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北的丽江，明代为纳西族土司木氏当政。木氏原为父子连名制，如“牟保阿琮、阿琮阿良、阿良阿胡”等。明洪武十五年，明军入滇，首领阿甲阿得率众归附，钦赐以“木”姓，又随明军征战有功，被任命为世袭土官知府，直至清雍正改土归流，承袭达四百余年。木氏忠于明王朝，以维护滇西北的安宁与稳定为己任，使“金沙鹤榆得休养生息，遂成繁庶之乡”，朝廷亦多次褒奖，称其为“辑宁边境”、“西北藩蓠”、“乔木世家”、“忠义”、“益笃忠史”等等。在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开采矿区、发展手工业等方面做了一些实事，使丽江地域内经济实力有所增强。同时，还积极吸收藏、白等周围民族的文化，特别是汉文化。通过各种途径购置了大量的汉文典籍，建造了“万卷楼”，延请名师教其弟子，逐渐培养了一批用汉文写作并有较高造诣的诗人。今存诗文者有木泰、木公、木高、木青、木增、木靖六人。其中以木公和木增成就较高。
木公（1494一1553）字恕卿，号雪山，又号万松、六雪主人，承袭丽江府知府，授中宪大夫。其诗作有《雪山始音》（1523年30岁时刊刻）、《隐园春兴》（1527年，34岁时刊刻）、《庚子稿》（1543年50岁刊刻）、《万松吟》（1543年50岁时刊刻）、《玉湖游录》（1545年52岁时刊刻）、《仙楼琼华》1546年53岁刊刻）。各诗集前有张志淳、张合、李元阳、杨升庵、贾文元、张含等序。1549年木公56岁时，杨升庵从上述六种诗集800余首诗中精选出114首，题为《雪山诗选》，并为之作序。集中保留了杨升庵、李元阳、张含等人的评点，其中张志淳评点16首19处，张含评点7首7处，李元阳评点15首15处，杨升庵评点78首81处，各家评点略有交叉，从中可看出木公诗作的造诣，也可窥见各家评点的审美情趣，成为研究明代云南各民族诗学的宝贵资料。
图为《木氏宦谱》中的木公画像
木公的诗有较强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精神，感情充沛而富于力量。据说，木公的祖先麦宗傍通白蛮吐蕃诸书，曾创造了纳西族的文字，其摩崖遗址当时仍历历可见。木公为祖先的聪明才智而自豪，有效法祖先的宏愿，他在《西园述事》一诗中写道：“西园北畔石溪连，四顾林峦霭暮烟。千载不磨崖上字，一时因写醉中篇。风摇凤尾猗猗竹，水接仙源活活泉。我愧云仍承世荫，愿言绳视懋先贤。”木氏世代忠于朝廷，常自备马匹、方物到中原朝贡，朝廷对木氏亦封赏不绝。木公当政时，嘉靖皇帝曾赐御书“辑宁边境”四字，木公对此极为重视，有诗记云：“辑宁边境自天来，跪捧黄章向北开。金画滚龙蟠御字，玉音玺篆焕云雷。”“丽水遐荒外，兵戈镇极边。赤心悬北阕，青眼待南滇。”（《慰怀》）以“寸草含春”的情怀报效朝廷。在《自述》中又写道：“汉唐宋元世，历宦岂须夸。腰系黄金重，诚心报国家。”自注：“洪武恩赐诚心报国金带，故云。”追溯历史，关注现实，表现了很强的内聚力。朝廷希望木氏土司遏制北蕃南下，以保滇西北的和平安宁，木氏对此，尽心竭力。木公《述怀》云：“丽江西迩西戎地，四郡齐民一姓和。权镇铁桥重法远，兵威铜柱赐恩多。胸中恒运平蛮策，阃外长开捍虏戈。忧国不忘弩马志，赤心千古壮山河。”诗中既有几分顾盼自雄之意，更有忠心报国的赤诚感情。为此，木氏习文练武，整顿军备，赴前却敌，频著功劳。其《师行至宝山州》云：“宝地腥夷近，金江毒雾氛。胸中理甲兵，何日报吾君。”在《塞上曲》中又云：“刁斗深夜鸣，烽烟报虏营。将军不惜死，跃马宝刀明。”语言简劲，形象鲜明，豪迈之气充溢其间，对军旅生活的深切体验蕴含其中。木公作为知府，对民生疾苦也颇为关心。他在巡视各地时，对百姓的痛苦时有所见：“心愁野宅荒无主，眼见民夫色有饥”（《游谋统》）；“屋敝黄茅衰寡妪，门颓白板卧孱翁。”（《秋行谋统》）；“干戈满地惊愁眼，雨雪连阴识异乡。”（《兵旋永宁》）；“村村刈新麦，万顷黄云秋。复恐催租至，哀哀寡妇愁。”（《刈麦》）；“妪泣桑株下，翁颓破板门。疮痍何时愈，挽首不能言。”（《问民》）。不仅边远地区如此，有时府城附近，木公出去漫步，也看到“乱寇晚村忧出没，慰民新稻喜收成。杖藜转觉东桥暮，何处清笳客思惊。”《步秋野》），对在战乱、匪盗、重租的侵扰下，农民的痛苦、饥饿、逃亡，满怀隐忧同情。他希望有朝一日扫尽阴云，医治疮痍：“黄昏野哭闻征战，白屋书声起叹忧。极目长安万余里，何时吹尽乱云浮！”（《辛己岁书怀》。作为一位边疆土司，能如此体察民情，心忧社稷，是难能可贵的。
