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祥丰站坐上昆明四号线地铁，已是周六上午九点多。我提着沉重的李更的画册，居然享受了专列待遇——这个时间，这趟地铁，这节车厢，就我一人，一书，太夸张了吧？
我提的画册，名叫《中国当代文人画》，李更的。书名有点儿怪怪的，但出书的出版社不怪——人家是正经八百的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呢。李更的画被称作文人画，这个没有问题；问题是书名以大说小，以全概偏。这是什么修辞？有点儿让人费解。当然，因为李更是一个以文为生的当下文人，文人李更为文之余兼而作画，顺理成章他的画就是当代文人画。这样粗略地捋捋，却也说得通。
李更画册《中国当代文人画》
李更的文人画，画了不少的文人。他画现实中的文人，主要集中于鄂粤两地——前者是他出生的衣胞地，后者是他工作的退休地。他画的文人，上述两地之外，也有他认识的五湖四海的人，或者他认识人家而人家未必认识他的人。他想画谁愿画谁，谁也不能设门槛拦住他。正如他写文章喜欢口无遮拦自由散漫，画画的李更，笔走龙蛇，更无边际。
画册中，属于云南的文人，他画了三幅，两人。其中两幅是同一个人即在下，另一人，他画的是晓雪先生。今天我要送画册的对象，正是晓雪老。
从四号线换三号线，加上两头的步行，我用时一小时余。行前电话预约过晓雪先生，快到达前又再次报告了雪老。当我拎着重重的画册走进晓雪居住的院落时，远远地就看见雪老柱杖迎我而来。
一进书房，雪老就迫不及待地展读画册。看到前面有李建纲李更父子的合影，雪老停下了翻动，沉思片刻，动情地说：“是四十多年前了吧，在连云宾馆，云南第四次文代会开幕式主席台上，我见到老朋友建纲。我们算是同龄人，他比我大半岁，今年该满九十了。他是代表湖北、代表徐迟，来表达祝贺的。徐迟是才华横溢的诗人，给云南留下过沿用至今的‘六字真言’：美丽，丰富，神奇。说得多好啊！”
我将画册翻到第98页，将雪老目光从远处吸引到跟前。见到画上略为漫画般夸张的自己，他专注地端详了一会儿，嘴角不由浮起笑意，说：“这个好，我喜欢。没想到李更还有这两把刷子。”
当晓雪面部表情由微笑变成跟画中人物同构的开口咧笑时，我们的话题，随之转向了画他的李更。
晓雪说：“李更这人，和他父亲不一样——建纲严谨，李更活泼。他在《文学自由谈》上每期的文章，我都优先翻读。还有唐小林的文章，也是必看。小林是李国文之后，稳居‘自由谈’头条最多的批评家吧？”说着，晓雪把目光转向了我，说：“我记得原来你上刊物头条也有多次，你最近的文章不如从前多了。你的文章也是既自由开阔又有想法，既眼光独到又有思想锋芒。你们都是我喜欢的批评家。哦，我记得你们仨还是这个杂志‘重要作者奖’的获得者，如果我告诉你，我是这份杂志的‘重要读者’，你信吗？”
李更画的晓雪先生
“重要”是与“次要”“普通”或“一般”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凡事都有轻重缓急，先后顺序。一家办刊几十年、作者数以千计的刊物，将极少数作者特别标示出“重要”并以此专门设奖，《文学自由谈》是第一家。
晓雪提到的《文学自由谈》“重要作者奖”，是九年前的事了。它的全称叫“《文学自由谈》创刊三十年作者奖”，共评出十人。第一人是“功勋作者”即李国文先生，而唐、李和我，正是九位“重要作者”中排名殿后的三人。九年来，十人中的国文先生和陈冲先生已先后离世。回望前尘事，有时我们会生发出“知交半零落”的莫名感叹。但有这本杂志为纽带，特别是共获此奖的殊荣，“我们仨”也会产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联系和同频共振——比如，近年来，对一些文学现象、文坛事件，偶尔我们会集体发声；李更戏称之“三个火枪手”……
晓雪顺手从案头取出一摞早已备好的《文学自由谈》，说：“证明我是这本杂志‘重要读者’的依据，全都在这里，我把它概括为‘四个一’，即：在这上头，发表过一篇文章，发布过一次广告，受到过一次激烈批评——但一直没改变过我从始至终自费订阅这本刊物的初心。”
晓雪发表的那篇文章，在《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1期，彼时刊物刚刚创办一年有余。
我小心翼翼地翻开纸张发黄变脆的那期刊物，见到了署名“晓雪”的文章：《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快读后我发现，一如既往，博闻强记的晓雪喜欢在文章里纵横捭阖，引经据典，马克思、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歌德、贝多芬以及卡夫卡、马尔克斯等名人名句，在文章中交替出现，用以佐证他自己的观点。他要证明什么呢？
