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霏宇对谈吕克·图伊曼斯:从与中国的“亲密接触”讲起

文摘   2024-11-16 14:53   江西  



11 月16日,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为知名艺术家吕克·图伊曼斯(Luc Tuymans)举办的大展“吕克·图伊曼斯:过去”(Luc Tuymans: The Past)就将拉开帷幕。这场展览由UCCA策展顾问彼得·逸利(Peter Eleey)与艺术家本人共同组织策划,将会是艺术家最重要的回顾展之一。在展览即将开幕之际,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兼CEO田霏宇(Philip Tinari)与吕克·图伊曼斯进行了一场深入的展前对谈,本篇中将完整刊载此次对谈内容,以飨读者。

吕克·图伊曼斯(左)与田霏宇(右)的对谈现场,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2024

Philip Tinari:首先,欢迎来到UCCA。很荣幸能邀请到您,我们都对这次展览充满期待。今天,我想从您多年来与中国的渊源谈起。
在众多西方艺术家中,您的经历显得很特别。我刚刚在看UCCA 2007年开幕时的照片,那已经是17年前了。我想彼得·逸利(“吕克·图伊曼斯:过去”策展人,UCCA策展顾问)给您看过一张您当时出席UCCA建馆派对的照片,那也是在您与布鲁塞尔美术宫合作策划的故宫展览“中国·比利时绘画500年”几周之后。所以我想先从这段故事谈起。
Luc Tuymans:是的,首先,那是我第一次与中国的亲密接触。多年来我一直对中国怀有一种特殊的迷恋,早期的这种兴趣其实源于一位作家,扬·雅各·施劳尔霍夫(Jan Jacob Slauerhoff)。那次展览是我第一次与中国的正式接触,特别是在北京的故宫,一个如此独特的地方。同时,那也是我为另一个展览做准备的起点,之后我策划了一个比利时当代艺术和中国艺术的展览。


在筹备过程中,我开始真正了解一些中国的艺术家,因为在我来之前我并不清楚我的作品在这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是因为一本关于我绘画的出版物,来自费顿出版社(Phaidon),全球发行了六万册,显然在这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我在中国期间,一些艺术家从北京或上海来见我,我们之间也因此结下了多年的友谊。所以在那两个展览之后,我便有了在中国办展的想法。但因为各种原因一再推迟,尤其因为疫情被推迟了四五次,而现在终于可以办展了,我对这次的展览有特殊的情怀,因为我一直想在中国呈现我的作品。
我觉得等待是一种重要的品质,这也使得我们终于可以让观众亲眼看到这些作品,而不仅仅是通过图片。

“吕克·图伊曼斯:过去”媒体导览现场,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PT:确实。我想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内容。谈到“The Forbidden Empire”(中国·比利时绘画500年),您提到了扬·雅各·施劳尔霍夫,这位荷兰作家提出了这个概念,为您的展览提供了灵感
LT:他确实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地球上的生活》(Life on Earth),副标题是“中国的生活”。他是一名随军医生,在荷兰与中国、日本之间的航线服务,学会了中文,甚至将中国古诗翻译成荷兰语。这是1930年代的事,他38岁时英年早逝。他生前最后一句话是,世界在距离上变得更近了,但在心理上却变得更远了

吕克·图伊曼斯,《舞台》,2020,布面油彩,250.4 × 268.2cm。由Zeno X画廊提供,安特卫普。图片由艺术家及卓纳画廊提供,摄影:吕克·图伊曼斯工作室


PT:他似乎已经预见了全球化的到来,或对其做出反应。
LT:是的,二战也是如此。
PT:那次展览的中文标题很直白,就叫“中国·比利时绘画500年”。展览展示了明清时期的中国皇家艺术与佛拉芒北方文艺复兴及之后至20世纪初的艺术,并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表达形式进行了对比。
LT:确实,最有趣的是,这其实是大陆和一个小国之间的对话。当时这种国家级的合作也还是第一次。
PT:我读过您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文明放在一起的过程,在不同的背景下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
LT:确实如此,尤其在图像表达方面,东西方在视觉形象构建上的方式差异显著而有趣。这种视觉差异导致了观众不同的反应

吕克·图伊曼斯,《弗兰德村庄》,1995,布面油彩,110.7 × 145.1 cm。M HKA(安特卫普当代美术馆)收藏 / 弗兰德社区收藏。图片由艺术家及卓纳画廊提供,摄影:吕克·图伊曼斯工作室