木氏世代生活的丽江，山雄水丽。金沙江从西藏沿横断山脉滔滔南下，在石鼓北折至奉科而南下逐渐东去，如玉带般环绕丽江的主要坝区。终年积雪的玉龙雪山如矫健的巨龙腾跃在丽江坝的北侧，海拔达5596米，气势磅礴，为当地百姓所崇敬。木公对这里的山山水水不仅充满深厚的感情，并能以锐敏的观察、生动的笔墨将它描绘出来。如“政暇西巡华马国，铁桥南度石门关。北来黑水通巴蜀，东注三危万里山”。（《华马国》）以大写意的笔法将丽江的地理大势，铁桥、石门等著名关隘，滔滔东注的金沙江，华马国悠远的历史都概括在这首气势纵横的短诗里。诗题下自注：“华马国，巨津州名，昔元世祖驻驿于此而封。”金沙江两岸山势嵯峨，削壁千仞，蔚为奇观，木公的《经石门关》一诗写道：“两江天堑逼，石磴横云端。巨浪雷霆斗，危栏葛藟蟠。”山谷逼仄，石磴穿云，藤葛纠结，手扶危栏攀援，谷中金江怒涛翻卷雷鸣，令人惊心动魄。有时，地势平衍，江村隐约，木公的《江村晚眺》：“江上层云合，江村结暮阴。渔灯半明灭，风雨苇花深。”《金江夜泊》：“夜泊金江口，寒多月满船。哀猿啼断岸，客泪坠潺湲。”两首同写金沙江畔的夜色，但景与情各不相同。前者于渔灯苇花的欣赏中透露闲适自得的心理，后者从船月猿啼中勾起客居他乡的凄凉感情。有时，江边遇旧友，倍感亲切：“月色江声晚坐余，连床故友话诗书。”（《遇旧》），江声伴着友情，夜话也象金江滔滔不绝，情与景自然相融。
木公与玉龙山朝夕相处，他对这座圣洁雪山的深厚感情也倾吐在一系列的诗作中。其《题雪山》：
北郡无双岳，南滇第一峰。
四时光皎洁，万古势巃嵸。
绝顶星河转，危巅日月通。
寒威千里望，玉立雪山崇。
这是继元人李京的《雪山歌》之后，当地诗人描写玉龙山的第一首诗歌，首联“第一峰”为总体评价，二三联的具体描写，又为首联的评价提供了依据。它终年（“四时”）积雪，万古屹立，特别是“绝顶星河轻，危巅日月通"一联，将仰视玉龙，只见危峰插天、直通霄汉的情景生动地表现出来，其髙远也就不言自喻。末联从千里之外犹觉玉龙寒光逼人，不由人产生崇敬之情。首尾呼应而又把人带到更高的境界。玉龙山以“雪”为特色，木公构亭筑室，常在山下读书养病，接受大自然的薰陶：“对雪心愈白，看松眼自青”（《书望北亭》），他曾接连写了《雪山》、《雪湖》、《雪林》、《雪崖》、《雪松》、《雪楼》六首诗，并自命为“六雪主人”。其中《雪林》有句：“玉树葱珑琪叶璨，琼丝皎洁粉株光。玄英黯淡松全白，素萼飘零竹自香。”自注：“古诗‘竹雪有秀’之句，后人非之。予在玉龙书屋遇雪之际，竹真香也。”可见其对雪域体验颇深，观察颇细。他的另一首《南峦雪松》:“甸南天列画，矫首屹寒峰。皎洁千重玉，萧参百尺龙。”在“千重玉”的雪峰之上，屹立着高大、枝叶茂密的飞松，它宛如苍龙腾空，矫首天下，是何等的雄奇壮伟。无怪乎杨升庵批道：“状景体物如此乃佳，非泛用龙者。”有时雪山上出没的一些鸟兽，能给人以情趣，也能使人解愁开颜：“六雪主人居北山，亭开玉润翠云间。养病正喜来双鹤，慰我愁心解我颜。”（《宗古来》）。有时，自己融入大自然，仿佛以仙为伴了：“家住玉龙山上山，翠岩丹壁耸云间。有时仙子来为伴，雪作肌肤雾作鬟。”（《醉题楼壁》）思奇句新，如真似幻，细致微妙。
长期生活在民族共同体中，对当地民族生活、风俗以及表情达意的方式身濡目染，心领神会，并用精当的语言将它表现出来。如，他描绘当时的民居是：“村居丽水东，板屋千家同。日暮青烟起，前溪归牧童。”（《村居》）据史载，明代丽江房屋“惟土官廨舍用瓦，余皆板屋。”这盖房用的板，多为杉木板。其制法为取标直的杉木或松木，将其截成三四尺长，在一端每隔八分或一寸划一墨线，沿墨线加楔将木顺丝榨开，成一片片木板，再将其压平风干备用。盖房时，“用圆木四围相交，层面垒之，高七八尺许，即加椽桁，覆以板，压以石。”（乾隆《丽江府志略》）新屋落成，远望白亮白亮；走进，满屋散发着松木的清香；日晒雨淋，逐渐灰暗。这“板屋千家同”，正是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民居图景。其实，木氏的一些别墅也是板屋：“双峰别业西湖西，板屋松坦三四畦”，“晴看稚子牵黄犊，夕听邻翁呼白鸡。”（《友生务之同游双峰别业》），纳西山村耕田多用黄牛，鸡为放养。傍晚，牧童牵着黄牛犊徐徐归来，老人高声呼鸡进圈，诗人以亲切的笔调再现了当时习见的场面。纳西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也是一个好酒的民族。木公在《饮春会》中写道：
