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端平：求疵比求美更重要

法国文学评论家阿尔贝·蒂博代在《六说文学批评》（又译《批评生理学》）中，把文学评论分为两种：“求美”的评论和“求疵”的评论。这种划分法其实蛮简单，也很粗糙、粗暴，然而却被中国评论界经常引用，并作为指出问题或是“剜烂苹果”的理论依据，同时也被作成“文艺表扬”的借口。其实，鲁迅对评论家的四个要求，已经作出比蒂博代两分法更确切的表述。所谓“求美”：无疑是表扬好的，在没有好的时，发现并表扬较好的。所谓“求疵”，无疑是发现并批评不好的，如果还没有“穿心烂”，就剜掉烂了的部分（剜烂苹果）。现在很多评论家喜欢将简单的事情说得复杂，以便显示他们的功夫；而鲁迅，将复杂的事情说得简单，通俗易懂。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某AI生成的“剜烂苹果”图片

“求美”的评论主要是写给读者看的，帮助读者尽快找到好的读本（减少阅读风险和成本），深入理解作品的内容和好处（防止误解）。如果“求美”的评论变成了为作者装裱和PS、美化或歌功颂德，就是舍本求末、误入歧途。“求疵”的评论，有评论家认为主要针对作者（使其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以便改进），其实不然，它是同时针对作者和读者，似乎对读者的作用大一些（防止误读和消除坏影响）。要通过指出问题改变一个作者很难，因为需要其自身意识到问题，并有改进的意愿。但要改变读者相对容易得多，这世界上似乎没有蠢到迷信作者、作品而以丑为美的读者——某些吹鼓手例外，他们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读者，而是没有立场的评论者。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说人家好话容易，谈人家毛病难。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求疵”的评论比“求美”的评论更显重要、更显需要。刘川鄂认为“求疵”的评论是“向名家开刀”：在何满子、袁良骏、李建军、王彬彬、吴俊、王兆胜、赵勇、王春林等评论家的评论实践中，较为成功地运用了向名家开刀的评论策略；针对当前一些小说反映出部分作家（尤其是名家）的低级趣味、混乱道德、良知失位等人格缺陷，作了坚定而集中的批评，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较多的肯定。批评名家有三个方面：就是批评由他们所代表的种种不良的文学倾向，批评由他们所代表的种种不良的文化现象，同时也是对大众审美趣味的挑战。“在借媒体发言或被媒体‘再生产’后，为交流表达的有效性起见，在篇名的设计上，在行文风格上，淡化了‘学术性’，加强了生动性，加强了批评的锋芒，但内在的学理支撑仍在。我认为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正常现象，是在文学边缘化、文学传媒化时代的批评策略。”“所谓‘酷评’，就是‘求疵’的批评。当然也有某些‘酷评’是不负责任地乱评。故弄玄虚、颐指气使、用语夸张、故作惊人，以达到出名、出风头，泄私愤，搅乱批评秩序等目的。但被斥为‘酷评’的大都属于严肃的批评，是批评家基于良知、基于学理，对批评对象的客观评价，当然有时也可能是严厉的。”（刘川鄂：《新世纪文学批评的新策略——批评名家的理由》，2005年第6期《甘肃社会科学》）刘川鄂的这篇文章发表很多年了，预见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至今尚未解决。

在对名家“求疵”时，“剜烂苹果”的评论家遭受的反批评异常激烈，受到的压力也特别大。以唐小林批评贾平凹、贾浅浅为例，反批评主要来自两个阵营。首先，体制内权威的反制，因为权威能够调动体制内资源，站在一个权威的平台上，所以显得力量特别巨大、影响也特别深远。如唐小林在《文学报》上发表了批评贾平凹的评论文章后，程永新声称“再也不读《文学报》”。这对“剜烂苹果”之类评论家的伤害极大，以致评论家每剜一个“烂苹果”，都有点朝不保夕的感觉（担心被一些纯文学报纸杂志联合起来“封杀”）。其次，对名家的“求疵”评论的不当反批评更多来自被批评者自己的阵营，如为贾浅浅辩护的“丰阳玢子”所代表的“商洛作家圈”，他们在网络上以人身攻击的方式围攻唐小林，想想都觉得毛骨悚然。另外，那些被“求疵”的评论击中过，以声援被评论者的方式进行反击者，也可以临时划入贾氏的阵营，如臧棣以极其不具学者风范的言词对唐小林进行反击，被认为是报被批评过的一箭之仇。

