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的标题，原拟写作“钱锺书给我的一封信”；文中有一处也想好了，说得此信已有三十年，我从未在文章中提及，意在表明，我这个人多么的谦逊，多么的低调。然而，一想到《围城》里的一个情节，就意识到如此题名，多么的不妥了。
这个情节是，方鸿渐回国后，在苏文纨家里结识了几个文化界的朋友，有一个学哲学的叫褚慎明。此人有哲学家的盛誉，其声名之得来，全凭了手里有三四十封各国哲学家给他的回信。这些回信是怎么得来的呢？书中说，此人常翻看外国哲学杂志，查出世界大哲学家的通信处，写信过去，说自己如何爱读他们的书，将哲学杂志书评里赞美他们著作的话，改头换面算自己的意见。外国哲学家多是寂寞孤独的人，得到远在中国的崇拜者的信，没有不回的。就这样，褚慎明轻易弄得几十封回信，成了在国内学界可炫耀的资本。
我得到钱先生的回信，手段跟这位褚先生差不了多少，稍好也好不到哪儿。说是“钱先生给了我信”，其手段若叫人勘破，也会闹成褚慎明式的笑话。
说成“讨得钱老信一封”，就好多了。
也不能细想。给了知道钱先生脾气的人，马上就会问，你写了信去，钱先生就回了信来，说得也太轻巧了吧！
想想也是的。百般遮掩，不如一语洞穿，还是实话实说为好。固然事出有因，我也动了脑筋，才有此斩获的。
事出有因，是因为1994年春天，我正在写《李健吾传》，关涉到《包法利夫人》里的一个注，李说是钱提供的。情形稍为复杂，一下子弄不清楚，而李已去世，要弄清只有问钱了。手边没有李译《包法利夫人》，幸好我的《李健吾传》里说到此事。只有说清了才会知道，何以我的叩问，比褚慎明的叩问，在品质上稍好一些。
《李健吾传》书里，《蛰伏中的译述》一节，说到上海沦陷后，李健吾常是白天演戏，晚上从事译述；陆续译成了福楼拜的几个长篇小说，其中《包法利夫人》的翻译尤为成功。
翻译中，最为愉快的一件事是，原著里包法利给妻子立碑一节，有一个需注释的地方，寻觅了半年不得其解，最后还是钱锺书无意中发现，写了个短笺告诉他的，这个短笺让他欢跃了一下午。怎样一个注释呢？查李译《包法利夫人》，最后一章里，两处提到立碑事，均有注释。笔者曾就此事请教钱先生，蒙钱先生作复。
——韩著《李健吾传》，山西人民出版社，第216页
真要这么简单，也就没有多少话可说了。事情的复杂在于，此时钱先生正在病中。
为写《李健吾传》，1994年春夏间，我曾两次赴京，一方面去北图查资料，一方面去李先生在东单东罗圈胡同的家里，与他的遗孀尤淑芬和女儿李维永交谈。此前我已做足了功课，想问钱先生的不止此一事。问尤老师，可否请她联系一下，我去三里河钱家新居拜访一次。尤老师说，钱先生前两年大病一次，基本不见客，她不能做这样的介绍。又说你写信去问李健吾的事，或许他会回复，把握也不是很大。
她这一说，真教我作难了，可也燃起新的希望。较之见一面，我更想得到钱先生的一封信，那是手泽啊。
起了贼心，就会有贼点子，一想又想到《围城》上的一个办法。
书中写到，孙柔嘉在三闾大学当助教，已与方鸿渐相恋。打她主意的，还有历史系教授陆子潇。陆子潇求婚的方法很有文化，就是不停地写信；见孙柔嘉不理睬，就玩起了新花样，书上借了孙柔嘉对方鸿渐的倾诉，是这样写的：
“他这人真是神经病，还是来信，愈写愈不成话。先一封信说，省得我回信麻烦，附一张纸，纸头上写着一个问题——”她脸又红晕——“这个问题不用管它，他说假使我对这个问题答案是——是肯定的，写个算学里的加号，把纸寄还他，否则写个减号。最近一封信，索性把加减都写好，我只要划掉一个就行。你瞧，这不是又好气又好笑么？”说时，她眼睛里含笑，嘴撅着。
——《围城》通行本，第256—257页
好，就用这个办法。
我用这个办法，只是想让钱先生觉得好笑而不是好气。我明确说，这是体谅他有病，不愿他握管劳累，想到他在《围城》说过的这个办法，且还诸其人之身。对大学者，不能太谦恭；太谦恭了，他反而会拿你不当一回事。我也想好了，以李健吾对他的情义，例如他的《围城》是李经手刊发的，李家有书库（楼下平房），他住东罗圈胡同时，不时会去借书等等，对一个为李写传者，又是如此有趣的垂询，钱先生会握管作复的。