“一定要有自己的、自由的声音——诗人作家需要如此，批评刊物亦应如此。只有这样，才能接近东晋诗人陶渊明曾经揭示的那个崇高意境：‘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有人说，‘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但回头来看《文学自由谈》，1985年至今，马上创刊四十年了，算是基本实现了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了‘六不’选稿原则，坚持了批评表达的自由，无愧于我那文章题目：‘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你看看我那篇文章的倒数第三段，关于自由发声，我说，‘我自己还远未做到，也许永远也做不到，但我将一辈子作不倦的努力。’现在的我，九十岁了，还是这样的观点，可能也只好留下‘我做不到’这样的遗憾了。”
正当我顺着晓雪话语，思忖著作等身的他为何几十年只在“自由谈”发过一次文章时，却听他话题一转，带向了另一个“一”：“我很荣幸，在这本杂志，发布过一次广告。”
晓雪所谓“广告”，在《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2期，第37页的下半页，有一则晓雪所著两本书的“书讯”：《生活的牧歌》和《壮美的采撷》。后者，是晓雪当年新著；前者，却是旧作再版。《生活的牧歌》最初于1957年6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彼时晓雪22岁，还是刚出武大校门的“一根青葱”，而这本书正是他中文系本科的毕业论文，也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作家（艾青）专论，当然更是奠定晓雪文坛地位的代表作之一。此后，晓雪的人生，几乎是围绕着这部作品被时代浪潮的反复拍打，旋转起伏。到《文学自由谈》刊登广告的1999年，这本书早已经时来运转，并且有了海内外多个版本和译本。“怎么会出现在‘自由谈’宝贵的版面上呢？我想应该是当时主编任芙康先生对我的特别慷慨大度吧，要不然，我哪有钱来做这个？”
晓雪著《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点图下单）
又是轻描淡写一掠而过，晓雪将话题转向了第三个“一”：一次批评。
这件事，因为当时的“激烈”和“严重”，不仅晓雪经久难忘，我也同样记忆深刻。
那是多年前的一个冬夜，已经很晚了，我突然接到晓雪电话，这让我比较吃惊。因为我知道，高龄的晓雪早已经不大熬夜，何况是冬天，更何况家里还有病魔缠身的老伴儿、歌唱家赵履珠老师（电影《五朵金花》的原唱）。但那天晓雪显然遇到了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事。我从晓雪电话里有些发颤的声音分明听出，他遇到的烦心事，说不定与我有关。要不然，这样一个通达乐观的长者，多数时候都是循循善诱地开导我帮助我，不可能一反常态地深夜来电。
电话那头，晓雪先问我：“隆中同志，你看到新一期《文学自由谈》了吗？”
我答，没有。其时我居乡下已久，各种杂志的收到时间，通常比居住城里的晓雪要晚好些天。那些年，我经常会在早上接到晓雪电话，他会温暖地告诉我，他读到了某报某刊我的某篇新文章，然后总会对我说一番鼓励的话。
接下来，晓雪告诉我，这期杂志，有一篇唐小林的文章，要我一定看看。
名叫“唐小林”的文学批评家，我知道的至少有三位，其中两位分别供职于上海、四川两地的大学；晓雪说到的唐小林，只能是另一个，即长期在深圳打工，并已在《文学自由谈》扬名立万的自由批评家唐小林。晓雪知道我与这一个唐小林有交谊，也即是前面提到的“自由谈”评选“创刊三十年重要作者”一事，当年颇为轰动。晓雪知道我与小林同是上榜作者，我还曾跟他讲了去天津领奖的“花絮”，特别提到，颁奖活动结束，我和小林是最晚且同时离津的二人，并有过一段比较充分的餐叙时间。我因为长期关注批评底层文学，而小林正是底层文学特别是底层文学批评的重要代表，我们就有了许多共情话题。那次天津聚会之后，小林对当下文学作品的阅读批评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勤奋，文风也越来越泼辣犀利，成为文学批评界勇立潮头的“剜烂苹果”者。其批评锋芒几乎横扫全国，有时也不免剑走偏锋。他的某些立论出语惊人，我未必全部苟同，但这毫不影响我们的交往。
第二天一大早，好奇心加上晓雪先生的嘱托，我赶紧进城，专为寻新刊《文学自由谈》。我在昆明城唯一可能买到该刊的新闻路报刊零售点如愿拿到了新杂志。站在冬日微雨、寒气凛冽的昆明街头，我很快就翻读完唐小林的文章。那是一篇针对晓雪诗歌的批评檄文，字字见血，刀刀致命。其中小林引民谚“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用以说明云南作协前主席晓雪的文学起点大成问题——这似乎要从根儿上颠覆晓雪毕生的文学追求以及成就。同时被捎带戏谑的还有另一个老诗人，甘肃作协前主席高某。
这是小林善用的批评“枪法”：寻找批评对象的漏洞或短板而直指要害，或直指要害时确立自己立论“义无反顾”的某些尖刻锋利。这种枪法，在当下以“和稀泥”“抚摸体”为主要表征的批评泥潭中自成一格，遭到痛恨或引起欢呼，几乎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但是此文，真的恰当、准确吗？
