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文联入驻墨池坊15号，是1983年。1983年前后那个时候，“文学”俩字之于中国青年，可谓宏亮宏大宏伟，大众洪流涌进文学之河。那是温州文联的高光时刻。温州文联掌管着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刊物《文学青年》，发行量高达八万多册，而且刊物还有函授学员十多万人！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铁凝、张承志等十多人是《文学青年》的顾问。红得发紫，这是那时文坛奇葩。《人民文学》曾经请教《文学青年》，学员队伍这么庞大，是怎么做到的？《文学青年》掌门人、毫无心计的庄南坡先生一五一十做了回答，《人民文学》的函授学员很快人山人海……
我1979年和林斤澜熟悉上。写的东西现在羞于提起，但那时兴冲冲给林斤澜寄去，以求指点。佛一样的林斤澜每次都给我回信。1981年高考，我填的志愿是“中文”，录取却是“政教”。我差不多整天泡在图书馆看文学。1982年我写了一个散文，叫《童年的夏》，林斤澜转给了《北京文学》。那时他还不是主编，刊物理所当然没有用。1983年秋，林斤澜到温州，怀里还揣着《童年的夏》，给了《文学青年》，《文学青年》1984年1期发出。这就是我的所谓处女作。他对我笑说：“你如果是名人，写童年写得那么好，《北京文学》是可以发表的。但可惜你还不是名人。”可见他对我的偏爱。此时我已在温州郊区教书，温州文联秉林斤澜之意通知我们学校，让我进城活动。有一天，我跟他参加一个饭局，他对主人说，今天主食要蛋面吧。后来他说今天是他六十岁生日。他还带我到墨池坊15号一次，见到文联主席吴军先生，还有一位是庄南坡先生还是渠川先生，现在难以确定。我那时二十四岁，吴军、庄南坡、渠川比林斤澜都小五岁以上，当时觉得他们都很老很老了。他们为出了大风头的《文学青年》兴奋着，但所说还是“温州闲话”，具体我都忘精光了。
也就是那一次，我见到高晓声。高晓声是《文学青年》编辑吴树乔从无锡太湖边一家宾馆接到墨池坊的。林斤澜、高晓声等作家到温州，一是给《文学青年》当参谋，二是给来自全国的两百来个优秀函授学员讲课。讲课地点在雪山，依山而建的一个会议室。林斤澜讲课，我记得是讲鲁迅的小说。“远看像赵丹，近看像孙道临”的林斤澜，从前演过戏、教过书，这回又非敷衍，听众得宝一般兴奋。高晓声一来，糟糕极了，黑脸耙牙，肩膀一高一低，完完全全是个农民。有人说：“他的脑袋是厚度有余，宽度不足，活像一个神奇的魔方。”不料，他开头一段话又竟是这样：“哈哈，来了那么多人……很有文学热情……我看将来真成为作家的也就一二个人……”
他努力操用普通话，可苏南的土话明显占优势，听得极为吃力。——后来看到朱苏进有这样的话：高晓声说一口非常难懂的江苏武进话，听不懂他的话，就琢磨他的表情，看他的手势。猜歪了思想，常会带来意外的效果。
一两天之后吧，拍集体照。五六个作家坐在前排当中，林斤澜夫人坐在林斤澜身边，高晓声夫人便自然而然地挨着高晓声坐下。忽然，我听得一声大嚷：“你坐在这里干什么！你懂文学吗？”高晓声夫人便烫着了一般站起来，离开远远了。
殊不知，当时正值“清污”，留长头发的要剪，穿喇叭裤的要剪。而且恰巧至极，某高官就在温州，并且就住在雪山！市里警觉，文联慌张。本来作家们是要留下玩几天的，比如走走雁荡，看看洞头。吴军先生敏感，毫不犹豫地打发他们回去。这事蹊跷，现在想来滑稽：为什么文联和文人们条件反射地畏葸？
林斤澜夫妇温州人，亲友如云，和市长的父母有私交，能堂而皇之地久住温州饭店。有个叫曹玉模的安徽作家当即就走。只有高晓声还想留下来，东张西望。吴树乔只身远离云南地质队的父母不久，老家温州没有房子，便把高晓声夫妇带到亲戚家，轮流蹭饭。堂兄堂嫂甚是热情。温州的老酒很好吃，高晓声大加赞赏，说是味道最为纯正的老酒。离开温州，他给吴树乔来了一信：