官家春会与民同，
土酿鹅竿节节通。
一匝芦笙吹未断，
蹋歌起舞月明中。
时当春节，全民兴庆；以酒待客，自吸自饮；芦笙悠扬，蹋歌起舞，通宵达旦。这饮酒的方式别具一格，俗以大麦酿酒，透熟储用。宾客至，先设架，置坛于上，添凉水于坛，插数只通心弯木管于内。主人先咂，表示先尝；客人随意自吸。若天寒，置火于坛下，使酒温热。“土酿鹅秆节节通”，将这独特的饮酒方式点染出来，可谓传神之笔。在春节期间，纳西族还有荡秋千、蹴踘等文娱活动。木公在《春居玉山院》中写道：
玉岳峻层映雪峰，
年年有约赏春光。
飞红舞翠秋千院，
击鼓鸣钲蹴踘场。
“飞红舞翠”四字将衣着鲜艳、欢声笑语、凌空翻飞的青年妇女姿态写得轻盈鲜活：“击鼓鸣钲”四字，则将健壮灵活的男青年蹴踘的场面写得极为热烈欢畅，场内奋力拼搏，场外击鼓鸣征助威，场内场外融为一体。而这一切又在晶莹闪亮的玉龙雪山下进行，更显出其独特的民族风味和生活气息。
木公交友甚广，官员、山翁、道土、和尚、文人都有，其有赠答诗的有六、七十人，酬唱较多的有宗古、樊雪须、月江、张含、杨慎等。这些诗虽不免有应酬之作，但也有一部分写得真挚动人。如《送沧城李鹭洲》：“缱绻高情出饯迟，祖鞭何事促东之。江横竹素千寻险，马度阑干十二危。霜叶零丁风扑面，哀鸿嘹呖涕涟髭。送君迥别官桥暮，哀柳那堪赠一枝。”惜别依依，道路艰险，霜叶哀鸿，不禁泪沾髭须，折柳送别，已是日暮，友情之深，不难想见；“江横铁索”一联精心的描绘，又为本诗增加了鲜明的地域色彩。朋友别离之后，常心烦意乱；朋友书来，分外珍重。“鹤溪南去两经秋，今日人回解我愁，诗思乱于原上草，宦情轻似水中沤。笑看重掷杯重把，喜见鸿归泪莫流。珍重此书来万里，数教凫使好收留。”（《粟鹤溪去任遣使送归久矣，是日舟中偶得回书慰我记之》）喜得故友书来，热泪涌、愁容消，鱼跃、鸿归似与诗人同乐，把杯畅饮之际，连连吩咐好好收藏，对友谊的珍惜蕴含在这生动独到的细节描写中。友朋离别，盼望重聚。其《忆禺翁昔游玉湖有感一绝》云：“十年曾此共群乐，今日忆君何自愁。新制一双青雀舫，花时同载可能不？”应木公之邀，张含曾于1534年到丽江，两人同泛舟玉湖，“夜筵歌酒”，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今日新造雀形画船，期待春暖花开时共同乘船游览，美好的愿望中饱含深情。朋友遭难，深为同情，其《次蓝关记怀升庵韵二首》云：“万里孤身为逐客，愁闻鼓角不时鸣。蛮烟瘴雨哀牢固，白草寒岚漓博城。”“杳然东望若无家，何处栖迟奇晚霞。身似楚原吟泽畔，扁舟江上伴鸥沙。”唐代著名诗人韩愈于元和十四年（819年）上书谏阻迎佛骨，触怒宪宗，由刑部侍郎贬官潮州刺史，南行途中心情郁闷，曾作《左迁至蓝关示侄孙》一诗，其中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之句，千古传颂。木公取其意，用以记怀升庵，其中环境气氛的渲染，屈原典故的运用，无一不充满了对杨升庵身世、处境的了解与深深的同情。作为明王朝的一位官员，对因政治问题被贬的杨慎能如此，已是难得；作为一位边疆少数民族的诗人，对韩愈、屈原的思想遭遇如此熟悉，并恰切地将他们的命运与杨慎联系在一起，亦足见其汉文化的修养之深与诗思的敏捷了。还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与杨慎、张含等的同题唱和诗中，木公也表现出自己的才能。如《升老简来命作高峣十二景诗，续书于后》，其一《翠岩晚霞》:“日蟆翠屏开，俄看触石来。海光分缥渺，林影共徘徊。”杨升庵批道：“此首绝佳，绘出翠岩景也。”又如《奉次空侯十六韵》，这是一首描写音乐的诗篇：“凤颈横张态，龙身束李娟。哀家流蜡泪，欢奏逐舰船。感慨思乡客，徘徊赏梦仙。犀梳垂晚髻，云公坠香肩。坎坎声鸣咽，亭亭体浪儇。指藏星自散，怀抱月何圆。节采玫瑰饰，胸明络索悬。唇开丹果艳，甲蘸紫英鲜，一擘怜秋雨，双弹惨暮天。融门分十二，斗酒质三千。……”由乐器的形态，到音乐表现的感情，再到演奏者的丰采、指法，并进而渲染其乐曲的艺术感染力，逐层递进，曲折穿插，错落有致。以生动的图景，将无形的音乐具象化，从李贺、韩愈、白居易等的音乐诗中得到借鉴而又有自己的创造。命题作诗，能达如此水平，也难能可贵。无怪杨升庵评云“雪山此诗，清丽绵密，情态曲尽，而用事精确。赏音者当具眼也。请刻之石以传。”
