重点是论诗、评文、议联，时间跨度从汉唐直到清代，以明代为主轴，或考略驳正，或争辩阐释，或比较论证，均甚中肯綮，而一以贯之者，乃云南高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血肉联系，思路开阔，时时闪耀睿智灵光，颇发人深思。”
《滇文化沉思录》2016年由更高层次的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该书同样通过对滇文化的深入探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滇文化的机会。书中不仅介绍了滇文化的物质文化遗存，还探讨了滇文化的精神文化内涵，如宗教信仰、艺术风格等，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这一古代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价值。该书还对滇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出了思考，对于研究古代文化、了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首先，在学术界首次提出并阐述唐代西南边塞诗的命题。古典文学中的“边塞诗”又称出塞诗，是以边疆地区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为题材的诗。一般认为，边塞诗初步发展于汉魏六朝时代，隋代开始兴盛，唐即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边塞诗通常描绘的是边疆地区的自然景观，这些景观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如嘉峪关、酒泉地区的广袤辽阔、山川独特，包括大漠驼铃、戈壁风沙、长河落日、绿洲驻牧等，这些景象在诗中形成了雄浑劲健的风格，展现了边塞诗雄浑、粗犷的塞外情调。历来认为边塞诗属于西北乃至北部边疆。而余嘉华先生在《从诗歌所见南诏与中原的关系——兼谈边塞诗评价的几个问题》专论中，针对“对反映西北边塞的诗篇研究颇多，而对有关云南边塞的诗篇，尚无人系统论述”的状况，从“反映天宝年间洱海区域民族战争的诗篇”“反映唐与南诏苍洱之盟的诗篇”“反映晚唐南诏与唐关系的诗篇”“反映南诏风物的诗篇”“从有关南诏的唐诗谈边塞诗的评价”四个方面，在学术界首次提出并阐述唐代西南边塞诗的命题，通过系统地考察论证得出明确结论，南诏诗歌及“在唐王朝与南诏的民族斗争中产生的诗歌，是唐代‘边塞诗’的有机组成部分。”“边塞诗产生的地域，虽以西北为重心，但在西南边疆，也有数量可观的诗篇。”补正了传统的所谓边塞诗仅涉及西北和北方的观点，明确了西南边疆的许多诗歌亦是中国边塞诗的一部分骨肉。对著名边塞诗人所做的《高适〈李云南征蛮诗〉有关史实辨略》一文，史料详实，论证严密，力澄此边塞诗的实质内容和思想倾向，辩证历来的一误再误，给出以史料评析自圆其说且自成一家的答案，令人耳目一新。
第二，有选择性、相对系统地研究介绍元明清时期云南文化名家的代表性作品，充实和丰富了特定时段华夏文化的滇韵内涵。特别是对明代云南诗人的挖掘和探讨，通过比较研究发掘新意，深入思考融会贯通，宏观探索与微观展现有机结合，论证评析高屋建瓴，得出富有启迪性的崭新论断。《沐昂对明代文化的贡献》明确提出沐昂“是明代云南文化界领袖群英的人物”，是对明代文学，对省内外甚至国内外文化交流有影响和贡献的人物，“从作品集中所展示实绩看，沐昂在明代的云南乃至全国文坛上都应有一定的地位”。《杨一清在明代诗坛上的地位》指出，被杨慎称为“四朝元老，三边总戍，出将入相，文德武功”的杨一清，实与李东阳并驾齐驱，均为明代中叶以复古为革新的“诗坛宗师”，他们宗唐学杜，有的放矢，力挽狂澜，直接影响李梦阳等“前七子”的主张和诗作，因此杨一清在诗歌史上也应与李东阳占有同样重要的位置。《张含对明前七子的呼应与突破》强调，与杨慎有深交的张含能自辟蹊径，其反映滇缅边境人民痛苦呼声的诗歌尤为动人。从其诗歌创作及别人对他的评价，“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受明前七子影响，而又能突破其藩篱有所超越的诗人，在全国诗坛上亦有一席地位”。“近代学者赵藩云：‘余以为先生于空同之门非第次法，转觉出蓝，固当与安宁杨文襄为有明一代滇中二大家，质之海内无愧色者也。’”
在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余先生在《思辨录》和《沉思录》中认为，这些唐、宋、元、明、清各朝各代具有重大贡献的诗人文士只因历来远离中原，所以被文学史家忽视，甚至在文学长河中被埋没了，“成了历史的遗憾”。他以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大声疾呼，应该认真挖掘、深入研究“云南文学史上重要的篇章”，填补更多历史文化空白，使这些华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进一步得到继承弘扬光大。
