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于艺术家王川而言，线是其创作中关键的元素之一。在其最新个展“线的路径”中，线成为了串联展览中所有作品的显性主线。在位于成都的千高原艺术空间内，王川近40年间的创作充满了画廊的两层空间，这使其成为一场实质上颇具回顾意味的展览。
一切可以从40年前说起。在因《再见吧！小路》一举成名之后，王川没有选择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而是逐渐转向抽象艺术创作。结合80年代的时代背景不难想到，王川也是当时西方艺术思潮传入中国后被影响到的一代画家之一——1981年，王川和同学周春芽、何多苓在中国美术馆看了一场大展，其中Franz Kline的作品让王川大受启发，他意识到可以“画得不像”的抽象绘画有独到的魅力，于是他开始试图把抽象绘画的思维融入自己的水墨创作。
在本次“线的路径”展览中，最早期的作品就来自于80、90年代，比如在展厅内一系列创作于1995年的作品中，他用中国传统的水墨线条与抽象符号结合，用毛笔笔头“杵”在纸上的特殊运笔方式相较于规范的国画创作模式来说固然是离经叛道的，但每件作品中墨色的自然氤氲则像是将墨点投入一盆清水之中，随即扩散开来。
也是在90年代，王川了解并注意到了Cy Twombly的作品，后者对线的理解和处理方式对王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6年我在美国的费城美术馆，看了他的永久陈列，也逐渐明白了他的过人之处。”这位曾师从Franz Kline的艺术家毕生追求欧洲古典神话与人文主义传统，作品中的图画性叙事究其根本是一种“抽象的幻觉”——无怪乎许多评论家将其作品称为“酒神精神的当代延续”。而王川也逐步体会到，绘画可以不用考虑太多功能性，而是抒发个人的情绪，一种内心世界在画布上的回音。
正如Twombly的名言：“每一条线都是自身固有历史的真实经验，它们并不说明什么，也不刻画什么——这是一种自我意识感觉的实现。”这段话或许可以成为每一位抒情抽象画家的注脚：对于Twombly本人来说，曾在美国陆军服役时做解码员的经历让他对线条有种自然的亲近感；而对于王川来说，之后的几年里他就迎来了自己的真实经验——1998年，王川在美国被查出胃癌，而这段经历似乎为王川的绘画注入了独属于他的灵魂，当然也是旁人无法想象的与自我生命的共振：“一个人都病到那个份上，不知还能活多少天，想法就很简单了，我只是拿起毛笔，蘸着墨就往宣纸上戳。当时身边也有Cy Twombly的一本画册，我不去想是模仿还是创作，只是尽兴，熬日子。那些线条的曲折、拐弯、前推、后挫，全是下意识的，与过去的知识没有关系——这种不假思索的状态，其实也是一种生命的无奈。在那种情境下，能画画就很幸运了。当时真的只有这支笔，只有这张纸，只有这点颜料和墨汁，也只有这条命了。”
2001年，王川决定放弃化疗，去尼泊尔看看佛陀的出生地。也正是那次经历，他开始对于宗教中的一些生死观有了更切身的理解，自己也因此逐步放下一些对于生命、对于创作的执念，“所谓面对、接受，在这方面，佛教给我帮了大忙”。在创作时他开始“放松”起来，拿着笔写字画画都不再有什么边界，将材质的界限打破，“你安静下来看的话，这些线都是有情绪的，有很多寓于其中的、微妙的东西”。
比如创作于2003年的《2003 No.1-3》，画面中除了王川一直以来探索的水墨线条之外，还能看到散落其间的汉字，走近看会发现是他抄写的经书和彼时对于疾病和生命状态的碎片式感悟。王川表示，这组作品也有它们的不可替代性，有点像当时他精神生活的手稿，“因为观众纯读文字的话是很费解的，读不通，里面是我自己生活的痕迹。只能去感受这些东西。”
进入2010年之后，王川在线的表现形式上又发生了一次大的变化——直观来看，原来更加抽象的画面中开始出现一些具形的物象，逐渐发展为人们熟知的“盒子”及其各种变体。这与尼泊尔之行之后王川对于佛教的长期研习亦有关，“从那时候开始，我慢慢理解到了空性。人的执念很难放下，就像我画一个盒子，它是我作画的缘起，没有什么规定的东西。”王川不排斥人们对于他笔下盒子意义的种种解读，但对于他自己，其实只是在做一种“清空”——“人心就像这个盒子，你可以往里面装东西，也可以清空它。真正清空以后，你就会发现自己与外部世界的交流非常畅通。”他认为当我们有许多执念和选择时，心思会散乱，而这对于绘画本身是一种障碍。
在展览中，盒子相关的作品非常多，而及至最近几年，他在画面中又把线条进行了一些调整，试图不在笔头上做多少变化、粗细一致，看起来似乎有种硬邦邦的感觉——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布面的状况下油彩不会像墨汁一样晕染，另一方面也是王川的刻意为之，“我是想把它画得生涩一点、笨拙一点”。他近两年来创作的作品称为自己“人生的路线图”，而这些作品相比起十年前左右的“盒子”（如《宋庄之四》《无形的盒子》等作品），在画面上更加凸显出重重叠叠、有种左冲右突的交错感，《深圳，深圳！》系列、《2022年第7号》和《幻景》等作品中的灰调子也是他在疫情之后实际感受在画面中的再次体现：“前几年里，我经过了很多次的隔离，加上本来就有的抑郁症，这几年一直在治疗过程中，而反映在画面里也就有些忧郁的、焦虑的感觉。”应当说，虽然多年来王川的作品在面貌上有非常多样的变化，但其本质都是在诉说一种当下的情绪与情感冲动，他的艰苦习作是一种单纯的表达，一种无限接近于儿童的无意识状态。
在展览“线的路径”中，很重要的一个策展手法是不区分媒介，而这也是因为王川本人对于纸本或布面、东方或西方的区分并不那么在意。他相信画画本质上都是互动的、融汇的，不论使用油画还是水墨，都可以有比较灵活的空间关系，也因此，他并不借助图纸和草稿，而是在画面里不断地丰富、复制、涂改，“抽象画里面就是有这样偶发、灵动的东西，它只会在绘画的过程中产生”。他的创作是在制造一种“幻象”，这是一种有“无常性”的东西，某种程度上，绘画就是王川数十年来如一日的修行过程。
那么，究竟何为修行？具体而言是在创作过程中相信自己的直觉，同时在创作习惯上中保持熟能生巧。
王川说自己非常直觉性、有冲动的一面，如果用现在的话说，他是典型的N人而非S人，“画画是你要明确有自己想讲的东西，这就是语言，但不要太有目的性，还是要基于直觉去画。人真正进入画画状态，脑子是空的，你的手和眼都是协调的。整个过程没有办法法预设，有时手跟着眼走，有时眼跟着手走，这才是没有障碍。”不重复、不思虑，王川相信自己身体的这种惯性，或者说习气。
而习气的形成则与熟能生巧密切相关。虽然在笔者与王川的对话中，他笑言“现在因为身体原因，现在不怎么‘给自己玩命’了，我能画就画、轻松一点，把不少东西都给简化了”。但返回深圳后，他更多时间还是住在工作室中，“因为在工作的时候，还是要在工作室里才好一些”——他对绘画的热情似乎并不因身体状况而发生太多变化。他说：“画画是一辈子的事，才气、灵感肯定不会天天有。人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平庸的，也只有持续不断的平庸的劳动，才会唤醒自己的灵感。没有其它途径。”
文丨Yutong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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