木公的诗情浓意丰，其中充满魄力的进取，积极创造的自信，语言刚健质朴，写景状物，洋溢着以民族自我意识为基础的自尊心与自豪感。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的纳西族正处于强盛发展时期，木公本人也富于乐观进取的精神；木公写诗束缚少，取法乎上，情态专一。他曾说自己写诗是“道吾志，怡吾神”，又“尝乎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诸编，枕籍弗去”，他向张志淳请教作诗之道，张志淳要他从学杜甫开始，从学近体诗开始，上述作家都是盛唐诗人的光辉代表，木公又数十年好诗不卷，静专不渝，勤于实践，“所至辄游，游辄诗，以情为母，以境为辅”，“慷慨淋漓，神来天至”（冯时可《木氏六公传》），其诗格调丰富，“其逸者，如白云流清泉，皓雪映新月；其壮者，如金鸡摩空，玉骥下坂。”（同上）各种诗体，均甚得法：“集中七言律朗润清越，布骤自然；五言律森蔚纷缛，音调有节；七言绝壮峻璀玮，间发奇句；五言绝独平稳耳，不迨七言多矣。……丹崖翠巘，时有爽气，均可以言诗也已。”（张含《庚子稿》跋）。
纳西族有丰富的民间故事、神话、民歌及东巴文化，但木公不以此为满足，在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主动吸收汉文化，以格律诗的形式创作，并取得优异的成绩，拓展了本民族的审美领域，使纳西族文学在纵向的伸延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木氏以汉文写诗始于木泰，但毕生写汉文诗，在生前刊印了六部诗集的木公却是第一人。因此，木公也可以称为纳西族文学史上的第一位诗人。
木增（1587——1646）字长卿，号华岳，又号生白。九岁（1596年）祖逝，十岁父亡，家闵凶祸，番寇乘隙入侵，母子慨然将兵却敌，增母环甲跃马，身先土卒，增亲执椁鼓，冒矢以进，众奋勇杀敌，捷闻当道。十一岁袭土知府职。其后多次立军功，声名远播，被藏区称为“木天王。”其时，东北形势严峻，木增多次捐银助饷，上书建言十事，颇多中肯，朝廷多次褒奖，先后受封为云南、四川、广西左、右布政使、太仆寺正卿，并敕建“忠义”坊，“以风励诸省土司”。为历代木氏土司中受荣衔最多的人。他自幼聪颖，学习踏实，其老师王孝廉、梁之翰等亦要求甚严。当政之后，于备边之暇披览群籍，广泛吸取。在学习中他深感“广记之不如淡墨”，边学习边记笔记，书中“或言之有补于身心者，或言之有裨于事务者，抑或字音释义有藉于考证者”，择而录之。遇有疑问，间有考释。日积月累，稿已盈箱。加以选择整理，编成《云薖淡墨》初稿，崇祯已卯二月初，徐霞客到丽江，木增请他分门标类，校正错讹，并作叙。徐“连霄篝灯”，于二月七日完成此托。全书分为八卷，包括三教嘉言、读史札记、医学、天文、地理、诗韵等丰富的内容；其第六卷为释庄义，为木增对庄子一书部分篇章的考释，是其学术研究的成果。书前有杨汝成、闪仲俨、杨方盛、傅宗龙序，木增《云薖淡墨小引》;《释庄义》前有赵土春、毛晋叙；书末有王御乾后跋。他们认为木公“处钟鸣鼎食之家”，不为声色犬马所动，“独沉酣竹素、渔猎典故，此一段清明之气便超出痴憨富贵习俗远矣。”从此书“知公经世、出世之学，皆从读书中来”，其书“大有益于世”“得是编如获波斯胡宝藏”，命从学者“人抄一部，以润枯肠。”（杨汝成）。闪仲俨认为：“《淡墨》一编，极蟠际穷要渺，捃摭乎诸家子史以至艺苑精华，稗官琐说、昆虫草木之繁变罔不旁搜详考，间出己意订正之，而三教嘉言……尤于世道人心绰有裨益，博闻详记，询可传矣。”傅宗龙认为：“读兹集一再过，更佩服公如圭如璧如金如锡，俱从学问中来，非独天资之高迈也。盖公于古今载籍无所不窥，撮万卷为八卷，如涉海者独采珊瑚，而葺裘者惟取腑下之白耳，置之案头可当记事珠，付之奚奴背上可称行秘书”，“其衣被后学，岂有量哉！”王御乾觉得“读是集，字字见公之心板，言言觇公之勤思”，生白能“俎英茹华”，“抽占今神密之蕴，抉两间理道之精，括中庸日用之理，昭惠逆感应之缄。”无名氏收藏者题记云：“叶联芳注关谷人骈体《钱塘赋》曾引《云薖淡墨》”，认为“此亦名书也，不可亵视。”清代编《四库全书》时，据浙江吴玉墀家藏本作提要，收入该丛书子部。这些评论从不同角度道出了本书的价值；由这本读书笔记也可看出木氏土司能承传四百余年而不衰，并非仅靠世袭权势，而与他们励志勤学，有较广博的知识，又能在实践中增长自己的才干分不开。其真实面目与某些故事中的木氏大相径庭，正如传统戏曲中被丑化的曹操与历史上雄才大略的曹操相距甚远一样。