还有角度新颖、独标一义的《彩云一片舞天鸡——鸡与滇文化片谈》，通过“原始艺术的杰作：鸡形陶壶”“原始巫术的重要内容：鸡卜”“鸡羽为主要饰物的舞蹈：羽人舞”“原始鸡崇拜的遗址：塔顶金鸡及鸡冠帽”“汉代就有文字记录的神话：金马碧鸡”“彩云一片舞天鸡：碧鸡诗话”“鸡崇拜的伸延与拓展：金马碧鸡坊及昆明市徽”诸部分，以学科渗透为发韧，纵横捭阖，雅俗皆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全方位审视“鸡与滇文化”的特征及其来龙去脉，得出极有说服力地新论断：“鸡在云南先民的生活与思想中，很早就占据重要位置，鸡崇拜很早就进入了滇文化的各个领域，且有独特的创造，别具风采，成为西南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亦是华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1980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的《大观楼长联及作者孙髯》，对清代云南文艺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孙髯翁作品《大观楼长联》进行系统研究，第一次系统深入地评析长联的内容和特点，详细介绍长联的思想艺术及作者的身世等等，亦为中华文化的补阙之作。
余先生的这些著作在滇文化研究方面作出的创新和突破颇多，尤其在古滇文化上拨云见日者甚众，“见解新颖，影响较大……（余先生）成为这一领域中成就最突出的学者之一。”（陈友康教授）
（三）以土司文化研究为代表的深入探究，一定程度上解锁了千百年来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以及边疆各民族人民固边、稳定、和谐，维护华夏大一统天下的核心密码。
此方面的研究可谓破陋见立新意，拓宽一片新天地。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往往把土司制度看成落后腐朽，把土司辖地说成独立王国，把土司人物称为反动愚昧，将土司批得一无是处。面对极左后遗症，余先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用将近20年时间，将此“重新加以研究”，得岀了较为实事求是的结论，充分显示了其学术研究的魄力、功力与实力。余先生在专论《土司文化的再评价——以云南明清时期的土司为例》《木氏土司的价值取向》《明代木氏土司对东巴教的认同和影响》《明代纳西族文化的奇葩——丽江木氏土司的著作》《雪山文墨传千古——兼谈对土司文化的评价》《携手走向文明——姚安高氏与丽江木氏土司关系片谈》之中，以点切入，深入探究，联系截面，思考广阔，从不同方面对土司文化进行深入探究。
而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则是2002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2014年纳入《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和云南大学出版社联袂出版的煌煌巨著《木氏土司与丽江》。本书以整个纳西族的历史长卷为背景，以木氏土司与丽江的关系为主线，总结纳西族数千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它不但为人们提供了有关丽江和木氏土司的全面系统的历史资料，而且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和思考，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丽江的历史风貌。作者以木氏土司作为典型加以具体分析，这不仅对纳西族的历史研究是深入和拓展，对全国的民族史研究，也具有借鉴和启迪的作用。
该书2002年出版后好评不断，颇受欢迎。被誉为“纳西文化研究之精品。”（傅于尧）“这本……经典之作，读后令人兴奋，令人激动，令人鼓舞，给人启迪。”（木土司后裔）该书“不但为人们提供了有关丽江和木氏土司的全面系统的历史资料，而且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和思考。”（杨树高）本书的若干材料及观点，一直活跃在现实生活之中。
这些来自各方面的赞扬和高度评价皆不为过，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但在此基础上我认为，这部精品力作最重要的探究和最重大的突破，是解锁了千百年来中华各民族维护华夏大一统的核心密码，为巩固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国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使各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是指以中国为主要区域，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联系、稳定经济活动特征和心理素质的民族综合体。主要包括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而专著《木氏土司与丽江》用32万字的篇幅，分为“长期寻觅和找到适宜民族发展的环境”“木氏土司家族的内部管理”“滇西北行政区域的形成与木氏土司的经营”“经济发展与实力增强”“兼容并包的宗教文化”“内涵丰富的古建筑”“在文化上的建树”“丰富多彩的艺术”“木氏土司的改流及其影响”“国内外对木氏土司的研究”10章49节，对地域、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探讨，深入研究，系统阐释，重点突破，并且不乏创新。