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文学界嘲笑诗坛“写诗的比读诗的还多”。想不到风水轮流转，同样的命运，转眼就落到了小说家们的头上了：写小说的比读小说的还多！有一位文学杂志主编就曾嘲讽一部获了大奖的四百多万字的小说“只有责任编辑一个人看”。这种现实的荒诞，远远超过了文学的荒诞。普通作家的小说发表难、出版难，而当红作家的小说，发表、出版后，即使使尽了吃奶的力气，到处拉弟兄站台，却依然找不到人来读。曾经牛气冲天的文学名刊和过气作家，就像“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不惜自取其辱，摧眉折腰“傍”网红，想要刷一把可怜的存在感，赚取碎银几两。如此一来，写小说的更觉灰头土脸，再无尊严，糊里糊涂地相信，只有网红主播才是文学的救命稻草，文学的“小命儿”，已牢牢掌握在网络大V的手中——这不是朝文学的脸上吐痰吗？
沦落到如此田地，完全是那些自恋的作家咎由自取。他们曾放肆地宣称：写作时从不考虑读者！而读者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阅读时也不考虑他们，毅然远离了他们的小说。小说家与读者如此对立的怪现象，堪称当代文坛一道独特的景观。本文要谈论的茅奖小说《宝水》（乔叶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则是这道景观中的奇观：它一面受到文坛如潮的吹捧，一面遭到读者同样如潮的讥讽。大家蔑视文坛弟兄的集体点赞，更是根本不买大奖评委们的账——这无异于为当下多如牛毛的平庸小说敲响了丧钟。
是小说还是散文？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小说是这样一个场所，想象力在其中可以像在梦中一样迸发，小说可以摆脱看上去无法逃脱的真实性的枷锁。”“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杂。’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但在那些先于问题并排除问题的简单而快捷的喧嚣中，这一真理越来越让人无法听到。”
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精神”，我们从《宝水》中却丝毫也看不到——实在说，这样一部长达36万字的小说，连基本的骨架都没有，更不要说小说的语言、结构和人物塑造。
《宝水》看起来很有结构和艺术形式，它煞有介事地分出“冬——春”“春——夏”“夏——秋”和“秋——冬”四章，每一章又各含30节，但我们在阅读时，根本就感受不到这种时序的变化，也感受不到时间在这部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这种徒有形式的写作，只不过是一些小说家惯用的花架子。比如，某作家一部长达67万字的“砖头”小说，就是“冬部”“春部”“夏部”“秋部”之后，再来上“冬部”“秋部”——貌似“结构”，实则散沙。至于《宝水》，就是一本农村生活的流水账，是对农村生活喋喋不休、生吞活剥的草率描写。
对于这样“拉胯”的小说，作家周大新却高度赞美说：“这是一部静下心来写成的具有重要分量的长篇小说。这是乔叶的一次精神还乡，是对当下乡村生活的一次全新审视和全面展示。作品几乎涉及到了乡村生活的所有方面，触及到了农人内心的所有角落，思考了乡村社会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这既是乔叶个人创作上的新突进，也是中国当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收获。”这种货不对板的虚夸，丝毫都不能改变《宝水》稀松平常的水平及其“注水猪肉”的性质。
