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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小所以灵活:小型美术馆迎来全盛时期?
文摘
2025-02-05 21:03
英国
“喻红:夜行”在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美术馆的展览现场,2023,图片由SCAD提供
拥
有庞大预算和国际声誉的顶级美术馆无疑掌握着巨大权力,因此,当它们的展览项目屡屡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时,难免让人感到失望。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全球各大美术馆的展览名单如同复制粘贴,总是那些耳熟能详的艺术明星来来去去。这些机构选择知名艺术家,是因为他们打“安全牌”,想稳定地吸引观众,同时也能让捐资方——那些名字被镌刻在馆内墙上的重要人物——倍感荣耀。对于少数能跻身顶尖行列的艺术家而言,这无疑意味着他们的声誉将得到巩固,市场价格也会随之飙升。
那么,这些艺术家是如何登上顶峰的呢?事实上,相较于那些超大型美术馆,一些规模较小但风评很好的机构往往在塑造艺术潮流方面扮演着更关键的角色。尽管预算有限,或只能专注于比较地域性的范围,但这些美术馆却具有敏锐的艺术嗅觉,能够发掘新兴人才,并推动他们进入主流视野。
在本文中,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几家极具影响力的小型美术馆向我们分享了它们在策划创意项目时所面临的独特机遇与挑战。这些机构探索了如何通过灵活的展览模式支持艺术家的发展,如何采用创新的策展策略,以及如何吸引新的观众群体。然而,尽管欧洲、美国和亚洲的资金模式各不相同,全球范围内美术馆日益加剧的财务压力仍提出了一个共通的重要问题,即这些较小的机构该如何维持足够的灵活性,以继续策划具有雄心的展览。
妮可·艾森曼个展“‘Tis but a scratch’ ‘A scratch?! Your arm’s off!’ ‘No, it isn’t’”展览现场,Studio Voltaire,伦敦,2023,图片:Andy Keate,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Studio Voltaire
以艺术家为核心
尽管这些美术馆的使命或地理位置各异,但它们普遍认为,机构的“灵活性”以及“以艺术家为中心”的理念,是促使它们能做出大胆策展决策、快速响应艺术界最新趋势的关键因素。这一点在由艺术家创办的机构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伦敦的Studio Voltaire最初由一个艺术家团体于1994年成立,尽管它后来逐渐采用了更传统的运营模式,设立了策展和筹资团队,但现任馆长乔·斯科特兰(Joe Scotland)强调:“艺术家依然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核心。”
给予艺术家自由度,让他们在创作中不断突破,是这些机构成功的关键。例如,美国艺术家妮可·艾森曼(Nicole Eisenman)在2012年于Studio Voltaire举办英国首展时,原本只以绘画作品闻名。然而,在为展览做准备的驻地创作期间,她选择尝试雕塑创作,而那次经历彻底改变了她的艺术实践。此后,雕塑成为了艾森曼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在2017年的明斯特雕塑展(Skulptur Projekte Münster)、2019年的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以及惠特尼双年展(Whitney Biennial)中。
Studio Voltaire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支持那些长期被忽视、或在艺术行业中难以获得认可的艺术家。“我们不希望只是单纯地填补‘多元化’的空缺或做一些表面文章,因此,我们的选择完全基于艺术实践本身,我们关注那些真正创作出令人兴奋作品的艺术家。”斯科特兰说道。
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帮助一些已年长却一直未能得到应有关注的艺术家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例如,英国艺术家菲利达·巴洛(Phyllida Barlow)在2010年于Studio Voltaire举办个展时,刚刚从伦敦斯莱德艺术学院(Slade School of Fine Art)退休。巴洛在学校里执教长达40年,但几乎从未曾得到过美术馆的认可。然而,那场展览成为了她事业的转折点——次年,她便加入了豪瑟沃斯(Hauser & Wirth),2017年更是代表英国参加了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
李昢在善宰艺术中心的个展现场,首尔,1998,图片:Rhee Jae-yong, courtesy Studio Lee Bul