与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有中国特定区域、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联系、稳定经济活动特征和心理素质等完全匹配，一脉相承。是生动而有力佐证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史的鲜活样本，更是借鉴历史解锁中华各民族数千年来坚持华夏大一统、发展壮大中华民族共同体密码的鲜活案例。暗合了数十种民族发展流变、九九归一的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仅看书名，似乎研究阐释的是一氏与一地的历史关系。但事实上，该书史料丰富翔实，多为第一手资料，发前人所未发；论述深刻独到，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历史进程进行反思；解剖典型，给人启迪，不仅对纳西族的历史研究是深入和拓展，对全国民族史、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亦极具借鉴和启迪作用（傅于尧）。另外，本书纵横结合的评述，发挥出比一般历史书更拓展了深度、更拓宽了广度，从而达到新意迭出的客观效果。纵向叙述，在前后发展变化之中展现历史深度。横向比较，由点延展到面，由此及彼地展示了内容的宽广度，如介绍朝贡联系西北藏族朝贡，可知明代朝贡风尚；谈到木府建筑联系云南各地土司建筑，可见民族古建筑之概貌；讲藏书楼联系顺宁、元江、姚安土司藏书楼，了解中华各民族的社会风习（奚月诚）。拓宽阅读视野，提供了激发新意的想象空间。
特别是精辟总结出民族兴盛与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智慧方略：地理上的选择，是民族生存的基础；政治上明智的选择，是民族发展的关键；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是民族和平安定的保证（杨树高）。在《木氏土司对后世的启示》中总结出许多难能可贵的启示：民族要发展，需要有本民族的领袖；民族要进步，需要开放的意识，包容的心态，多方吸收别人的长处为我所用；战争年代尚武才能生存，和平年代崇文才能发展；民族要发展，要增强内聚力，尤其要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内聚力。“就单个民族来说，没有内聚力，就如一盘散沙，一遇大风，很可能被刮得灰飞烟灭。就中华民族来说，没有内聚力，就没有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这内聚力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爱国主义。”我认为，这些凭翔实史料论述、严密论证支撑的真知灼见，不仅解锁了各民族生存壮大繁荣以及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密码，而且还可为我们在新时代实行、充实和完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民族政策，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历史借鉴意义和现实参考价值。
（四）在数十年埋头研究过程中，余先生在其它方面对促进滇文化研究发展建树颇多。
（1）云南古籍史料的搜集、古滇历史文化著作的筛选、整理，均填补了云南历代文化作品上的空白。1986～2002年，余先生与杨开达共同补辑点评的《担当诗文全集》，收录了当时所见的担当全部诗、文、联，是三百年来第一部完整的担当文集。1997～2001年，他和乡友共同收集资料并辑校、出版了《李群杰文集》。同期参加《永昌府文征·诗征》点校，负责完成诗征第一册1～6卷。2005年，他与张培明合作选注清代白族诗人李于阳的诗，收入《历代白族作家丛书·李于阳卷》。他主编的《范义田文集》2006年出版，这是一部富于创新精神和学术价值的著作。2007年，他主编、出版的《钱南园诗文集校注》，是钱南园诗文的第一个注释本，亦是迄今为止收录钱南园诗文及有关资料最为齐全的本子。2010年，他点校的方树梅《笔记二种》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其最为功勋卓著者，是由他历时近20年参与策划并主编的《云南历代文选》（含诗词、散文、碑刻、游记、辞赋、传记、文论七卷），于2014年在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云南历代文选读本，是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精选出的汉代到清末云南各种文体的精品力作，选择标准是思想深刻，语言优美，主题重大，意义非凡。《云南历代文选》是云南历史上首部系统选编注释的云南古代文学作品选集，填补了云南历史上没有文选的空白。2005～2009年，他参与了云南文史研究馆组织的《云南丛书》抢救整理工作；2012年，他和张文勋教授向省长建言，承接《云南丛书》，编纂《云南丛书续编》，得到支持，其后他作为四人小组成员之一，参与了省内外调研、前期选书工作，后来负责语言文学艺术及教育部分，尽职尽责地做出了贡献。已经编成150册，2021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两套书为云南文化的重要基础工程，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