吴树乔同志：
我已平安到达广州。离开你后，当天下午四时半到宁德，有四位同志在车站接我，在宁德住了两个晚上才走……二十四号下午四时半到福州，他们已在接我，在福州又住了四天，才于二十八号飞来广州。一路顺风，同志们接待十分热情。福州的同志也听到一些话的，但实在不用紧张，“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极其感谢你在几天极尽全力陪伴我，我将永远记得。不久我将去海南过冬，今后联系仍把信寄到家中。专此问
近好
高晓声
1983.11.30
吴军先生军人出身。他正直而坦荡，豪迈而豪放，光明磊落，没有私心。钱和财物，他一概不管，只管行政和人事。他的诗词非常棒。他的随笔也不错，感觉就是“硬”了一点，有政治高度，昂扬向上，写人性人情就少了。我疑心，正因为他会写作，他几十年上不去。许多当官的人，弄了艺术，就上不去了。他老早就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后来去当《温州日报》总编辑、党委书记，又到市文联当主席。有人说，那时，他有些“左”。我们都称呼他“吴部长”，你称他“吴军先生”，他马上正色道：“什么‘先生’！吴——军——同——志！”但他不会暗地里整人、算计人。他喜欢听话的人，重用听话的人，但是文联运转得也不错。
他说的一口山东莱芜话。1981年，我们政教科主任请他来讲座。一个多小时讲下来，我们听懂的，不超过五句话。我不知道他讲话的主题是什么。主任拍掌，我们也拍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大约能懂一半。2005年，我和妻子同他和钟阿姨游江西，当面讲话就好办，他的话我基本能懂了。我很尊敬他，但他写稿勤奋，我在《温州晚报》办副刊时，刚发了他一篇，第二篇又来了，我只好用拖的办法对付他；现在觉得怪对不起的。到后来，他平和，亲切，慈祥，很能关心人，尽力帮助一些人。社会势利，他起到的作用已相当有限了。他是1928年生人，头脑清明，只是当年偏听了混账医生的话，几十年“锻炼”腿脚，把两个膝盖彻底磨碎了，坐在了轮椅上。“疫情”之前，我常常去他家看望。“疫情”中间，他和钟阿姨住进养老院，不能见人。现在住在雪山疗养院，我还没有去看他。
吴军（左）和吴树乔
吴军先生把《文学青年》发稿权交给庄南坡先生，他有慧眼。庄南坡温州苍南人，个子不高，肤色黝黑，颧隆腮陷。他原来在北京成家，有一女儿。他单位是民族出版社，是文学编辑。这之前，曾短暂在《民族画报》当过记者，据说一回他操着温州苍南的普通话采访越南外宾，一位领导错把他当成越南同志，说，这位年轻同志，中文说得很不错嘛。他说话多，语速快，声音高，斩钉截铁的样子，手势也有力到位。臧否文坛人物或作品，见解独到。他说话，你可以打断他，或者批驳他，他绝不会生气。他心地纯良，是个性情中人。他说的都是真话，1957年落难，这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可怜离婚后，读书的女儿不让他看。发配到老家温州，已是三生有幸。后来他娶了一个蒙古族女人，据说合不来。我不认识她，听说人高腰粗，文联朋友暗地里都叫她蒙古马。她很快病了，据说庄先生服侍了她十来年。庄先生曾向一个未婚的才女求婚，不成。最后是退休后，和民族出版社原来的老同事领了结婚证，自认为是过了一些幸福时光。
他是个非常认真的人。记得1985年他退我一稿，落款“庄南坡”。退稿信满满两页，足足有五六百字。他又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九十多岁了，一人归乡，侄儿侄媳对他极好。他什么都看得很开，还笑说某某人看来会老年痴呆。结果不出一个月，他自己倒是痴呆了。他的人生扫尾工作没有做好，说好的几十万遗款给侄儿，却来不及留下遗嘱，握着结婚证的妻子、亲生女儿闹上法庭，让人唏嘘不已。
