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读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小说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朋友从陕西师范大学资料室借来了这本书。读后，意犹未尽。彼时，此书尚未在大陆发行，我便复印了全书。
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
《小说史》一经问世，便得到海内外学者、作家的赞赏。支撑这部《小说史》的，是作者渊博的知识、独到的眼光，及其由此对作品细致入微的研究和对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和已出版的诸多文学史相比，夏志清对中国现代小说家和小说的把握到位，见解不俗。这和他的胆识、勇气及对中国文学的热爱分不开。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夏先生的《小说史》对一些作家作品持有偏见。但正如刘若愚先生所说：“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是的，一个批评家，怕的不是有偏见，而是连偏见也没有，以他人的见解为自己见解的依据，以他人的思想为自己的思想基石，人云亦云；或者即使有偏见，也不敢吱声，只看当权者眼色行事，只写遵命文章。
那些学者所说的“偏见”，说透了，是指夏氏对左翼作家的评价带有偏见，以及其对沈从文和张爱玲等作家作品的“偏爱”。
在《小说史》中，夏氏对赵树理的《三里湾》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对《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也不看好。其理由是，作者以宣传政策而构架小说，基调是错的，人物虚假，情感虚假，其所谓农民语言粗糙、低俗。夏氏认为赵的小说，大都在艺术上无可圈可点之处。然而，夏志清并没有抹杀左翼作家的成绩，没有低估左翼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他对茅盾、丁玲、萧军、沙丁、周立波、杨朔、路翎等小说家与小说进行了讨论，并对茅盾、巴金等作家进行了专章论述。
在《小说史》中，夏氏以小说主体论和本体论来衡量小说家的小说，将每个小说家作品的主旨所向和艺术贡献以及缺陷等各方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研究成果，无疑确立了小说家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夏志清阅读研究了鲁迅的全部小说，得出的结论是：“鲁迅是中国最早用西式新体写小说的人，也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现代中国作家。”他认为：“鲁迅在一九一八年发表的《狂人日记》，纯熟地运用了西方小说的技巧，与中国传统的说故事方法完全两样，因此可以称为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始祖。”同时，他对鲁迅也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故事新编》的浅薄与零乱，显示出一个杰出的（虽然路子狭小的）小说家可悲的没落。”“作为一个世事的讽刺批评家，鲁迅自己并不能避免他那个时代的感情偏见。”
插图本《狂人日记》
夏志清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了茅盾及巴金的小说。他认为：茅盾的“《腐蚀》是一本写得很糟的书，风格不统一”，日记的形式也处理不当；“就以讽刺而言，茅盾在《子夜》中的表现可说是完全失败的，因为他对书中资产阶级所表现的轻蔑态度，给人轻飘飘的感觉，看不出一点由衷的憎恨”。但对于茅盾在中国小说史中的地位，夏志清并不置疑，他认为，茅盾“无疑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共产作家，与同期任何名家相比，毫不逊色”。对于巴金的小说，夏志清也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在肯定巴金的同时，他认为：“巴金是一个具有强烈的道德感——甚至可以说是宗教狂热——的人，自称他对于理想的服务，胜过艺术。”他认为：“爱情三部曲显示了巴金是一个书呆子作家，他笼统描绘了一个有着爱情和革命却缺乏真实感的世界。”夏先生对巴金的《寒夜》评价很高：“《寒夜》是牢牢根植于日常生活的创作。……凭着这一小说，巴金成为一个极出色的心理写实派小说家……”
中外小说史告诉我们，当世走红的作家，未必就是经典作家，当世被捧得很高的作品，未必就是经典作品。被当代主流不接受的作家和作品，未必就没有价值。沈从文、张爱玲就是一度被屏蔽了几十年的作家。夏志清将其“打捞”了出来。
夏氏在阅读、研究了沈从文的小说后，所得结论是：“他对古旧中国之信仰，态度之虔诚，在他同期作家中，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纵观其小说文本，……他的作品显露着一种信念，那就是，除非我们保持着一些对人生的虔诚的态度和信仰，否则中国人——或推而广之，全人类——都会逐渐变得野蛮起来。”可以说，沈从文的小说是旧中国的牧歌，他坚守并张扬着传统中恬静、平和、单纯且美好的那一部分。他自称是“乡下人”。他创作的倚靠点是“乡下”，是湘西农村。他笔下的农民、船夫、商人、妓女……其各色人等简单、纯真、粗鄙的生活，是当时社会境况的反映。夏志清认为：“他认为人类若要追求更高的美德，非得保留如动物一样的原始纯良天性不可。他觉得，一个人即使没有高度的智慧与感受能力，照样可以求得天生的快乐和不自觉地得来的智慧。”