这里仅列最具代表性者，其余不再一一赘述。
（2）关于纳西学研究，虽涉足不是特别多，但余先生亦进行了纳西历史文化、纳西文人文学、作家文学、地域文化等结合现实状况的研究，皆可谓自成一家之言。2013年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余嘉华纳西学论集》，集纳了他数十年在纳西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纳西族古代文化、文人文学的深究探索，亦不乏评析现代、当代纳西族作家、艺术家的篇章。例如《明代纳西族文化的奇葩——丽江木氏土司著作》《雪山文脉传千古——兼谈土司文化的评价》《纳西族画家周霖》《雪山高志 玉水清音——纳西族女作家赵银棠及其作品》《诗笔写边疆——读纳西族作家杨世光的散文》。这些从文化角度进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纳西学学科内容。
余先生纳西学研究上的一个重要贡献，我以为集中体现在“史料的核实辨析与正确使用——《迪庆藏族社会史》中的一个问题”专论之中。针对“在研究木氏土司的过程中，辗转抄引资料而不去核实，以致以讹传讹者不少，歪曲原意为己所用者，也大有人在”的情况，余先生在该专论中逐条提出北京某知名教授在北京出版的《迪庆藏族社会史》专著中，关于滇西北历史、木氏土司、以及木土司与朝廷关系部分对史料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或武断臆想歪曲历史的谬误，认真梳理历朝历代方方面面的相关史料，联系历史实际进行客观分析，通过实事求是地辨析阐释，纠正许多明显错误，以还历史真实面目。明确指出，“在《迪庆藏族社会史》一书中，在有关木氏土司的史料应用上是不够严谨的，缺乏一位学者应有的科学态度。他对史料的曲解，甚为典型。建立学术大厦的‘砖瓦’如此伪劣，那这样的‘学术’大厦岂能稳固。”更为重要的是，余先生对这些谬误所进行的大量资料梳理和史料辩证工作，纠正了曲解和歪曲的部分，为纳西族历史文化研究扫清了一个又一个路障。
（3）云南现代史研究，余先生亦有贡献。尤以闻一多研究、“一二·一”学生运动研究为代表。本着“学术研究和资料整理是地方民族文化建设的两项重要工作。资料是基础，研究是发掘其价值、阐明其地位。二者相辅相成”的认识，余先生做了许多工作，其中《闻一多在昆明的故事》，1980年由晨光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集、整理、加工闻一多先生在昆明的三十多个生活片段，以展示诗人、学者、战士闻一多的思想风采和精神风貌。1978～1981年，参加《“一二·一”运动史料汇编》（1～5集）、《“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下）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后者由云南出版社1980年出版。另外，他还撰写了《“一二·一”运动概况》一书。
（4）促进云南旅游文化建设，努力做到创新创意和务实有用并举。余先生主编的《云南风物志》首开大散文书写范式先河，比余秋雨先生的第一部大散文作品集早出版六年（《云南风物志》1986年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出版）。《云南风物志》是《中国风物志》丛书的一种。以风景名胜山川风物为主线，兼及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等；条目的选择及写作，尽量突出地方民族特色，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有现实的光辉。它以清新之笔，叙滇云湖山之胜，写风土人情之美。它既是具有文献性和鲜明地方特色的新型地方志，又是旅者游滇知滇的良师益友。以散文笔法写独特之新志，别开生面，堪为样本。《云南风物志》近30多年间重印九次，发行73000册，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实为少见。
1998～1999年，参与《云南先贤碑廊》策划并主撰碑文和序，立碑80方，上为先贤像，下为碑主传。1999～2002年，参加《昆明园林志》编写，负责概况的编写及园林艺文的选编，共约30万字。其中，园林艺文共收诗、联、碑刻、游记、文章千余件，系统全面地展示了昆明园林的文化内涵。
昆明园林艺文2002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所撰所选之作品，皆成为独特景观。
余先生对云南文化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以一孔之见择其要而概述之，还有诸多内容，有待进一步学习研究。