他是2021年去世的。我和吴树乔在他侄儿侄媳带领下，找到他的坟墓，拜谒了一次。
九十岁的庄南坡先生
渠川先生脸长如驴，眉毛特别粗黑。他可不是一般人。清朝时候，山西渠家票号是不得了的。他曾写了长篇小说《金魔》，写他祖上的事，被改编成电视剧《晋昌源票号》。他还出版长篇小说《官痛》，非常棒。他出生在天津。他的父祖是怎么从山西到天津的，我没有问。他知道我和资中筠有交往，同我说起他们是小学中学同学，又一同考进燕京大学，分到两个系。他小时候叫别的名，让我便中向资问好。后来我几次见到资，总觉得有事，但总是记不起。资曾问我开过了的葡萄酒怎么保存、温州有个叫沈迦的学者现在怎么样、温州民营经济现在怎么样等等，我却想不起她的同学渠川先生。嗐。
北平还没和平解放，渠川先生即出城加入解放军。朝鲜战争发生后，他是最早进入朝鲜作战的一员。他担任“40军”军长温玉成的英语翻译，主要和俘虏营里美国军人打交道。1953年回国。他的官衔是什么我也没有问。他在辽宁工作时，经人介绍和同样在辽宁的温州籍姑娘结婚，夫妻跳棋一般调到温州。他学养修养涵养很高，高贵优雅，天生温和不争，没人见他红过脸，但却一直不被重用。到温州文联后，他是创研室主任，是首届温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吴树乔说，渠川先生即使洗手后甩水，也很优雅，像是音乐指挥。还说《文学青年》那阵子，他留着胡子，穿着牛仔裤。有人以为不合时宜，渠川先生微笑着、轻轻对吴树乔说，他中学时候就经常穿牛仔裤。
他夫人大约十年前去世，这之后他基本不出门。我们去看他，他非常高兴，哈哈哈哈地笑，谈天说地。谈起命运，他说他的燕京同学有的很惨。言下之意，他到了温州，像是进了避风港了。我们走了，他总要送一程。他是前年得了“新冠”去世的，我一点也不知道。
渠川（右）和程绍国
“老文联”因“新冠”去世的还有一位，他叫陈瑞来。《文学青年》搞函授，他是总负责。他是一个温敦宽厚、友善达观的人。他深谙中庸之道，从不臧否人物；谈论政治，谨小慎微。他1941年生，文联中，比吴军、庄南坡、渠川小很多，可比池如镜、王手（吴琪捷）、吴树乔大很多。我们根本不觉得他年龄大，他自己也好像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年龄大。《文学青年》被整肃后，他在意大利生活了几十年。他在佛罗伦萨的中餐馆很有大名。他的见闻特别多，说起来眉飞色舞，特别是说起女人。我们都喜欢这个话题，都爱听，真的假的没关系。他说了一段，自己咯咯咯咯笑，抹了一下嘴角，又接下来说。最后的情况是，他去打针那一天订好喝酒的包厢，让池如镜通知我们各带老婆赴约。第三天发现嘴歪，他说喝酒延期，嘴歪倒在其次，让我们的老婆看见可不好意思。……其脑血栓发展很快，在上海宣布不治，回到温州就送进殡仪馆了。我们去他家吊唁。他的夫人握着我的手，说：“可惜哦。”呀呀，岂止是“可惜”俩字！
吴树乔（左）与池如镜
出国谋生的还有张执任。他是《文学青年》重要人物，中坚力量。他当年插队黑龙江，和一批“知青作家”如肖复兴、张抗抗很好，重要稿件多是他所约。他是个热情似火的人，没有心机，与人为善，从不讲究个人得失。我散文处女作《童年的夏》录用信，后来确认是他写的。1985年，我的小说处女作《热夜》也是他发的稿子，还写了“要目简介”。我一直感激他。他后来到匈牙利，创立《世界华人》期刊，颇有影响。多年不见了，据说居住北京。张先生现在都好吗？