在当下，求疵的评论比求美的评论显得更重要。这不是说求疵的评论总体比求美的评论写得好，而是当下文艺评论的生态更需要求疵的评论，或者说，是时代在呼唤。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文艺评论生态并不值得恭维。某些所谓主流文艺评论家丧失评论精神而成为表扬家、总结家或广告工作者。真正的评论特别是尖锐的争鸣，往往不容于所谓“主流”，并被粗暴的语言横扫。所谓“主流”评论很容易走极端——曾几何时，因为政治的影响，意识形态评论独步舞台，“革命”几乎成为唯一关键词；在这种语境里，批判性意见被绞杀，某些评论甚至违背了文艺规律，阻碍了文学健康发展。而后，学院派引进西方评论理论和方法，但许多所谓的专家未经消化即全盘西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评论存在明显的重理论轻文本的倾向。其后果是文艺评论基本一个模式，批量生产甚至沦为评职称、评奖的工具。滑稽的是，长期以来，体制内评论习惯于以众声喧哗方式来确定评论的正当与否，有时也按声音（权势）大小来判定，就好像以啦啦队的规模或主办方的意愿来决定绿茵场上的胜负。因为话语权被垄断，真正的评论很难突破重重阻碍而有所成长。我们应该有肚量容纳评论意见，认识到皆大欢喜、一团和气对文艺创作并无裨益，甚至有害。纵观中国文学史，几乎每个文化繁荣的时期都是百家争鸣。真理越辩越明，文艺越批越有活力，评论要成为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德国启蒙运动时期剧作家、美学家、文艺评论家莱辛在《汉堡剧评》中坦承，他较晚的作品中那些可取之处完全是通过评论得来的，他从评论中得到了一些类似天才的东西。（见莱辛著、杨业治译：《〈汉堡剧评〉选译》，1961年第10期《世界文学》）可以肯定的是，莱辛所称的评论绝对不是掌声和喝彩，不是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是红包能够买来的。

莱辛著《汉堡剧评》

真正的评论往往被当成偏见，这种“偏见”应该来得多一点，来得更猛烈一些。其实评论家喜欢谁不喜欢谁，与其说心中有杆秤，不如说存在这种所谓“偏见”，美国中国文学研究家刘若愚甚至称：“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真正的评论不是见谁红就灭谁，或者拿着棍子乱舞一通，而是不媚俗、不唯上、不趋时。鲁迅总立于风口浪尖，使用评论武器与“正统”战斗不已，因而受到强烈的反批评。能够在评论史上留下一笔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勃兰兑斯等无不如此。自古以来，几乎所有批评界的大师都不是掌声塑造出来的，相反，他们往往得益于持有“偏见”，并被各种“偏见”砥砺。而那些受到普遍欢迎、四平八稳的评论家、表扬家们，往往朽于当世。历史是个勤奋的清洁工，每时每刻都在忙着将鞭炮炸裂后的碎屑扫进垃圾桶。那么评论是否也有标准或者底线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要符合评论伦理，最直观的标准是要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即不违背真诚和真相。建国以来我国出版过多部现代小说史，但大都会在文学史上昙花一现，因为没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也欠缺客观公正的评价，甚至成为政治的传声筒。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于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可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受到重视，该著并非无可挑剔，但有两个明显的贡献或优点：一是发掘了几乎被大陆学界湮没的张爱玲等作家，二是虽然作者对大陆主流作家存在“偏见”，但“偏见”丝毫不影响他对现代作家的评价，他充分肯定了鲁迅的经典地位，同样也没有抹杀其他左翼作家，如茅盾、丁玲、萧军、沙汀、艾芜、欧阳山、周立波等的成就。“偏见”产出的是真诚的善意的锐利的评论，起到鲁迅倡导的“剜烂苹果”的作用，体现文艺评论的丰富性和伟大价值。