类似的使命也促使首尔善宰艺术中心(Art Sonje Center)为韩国的一些艺术家提供重要的展示平台,特别是女性艺术家。例如,李昢(Lee Bul)在1998年于该机构举办个展,随后艺术家Suh Yongsun的个展在2000年展出,梁慧圭(Haegue Yang)也曾在2010年举办过个展,而李美来(Mire Lee)则在2020年展出。
此外,善宰艺术中心的策展团队还积极地与欧洲的一些具有相同活力的小型美术馆建立合作关系,帮助韩国艺术家在国际范围内获得更多关注。例如,2012年李昢的新作展后来被改编为更大规模的回顾展,巡回至卢森堡现代艺术博物馆(MUDAM)和英国Ikon画廊。去年秋天,该中心的艺术总监金善贞(Sunjung Kim)策划了展览“Forms of the Shadow”,将许多已成名和仍在崛起的韩国艺术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并置展出,展览地点是维也纳分离派展览馆(Vienna Secession)。
艺术家徐道获(Do Ho Suh)创作的大型透明织物装置令很多人都印象深刻。今年5月,他即将在伦敦Tate Modern举办大型回顾展,而他在韩国的首次个展也是由善宰艺术中心在2003年举办的。金善贞认为,之所以能在去年促成徐道获的又一次展览,是因为她们愿意给艺术家更多的自由,让其展示自己不那么知名的创作类型,而大型机构总是会倾向于让他重复展出一些“畅销/知名的作品”。“艺术家当然可以一直重复他们的‘爆款’,但真正的创作需要挑战和实验的空间,”她说道。正因如此,善宰艺术中心也致力于策划具有社会批判性的展览,例如那些“不符合政府政策”的展览,“韩国没有其他机构能做这样的展览。”
“喻红:夜行”在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美术馆的展览现场,2023,图片由SCAD提供
新的策展框架
另一家以艺术家为中心的机构是位于佐治亚州的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美术馆,作为一所教学美术馆,它的首要任务是为学生提供有价值的教育资源。因此,它的关注点完全面向未来。“当代艺术中最重要的问题、主题和议题是什么?我们如何确保展现这些内容?”该馆的首席策展人丹尼尔·S·帕尔默(Daniel S. Palmer)说道。这家美术馆虽然于2011年才开放,但已经赢得了业内人士的认可和关注。就在不久前的1月初,该学院和美术馆的创始校长葆拉·华莱士(Paula Wallace)因其在“改变我们对职业教育的思考方式”方面的贡献,被前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授予总统公民勋章(Presidential Citizens Medal)。
这家美术馆的展览项目非常密集,在10个展厅内轮流展出,策展团队致力于为国际新兴艺术家提供他们在美国的首次个展。例如,2023年,中国画家喻红和英国电子游戏艺术先锋丹妮尔·布雷思韦特-雪莉(Danielle Brathwaite-Shirley)就分别在这里举办了展览。帕尔默指出,这些职业机会对艺术家而言也很有教育意义。“有些艺术家不太习惯于与大型机构团队合作或按照机构的时间表工作,但通过这些经历,他们能更熟练地应对这些挑战,”他说道,“这些机会也提升了艺术界的包容性。”
一些小型美术馆往往会采用更灵活、更具实验性的策展方式,香港的Para Site便是这种模式的一个代表。这家机构由艺术家们于1996年创办,并通过政府资助保持独立运营。馆内有一部分专门用于驻地项目的空间,鼓励艺术家展出“未完成的作品,(因为我们)更侧重创作过程,”该机构的执行总监曾明俊(Billy Tang)表示。
“魂雾迹”展览现场,Para Site,香港,2024,图片:Studio Lights On
他特别提到去年由来自胡志明市的艺术团体Art Labor组织的展览“魂雾迹”(Cloud Chamber),这场展览挑战了“传统的创作主体模式”,不仅呼应了Para Site作为“非正式联盟”起家的本源,也让人联想到“亚洲历史上的艺术实践方式”。小型博物馆不仅是培育艺术创作人才的温床,也是策展理念的发展空间。例如,曾在Para Site担任客座策展人的马容元(Yung Ma),如今已成为伦敦海沃德美术馆(Hayward Gallery)的高级策展人。
与此同时,柏林的Schinkel Pavillon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该空间于2007年作为一个另类的“非正式艺术空间”(off-space)开放,并在2016年开始获得公共资金支持。其总监妮娜·波尔(Nina Pohl)本身也是一位艺术家,她认为这个空间扮演着“机构与非正式艺术空间之间的桥梁”角色,在更广泛的艺术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今艺术圈日益同质化的背景下,保护这些独特的展览场所至关重要,”她说道。
自2019年以来,该馆的“消失的柏林”(Disappearing Berlin)项目已在即将被拆除的废弃城市空间中举办了30多场活动。而Schinkel Pavillon的另一大特色,是将知名与相对不知名的艺术家进行组合,“从而创造出令人兴奋的平行世界,”波尔说道。例如,2021年,该机构策划了一场已故瑞士艺术家H.R. Giger与韩国艺术家李美来的联展——而在一年后,李美来便入选了第59届威尼斯双年展,并迅速成为备受瞩目的新星。波尔回忆说,在这场展览中,H.R. Giger那些如同在“哥特幻想世界”中的生物机械怪物,与李美来“分泌粘液的动态雕塑”所呈现的恐怖感相互碰撞,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张力(顺带一提,李美来在Tate Modern涡轮大厅的委任作品目前仍在展出,展期至5月16日)。