木增在三十八岁时（1624年），连上五疏，告政致仕，隐居芝山解脱林，“纵情山水，每一登眺，有会心处辄成短什”，陆续创作刊印了《芝山云薖集》、《山中逸趣》、《竹林野韵》、《啸月函空翠居录》等作品，有诗、有赋、有词，以诗为主。此外尚有《隐居十记》等散文。其中《芝山云薖集》有周延儒、张邦纪、傅宗龙序，目录全而正文残；《山中逸趣》有章台鼎、唐泰、徐宏祖序，刊本完整；《啸月堂空翠居集》存钞本，无序。《竹林野韵》，至今未见。今存诗约500首，赋、文20余篇（存目的诗词373首未计）。在这些作品中，木增自号丽水解脱道人、花马水月道人、水月痴人、雪峰等，由号亦可略知其思想志趣。
木增思想较为复杂，儒、释、道兼融。他崇尚佛教，曾研习佛典，有读书摘记，于万历至崇祯年间捐资先后在鸡足山建悉檀寺、华严寺藏经阁、尊胜塔院、一纳轩、碧云山房，天启四年恭请颁赐藏经获准，颁给全藏经一部678函，建楼贮之，他本人也三次上鸡足山朝拜；天启三年木增与曲吉旺秋活佛一起主持刊印了丽江——理塘版《甘珠尔》（佛语部）108卷，又在丽江建立福国寺，恭请"龙藏”，天启皇帝御赐金额，在白沙琉璃殿增绘壁画修葺殿堂。木增对道教也很相信，他曾博览群书，“独爱玄同契老庄”（《检书》），信奉神仙，对道家清静无为，与山水相乐，引导行气，服食摄生一套理论身体力行，壮年辞官，隐居芝山，自号道人。传统的儒家学说，更是渗透到木增的灵魂深处，成为他思想的主导方面。崇尚礼制，尊天重祖，笃于忠孝。他忠于君王，以国事为重，数十年如一日：每遇朔望，衣冠遥拜，俨如咫天颜，国家有事，屡次派兵助饷，以解国难，晚年隐居芝山仍关心社稷，他捐资建寺，刊刻佛经，其重要目的是护国庇民，国家利亨同玉岳之久。为传播儒学，他曾捐资于鹤庆建文庙学宫，崇儒学经径，“求其精一执中之旨”。这些复杂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他的诗作中。
木增身在边陲，对国家的安危、治乱极为关注，常“读邸报”，以时事赋诗，如“黄河清”，他喜；“闻辽有警”，他忧；“宁西大捷”，他庆；朝廷“释刘直臣”，他贺。自己的感情随朝廷的命运而起伏。如：“王师经岁遏胡尘，每谈邮书为蹙频。万里遐荒输夙烟，九重浩荡沛新纶。疏庸忝负封疆寄，报称还期戎狄宾。树绩磨扬经略在，须臾饮至慰枫宸。”烽烟弥漫，愁眉紧锁，对朝廷表示慰问与忠诚，希望早日克敌获胜，委婉而情深。其《输饷喜感新命》则进一步抒发自己的忠诚：
每爱潜夫论，其如东事何？
主忧臣与辱，师众饷无多。
薄贡惭毛滴，天恩旷海波。
狼烟旦夕扫，泉石葆天和。
诗人将自己的心与祖国的脉膊联在一起，与皇帝的忧乐联在一起，捐银献马，为扫除狼烟，贡献微力，表达爱国的热忱。此题下另一首也有句云：“塞北经年罹虏尘，远臣忧瘁日眉颦”，“驽钝媿当屏翰寄，忠贞惟训子孙遵。”不仅自己而且子孙都要效忠朝廷，自觉地将自己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表现了很强的内聚力。这种忠贞爱国的精神，还渗透到诗人一系列的景物诗中。如《云山瀑布》：
天上银河落玉峰，穿玉喷雪吼蛟龙。
千条练曳千山界，万丈虹拖万壑封。
策杖仰观舒素抱，披襟坐对洗尘惊。
不辞百拆终朝海，泛斗乘槎我欲从。
玉龙瀑为鸡足山八景之一，在祝圣寺西南一里，泉水穿云破雾，滚落60米深涧，宛如珠帘，又似白练，声响翠微，风景绝佳。“千条练曳千山界，万丈虹拖万壑封。”落笔不同凡响，将其雄奇多姿的神态一笔勾出；诗人由此想起百川奔涌汇大江，“不辞百折终朝海”的远大怀抱与坚毅卓绝的精神，而诗人则是“泛斗乘槎我欲从”，愿将滴水汇入大海的浩瀚波涛。又如，作者写丽江中海八景之一《象岭晓日》：“象岭东南镇域中，湖波晓秋太阳红。重阴积暗羲光破，幽谷穷崖暖气融。一片葵心常拱向，多时曝背欲输忠。扶天赤手国图远，日下丝纶着命隆。”由象俗朝阳，引发诗人爱国之思以葵心向阳，田夫献忠自喻，表达对国家忠贞之情。又如《对松》:“灵根移得自殂来，珠树苍苍绕砌台。劲节任经霜雪后，髙标尽是栋梁材。千年虬干垂如盖，万壑风涛吼似雷。乔木世臣今忝窃，擎天捧日愧驽骀。”借物咏怀，松与家族融为一体。有时诗人并不直接抒发，而是将自己的感情蕴含在具体的描写之中，如《登文笔峰》：“玉岳千层插碧霄，笔峰南峙共迢遥。锋如玉笋兰毫锐，砚是银湖墨浪潮。独立风尘随品藻，凭虚星斗贯参寥。巨灵欲为开文献，著作重光亘代标。”又如：《文笔凌云》：“东壁图书照丽阳，湖边文笔碧霄翔。峰常绚彩何须梦，天自舒云为纪祥。列岫层峦盖几案，行云流水尽文章。巨灵千载题春雪，始信如椽出大方。”于山色的描绘中洋溢着自信、自尊、自强的精神，文笔峰也就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再如《云楼山色》：“兀坐云楼景色幽，云来云去自春秋。若还不是松林隔，直见三山与十洲。”兀坐小楼，仍心怀天下，其胸襟亦可想见。