沈从文在中国文学上的重要性，是对当下人性缺陷的揭示，是对人类精神价值的肯定。他塑造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流动的、鲜活的，呈现的是人之本真的赤裸裸的灵魂。他不像鲁迅那样尖刻辛辣，他用温和的笔调表述了对人的理解、同情、怜惜和无奈。他从三三、柏子、翠翠等小人物的生活中，触摸到了旧社会的底蕴。即使偷鸡摸狗、调情通奸、狂饮滥赌这些看似丑陋的事情，他也用美的形态表达出来。他知道，文化形态是根深蒂固的，鞭挞不是对付丑陋的唯一武器。美的事物不只是春花秋月、高山流水，而应是睁眼即可见的。而且，一些美的事物往往藏于丑陋之中，关键在于你的发现和表现。
根据沈从文小说《边城》改编的同名电影之宣传海报
沈从文是一个文体大家。他创造了独特的叙述方式和句式。他很贴切地用欧美小说技法来表述“乡下人”的生活。夏氏称：“他能不着痕迹，轻轻的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画出来。他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
对于张爱玲，夏志清在《小说史》中写道：“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个案”。她有和别人不一样的生存状况，不一样的人生教育，不一样的艺术熏陶。这种种不一样的生存状态，使她积累了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因此，她对小说的理解和创作也是张爱玲式的“不一样”。如夏志清所概括的那样：“她的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张爱玲给任何情感都能在日常事物中找到贴切的意象或象征，比如月亮，在其笔下是：“寒冷的、光明的、朦胧的、同情的、伤感的，或者仁慈而带着冷笑的月亮。”这月亮，是烙印着张爱玲式情感的月亮。这就是张爱玲的“不一样”。
张爱玲在中短篇小说中创造的艺术景观，独树一帜。她的《倾城之恋》《金锁记》等篇章，影响了后世几代作家。夏志清称张爱玲的《金锁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金锁记》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极其深刻。张爱玲对当时国人的心态把握，十分到位。可以说，她摸透了中国人的脾气。自秦始皇确立专制制度以来，虽经过多次改朝换代，国人的生活观念、风俗习惯却没有多大变化。而且，这种文化渗透、文化影响始终左右着国人的心理。张爱玲把握住了旧中国文化的劣根之基——专制，她把国人的心理状态放到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来展现，自然妥帖，却又触目惊心。夏志清对张爱玲的小说看透了。夏氏说：“人的灵魂通常都是给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的，把支撑拿走之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张爱玲的题材。”《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给我们的答案是：如此一来，人的道德坍塌了，人的面目狰狞了，人心变得黑暗了。曹七巧就是烙印着旧中国专制思想的一个典型人物。她因得不到爱情，欲望得不到满足，进而绝望，乃至刻薄、恶毒，连女儿也成为其施暴对象。从女儿上学起，她就不断羞辱她。女儿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对象，她却对来见女儿的对象说，女儿在楼上，“再抽两筒就下来了”。她的一句话，断送了女儿的幸福。对于曹七巧来说，“这牺牲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张爱玲把这种‘道德上的恐怖’加以充分地描写。”张爱玲写活了曹七巧，写出了一个变态社会的变态人心。
作家张爱玲
张爱玲既汲取了中国古典小说的长处，又充分运用了欧美印象派作家的技法。她既能抓住事物的细微之处进行放大，把四两拨千斤的细节固定在纸上，又不放过任何一个意象，在意象流动中，展示人的情感与心理。其飘逸而冷峻的语言，她独特又不失确切的比喻及其叙述方式，形成了她特有的文本。
夏氏的《小说史》对作家作品的研究、评价，其参照系，既有纵向的中国古典小说，又有横向的欧美现代小说，其结论是相对客观公正的。但是，夏氏对一些作家的探讨不深入或忽略，不能不说是这部《小说史》的瑕疵。比如，路翎二十多岁就写出了《财主底儿女们》。在这部抗战题材的小说中，虽不见刀光剑影，路翎却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物洞察的能力。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路翎应该占有一定位置的。施蛰存的小说作品虽数量不多，可其短篇小说《石秀》《将军底头》等，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先锋”文本，他用荒诞的眼光观察世界，塑造人物，寓意深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女作家萧红是有别于其他女作家的“另类”，其《生死场》《呼兰河传》都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她在现代文学史中也应有一席之地。
（《文学自由谈》2024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