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碰到一件“树欲静而风不止”的烦心事，思来想去，决定不能吃闷亏，就写了下面这些心里话。
小文还有一个备用的题目《我与〈梅娘文集〉不得不说的废话》，后七个字是张爱玲与平襟亚因为“一千元灰钿”稿费争辩时的一个题目。
张爱玲于《不得不说的废话》（原载1945年1月《语林》杂志第一卷第二期）开头写道：“常常看到批评我的文章，有的夸奖，有的骂，虽然有时候把我刻划得很不堪的，我看了倒也感到一种特殊的兴趣。”结尾写道：“平常在报纸上发现有我有关的记载，没有根据的，我从来不加以辩白，但是这件事我认为有辩白的必要，因为有关我的职业道德。我不愿我与读者之间有任何误会，所以不得不把这不愉快的故事重述一遍。占去《语林》宝贵的篇幅，真是万分抱歉。”
张爱玲所说的三点——“刻划得很不堪的”“有辩白的必要”和“不得不把这不愉快的故事重述一遍”，叫我在新鲜出炉的张泉主编兼策划的皇皇九卷《梅娘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7月出版）之“附录卷”中的《“南玲北梅”现象》这一小节里领教个遍；所谓“可疑的尾巴”，即指这一小节。
张泉所论的“南玲北梅”现象，是修修补补了三十多年的陈词滥调，明眼人早已懒得与其理论。不过，这次他将“南玲北梅”塞进《梅娘文集》，事情的性质便不能等闲视之了。
我为什么对这条“可疑的尾巴”较其他人敏感且反应强烈，自有我的理由。张泉假《梅娘文集》之手，对我做一总清算，指名道姓地向我大泼脏水，企图将我置于无法声辩之地。幸亏他的“梅娘全集”计划未能实现，否则，倒要看看他如何处理梅娘获“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赏副赏”的《鱼》，和获“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赏”的《蟹》，以及出席在南京举办的“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履历？
通过“一条可疑的尾巴”，我倒是弄明白了几个关键点。
那么多学者质疑“南玲北梅”，如止庵、刘琼、陈福康、郝啸野等，张泉为什么不跟他们争辩，而只跟学术圈素人的我没结没完、记恨如仇？答案也许是，我质疑“南玲北梅”的文章接三连四、没结没完，不留情面地直接揭穿了梅娘的谎言和梅张合谋的骗局——呵呵，素人自有素人的便利。
最早质疑“南玲北梅”的止庵，一直持温和的商榷态度。这回他读了张泉《“南玲北梅”现象》后，写了一段话：
张泉老师故意回避了“北京马德增书店与上海宇宙风书店联合评比”这一由梅娘自己提出的说法，而用“所谓‘南玲北梅’，系指近八十年前，在日本占领地区，据说有两位曾被并称过的知名女作家：南方的张爱玲，北方的梅娘”含混代之，确实令我失望。我认识张老师好多年了，第一次说“失望”。
我还搞明白了，所谓“南玲北梅”传言，与梅娘下面这个说法，实质是一个骗局耍的两个花样；所区别者，前者是骗局的口号，朗朗上口，后者是骗局的说明书，漏洞百出——
1942年末，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杂志联合筹办了一项读者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结果，张爱玲和我双双名列榜首，从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说。
——《梅娘近作及书简》第155页，同心出版社，2005年8月
张泉混淆了两者，大谈“口号”，不谈“说明书”。以前的张泉，还查查1940年代的旧报刊，如今却连这点儿功课也懒得做了。他颇得意于“说有易，说无难”这种诡辩术，其逻辑是：对“南玲北梅”，梅娘说“有”，这就够了；尔等说“无”，就需要穷尽当时和后来的所有相关材料。呵呵，碰到这样的学者，你还能够继续讲道理么？我以前说过，关于这场骗局，最好的方法是面对面的辩论；需要补充一点：大家都要讲逻辑，辩论才可能进行下去。
对于梅娘（现在发展到要加上张泉了）自编自导自演的“南玲北梅”，我已经写了四五篇辨析文章，以至于招惹朋友烦我，甚至说什么“十几年来没完没了地说一件事，这十几年算是白活了”。朋友的话当然要听，但要容我解释：
一、多数读者（包括搞现代文学研究的大小学者）不熟悉北京、上海沦陷时期文坛的具体情况，因此不明白、也不愿意去搞明白“南玲北梅”有啥可争论的。
二、我看不惯瞪眼说瞎话，难免技痒。我不但熟悉沦陷时期北京文坛的人物和报刊，而且熟悉上海的；两地的重要文学期刊杂志，寒舍均有存藏。梅娘领取“大东亚文学赏”及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照片，即由我首次披露。这些期刊杂志足以作为物证，揭穿梅娘围绕“南玲北梅”的一系列谎话。
三、我熟悉张爱玲在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学创作。张爱玲对“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邀请，答以“谨辞”，这种风骨，梅娘有一丝一毫吗？还好意思和张爱玲并称么？
