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富强：在大塔儿巷，寻访“雨巷”

诗人戴望舒家的老宅，在杭州大塔儿巷11号。这是一排平房，白墙黑瓦，光照不是很好，可以想象，主人的家境也一般。

据说，大塔儿巷名字的来历，跟毗邻的觉苑寺有关。当时，寺内有城心塔（位居城市中心之意），巷也由此得名。事实上，这里的确地处杭州城中心。不过，现在已经找不到城心塔，只留下一条觉苑寺巷。沿着觉苑寺巷往里走，可见一幢民宅，作为杭州市不可移动文物古迹被保护下来。巷子的尽头，是解放路，有一座基督教堂思澄堂，立在市中心，十分显眼，保护得也很好，

戴望舒出生在大塔儿巷，在杭州读完小学和中学，然后去了上海读大学。在去上海前，戴望舒已经公开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债》，并且与张天翼、施蛰存、叶秋源、李伊凉及马天骚等在杭州成立了兰社。张天翼和施蛰存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可见戴望舒虽年少，也已是“谈笑皆鸿儒”。特别是到上海后，他师从田汉，与施蛰存、杜衡等人创办《璎珞》旬刊，他的文学才华进一步显露。

在《璎珞》创办的第二年，即1927年，戴望舒创作并在次年发表了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诗歌《雨巷》。有一种普遍的说法，《雨巷》是戴望舒为恋人施绛年所写，但也有诗评家认为，它是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象征主义的朦胧诗，是大革命遭受挫折，诗人感到痛苦、彷徨，而又一时看不到前途、找不到出路的苦闷情绪的反映，象征了一代青年彷徨苦闷的心路历程。

这个评价，比较切合诗人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但是，说它是为施绛年所写，似乎更符合人们的期待。才子佳人，雨中的小巷，愁怨的意境，都是那个年代给予读者美好而略显忧伤的感受。事实上，施绛年在戴望舒的感情生活中，的确占有非常重要的一页。

有一种说法，因为施不接受戴的求爱，戴以跳楼相威胁，迫使施不得不同意与戴订婚。但她提出一个要求，要他出国留学，学成归国，有一份收入稳定的职业后再结婚。戴望舒接受了这个有些苛刻的要求。戴望舒乘坐邮轮抵达法国后，先后入读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35年春，戴望舒居然被里昂中法大学开除。开除的原因，一说是他一年多既不上课，也不按时交作业，连年终考试也不参加；另有一说是，戴望舒在西班牙旅游期间，参加反法西斯游行，法国警方通知中法大学，这个学生不能再留在法国。这两种说法，现在已无从考证，但从戴望舒的个人感情生活和他后来选择的道路来看，似乎都有可能。

戴望舒在法国期间，并不知道施绛年已另有所爱。他给她写了一封又一封炽热的情书，而她对这些信件已是冷处理了。（有说是她几乎不看他的信，又有一说是，戴收到的回信，有不少是她哥哥施蛰存写的。）戴望舒回国时，等待他的，并不是未婚妻温暖的拥抱，而是决绝的分离。戴望舒一气之下，当着众人的面，扇了施绛年一耳光；这一耳光，等于彻底撕碎了诗人心中最后一丝希望。戴望舒登报解除与施绛年的婚约后，施绛年也开始了自己选择的婚姻与人生。

对于戴、施之间这段没有结果的婚恋，我倒是觉得有可取之处，或者说，是利大于弊。从两人的交往看，戴望舒是真心爱好友的这个妹妹的，但她却只把他当作一个兄长，哥哥的一个朋友。以戴望舒的脾气，施绛年嫁给他，未必会幸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雨巷》的创作，如果与施绛年有些关联，也算是这段恋情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派象征主义诗歌的贡献。

婚约的解除，对诗人显然是一个重大打击。据说，戴望舒为此操木棍暴打多条野狗，以此发泄内心的激愤。这时，戴望舒的好友、小说家穆时英想把他从伤痛中拉回生活正轨。有一天闲聊时，穆时英说：“你不要灰心，施蛰存的妹妹算什么，我妹妹不比她漂亮？我给你搭搭桥。”经过大哥的介绍，穆小妹认识了这位有才气的诗人。戴望舒第一眼看到穆丽娟时，仿佛见到了自己笔下《雨巷》中那个像丁香一样风清露愁的姑娘。丽娟的古典俊美，让他忘却了施绛年带给她的苦痛。1935年冬，戴望舒委托杜衡向穆丽娟的母亲提亲。1936年6月，两人在上海新亚饭店举行婚礼，19岁的穆丽娟嫁给了比自己大13岁的戴望舒；青年诗人徐迟担任傧相。二人婚后育有一女戴咏素，小名朵朵。