同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同是描写乡村生活，《宝水》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相比，可说是天壤之别。路遥笔下的时代风云，以及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为改变贫穷的命运而百折不挠地奋勇拼搏，生动鲜活，牢牢镌刻在读者的记忆深处。路遥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乡村带头人孙少安，6岁开始干农活，13岁辍学，和父亲一起默默劳作、辛勤耕耘，18岁就被选为双水村的生产队长。之后，脑子灵活的他，带领村民一面种庄稼，一面办砖场，赚了钱，为双水村盖了一所学校。弟弟孙少平非常喜欢读书，通过书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并从此下定决心，一定要去闯世界，最终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路遥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都经过陌生化、文学化的创作。
再看乔叶的小说，人物个个就像纸糊的小人儿，被她随意驱遣。在《宝水》中，每个人物都像是为作者打工的机器人，她要他们干啥，他们就干啥。小说中的故事，都是我们屡见不鲜的、没有生命气息的新闻故事和人物特写，类似某乡村兴办农家乐、建民宿、搞旅游、卖土特产、搞直播带货……《宝水》中那些走马灯式出现的人物，仿佛元宵灯会上的纸人，苍白贫血，毫无生命气息。比如：“秀梅是飒爽的，雪梅是柔婉的，当然还是香梅最出挑。”至于这几个女人究竟怎样飒爽、柔婉和出挑，我们即使耐着性子把数十万字的小说仔细读完，脑袋里仍然是一桶糨糊，根本就搞不清究竟谁是秀梅，谁是雪梅，谁是香梅。《宝水》一路写了数十个人物，但却边写边丢，最终没有一个人物能够真正留在读者的记忆里。
“屎里寻香”的乡村记忆
在《给两部茅奖作品做个“亲子鉴定”》一文中，我曾谈到过《繁花》对《秦腔》的病态模仿。《秦腔》的毛病多如牛毛，比如结构凌乱、故事拉杂、重复写作，以及恋污癖、黄段子成灾等等，却丝毫不妨碍它一路绿灯，获得茅奖，其“创作基因”也为《繁花》所借鉴、传承。
《繁花》并不是《秦腔》“传统”的终结者。有理由相信，乔叶对《秦腔》，可说是心慕手追，亦步亦趋，因为《宝水》中的许多文字，明显是延续了《秦腔》的基因：
混合着麦香的还有一种味道，就是臭。这里的规矩，厕所都在大门口右侧，临着街，许是为了淘粪上田方便。厕所的墙外凹着一小块长方形，那就是粪池。有人家讲究些，在粪池上盖着一块简陋的水泥板，有的砌一堵象征性的矮墙当栏杆，有的只在上面覆盖一层干草。也有的已经把粪淘了出来，就摊在那里，虽然上面或多或少有些干草，却是更臭，臭得我想掩鼻而逃。
写成这样，乔叶还嫌不够恶心读者，于是，就开始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是远离，却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久了，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点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很细的辣……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点香，幽幽的。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点儿香，幽着幽着就深了，甚或接近于酒意的发酵，让我有些微醺。
原来，“屎里寻香”并非“低俗”网络上的“梗”，而是“高雅”文学中的“典”。问题是，除了心理变态，谁会有这样的“恋屎情结”“审臭愉悦”？也许，茅坑里的蛆，会悟出“幸福在屎溺”之道；粪堆旁的狗，能嗅到酱酒般醉人的味道，但那是正常人所能共情的吗？
下面这段，更像是直接从《秦腔》套改过来的：