“H.R. Giger & Mire Lee”展览现场,Schinkel Pavillon,柏林,2021,图片:Frank Sperling, © The Artists and Schinkel Pavillon
培养特定观众群
位于康涅狄格州里奇菲尔德的奥尔德里奇当代艺术博物馆(The Aldrich Contemporary Art Museum)证明了小型博物馆不仅可以保持前沿性,还能在长期运营中积累忠实观众。这家博物馆于1964年开馆后不久,便帮助了先锋抽象画家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的崛起——斯特拉甚至曾表示自己“把一切都归功于这座美术馆”。
“我们展出过的很多艺术家知名度并不高,因此在筹资或吸引媒体关注方面可能会遇到困难,”执行总监赛贝尔·梅隆(Cybele Maylone)说道,“我们需要让观众相信,在奥尔德里奇,他们总能看到最新的艺术,这是一种交换关系。幸运的是,我们的董事会成员也理解这一点,所以当我们决定展出一位没有画廊代理、作品也不太被市场熟悉的艺术家时,他们还是愿意和我们一起承担这个风险。”
奥尔德里奇曾经支持过许多后来成名的艺术家,但从早期投资到最终结出硕果,中间往往需要多年时间。例如,2006年,该美术馆在群展“No Reservations”中展出了美洲原住民艺术家杰弗里·吉布森(Jeffrey Gibson)的作品,而在15年后的2024年,吉布森成为了第60届威尼斯双年展中代表美国馆进行展出的艺术家。同样,雕塑家胡玛·巴巴(Huma Bhabha)在2008年获得了奥尔德里奇的个展机会,而她直到10年后的2018年,才受邀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屋顶花园创作大型装置,并在2022年加入卓纳画廊(David Zwirner)。
“No Reservations”展览现场,杰弗里·吉布森作品《Residual Urge》,奥尔德里奇当代艺术博物馆,2006,图片:Terri Garneau,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Samson Projects, Boston
奥尔德里奇的馆方认为,地理位置为他们建立起代代相传的忠实观众群体带来了一定优势。而位于中国北部一个豪华海滨度假区中的阿那亚艺术中心则面临着相反的挑战——它的观众主要是流动的度假游客。其馆长张震中(Damien Zhang)认为,这种不断更换的潜在新观众群体反而给予了他一定程度的“自由”,使其不必迎合一个可能不会回归的本地观众群体。
他利用这一优势,支持更具挑战性的观念艺术或装置艺术,每年为一位年轻的中国艺术家提供一到两次的美术馆首秀。此外,由于拥有稳定的母公司资金支持,阿那亚艺术中心还能策划规模宏大的展览。张震中特别关注那些长期在群展中徘徊、难以获得完整学术梳理的中生代艺术家,他认为这种“群展循环”的状态会导致“观众很难形成对艺术家创作脉络的清晰认知”。因此,阿那亚艺术中心近年来举办了一些重要的中期回顾展,包括2022年的陶辉个展“热辣辣的痛楚”,以及去年与香港Para Site和伦敦Gasworks联合举办的杨沛铿(Trevor Yeung)个展“软螺”。
另一个重点是为越南、泰国等在中国艺术圈相对被忽视的国家的艺术家提供展览机会,或是为重量级国际艺术家在中国举办首展,例如毛利悠子(Yuko Mohri)、查尔斯·雷(Charles Ray)和希尔维·夫拉里(Sylvie Fleury)。张震中表示,之所以选择夫拉里,是因为她对现代消费主义的戏谑表达可以引导观众批判性地思考阿那亚这一高端度假区对周边的乡村社区所带来的影响。
“陶辉:热辣辣的痛楚”展览现场,阿那亚艺术中心,2022,图片:Sun Shi © Tao Hui
资金困境
尽管各地区文化机构的融资模式有所不同,但小型美术馆面临的财务压力几乎是全球性的。近年来,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多个欧洲国家都大幅削减了公共文化支出,而中国的许多私人美术馆也因母公司经营困难而被迫关闭或缩减规模。在美国,美术馆不仅要面对公共资金可能被削减的风险,还可能在特朗普政府回归后面临更严格的审查制度,而私人资助则严重依赖税收激励政策。
本文提到的大多数美术馆,都是由一群具有远见的人在上世纪90年代或更早创立的,当时预算相对有限,但仍然能够推动艺术界的变革。那么,三十多年后,是否仍有类似的新兴机构可以崛起呢?
“当年创办艺术空间时,要找到廉价场地相对容易,而现在几乎不可能了,”Studio Voltaire馆长乔·斯科特兰说道,他还提到该机构目前的资金支持“非常微薄”。然而,这些小型但极具影响力的美术馆在整个艺术生态系统中的关键作用已被广泛认可,因此确保未来的新兴机构仍能获得生存机会,对整个艺术界而言都是有益且重要的。
“如果当初我能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我肯定也会三思而后行,”Schinkel Pavillon馆长妮娜·波尔坦言,“但理想主义和无知往往能推动许多美好的事情发生。”
文丨Jo Lawson-Tanc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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