我将《包法利夫人》上的两个注抄在纸上，去信说明，只要在他提供的那个注上打个对号就行了。
过了几天，回信来了，欢喜之余，略微失望的是，他老人家没有“握管”——用毛笔写，用的是蓝墨水的钢笔写的。原信为：
石山先生：
来书奉悉。衰病之身，前尘如梦，所询之事全不记得。想来是最后一处的拉丁文，承健兄道及，既感且怆。柳为垂涕之象征，法文：Saule pleureur；英文为：Weeping Willow，皆与中国垂杨垂柳涵义相反。古希腊诗人荷马史诗Odyssey，X，510-12写杨柳植于赴地狱（Hades）之路。盖不仅为浪漫主义之观念而已。老朽所言多误，请鉴原。匆复不成字，恕之。即颂
编安
钱锺书上 杨绛同候
（1994年）5月24日
钱锺书复韩石山信（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钱先生说了，是后一注，且解释了法文柳、英文柳与中文杨柳涵意的不同，并未涉及碑文的内容。李健吾在他的《答友人书》中说：钱锺书短笺提供的注，即“行人止步，勿践吾妻”，拉丁文原文是“Sta viator, amabilem conjugem calcas”，完全抄袭法国十七世纪初叶麦尔席（Francois Merey）将军的墓志铭：“行人止步，勿践英雄。”（Sta viator, heroem celcas）（韩著《李健吾传》第216页）
未得墨笔字，是当时的一个小小的遗憾，也是我好长时间未将此信示人的一个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钱先生逝世后，他的病情逐渐披露，我的感觉也随之起了变化，不再是小小的遗憾，而是深深的自责了。
钱锺书复韩石山函信封（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起初知道的是，钱先生1994年住进医院，直到1998年去世，再也没出来。不知月份，总以为该是年底才住的院吧。复我信是在5月份，精神尚好，写封短信，该不会怎样劳神。及至2017年，看到吴泰昌《我认识的钱锺书》书中的一篇文章，方知钱先生住院是在几月，复我的这封信的写出，是如何的不易。
吴泰昌书中的这篇文章名为《在三里河，最后一次看望钱老》。文中说，1994年2月3日晚上，杨绛给他电话，邀他近日过来坐坐，说锺书和她都在家。过去他去钱家，都是他先去电话问方便不方便，这次是杨绛约他去，就预感会有什么事。去了交谈之下，吴泰昌方知钱先生病况不佳，而且又是送书又是合影，还问吴有无其赠字（知道有，便未再赠），有点告别挚友的意思。接下来的一篇名为《病中探望》，说的是1994年夏他去钱府探望的情形。去了是杨绛接待的，送他一本《写在人生边上》精装本，笑着说，她代锺书盖章。正说着，钱先生从里屋来到客厅，对夫人说你别动，还是他来签字，说着用圆珠笔在扉页上写了“泰昌贤友览存，钱锺书敬奉”。也就是说，钱先生病后，已不用毛笔签名了。书中还有照片，上面是吴与钱夫妇三人，下面的说明文字是：“这是笔者和钱锺书杨绛夫妇最后的合影。时间是1994年2月4日下午。四个月后钱锺书住院，再也没有回到三里河家中。”（吴泰昌《我认识的钱锺书》第95页）
若吴泰昌的计数是准确的话，那么可以说四个月后的日子该是6月4日，而钱先生给我的信是同年5月24日。抱病勉力为之，不用说了，更可骇异的是，距他入院仅仅相隔十天！
想到此，我真的为我的精心设计、实为无端打扰感到羞愧了。早知钱先生病成这样，且十天后入院再也没有出来，我就是再想得到他老的手泽，也不会出此下策的。
末了，还是顺了钱先生的性情，说句让他泉下听了也会破颜一笑的话吧——
钱先生爱看旧小说。这件事若给了旧小说作家，写成章回小说，这一回的回目，可拟为这样的对句：
小作家亏心施巧计，
老学者抱病赐回函。
2024年4月5日，甲辰清明后一日
（《文学自由谈》2024年第4期。未注明来源的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