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经常听到周遭文友不断抱怨，说底层作者所面临的处境越来越尴尬——埋头耕耘数载，能写出好作品已属不易，而想发表、出版，则是大难。有相当一部分底层业余作者，虔诚写作多年，因长期无法发表作品，屡经投稿失败，已丧失了写作的热情和信心，最终放弃了这种寂寞而艰难的雅好。谓予不信，请看区县级作协的作家，如今还有几人在用心写作？还有多少文学爱好者，愿意加入无编制、无经费、无刊物的县级“三无”作协呢？
底层作家成长难、成才难、成名难，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发表作品太难——发表渠道既少，又面临着诸多不公平竞争。对于我这样一个写作三十多年的业余作者来说，感受可谓深刻。所谓“功夫在诗外”，文学圈的“潜规则”再三表明，写作者确实需要更多的“诗外功夫”。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非正常迹象表明，这似乎是一个想“干掉”底层业余作者的时代。
一、底层作者发表作品难
单就“发表作品难”而论，此一环节的非正常现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作者的身份、地位，目前已成为发表作品的重要“通行证”。但凡能不断发表作品的写作者，大体上有几类：有全国影响的作家；省级以上文联、作协的从业人员；具有鲁院学习经历者；省级以上文学期刊的主编、编辑——主编之间相互颁发自家设立的文学奖，编辑之间互相交换发稿，已是饱受诟病的一大恶疾，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有些原本没有名气的写作者，一旦升任主编，立马有如神助般“佳作”频发，甚至一夜暴得大名，很快成了明星作家。
其二，各地期刊自设门槛，狭隘的文学地方保护主义日益盛行。有些省级文学期刊，比如《大理文化》《红河文学》，其选稿标准，一是以本土作者为主，美其名曰专为“培养地方文化精英”；二是外地作者来稿，必须是书写本地人文风物、评论本地作家的作品。如此长期固守“武大郎开店”的办刊模式，难怪刊物质量逐渐下降、订数持续走低。办刊的道理他们都明白。如果真想办成名刊，必须打掉夜郎自大的小盘算，革除褊狭自利的小圈子意识。
方成先生的著名漫画《武大郎开店》
其三，据说，大多数省级、尤其是国家级文学期刊，现在风行“主编约稿制”，基本不用自然来稿，这与许多文友多年来的猜测基本相符。我给杂志社投稿邮箱发过去的稿件，十之八九杳无音信。一位在某大牌刊物《××作家》做编辑的朋友曾告诉我，他们刊物严格遵照总编定下的“铁规”，一律只发表著名作家的非常出彩的作品；如果作家的名气不够大，即使作品再优秀，也很难获得发表的机会。我看过他们的杂志，基本上见不到文学新人。还有一位批评家朋友，向我透露了他做编辑的文学评论“名刊”的选稿条件：作者须具有硕士以上学历，或大学副教授及以上职称。如此苛刻、如此霸道、如此任性的选稿用稿标准，说该刊有“干掉业余作者”的架势，并非危言耸听。
显然，“唯大家稿”有失公心，“唯名气论”亦未免草率。文学杂志的主编、编辑最应该做的，难道不是敞开怀抱，去发现一切优秀的新人新作吗？文学不是比谁的胡子长，更不应该比谁有话语权——文学王国中，作品才是真正且唯一的通行证。
二、奖项不流“体制外”
作为独立批评家，我的文学评论集《为文学祭春风》曾参评一个省级文艺批评奖，结果自然是败在了各路专家手下。有心人不难发现，一些省级文学奖尽管有严格的评审机制，但经过圈内人的精心操弄，最终都颁给了本省文联、作协和高校的作家、学者，一派“近水楼台先得月”“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和谐景象。即使有擅长经营人际关系的底层作者有幸获奖，那也是各方较量或利益平衡的结果。当然，作家“跑奖”“买奖”的传闻早已不是新闻。
三、文学园地日益萎缩
以我所在的云南省为例，几家省级报纸的文化副刊，版面大都减少或压缩，有的直接取消了。省作协办了多年的《边疆文学•文艺批评》杂志已停刊，据说是经费问题。尤为令人痛心的是，曾经享誉全国文学界的《昭通日报》“群山”文艺副刊，只因某位领导发话，便被迫改版，只能偶尔发点“豆腐块”般的“小作文”，“大手笔”雄文从此灭绝。而境遇最凄凉、最尴尬的，当数区县一级的文联、作协，原来惨淡经营、勉强维持的内部文学期刊，90%以上都停刊了。我所居住的县，原来也办着两个文学内刊（其中一个由本人筹资主编），因为资金困扰及相关部门的强势干预，现在均已停刊了。难以预料，作为培养和发现基层文学苗子的园地，作为激励和团结写作爱好者的载体，文学内刊消失之后，底层作者是否也会随之消失？
纯文学内刊，是专门发表文艺作品，但无公开出版发行资格的期刊，尽管如此，它也必须获得新闻出版管理单位的许可，持有“内部准印证号”，并须标注“内部资料，免费交流”，才能在内部流通。内刊与外刊（有CN号的期刊）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可以公开出售。事实上，很多内刊的办刊水平、作品质量，并不比所谓的外刊低。相反，据我所知，有相当数量的内刊，无论是县级、市级还是省级，其选稿要求均很高，不仅强调作品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性，同样要求原创、首发，而一些编辑的文学抱负大、眼光高、视野宽，更是令人称道。这些年来，我接触过一些知名作家、诗人，大都对内刊怀有深厚的感情，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的处女作甚至重要作品，当初就是在内刊上发表的——他们何尝不是从“底层作者”起步的？
再往前推，校园刊物——当年流行的手抄报、油墨印制的校刊，实际就是“初级版”内刊。很多文学爱好者就是通过校刊的引领，萌生了写作初心，最终坚定了文学信仰。内刊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试想，全国具有公开刊号的文学杂志就那么两百多家，而全国专业作家以及数量庞大的业余作者，一年有多少作品需要发表的园地？以目前国内新闻出版现状看，内刊作为一种规范的（特别是与大多数网络自媒体相比）内部补偿机制，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出版资源严重不足的压力，能部分满足底层作者发表作品的需求，确实有其存在的意义。
四、文学圈子化问题日益明显
这是一个令真正文人不齿的毒疮病灶。若想根治，需下猛药。
且不说演艺界和书画圈的门阀恶风、跪拜陋习，从我熟知的本地文学圈来看，“拜师收徒”现象已蔚然成风。拜码头、走捷径的徒子徒孙，在年轻一代的写作者中层出不穷，令人莫名惊诧。文学有师承，本属正常。凡有成就的知名作家，愿意无私地指点、引领、提携业余作者，无疑是值得肯定、嘉许的好事。但现在一些地方的作家，习惯以大师自居（有的甚至混成了大学教授、导师），背地里大搞“家长制”师徒关系，甚至明目张胆地各自拉帮结派（还美其名曰“抱团取暖”），各自为政（其实是为争王称霸而相互打压）。由此，凡不愿拜师入伙的独立写作者，无论在发表作品、比赛评奖或参加相关文学活动时，都大受排挤。如此山头林立、圈子扩张的问题，随处可见。
话说回来，写作这种事，不仅要凭借天赋才情、兴趣爱好，也需要一个对底层业余作者友好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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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初夏于滇中嵩明栖鹤斋
（《文学自由谈》2024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