《文学青年》散伙后，编辑部人员各奔东西。人生轨道全然改变。是好，还是不好，这是说不清的问题。大多数人说是因祸得福。钱肯定是多了。池如镜脑子特别好使，走出编辑部，马上扔掉写小说“摊儿街”的笔，去办企业。当年温州风好水好，他在大潮潜泳，捞得两手都是珍珠玛瑙。当明白孙辈用钱都够了的时候，当即腾身，游山玩水去！他走了北极和南极，走了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可谓温州出国最多的人。无独有偶，吴树乔去做打火机银片，差不多成了温州“银片王”，日进万金，晚上和老婆数钱数到眼花头抖。有人问我认识吴树乔不，他是文联出来的。我说什么事，他说买银片，吴树乔不卖。我问了吴树乔，他说我做不出啊绍国。我说我是第一次有求于你吧。他说：“你这样说，哎，真是没有办法……你叫他明天找我吧。”后来又做眼镜，台湾人可喜欢了。忽然觉得人不能成为钱的奴隶，不做了！他除了旅行，偶尔写点散文，都是精品。
王手（吴琪捷）和老婆做“足够鞋业”。王手“水深”，像是我们都不知道他的酒量一样，一般人不知道他的家业有多大。有人说他的老婆手里捏着几十套房子。不知究竟。王手热爱文学，后来重回墨池坊15号，写小说，慢慢地又坐到文联主席的椅子上。他的小说实在是好，技巧可谓无懈可击。温州作家里，以我所知，“中国小说100强”，死去的有林斤澜，活着的有王手。
王手（吴琪捷）
当年的《文学青年》是怎么关门的？这事几十年成谜。当年不是如日中天吗？刊名是茅盾写的。《小说月报》《小说选刊》都把《文学青年》列为他们的重点荐稿刊物。张执任说，余华原来写诗，他最早的短篇小说《回忆》是《文学青年》给发的。又说到莫言，“这位诺奖得主年轻时也曾向《文学青年》投过稿。当时他还是在部队里当班长，不过已经有一篇不错的小说在《莲池》发表。因为对那篇小说的好印象，编辑部对他这次来稿比较重视，一位编辑看完了还让第二位、第三位编辑再看。遗憾的是最终还是被退稿。”
世事不以尧存，不以桀亡。这是1987年的事。“反自由化”开始后，要减些报刊。温州有两个杂志，一是《文学青年》，一是《园柳》。《园柳》是温州文化局下属单位群众艺术馆创办的，民间通俗刊物，发快板、鼓词、民间故事等。得知温州两个刊物要减一个，墨池坊15号这班书生根本不当一回事。《文学青年》是温州文联所办，纯文学，发行八万多份，另有学员十万多，影响力那是全国性的。可后来，竟是《文学青年》关停了！关停后，在华侨饭店有一个会议，说是告别会，类似追悼会。每个人发一本“终刊”，上面有我的一篇小说，叫什么“亭”。张执任先生叫我参会，并代表文学青年讲话。记得《园柳》主编也站起来讲话，表情肃穆，字正腔圆，称自己几天来的心情是“兔死狐悲”。
张执任说：“大家对《文学青年》停刊的反应，超过了我们的想象。”顾问铁凝说：“得知《文学青年》停刊，的确感到十分惋惜。《文学青年》的独特风采除了编辑部给顾问信所提到的，我以为还有她对作者和读者那一份少见的诚挚与热情。我想起了1984年愉快的温州之行，那时我便深有体会了。如今我不知道我在遥远的北方能做些什么，只希望有什么事情随时来信……”
关停《文学青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所知道的是封面女郎的乳房偏大。大家也都这么说。直到今年初，我和池如镜、吴树乔与诗人B兄谈天。B兄当年是《园柳》编辑，他终于透露了内幕。他说，是《园柳》一位印刷商S出的力。S带B找到上海某要人。该要人和浙江省委宣传部罗某很铁。B说：“某要人当着我俩的面，提笔写道：‘罗某兄……’意思是温州整顿刊物，务必确保《园柳》的存在……”事情简单起来就是这样简单！
墨池坊15号，最辉煌的日子也就是《文学青年》的时候。北京有朝内大街166号，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所在地；上海有巨鹿路675号，那是《收获》《萌芽》《上海文学》《上海文化》《海上文坛》所在地。京沪大都会，虎踞龙盘，温州不好比。但各地有各地的故事，逝者如斯，只是故事有大有小、细节有所不同、意义有异有同罢了。
（《文学自由谈》2024年第4期。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