图为大理鸡足山
诗人前期的诗多为积极入世的精神，后期则多是出世后对自然和人生的感悟。“高旷孤闲，烟霞之色，朴人眉宇。”（章台鼎语）其《山趣吟》之二云：
我爱山幽逸，清泉绕涧流。
鸣蝉声断续，栖鸟韵嘤呦。
螺巘云连麓，鳌峰月上头。
想应名利客，输我一千筹。
诗人隐居芝山，目接溪山诱错，耳闻林鸟成韵，或幽泉湛洗尘耳，或观云筛千嶂雪，或睹露滴万花丛，或嚼梅以除俗气，或煮雪以消烦襟，加之“地辟迎宾少，山深识鸟多"，逐渐心气和平，融入大自然中。其《山居六言》云：“纵目山谷烟云，时来清风自扫。忘情忘物忘山，不贪不嗔不老。”对这种生活，诗人颇为得意，在《山居》中写道：“半亩山房苍霭浮，万松深处小壶丘。门前向径交三友，坐里飡霞傲五侯。鹿豕相随忘我相，樵耕结饮与天游。逍遥园峤乾坤老，何事奔波逐马牛。”与此诗相连的《泉居》、《花居》、《田居》都贯串了这种思想。对山中景物，木增观察锐敏，感触深细，寂行常得趣，诗料望中多，秀联佳句。纷呈于前，似垂手可拾。他写小径“一路花香迎杖屐，千株虬影动蹁跹”；他写松幽：“翠枝深锁春难去，苍霭重围暑不留”；他写松枝：“权当挥尘倾谈笑，还浮香韵使人夸”；他写松蟠：“老干成龙擎夜月，踈枝立鹤透残星”；他写山韵：“溪溪流响溪溪应，处处松声处处闻”；他写树色：“风掀树色苍龙起，带得中湖水气来”；他写山花：“山花自笑山苔绿，山鸟自啼山树荫”；他写山窗：“地僻苔封竹径清，小窗晴起白云盈”；他写山禽：“果熟山禽来，塘盈水月上”；他写心意“意似泥沾手，心同水在瓶”;“意似闲云常自闲”如此等等，多道他人所未道，发他人所未发。他的一些绝句，神清骨秀，耐人把玩：如《竹水居清兴》：
雨浥千山翠，涛寒万壑松。
篝灯翻贝叶，隐隐落疏钟。（其二）
诗夺梅花骨，歌传白雪心。
静中真觉意，猿梦子相亲。（十二）
诗境诗语均有独到之症，清幽而不枯寂，澄净而富于情趣。对此，章台鼎评云：“神清，骨清，声清，韵清”，“如许语何可多得！”又如《喜松梦》：“根蒂虽殊操节同，喜梦援合伴松中。相依映月摇银汉，更附乘风舞碧空。随我于姿同挺拔，任他霜雪总笼葱。最喜桂魄娟娟夜，影倒寒潭恍月宫。”似随手写来，却寄托颇深。再如：《宿卧斗庵》：“夜宿岩前寺，身栖云上层。松窗留晓月，闻语识高僧。”似与僧友神契，不是谂熟之人，何能如此。
木增在芝山，常以书为伴，且阅读范围广：“图书环石壁，仙箓满床摊”（《水竹居清》十四）；“读《易》碧云窝”，“住圣似相过”（《碧云窝闲意》九）；“万卷开函随子史，三秋生计只鱼樵”（《居芝山》）；“草堂翻贝叶，石鼎涌云蕊。”（《山居野意》）；“荷瓶供《法华》、鹿儿读《秋水》”（《乐水篇》）“万卷浑如邺架藏，青黎小阁满芸香。会心何妨多探讨，独爱玄同契老庄。”（《检书》）看来他广泛涉猎，却有偏爱。读书、观赏山水之外，常常吟诗：“平生酷爱佳山水，水曲山隈每坐吟，吟到水穷山尽处，清音还许付瑶琴”（《雪洞吟•行吟山水》）。
有时，诗人仿佛觉得大自然也充满感情，《适松鹤》云：“适意松间鹤唳空，昂藏仙骨欲凌风。千虬影里明孤雪，万绿丛中缀片红。素羽每局窥玉芨，清音常自伴焦桐。冲天不是无修融，为伴林间一醉翁。”凌雪高标的松、仙骨凌风的鹤，关心诗人读书，为诗人和乐伴奏。又如《衣破风补》:“著得轻裘笑破衣，笑侬衣破被风欺。若然捉得清风补，温暖千秋似一时。”捉风补衣，似异想天开，却也幽默风趣。有时诗人与自然悠然契合：“山静鸟音雅，心闲思虑上。忘怀天地间，盘膝深松里。”（《山居野意》）。
木增尚有词传世，《萎山云薖集》列有词目21首，《滇词丛录》收4首，其自度曲《十隐词》云：
清樾千章，就此沫茅架屋。半㨋床，半㨋书椟，一囊琴、画图万轴。有客来时，便煮葫芦苜蓿。凉生袍服，影摇棋局，最可人，翠涛满目。
迤逦芝林，峻似孤雪云两角，最高寒处，斜通雪岳。槛前筠，森森玉槊。鹤梦初酣，那管山僧剥啄。寥寥数埆，遽遽一觉，胜人寰，喧嚣龌龊。
就内容看，与隐居诗一致，调为自制，为抒写心曲而作。他也是纳西族的第一位词作者。