然而，戴望舒的性格，再一次把自己的婚姻推向了悬崖。

1940年6月，穆时英在上海被刺身亡。由于政见不同，戴望舒不许穆丽娟回沪奔丧。同年，他又扣下了穆丽娟母亲的报丧电报。当不明情况的穆丽娟身着大红旗袍会见友人叶灵风之妻赵克臻，被笑说在热孝中还穿大红时，她才得知了母亲去世的噩耗。她再也不能忍受这个男人对他的欺骗。她当掉了母亲留给她的翡翠胸针，买了船票，带着女儿毅然决然地从香港回到上海。

这一年的冬天，性格脆弱又敏感的戴望舒在苦求穆丽娟无果后，写下了留给妻子的绝命书，服毒自杀，但被朋友所救。收到信后，穆丽娟通过律师办理了半年分居，以观后效；女儿则交给戴望舒抚养。戴望舒先后寄出两本日记和婚后无数张充满亲情的照片制成的相册，并附信：“丽娟，请你想到我和朵朵在等待你，不要忘记我们。”但穆丽娟始终没有回复。无奈与绝望之下，戴望舒终于在1943年1月寄出了离婚契约。

戴望舒最后一段婚姻是在1942年开始的。当时，戴望舒与同在香港大同图书印务局的抄写员杨静相识，并很快进入热恋。但21岁的年龄差，也为这段婚姻埋下隐患。婚后不久，两人便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常常因生活上的琐事吵架。1948年末，杨静爱上了一位姓蔡的青年，并向戴望舒提出离婚。尽管戴望舒做出了种种努力希望挽回，然而杨静心意已决。戴望舒只得一直不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无奈之下，杨静与蔡姓青年相偕出走。次年早春，戴、杨离婚。

1950年2月28日，戴望舒在北京病逝，享年45岁。他被安葬于北京西山脚下的万安公墓，墓碑上有茅盾亲笔书写的“诗人戴望舒之墓”。

有意思的是，在法国里昂大学校园内，有一块戴望舒纪念碑牌。碑牌位于一丛丁香花旁，牌上用中文写着：纪念中国诗人戴望舒里昂中法大学学生。1932年至1934年，戴望舒在此学习和生活，但也因为不可言说的原因被校方开除。

我无数次经过杭州解放路，也无数次看见那个基督教堂，但从未停下脚步，去教堂边上的觉苑寺巷走走。穿过这条小巷，可以抵达大小塔儿巷。戴望舒因为这两条小巷和一个他热恋的女子，写下《雨巷》，而成为名扬天下的“雨巷诗人”。

终于，在一个酷热初秋，我去了大塔儿巷，希望能在那儿找见戴望舒生活写作留下的痕迹。

然而，我第一眼所见的大塔儿巷，肯定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它已经不是巷子了，而是一条宽度十米开外的街道。大塔儿巷全长约二百多米，路两侧除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的民宅，也建起两座现代化大楼，其中一幢是杭州退休职工大学，另一幢是一所知名幼儿园。在皮市巷入口处，有一个反映市井生活的雕塑，背景是一张杭州市井生活的老照片，四口水井似乎是原来就有，雕塑中的一男子正从井中打水，另有一位妇女在盆中搓洗衣服，一男孩则提着水桶给妈妈递水。从画面看，是三口之家，温馨而富有生活气息。正对着雕塑的，就是大塔儿巷。

我沿着巷子往前找，找到了10号、13号、15号，但就是没有11号。13号边上是一个冷库。我问一位正在搬运矿泉水的年轻人，你家边上是13号，你这间门面是不是就是11号？年轻人说，不是，我家是6号。我有些纳闷：13号怎么一下跳到了6号？理论上，门牌编号是分单双号的。我跑到巷子对面，找到了9号和10号，这才发现，这儿的编号似乎是不分单双的。

我又走到15号。这里是杭州退休干部职工大学，我问保安，11号是哪儿呢？他一脸茫然地看着我：我们这里是15号，11号应该就在边上。询问无果。我不死心，走到18号。这是一幢民宅，单元楼下有三位大妈在聊天，我觉得她们是本地人，且在此地生活了很久，应该知道11号在哪。结果，大妈们也是一脸茫然地看着我，接连反问：11号？11 号？其中一位大妈指着身旁的楼说，我们这里是18号。又指着对面的退休干部职工大学说，那里是15号，你再找找？