PT:您的作品有时也会被描述为是一种“自我策展”的过程,从您的的第一次展览,或者说各种(相关的)故事构成了您关于艺术的“文学”。但“中国·比利时绘画500年”项目是否是您首次以这种方式进行策展?之前有过类似的经验吗?
LT:我的第一次策展尝试是在1999年,当时我和另一位艺术家策划了一个名为“问题绘画”(Troublespot Painting)的展览,讨论绘画的二维性以及装置艺术的结合。那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策展项目。
PT:我们再来谈谈这次的展览,展出了87幅作品,涵盖了从1978年到去年你在纽约的最新作品。可以聊聊这次展览的策展过程吗?展览由彼得·逸利策划,他一直关注您的作品,但之前只在一个群展上合作过。
LT:我认为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一开始我们就达成共识,希望展览是一个全面的展示,既不完全按时间顺序排列,但也呈现一种纵览的效果。展览设置在一个空间里,虽然在空间内进行了分隔,但作品都在同一空间展示。这样观众可以一览绘画技法的变化,这种安排对我来说也很有趣。

彼得·逸利(左)、吕克·图伊曼斯(中)与田霏宇(右)
“吕克·图伊曼斯:过去”媒体导览现场,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PT:比如在格拉西宫的展览(2019年,艺术家在此举行过一次大型回顾展)中,观众需穿梭于不同房间,而这里是一种单一空间的展示方式。
LT:是的,格拉西宫展览中新旧作品混杂,而在这里的展览有一条清晰的线路,观众可以沿着这条线路去理解作品的演变,这种方式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
PT:我觉得这种呈现方式在这里效果很好,尤其对于那些可能不熟悉您作品的观众而言。在2019年,我们与巴黎的毕加索博物馆合作了一个类似的展览,以一个纵览的方式展示了他创作生涯中的五个阶段,按时间顺序推进。这样一种时间线展示,可能传统,但却能帮助观众理解艺术家的发展历程。
LT:确实,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奇妙的体验,因为展览中最早的作品已有近50年历史,这让人不禁有些感慨。

吕克·图伊曼斯,《后视镜》,1986,布面油彩,68 × 190 cm。私人收藏。图片由艺术家及卓纳画廊提供,摄影:吕克·图伊曼斯工作室

“吕克·图伊曼斯:过去”媒体导览现场,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PT:你的展览标题一向简洁有力,这次我们将展览命名为“过去”(The Past)。
LT:我觉得“过去”这个标题很有趣,因为“过去”这个词暗示了未来的可能性,或者在更悲观的角度来看,也许并没有未来。我们现在经历的事情,和过去的关联似乎比和未来的联系更紧密。尽管技术不断发展,人类本身所推动的内容和方向却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对比很有意思,对我而言,在此刻举办这次展览特别有意义,因为这正是我之前所担心的事物逐渐成为现实。

“吕克·图伊曼斯:过去”展览现场,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2024。摄影:孙诗

PT:你还提到在过去这些年中结识了一些中国艺术家,并建立了长久的对话。那么有没有哪位艺术家或策展人与你的交流特别深刻?
LT:是的,我和杨福东建立了友谊,当然也包括我在国外结识的一些中国艺术家,比如张恩利,我非常尊敬他。他是一位很出色的画家,我的助手帮助他策划了第一次海外展览,这也促成了他在伯尔尼美术馆的个展。这些关系都延续至今。另外王兴伟也是我比较尊敬的一位艺术家,当我第一次来中国时,他特意从上海到北京来看望我。
PT:如果是他还住在上海的时候,那是非常早期的事情了。很有意思。
LT:是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对我个人来说,生活中有两件很重要的事。首先,你不应该过度高估或低估任何人或任何事,这非常重要。另一个重要的元素是真诚,当有人问我给年轻艺术家什么建议时,我只有一个词:他们必须要真诚。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吕克·图伊曼斯:过去”展览现场,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2024。摄影:孙诗
“吕克·图伊曼斯:过去”媒体导览现场,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PT:我非常喜欢这个保持真实的理念,持续发展自己原有的关系,并从自己的故事出发,拓展出新的文化脉络。
LT:是的,因为这也是文化,而文化是一种“慷慨”的体现。没有慷慨,文化就无法运作。这也是我们当今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缺乏慷慨,往往最终变成另一种叫做“贪婪”的情绪。
PT: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慷慨”的艺术家,你也常被视为是一位文化使者。有一个很巧合的点是,我们的机构建立在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文化对话的基础上,也是一家由比利时人创建的机构。同时,你对跨文化交流,尤其是东西方、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文化关系,包括你的祖国和中国的文化关系,都有深入的思考。你如何看待自己作为艺术家在这些更广泛的对话中的角色?
LT:比利时在这方面是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因为它很年轻,1830年才成立为国家。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它被交还给荷兰国王,他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块地,于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买下了它。比利时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最小的税收天堂。他们还需要找一个国王来统治这个地方。不过这个地区一直以来都非常强大和富有,尤其是在文化方面。我们经历了多次外国统治。因此在理解事物上有一种现实主义的成分。