木增是由官而隐，究其原因，客观上是时局动荡，仕途凶险，退隐以避祸全身；主观上说是深受佛、道思想的濡染，隐居林下，修身养性，以求超凡脱俗。他曾说：“贪爱名利者，奔忙忧蹙蹙。笑指白云窝，唤回大梦局。语我惟心诀，解脱生死梏。”了了本真源，顿超三界欲。”（《逸趣篇》）他从退隐到去世约二十余年，隐居时间长，对佛道的哲理体悟也较深，因而他的一部分作品其境过份凄清，其理多有玄奥；加之生活较为单一，诗歌内容变化亦较少，因而有一部分诗歌难以为一般的读者所欣赏了。担当（唐泰）在评论木增的诗时说：“入于山又能脱于山，而又不离山”，即是从山色自然中有领悟，有寄托；而哲理的抒发又以山的自然景观描写为基础。其诗“犹冻雪之有声，清泉之有响，出之自然”，“绝无撚须之苦”，作者亦成为“千古趣人”（《山中逸趣》序）曾两度担任木增家庭教师的梁之翰亦称：木增隐居芝山后，常“杖一藜，携一榼，偕二三知己或寻幽，或陟旷，或仰睇而决皆千仞，或远眺而神游六虚，或弄樛流，或坐茂树，或缱绻于花朝，或徘徊于月夕，或达旦长吟，或竟日忘返，意兴所到，为诗为赋，搦管成之。夫以恬适之思而出为自然之响，未始求工而无不工。”（《山中逸趣》跋）这些评论都较为切合木增后期诗歌创作的实际。
除木公、木增外，木青（1569——1597）的诗作成就也较高，曾刊印诗集《玉水清音》，今未获见。《丽郡诗征》存其诗五首。其《题竹》云：“森森万个入云高，风过依稀响翠涛。欲借清阴来入砚，任人和露写离骚。”将竹的挺拔与屈原崇高的精神融合在一起，表示效法仰慕之情。朱彝尊将其《移不草亭》一诗选入《明诗综》，并说：“松鹤不及其曾祖（木公）而胜其子增，当有所本。”钱谦益在《列朝诗麻小传》丙集中列举木青“轻云不障千秋雪，曲楹偏宜半亩荷”；“含烟翠筱供诗瘦，啄麦黄鸡佐酒肥”；“堤柳绿销应有恨，渚莲红褪岂无愁”等佳句后评云：“皆中土诗句也。”
图为《木氏宦谱》中的木青画像
在明代，木氏一家孜孜不倦学习汉文化，并在诗文创作上取得较高的成就，在当时就刊刻了十余种诗文集，这在云南乃至西南少数民族土司中实为仅见。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丽江木知府条中说：“嘉、万之间，酉阳、水西诸夷酋，靡不户诵诗书，人怀铅椠，而丽江实为之前茅”，“非汉代白狼盘木之可比也。”《明史》卷314云南土司传亦云：“云南诸土官，知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足见木氏已称誉中原，为人刮目相看了。
汉语汉字是勾通中华各民族思想最便捷的桥梁，是维系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纽带。各少数民族除掌握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外，再掌握汉语言文字，就多了一双眼睛，能阅读更丰富的文化典籍，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掌握了这一工具，为各少数民族人民参加整个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较之今天掌握多种外文，能与世界对话，意义更为重大。五百年前的木氏土司带头学习汉文化并有实绩，对促进整个纳西文化的发展与提高，无疑有重要意义。
木氏土司的诗文成就，促使我们思考一个严肃而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土司文化的研究与评价。长期以来，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民族研究中，提及土司制度多加上“反动”、“腐朽”等字眼，对土司制度及其代表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和贡献缺乏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常常简单化地加以否定。在民族文化研究上，对民间故事、传说、民歌、民谣、民间艺术的发掘整理较为重视，而对土司及民族上层所创造的文化少有人顾及，让它们长期尘封土埋，以致使年青一代产生一种错觉：少数民族的文化，似乎只有民间口传文化和民间文艺，而土司及上层人士在文化上一无建树。为迎合极左思潮，某些人不惜歪曲历史，编造种种传说故事，将土司描画成“愚昧无知”、任人捉弄、任人摆布的角色。其偏颇自不待言。