老俗话说，人爱香，地爱臭，要想种田，屎尿不嫌。要想吃香，就得地脏。说是地脏，其实地香。不怕你笑，但凡肚里有泡屎，我是能憋到地里就到地里，你说我这想头儿是不是可傻？
乔叶的乡村记忆，怎么成了对原始人的凭空想象？这样的小说，与其说是在歌颂乡村、赞美农民，倒不如说是在给农民朋友和乡村经济帮倒忙，甚至是对乡村的妖魔化。如果今日的农村真像乔叶所描写的这样，屎尿弥漫，臭气熏天，哪怕有再多的“农家乐”、再美的油菜花田，游客们恐怕也会捂着鼻子一避了之的。
长期以来，在许多作家的观念里，只要写到农村，就一定离不开“屎尿屁”。很不幸，乔叶也未能免俗。请看《宝水》中的这些文字：
吃红薯屁也多，那些天他们家尽放红薯屁。没种红薯，哪放得出红薯屁。
你咋知道是红薯屁？
又多又臭，那还是不是红薯屁呢？放屁时上头也会打嗝。
唉，又是屎。他现在动不动就会说出屎尿屁之类，还有粗话。这边土话叫“带把儿话”。放屁也不回避，有时突然就会炸出一声来，是微型的惊天动地。最初还有些尴尬且好笑，次数多了便只是惯常。许是被他传染着，我也免不了会放个一两声，也落他嘲笑说，你也放屁？我回他，你这话就是放屁。人吃五谷杂粮谁不放屁，兴你放不兴我放？西施活着也放屁。
中间休息时，我夸她们跳得好，张大包媳妇赧然一笑说，好个屁。张有富媳妇说，你个老东西，接话都接不成。人家青萍夸咱呢，你说好个屁。张大包媳妇说，屁也是好的。咋不好啦？去找徐先儿瞧病，他惯常问的就是放屁了没有。屁就是通嘛。不放屁就不通嘛。就都笑。虽是屁来屁去的，却也就是这个理。
我跟大英说了这事，大英笑道，这是他的做派。他一向是抠屁股嗍指头的，屙颗豆还要涮涮吃哩。
类似的文字，充斥在《宝水》中，似乎是在刻意出农民的洋相，就像一些低劣的相声、小品爱挖苦农民“孤陋寡闻”、嘲笑残障人士有生理缺陷一样。
令人错愕的性怪癖
小说能否写性，是一个早已不需要讨论的话题，但可以写，并不等于可以胡写。英国作家劳伦斯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大尺度的性描写而广为人知，但劳伦斯却公开声明：这是一本“纯正的、健全的”小说。劳伦斯写性，从不以博取读者眼球为目的，而是通过性，深刻地揭露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为女性冲出婚姻的牢笼大声疾呼。在文学作品中，对性描写虽然没有、也没必要有硬性的标准，但作家在描写时，心中应该有严格的审美尺度。劳伦斯说，作家在写作时，决不能“把人的裸体弄得很丑，很下贱，把性活动搞得看上去丑陋、低下、令人作呕”。在他看来，放肆的性描写，无疑是人类文明的灾难：“薄伽丘小说中开诚布公、健康、质朴的性兴奋，是决不可拿来同现代畅销书靠骚动肮脏的小秘密引起的偷偷摸摸的性激动混为一谈的。偷偷地、狡诈地骚动人的想象中的炎症，是当代色情的一个绝招儿，这最下流、最阴险了。就因为它诡秘而狡诈，所以你无法轻易揭穿它。”（劳伦斯《灵与肉的剖白》）
英国作家D. H. 劳伦斯
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许多当红作家喜欢描写裤裆里的那些事。寻常的性描写已不能满足某些读者猎奇、偷窥的心理需求，于是，形形色色的畸形、变态的性描写，就像猛兽冲出栅栏，如同火山爆发一样欲火熊熊。乔叶写性，可谓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且看《宝水》中主人公青萍和老原的一场“床上大戏”：
他猛然爆发出的粗鲁和犷悍虽从未见过，却也并不让我多么意外。仿佛早知他会如此，也本该如此。而我的承受与应和也不遑多让。体液如开闸似的汩汩而出，沛盛润泽。我们如两尾长着手脚的大鱼，奋力交缠，搏命一般。都大汗淋漓，气喘吁吁。
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结束后，他说。
我也是。我说。