关于第三点，不妨多展开一些；这些是张泉不知道，或故意无视的。梅娘如此热衷于“南玲北梅”，张泉如此热衷于为梅娘圆谎，你俩至少要了解一点儿“南玲”的品性吧。张爱玲在1946年11月上海山河图书公司出版《传奇》增订本时，曾写有《有几句话同读者说》：
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
恰恰是这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梅娘却作为北京代表参加了，而且还领取了“大东亚文学赏”。这些历史时刻，均巨细靡遗地记录在1944年12月的《杂志》第十四卷第三号上。寒舍存藏有两套《杂志》，张泉要借去看看吗？同时我替梅娘可惜，如果“南玲”不“谨辞”的话，您和张爱玲就能在南京会上见上一面，那么不论您四十多年后（1987年）怎么忽悠，我也绝不会纠缠不休，张泉也不必“缝缝补补”地忙乎不停。可惜呀，在大是大非上，张爱玲比您拎得清。
我写过三篇关于“南玲北梅”的小考证，说实话，倒不是跟梅娘过不去，而是冲着学者们去的：某些现代文学学者，怎么会如此轻易地相信了梅娘自编自演的这场“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未发生过如此破绽百出的骗局，给它挂上“欺世盗名”的牌子，恐怕也很恰当吧。
1990年代，张爱玲再度名声大噪，而梅娘却早已文名不彰。作为1940年代北方名作家的梅娘，大概是心有不甘，才出此下策，这也属情有可原，只可怜那些中了圈套的学者们。张爱玲本就对所谓的“南玲北梅”毫不知情，其时又在万里之遥的美国，所以梅娘才敢上演这么一场闹剧。
梅娘伪造“南玲北梅”的证据，其实就在她自己的书《梅娘近作及书简》里。我以前写文章时，参考的就是这本，后来再写却找不到了，只好重新买一本，现在要用，又不知去向，只得再买第三本。重复买同一本书当然是一种浪费，可是这浪费却有意外收获。新买的这第三本有腰封，上面的宣传语令人喷饭：“北方有梅娘，可敌张爱玲。双峰曾并峙，梅香寄晚晴。”“‘南玲北梅’当年誉，‘梅’笔归来如故香。”如此露骨、肉麻的宣扬，以及该书多处掩饰历史问题的态度，曾引起刘琼女士的强烈反感。她发表了题为《从“南玲北梅”说起》（《人民日报》，2006年3月17日），其中这两段真可谓振聋发聩，一针见血——
冷静回顾这次针对作家梅娘的热炒，大众传媒仿佛是集体无意识地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传播原则：对原始事实尤其是当事人口述事件加以核实的求是精神。作为一个作家，回忆得不准确，或者拿一些证据不确凿的民间说法粉饰自己不算新鲜事。关键是，面对“大东亚文学奖”的刻意装扮以及梅娘丈夫柳龙光供职的日伪报纸《武德报》性质的模糊，出版社和媒体的编辑审稿却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把关不严，甚至毫不作为，以至发生重大历史错误。究其原因，无非是浮躁、不专业和急功近利作祟。浮躁使传媒不再下功夫做基本的采访调查。不专业包括两方面，一是编辑业务能力薄弱；一是许多出版社跨行业出书，专业背景不够。急功近利，以揭秘和猎奇迎合市场需求，不问青红皂白地炒作，利用占有的话语权，传播不准确的历史事件，在以讹传讹中渐渐篡改了历史的真相，是视听混淆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因。
刘琼女士的这记重拳，打得梅娘失魂落魄。“记得2006年春天去拜访梅娘时，她情绪低落，拿出一篇文章来告诉我，有人指责她编造谎言，并批评她敷衍模糊了历史原则性问题。‘《人民日报》刊载的署名文章，可是有来头的呀。’她怏然地说，像似要大难临头了。”（大久保明男：《缅怀与梅娘交往的日子》，《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4期）
梅娘托人向一位最早发表文章质疑“南玲北梅”的学者央告别再提这事了。应该说，梅娘害怕了。可是张泉不能害怕，更不能退缩。梅娘是张泉的学术研究对象，梅娘立住了，张泉的北京沦陷区文学研究权威的地位才立得住。理顺了这条利益攸关的逻辑链，就理清了张泉为什么千方百计地为梅娘作证。说穿了，张泉和梅娘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我也是懵懂了多少年，这次才恍然大悟：张泉为什么不直接向当事人梅娘求证“南玲北梅”的“口号”和“说明书”到底是咋回事？何必假装上穷碧落下黄泉、踏破铁鞋无觅处地寻觅“真相”呢？
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对象（尤其是沦陷时期大节有亏的作家）护短的学者，并非张泉一个，但张泉是最过分的一个，甚至是破了底线的一个。
（《文学自由谈》2024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