（五）时代学者著道德文章。余嘉华先生是个地地道道的“时代学者”，一方面他这个贫苦农家的子弟，碰上了建立新中国这个好的时代，时代成全、培育、造就了他；另一方面，他无论教书育人还是科学研究，都知恩图报、竭尽所能的努力奋斗，在这个崭新的时代创造佳绩，努力为这个时代提供向前迈进的动力源，努力为这个时代的祖国和人民服务。
他碰上了一个好时代，这个时代培育了他：解放后边远地区的穷孩子有学上，新的教育制度确保了穷孩子能够上完学。
10岁左右，他的家乡丽江县巨甸镇迎来了解放。新中国成立，金沙江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打倒地主富农，贫雇农有了自己的土地，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在五星红旗照耀下，他这个边远贫困山区的农家儿子，才有了翻身之后接受更高层级教育的权力和条件，在新中国的怀抱里茁壮成长。尽管后来的岁月经历了诸多政治运动、甚至“十年文革”，但在他的大半辈子里，这个社会主义新时代总体上安宁、平稳、和谐、发展，整体上走向繁荣昌盛的趋势未变，社会充满活力。一个出身于旧社会的贫困农家儿山里人，在新社会培育数十年后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材。碰到了这样一个好时代，这是何其有幸的事情呀！
据他回忆，1952年秋天，从巨甸完小高小毕业的他，因家庭困难，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无能力赴丽江参加升学考试。刘秉坤校长和白光教导主任专程到他家家访，得知余父因经济困难而没有让他去参加中考时，刘校长对余父说：“你家娃娃成绩这么好，不让他去考太可惜了。现在有人民助学金，困难同学可以申请。这样吧，如果他考上了，申请不到助学金，我们俩愿意每人每月拿出三分之一的工资供他读书，直到毕业。”余父听完热泪盈眶，筹钱让他赴丽江中考。他考上了丽江一中读初中，申请并评上人民助学金，靠人民助学金读完了初中。从一个农村放牛娃，到意外地进中学读完初中，这是新时代给予他的第一个转折，也是他此生命运的根本转折点。
初中毕业后，他考进了完全由国家提供学费、生活费、还可申请人民助学金的丽江师范学校，一读就是三年。1958年夏天，班主任江朝源老师到支农地黄山乡，喊正在插秧的他和另一位同学进城体检。等体检合格后，江老师拿出两张表格说：“上级有文件，可以保送2%学习成绩处于前茅的学生升学。学校决定让你们去昆明师范学院学习。你们愿学哪一科，现在就填一下表。”……1958年9月7日，他来到昆明师范学院报到。原来是要到边疆当小学老师的，现在竟然意外地跨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这是新时代给予他在求学路上的第二次转折，也是他此生命运的重大转折点。
1962年秋，大学毕业的他，毕业分配意外地留校工作，分配到文艺理论教研室做助教，成为高校教师队伍的一员，走上了高校教学与科研的道路。这是新时代给予他的第三次大转折，也是他此生命运的关键性转折点。
在五星红旗照耀下，新中国的教育制度，人民助学金政策，新中国的人民教师们，在穷人子女们的人生道路上给予了诸多扶持帮助，使千千万万穷人后代改变了命运，成为祖国和民族的脊梁。余嘉华先生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时代造就了他：1978年后，改革开放，思想活跃，给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前几年，因时代大环境趋左，所以“60年代前期的习作，多是现当代文学的评论，它们受时代思潮影响深，无可存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极左路线统治达到高潮，全国上下一片混乱，因此“‘文革’十年，无学术可谈。”（岁月鳞爪）
1978年，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之后，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思想活跃，给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新时代开启了教学科研新天地。余先生回忆说，“1979年读到孙犁先生的一篇创作谈，讲到创作固然要跟随时代的大潮，但又不宜与现实某运动贴得太紧，要注意发掘人物的人性美、人情美，才会流传久远、耐看。这对我有所触动，觉得搞学术研究也是如此。”他由此想起方国瑜先生60年代提醒他关注云南历史文化的建议，从研究大观楼长联开始，进入了对云南文化的研究。其后，随着云南推进旅游产业建设，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建设民族文化强省战略的深入实施；随着社会科学研究不断解放思想，打破种种束缚，研究借鉴一切有益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文化和文明，余先生悟时代之呼唤，从故纸堆里披沙拣金，为新时代提供养分，立新时代所需要之新论断。
时时不忘新时代的养育之恩，一辈子努力回报时代回报祖国回报人民。
◇第34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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