本来，这场“床上大戏”写到这里完全可以见好就收。作者无非要告诉读者，在宝水这个美丽乡村，青萍生活得实在是太舒服、太惬意了，不仅每天都能吃到淋过大粪的无公害蔬菜，之前在喧嚣的城市里老是失眠的她，不仅再也不会失眠，还总是睡得非常香，性生活更像神仙一样，人体大战，云里雾里，飘飘欲仙……但乔叶却担心读者的欲火还没有彻底撩拨起来，总觉得还不够刺激，于是，为青萍和老原“加拍”了一场更为刺激的情感“大戏”：
我这个地方，毛也很多。他指指屁股后面，眼神如婴。一瞬间，这眼神甚至和豫新（青萍已故的老公）有了让我恍惚的重合。
你能不能给我剪一剪？以前每次擦屁股都擦不干净。她老是说我不使劲擦，我也从来没想过让她给我剪剪。
那就剪剪呗。多大个事儿。
让他洗干净，撅着，给他剪。还真不太好剪，因为都是蜷着的。便一根根地揪直，剪掉。剪了好一会儿。剪完了，看他撅着的样子好笑，便故意不说。任他撅着。等了一会儿，方才觉出不对劲儿，提起裤子就和我闹起来。
法国作家梅里美说：“我憎恶无用的细节，另外，我认为不必向读者说出他能想象出的一切。”乔叶何以会沉溺于这样令人恶心的无用的细节描写，并且将其写得如此自得其乐、甘之如饴。对那些性变态的人来说，性倒错、性虐待、肛交、乱伦等，都是一种庸常的“幸福”，也是他们生活的常态，难道我们的作家就可以不经筛选、过滤，将这样的丑陋、变态毫发毕现地写进小说吗？这样的描写，对于人们认识当下的乡村，了解今日的农民，究竟有什么帮助？难道这就是周大新所赞美的乔叶的“一次精神还乡”和“对当下乡村生活的一次全新审视和全面展示”？
孔雀再美，也不能将屁眼展示给观众。乔叶是真的不懂文学创作，还是故意要恶心读者？
九奶是人还是神？
《宝水》中的人物，很像是冷冰冰的“AI写作”的作业，没有温度，缺乏情感，也总是让人记不住。乔叶就像一个走马观花的旁观者，急于为她并不了解的宝水村代言，以致只能编一些弱智的乡村故事，来忽悠读者。比如小说中的九奶，就是这样一个胡编乱造的人物。
九奶简直不是人，而更像一个神。她九十多岁的高龄，身体好，心态好，吃饭好，睡觉香，而且特别有智慧，仿佛一部宝水村风土人情的活体百科全书，别人不懂的，她都懂；凡是经九奶说出的话，就是幽默风趣又引人深思的人生哲理。
乔叶写着写着，就把《宝水》写成了一部神魔小说。九奶就像一个满身仙气的活神仙，一张嘴就充满老庄那样的生命智慧：“人在人里，水在水里。活这一辈子，哪能只顾自己。”她虽没上过一天学，却仿佛天生的乡村知识分子，就连村里的大人都喜欢听她说童谣，认为“九奶肚里的童谣不知道有多少，每次说的都不重样”。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她居然能够无师自通地学会接生。九奶如是说：
第一回生孩儿时请了接生婆，我听着听着就记下了，第二回生得急，还没来得及请接生婆孩儿就落了地，我自己拾掇妥当，还烧了一锅水，洗好才上炕歇呢。后来两回也是自己给自己接的生。生孩儿不怵，怵的是孩儿成不了人。唉。
世上最喜人的就是小孩儿。我左思右想，还真说不清咋就在接生这事儿上开了窍。兴许是自己几个孩儿都没成，整日鬼迷心窍琢磨得多了？也兴许是老天爷心疼我太馋孩儿就专意派给了我这差事？反正是打自己不能再生了以后就开始给别人接生，一干就是这几十年。论说第一回也有些怵，腿都打了战，可是看到孩儿的黑头发露在阴门那里，心里头就泛起了一股子热劲儿，就想叫这孩子赶紧来到这世上热闹热闹。是啊，在世上谁都得受罪，可不受罪咋享福哩？
解放后上头叫我去县里学习过两回，一回是教接生，一回是教戴环。教戴环那时候计划生育开始紧了，为这培养的。我原本不想去，谁成个家不想着生儿育女一大堆？拦人家这事，不仁义。后来村干部劝我说，你是野路子出身，再去学学，艺不压身。你学成了，即便不给人家戴环，那不是也会取环？这不也是一样本事？也是能积德行善的。这几句好话一说，改变了我的主意，就去了。总共一星期，我迟到了三天，只学了四天。也没耽误，一学就会。
