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的《暮色中的起飞——念楼散文选》的“前言”中谦称：“它们恐怕仍难称文学作品，更不是作家们的‘纯文学’，最多只是些还看得过去的文章罢了。……我从学生时期起一直就觉得，在咱们中国的传统上，文章和文学从来便不是全等（请原谅在此处用了个数学名词）的。虽未必最好却是最普及的古文选本《古文观止》，其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和最后一篇《五人墓碑记》便都不是什么‘纯文学’，左丘明和张溥亦从不曾被定位为什么‘（文学）作家’。但谁都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两篇好文章，值得读和值得印行的好文章。”
钟叔河题赠给作者的《暮色中的起飞——念楼散文选》
钟先生这本散文选收入的七十多篇文章，是否属“值得读和值得印行的好文章”，读者自有定论。我这里特将钟先生和我关于“文章学”的一次谈话整理成文，主旨和纲目是钟先生对“前言”中那几句话的发挥，我也将自己的理解和引证的材料作了些补充和续说，读者阅后或可略知他对“文章”与“文学”一贯的观点。
这是春节前约好的题目。甲辰正月初六，钟先生躺在家庭病床上，一面接受中医按摩，一面回答我的提问。他第四次中风后左半身瘫痪，不能下床，每周安排六次按摩、六次理疗、两次针灸。他气色不错，可见健康维持富有成效。他讲话的语速比过去缓慢，显得有些吃力，偶尔还喘气、咳嗽、流涎，但这些都不妨碍九十四岁老人的思想表达。
钟先生说：
中国很多人在观念上认为文章和文学是一回事，其实是两码事。欧洲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宙斯有九个女儿，即九个艺文女神，她们分别掌管着历史、音乐、喜剧、悲剧、舞蹈、抒情诗、赞歌、叙事诗、天文学。欧洲人心目中的文学艺术和个人用于各种社会功能的文章是两码事。但我们往往混为一谈，这就出现了不少我认为是很荒谬的现象。譬如文体分工有所谓的散文、杂文，文学社团分所谓的散文协会、杂文协会，外国文体却似乎没有这种相应的称谓。
中国未必最好但确是最普及的古文选本《古文观止》，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选自左丘明的《左传》，是一篇很好的历史作品。“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谁说没有文学色彩？古希腊的希罗多德有“历史之父”的美誉，他提出历史写作要采取纯粹客观的立场，不夹杂一点个人感情，其代表作《历史》也是很好的文章，但是欧洲人从来不会把他的著作当作文学作品看，文学史也没人去谈论它。而我们却有所不同。《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说：“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就被认定为文学家了。这就是欧洲人和中国人对待文章态度的根本不同，研究文章和文学的理论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就像西医与中医一样。
《古文观止》最后一篇是明朝人张溥的《五人墓碑记》，本来也不是文学作品，它颂扬了苏州平民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是篇墓碑志，它有它自己的社会功能。古人大凡有点社会地位的人都请名家来写墓志铭，我们现在临的字帖好多就是墓志铭。司马光《答刘蒙书》说：“韩退之能为文，其文为天下贵，凡当时王公大人庙碑墓碣，靡不请焉。”韩愈是“谀墓文”的重要推手。这类文体虽“义近于史”，但又不像“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目的是想通过“隐恶扬善”，使死者不留下什么遗憾，生者借此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这类文章不少也有可读性，它除了有它的实际功能之外，还产生美感，有文体之美。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气，文章之气。但欧洲人不会把这种文章看成文学作品。
“盖夫养气者，欲人之才心气定也。”韩愈特别重视“养气”与作文的关系。“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他的《送孟东野序》开门见山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同样讲的气的问题。
曾国藩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晚，他朗诵韩愈文章若有所得：“余昔年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为文章，略得八类之一以副斯志。”他连夜“将此八言各作十六字赞之”，并将其列为一表，在家书中寄给儿子。同治五年十月十四日晚，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文家之有气势，亦犹书家有黄山谷、赵松雪辈，凌空而行，不必尽合于理法，但求气之昌耳，故南宋以后文人好言义理者，气皆不盛。大抵凡事皆宜以气为主，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厌，否则气既衰苶，说理虽精，未有不可厌者。犹之作字者，气不贯注，虽笔笔有法，不足观也。”