我又折回10号，那是一幢幼儿园。我来来回回行走询问，引起一位中年男子的注意。他一开口，就是纯正的杭州本地话，显然是土著。他主动问，你要找几号？我说11号。他指着幼儿园，11号应该就在这里，但那些老宅都拆了。我知道老宅拆了，但门牌号怎么也不见了呢？他也有些迷惑，重复我的话，是啊，老宅拆了，门牌号应该保留啊。我谢过中年男子，拐进小塔儿巷。这条巷子，比大塔儿巷要窄一些，有点从前的味道。不过，真正让我觉得像“雨巷”的，是觉苑寺巷。从小塔儿巷行百米左右，与小塔儿巷成丁字形的一条小巷，就是觉苑寺巷。

从我在现场看到的三条小巷来看，大小塔儿巷已经没有戴望舒写《雨巷》时的原貌，而觉苑寺巷更像是戴望舒笔下的雨巷。我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觉苑寺巷比大小塔儿巷都要狭窄，顶多两米左右；没有经过大规模整修，人间烟火气很重。一些人家，在窗台上种着盆载，有绿色植物悬垂下来；也有一些人家，在巷子两头，搭一根竹竿，衣物就挂在竹竿上，行人一抬头，就可见头顶是谁家的衣裤，有的刚晾晒出去，水滴答滴答往下掉，躲闪不及，就淋了一身的水。我想象在有雨的夜色里，灯光从住家的门缝、窗子里透出来，映照在湿滑的小巷地面上，一个撑着纸伞的年轻女子，走在这条巷子里的感觉，就是重现戴望舒的《雨巷》。

从小塔儿巷入觉苑寺巷，右侧是一幢民宅，门前的石碑说明它是不可移动文物。民宅对面，是一面白色的诗墙，大约有五六十米长，墙上的一部分，题刻着戴望舒的《雨巷》全文。在诗的结尾处，有一个抽象的撑着雨伞的年轻女子雕像，寥寥几笔，勾勒出诗人笔下那个丁香一般的江南女子。让人不免想起诗中的开头几句：

我在觉苑寺巷的诗墙前走了两个来回，然后朝前，拐了四个弯，就出巷了，那儿是车水马龙的主干道——解放路。从幽静的巷子里，一下进入喧嚣的大街，有静喧两重天之感。我折回觉苑寺巷，回到诗墙那儿，发现有一对年逾七旬的老夫妻在拍照。那位夫人穿着旗袍，撑着一把纸伞，正在民宅前作开门状，然后又在小巷里缓缓走动。老先生手持相机，随着女主身体的移动，不停地调整角度。我本想偷拍一张，但最后还是犹豫了。我觉得，打扰这对老年夫妻，似乎有些不厚道。显然，他们读过并喜欢《雨巷》；看得出来，他们也是经过多番寻访，才找到这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用诗歌和纸伞重温他们的青春。

走出大塔儿巷，突然有一束光照进我心里。那个消失的“大塔儿巷11号”门牌，会不会被雪藏？会不会是有人故意设置的悬念？在适当时候，他们将重建戴家老宅，然后，在墙上嵌入这个独一无二的门牌号，重现“雨巷”的时光……

我在微信发了个圈。意想不到的是，马上有一位钱姓同事给我私信。她说，这里是她出生、求学、长大的地方。我一时惊喜不已，让她问问钱家前辈，对戴家老宅还有没有印象。她问了，她大姑说，大塔儿巷变化太大了，变得陌生了。在同事大姑的记忆里，当年，这里是三尺窄的青石板路老巷。依稀记得，巷子细细而且弯弯曲曲，巷口望不见巷尾，显得悠长又寂静！那时，戴家住的是11号，而钱家住14号，钱家和戴家是隔壁邻居。只知道住在墙门里面的一家人，好像是开药店的，那个药店的女主人，她们都叫她阿庆嫂的奶奶。同事大姑说的那个开药店的，未必是戴家，极有可能房子已经易人，而那个阿庆嫂的奶奶，也跟戴家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同事大姑关于戴家老宅的回忆，是准确的，也就是说，在没有拆除那片旧房之前，戴家老宅子一直是存在的。

我不禁叹息，戴家老宅没有留存下来，是一个不可弥补的遗憾。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可圈可点的实证，就这样被人为拆没了。

我的这位同事在微信里告诉我，她在这里有太多的记忆。她说：“老钱家最早住在大塔儿巷，后来搬到了官巷口，最早的景阳观酱菜店楼上，我在那里生活到5岁。后来爷爷奶奶搬到了皮市巷，我跟爸爸妈妈住在小营巷。爷爷时任小营巷街道主任，我在那里读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那一片是我长大的地方。”同事所说的小营巷街道，地理范围包括大小塔儿巷、觉苑寺巷和皮市巷。看到我拍的这组照片，一下子勾起她无穷的回忆。她说：“原来，我家和戴望舒家是邻居。”

（《文学自由谈》2024年第3期。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