据史载，土司制度始于元，完备于明，延续于清，残存于民国，废除于1956年。存在了约七百年。元明清三代全国土司共2569家，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湖南、湖北、甘肃、青海、西藏等省区。其中云南587家，占全国第二位。虽然土司制度和它的支持者封建制度本身，都是剥削制度，土司世袭制妨碍了从更广泛的范围内选拔优秀的民族人才，世袭年代渐久，其子孙常有平庸之辈，有的贪脏枉法，为非作歹，成为民族败类。土司与封建官吏的双重剥削，加重了民族百姓的负担等等。废除土司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但它在历史上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由于土司头人与该民族群众在民族心理、语言、风俗习惯上较为接近，较易为本民族所接受，让他们管理地方，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安定，国家也形成了空前的完整和统一。这些土司中，不少人是忠于中央王朝、有政治远见、有管理能力的少数民族领袖人物：如贵州水西土司奢香，走诉京师维护地方的安定与发展;广西田州瓦氏夫人、湖广永须土司彭翼南等，在抗倭战争中作出了贡献；滇南土司禄洪、那嵩等带兵勤王：1900年怒江土守备左孝臣在片马率部抗击英军殉国；1888年前后文山土司项崇周击退法军入侵等等，对保卫祖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在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上也作出了许多特殊的贡献。
一、在土司管辖地区兴办儒学，传播内地文化。明初乌蒙、芒部各土司多遣子弟人国子监读书，多至六、七十人，他们学习期间“观光上国”，受中原文化的熏陶，扩大了眼界。但京城学校有限，于是就仿内地“府州县学”例，在土司所辖地区设立儒学。如洪武25年，“置云南沅江府儒学，时沅江（土知）府言：‘士官子弟、编氓多愿读书，宜设学校以教之’诏从之。”（《洪武实录》卷223）广西思恩军民府知府岑瑛“请置学校，立师儒，增广生徒，比诸内郡焉。”（《粤西文载》卷11）等等，一些民族子弟参加了全国的各级科举考试，有的成了进士，在中央及各地政权机构中任职，并有建树。有些土官、土司虽未参加科举考试，但积极购藏中原文化典籍，藏书较丰者，号称“万卷楼”，公余努力自学，习诗作文，造成了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影响及自己的子孙，自己民族的各个阶层。
二、兴建了大批各具特色的建筑、雕塑、壁画。各地土官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宗教信仰或佛或道或巫，各不相同。在兴建大量土司衙门、官廨的同时，以无比的虔诚，建立了众多的寺观，它们往往规模宏大、结构精巧、装饰华丽，成为一方建筑艺术的代表。在各种寺观中还雕塑了一批批神采奕奕的神像、佛像及众生像，绘制了一幅幅风格各异的壁画，制作了一件件功能各异法器，精心烹调了各种精美的供品，加上祭祀时各有特点的音乐舞蹈，汇萃了各民族民间文化的精华。它的保存、传播、发展，又与当地的土司头人的有力支持分不开。
三、各地土司有大批诗文集及学术著作传世。丰厚的民族文化的沃土，又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为土司们著书立说，写诗作文创造了条件。一些土司积极努力，为后世留下了大批有相当水平的著作。仅以云南说，巍山左氏“爱士兴文”，勤学应氏，数代人都有诗文传世，华宁禄氏，禄厚“工书法，尚文艺，结交海内名流，著有《景竹斋躬耕集》”，其子禄洪“工诗赋小令，著有《北征集》。”姚安高氏，兴学校，修方志，塑铜像，有《妙香国诗草》及《鸡足山志》等传世。这些著作代表了当时当地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直接丰富了该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第34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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