由此，我不禁想起了另一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蛙》。乔叶小说里的“九奶”，不就是《蛙》中的“姑姑”？所不同的是，九奶不仅能给别人接生，而且自己生孩子就像鸡下蛋，不需别人帮忙，轻松就能搞定。更神奇的是，九奶仅凭一双手，就能打败B超机这样的现代医疗检测设备。村子里的人怀孕，九奶一摸她的肚子，就能准确地判定是男是女：“大英怀鹏程时，去市里医院检查了一遍，都说是闺女，我一摸，说是小子。光辉说，你别哄我。生下了，我叫他看，你看，小鸡娃在那里了。”在《蛙》中，姑姑几乎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宝水》中，九奶却是一个比神更神的存在。现代科技再牛，都不如九奶一双神奇的手，以至经她接生的人，从县领导到村民，无不对她敬之如神、顶礼膜拜。
九奶自己给自己接生的情节，堪称关羽“刮骨疗毒”这类弱智故事的改编版。寻常女人生孩子，都是疼痛难忍；而九奶生孩子，却毫不疼痛，实在是太神奇了。从《蛙》里高密东北乡的姑姑为村民大量接生，到九奶为宝水村人接生，乔叶使用的，竟然是我们早已熟悉的“配方”。《宝水》如此神话九奶，无异于是在宣扬愚昧，抵制科学。弱弱地问一句：九奶既然天生懂医，又拥有那么丰富的生活智慧，她自己的孩子怎么一个都没有活下来？这种自相矛盾的安排，不正是对这位“人造神仙”，也是对作者自己的最大讽刺吗？
机械乏味的“AI写作”
读《宝水》，我常常会想，乔叶的语言为何如此糟糕？小说中的许多段落，仿佛就是人工智能语言大模型生成的（请注意下划线标记部分）：
就都笑。待大英把村里的贫困户捋了一遍后，他松了口气说，咱村这几户算是好的，没有难缠的。
便又都笑。他感叹道，如今还是日子好了，这政策搁以前谁敢想？
就又都笑。大英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线咋忙，咱这针就得咋忙。
一屋子人就都笑。我和老原对视一眼，也只好笑。老太儿这么直愣，可见病糊涂了。
大英对小曹说道，你看你壮个被子，这体面有多大，省上的人都来了。小曹连忙对我拱手，就都笑。
就都笑。不知谁推搡着，大英便不由分说把我拉进来。于是我便傻在那里，看她们三个人蹩手蹩脚地演。
就都笑。反正不让他一直这么打你，不能一直这样。
看到这些模式化、一成不变的语言，恐怕读者也会“就都笑”个不停。文学需要探索创新，写作需要勤学多练。如果不知道怎样写笑而又非写不可，那最好还是去认真读一读《红楼梦》，看看曹雪芹是怎样写笑，并通过这些“笑”，怎样刻画人物，展开故事和推动情节发展的。
如今的文坛，喜欢嘲笑农民、糟蹋农民、讥讽农民，拿农民开涮的作家，恰恰就是这样一些人：祖祖辈辈都是农民，自己早年生活在农村，后来通过写作跳出农门，并在城市里混得如鱼得水，甚至成了当红作家……不瞒你说，茅盾文学奖的得主里，就有多位这样的作家。乔叶作为一个文坛的后起之秀，确乎拥有超越前辈的更加宏大的写作雄心，并勇敢地接过了前辈作家的大旗。以《宝水》在“屎尿体”方面的继承与发展来看，乔叶的小说未来可期，中国小说从此出现一个新的品种也未可知，而更多的文学大奖，也在等着她去拿。
在常人看来，《宝水》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小说。应该说，《宝水》的成功，并不在于文学的成功，而在于世俗意义的成功。它不但打败了许多真正的小说，而且还衍生出一种强大的催眠功能——读《宝水》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帮助患者治愈失眠症。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读者朋友，只要捧着《宝水》，你就不用担心睡不好觉。
读《宝水》的意义还在于，它是一部有认识功能的社会小说。它使我们懂得了什么叫做文学的“贵族群体”，什么是文学的“特供酒”——《宝水》就是一款名副其实的文学“特供酒”，它面向的，压根就不是普通的读者，而是“文学权贵”这个特殊的“消费”群体——新闻媒体只管报喜的特稿记者，研讨会上宝相庄严的专家学者，林林总总文学大奖的无数评委。这就像看巴黎时装秀，那些“奇装异服”是供模特走秀、评委打分的，大牌设计师哪里会在乎你一个每天打着哈欠挤地铁的寻常百姓究竟喜不喜欢。
某AI生成的农村乡野风光图片
（《文学自由谈》2024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