2014年，中国文艺评论界发生了许多大事。5月初，中宣部在北京举办200余人参加的全国文艺评论工作培训班；5月30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六次提到鲁迅，高度认可并强调要“剜烂苹果”：“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作家艺术家要敢于面对批评自己作品短处的批评家，以敬重之心待之，乐于接受批评。”

剜烂苹果，是鲁迅《关于翻译（下）》（最初发表于1933年9月14日《申报·自由谈》）中的一个比喻。据何立波《毛泽东与鲁迅神交往事》（2007年第5期《党史纵览》）记载，在1975年8月的一天，毛泽东曾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读《鲁迅全集》中的《关于翻译（下）》一文。当工作人员读到鲁迅用“剜烂苹果”的比喻，主张正确批评，反对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时，毛泽东非常高兴，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

鲁迅先生

“剜烂苹果”在当下非常重要，许子东认为：“现在中国，有名作家名艺术家间的严肃批评吗？有不同文艺流派风格的论争吗？我觉得，这种文艺批评的空白寂静是一百年来中国文坛所没有的。这跟我们文艺创作至少在数量上的空前繁荣形成非常强烈的对照。所以我觉得习主席讲了很多方面，但是为什么这个剜烂苹果的比喻大家特别有共鸣，因为大家可能都觉得批评的缺失。”（许子东、于一爽：《复兴文艺先要敢于批评》，2014年10月20日第97期凤凰网“洞见”）长期以来，我们有太多的文艺“烂苹果”，但评论家缺位，没有将部分烂处剜掉，也没有将“穿心烂”的拿出“筐”。在《为翻译辩护》（1933年8月20日《自由谈》）一文中，鲁迅写道：“所希望于批评家的，实在有三点：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在《关于翻译（下）》一文中，他又指出评论界对翻译作品的评论方法简单粗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他认为：“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于是，他“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综合两篇文章，鲁迅希望评论家做四件事：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在没有好的可以奖励时）奖励较好的、剜掉苹果烂的部分（使之可以吃）。

不管是哪一类评论家，都应自觉履行鲁迅所说的四个职责。可是，某些体制内评论家最乐于做、做得最多的是：“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如果只顾着奖励好的和较好的，甚至也奖励不好的，而放弃另两类职责，那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批评的：“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批评了八种文艺怪象，那是句句到肉、针针见血。第一种，有数量缺质量：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第二种，低俗泛滥：把作品当“摇钱树”、当“摇头丸”；第三种，浮躁之风：不能及时兑换成人民币，不值得，也不划算；第四种，作风漂浮：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下基层；第五种，价值观缺失：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第六种，崇洋媚外：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第七种，钻进钱眼：成为市场的奴隶，沾满了铜臭气；第八种，吹捧奉承：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这八种怪象中，第八种为文艺评论专有，红包即是腐败，“红包厚度=评论高度”，这是很恐怖的一个等式。但前七种怪象，文艺评论也或多或少都存在。随着中国反腐不断进入深水区，文艺界反腐一定会持续加大力度。文艺评论反腐不仅要落实到打击违法犯罪、惩治违纪违规层面，还要挺进“灰色”地带，清理、改良学术环境和资源，清查学术上的腐败。据耳闻：中国大陆有数百家大学学报，很多是同行都不看的，因为里面的东西没有分量，但在里面发表文章则被认为有分量；在某些文艺报刊上发稿，需要版面费或打点编辑；很多研讨会只是走个过场，车马费吸引许多评论家欣然前往……学术腐败真是不一而足。囿于资源、经验和见识，本文无法对此展开分析，只能呼吁多一些“剜烂苹果”的文艺评论，通过百家争鸣以遏制文艺评论方面的学术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