“吕克·图伊曼斯:过去”展览现场,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2024。摄影:孙诗

我来自的这个地区也带有某种务实主义的特质。我认为这就是使得我们能够向外投射的连接因素。我认为比利时是个个体主义的国家,而不是群体主义的国家,在创造力方面很出色,但在自我组织方面却不如人意。无论我去哪里旅行几乎都会遇到比利时人,尽管这个国家很小,只有1100万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认为这种好奇心成为了比利时人的一种DNA。
PT:你是上世纪50年代的“后战一代”艺术家,成长在二战的阴影下,战后重建的秩序影响着21世纪的我们。现在这种世界秩序面临严峻挑战,你在工作室中是否会思考这些问题?
LT:并不总是在工作室中。二战的阴影在我成长过程中很深,我的家庭历史也有复杂的背景。父亲的家族与法西斯有联系,而母亲则来自荷兰抵抗组织。这样的矛盾贯穿了家庭生活,影响了我对历史的理解。

吕克·图伊曼斯,《内陆》,2018,布面油彩,226 × 162 cm。私人收藏。图片由艺术家及卓纳画廊提供,摄影:吕克·图伊曼斯工作室


PT:这种冲突在家庭生活中深刻影响了你的世界观。
LT:是的,历史在我们家餐桌上从未远离。欧洲的帝国消亡,民族国家的出现,都塑造了我们所处的时代。而欧洲共同体的建立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这些都是我从历史中汲取的主题。对我而言,与其从艺术本身出发,不如从贴近我理解的历史出发来创作。
PT:展览中有一些作品涉及你的童年和欧洲历史,但也有几幅与中国直接相关的作品,比如2003年的上海浦东天际线、最近创作的深圳风景画,还有那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庆典》(Celebration)。这些作品来自不同的时期,如何呈现它们的关联性?
LT:是的,比如上海的作品是我第一次去上海时的感受。现在从酒店窗外看出去,这个城市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过去”的意义所在,因为许多事物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过去。

吕克·图伊曼斯,《朝阳》,2003,布面油彩,156 × 180 cm。私人收藏,由卓纳画廊提供。图片由艺术家及卓纳画廊提供,摄影:乔希·怀特

PT:中国的快速变化确实令人惊叹,这种超速的发展和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LT:是的,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尤其是它作为一个古老文明展现出的韧性,这也让我对这个文化更感兴趣。

吕克·图伊曼斯,《深圳》,2019,布面油彩,213.2 × 156.4 cm。私人收藏。图片由艺术家及卓纳画廊提供,摄影:吕克·图伊曼斯工作室


PT:如你所说,中国的这种变化正被逐渐历史化。正因为如此,能在疫情后在中国举办这次展览尤其有意义。如今,中国乃至全球都在反思未来的走向,你的展览在这样一个时刻显得尤为独特。
LT:确实如此。现在,这样规模和类型的展览已不多见。或许正因如此,它能在观众中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力。

“吕克·图伊曼斯:过去”展览现场,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2024。摄影:孙诗

PT:最后我想探讨你的艺术风格,你留给观众的想象空间、作品的含蓄性往往使它们充满深意。在一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观众可能会对作品的意义产生不同的理解。你对这个展览的观众有何期待?
LT:首先,我觉得这部分世界之所以对我的作品感兴趣,可能在于他们能理解我的“含蓄”风格,这也与他们的文化有一定的共鸣。这种不直接到达主题的方式,反而是一种渐进的、审慎的接近。我认为这种含蓄性和东方文化中微妙的特质相契合。
PT: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收尾。非常感谢您如此慷慨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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