如果说“气盛”乃“本之天授”，那么遣词造句“事在人为”成分就居多了。我们古人是讲究做文章，追求语言、文字、文辞的美好的。这样的例子很多。“我思古人，伊郑之侨。”春秋时期那个不毁乡校的子产不仅自己会讲话，而且允许别人讲话——“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孔子的学生各有所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他们都比较注重言辞。
但我们现在的语文水平很低、很差，电视上的字幕许多都言词不通，引用古文时经常出现错误。我们确实应该提高全民的语文水平，提倡各行各业的人都讲究文字、写好文章。
钟先生对“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做过分类统计。他说：
《苏轼全集》中“纯文学”作品连十分之一都不到，绝大部分是他经手办的“公文”。但这就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章，它们还排在全集的前面。苏轼真正属于“纯文学”作品的是那些题跋、短札、游记之类的短文。中国古代的“纯文学”只有诗和韵文，而且韵文里面还有一部分是不属于文学的。好比《诗经》的三个组成部分风、雅、颂，它的“颂”就是庙堂里的典礼仪式上用的东西。我们现在的迎宾曲、军歌、国歌等歌词就属这类。如今不是在提倡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吗？那就首先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文章学”和“文体学”，不要照抄照搬古希腊、古罗马。
我们应该有一门学问叫做“文章学”，但它不是“文学”。中国古代的“文章学”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指导写文章，读书就是要写文章，科举取士后这个作用更加明显了。随着唐宋古文的兴起、晚近文体分类学的独立与发展，“文章学”完全可以成为一门与诗学、词学、曲学、赋学、小说学、戏曲学等相提并论的一门学科。“唐宋八大家”都有过这方面的论述，尤其是韩愈、柳宗元、苏轼。他们的文章都是大文章。譬如韩愈的《进学解》《祭十二郎文》，柳宗元的《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答谢民师书》，都有其社会功能和实用目的，但又能移情动心，吟诵朗读，非某地作协副主席的“纵做鬼，也幸福”之类的“纯文学”所能望其项背。现在一些县及镇的文联、作协会员中似乎没几个写得出好文章的。当然也有写得好的，但他们的好文章恐怕也不是他们的“纯文学”吧。
钟先生这么说，其实是不希望大家都去做“作家”，而是希望人人有自由表达个人思想和观点的文字能力。他说：“我们的教育体制早些年搞过一次改革，就是在中学里面将语文和文学分开，有一套‘文学’课本和一套‘语文’课本，那是对的。叶圣陶很明确地谈过这个观点。但后来又改回去了。”
本文作者与钟叔河先生（左）
语文是小学和中学的主课，学生将来能够成为文学家且靠“文学”吃饭的人，恐怕连万分之一都不到；但是钟先生希望他们都能够写得出好文章，至少能够写得“通”文章。当然，这也许是过高的要求，现实生活中怕很难做到。他问我：“你们报社写得出好文章的编辑记者有几分之一呢？”
钟先生跟别人打交道，总是讲自己没读过多少书，一个连高中都没毕业的人再爱看书能够看多少？可别人总是回答“你们那个时候的高中跟现在不同”。这是个很大的误区。他跟朱正讨论过这个问题：同班同学里面真正能够读懂课文的有几分之一？真正写得通作文的有几分之一？他们两个人的答案都是相同的，前者不到三分之一，后者不到十分之一。人的素质并没有退化，应该说一般知识、百科知识，现在的学生比他们那个时候还懂得多些，但不管什么时候，总有个别人还是可以写好文章，还是会写文章的。即使公文、批示和其他应用文，写好了同样可以传世嘛！
譬如，报纸上发表的新闻、评论都不是文学作品，但写得好的也有文学性，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读。钟先生1949年入职《新湖南报》社之初，读过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教研室选编的《新闻文选》。他说：“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篇，确实写得很好。”钟先生说的两篇新闻，一篇是《中原我军解放南阳》，引经据典，大气磅礴；一篇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巧施空城计，雄文退敌兵。钟先生说：“这都是毛泽东写的，毛泽东会写文章……”
钟先生小时候听母亲念民谣：“平江四姓了不得，余蛮子带兵打外国。李次青、张岳衡，七篇文字钟昌勤。”余虎恩没有文化但不怕死，张岳衡廪生出身，他们和举人李元度（字次青）一样，率领“平江勇”加入湘军序列，与太平军作战累立战功，分别官拜提督、按察使、布政使。钟昌勤，道光三十年三甲第一名进士。清代科举，会试考七篇文章，写得好就中进士。钟先生母亲边唱边勉励他：“钟家是平江的大姓啦，平江出人啦，你也姓钟啦，你要争气啦。”钟先生说：“我一直记得妈妈的这个话。”他满女开玩笑说：“在那时，您老的种子就种下了。”我揣摩，他至少种下了勤读书、勤思考、勤写作、勤改稿的种子。这也可以说是他“文章学”的四梁八柱吧，不知钟先生以为然否？
甲辰春分初稿，农历三月十八改定
（《文学自由谈》2024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