后来的细节毋庸细说。我让自己冷静之后，曾试图协调刊物发表晓雪为此作答的一篇长文，因刊物不能照单全收而晓雪也不愿移易一字，双方“硬杠”的结果，最后是只好作罢。小林那边，听了我的某些转述，特别是看了比较全面介绍晓雪早年诗歌以及诗论的资料，虽没有表示反驳或首肯，但情绪、态度却明显舒缓、温和了许多。从他后来多次对我微信转发晓雪诗文的点赞，则可以说明他的立场有了某些转变，只是我们都不特意说破罢了。其后某年，我在深圳与小林有过短暂邂逅，相视一笑，算是我替晓雪和他，翻过了那一页。
但那一页，让当时的晓雪极难接受是无疑的。如今旧事重提，晓雪会怎样呢？
我看见晓雪面部表情已经极为平静，看李更漫画时咧嘴开怀的笑纹也已收起，表情回到轻松微笑的常态，说话的语调也回到平静沉着的常态。他说：“现在来看，唐小林的批评，在偏颇之中也有合理之处。就像你，你不是在我‘从文七十年’研讨会上，率先发言说我‘雪老确已老，诗多好的少’吗？这话当着那么多人说，当着我的面说，听起来确实刺耳，但我也诚恳接受。因为你们承认了我诗歌写得多，只是好诗少，这个前提和结论，都是事实。我写了一辈子诗，数量肯定是多的，如果说每首都好，那是宽慰我心的溢美之词；如果说没有一首可读可看，也不是事实。在事实面前，人要敢于接受和承认——尽管，这很难。”
晓雪接着说，他想起有一位文学老人，为自己祝寿，遍发英雄帖，请帖上写着非常醒目的一句话，说他“创作发表了一千多万字的文学精品”。晓雪说：“那位老作家的一千多万字，有没有，不知道；但说一千多万字都是文学精品，肯定没有，不可能有，不是事实。古今中外，作家诗人，有一两首诗，一两篇代表作，能够传世，青史留名，就不错了。我的作品，如果有几句话能被读者喜爱，有一两篇作品能被你们批评家记住，我就很开心知足了。”
晓雪说：“小林批评我那些爱情诗缺乏诗意，那些哲理诗缺乏哲理，是有道理的。须知，那都是我晚年缺乏激情之作，有点儿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意思。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都写好诗，当好诗人。”
晓雪话锋再转，对我说：“我读你们的文章，也读李建军的文章——他在‘自由谈’发表的文章也不在少数。我还专门买过他一本书，《必要的反对》。李建军批评了那么多文坛大腕儿巨匠之作，但都是用实证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据地展开批评。我觉得李建军和唐小林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具体作家作品；而你和李更，更多是针对文学现象和潮流。你们的批评可以借用这本书的书名来概括，就叫‘必要的反对’。文坛需要必要的反对的声音，批评离不开敢于亮剑的冒犯。我写了一辈子，诗歌散文评论，也有几百万字了吧？仅是为全国文艺家写过的序、跋或纪念文章，就有四百多篇，近半数是为少数民族文艺家写的。女性作者也比较多。我的写作，刚好与你们的批评指向相反，就叫‘必要的肯定’。肯定或反对，其实作用的方向是一致的，不就是站在各自角度，努力促进文学事业从高原走向高峰吗？”
听雪老说了那么多话，我想起他不久前感染新冠有过大病，身体明显大不如前，就故意将话题引向问候他的健康。谁知这个话题又勾起他更多感慨：“我读过你发的建纲老友那篇文章，《阳了，悟了》。说起来，我也有属于自己的大彻大悟——包括我在内的一代人，很多诗人作家，作品配不上自己经历过的苦难，才华对不住大起大伏的人生。因为我们一生的精力，被浪费在了太多不值得的地方。这确实是我们共同的宿命和悲哀。”
听到这里，我悄悄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转而又心生莫名的欣慰和感动。大家知道，晓雪在中国文坛，是久负盛名的诗人、批评家、组织活动家；仅是诗人身份，他就可以代表一个民族（白族），一个地域（云南），有时候也代表着一个国家（他曾多次以诗人身份率中国作家团出访，或赴异国领奖）。他在九十高龄却有这份清醒的自省，这样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能不让我受教和感动。
终于轮到说他的第四个“一”：从始至终，一直坚持自费订阅《文学自由谈》，初心不改。
而这，正包含着他作为这本刊物“重要读者”最主要的支撑。
晓雪说：“我以‘自由谈’的‘重要读者’自诩，理由其来有自：一，我是最忠实的自费订阅者；二，我是最忠实的每期必读者；三，我是不追求上刊发文的‘一次性作者’；四，我是受了批评能消化，能与批评者和自己达成和解的文学老人。”
关于订阅，晓雪回忆说：“《文学自由谈》创刊时的1985年，我其实有读不完的各种文学刊物。你知道那时我负责省作协的日常工作，业余时间还要坚持创作和评论。当时的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通通浏览啊？但也许是《文学自由谈》刊名取得好，偏偏我从开头就自费订了一份，公家的放在图书室，自己的可以带回家——从此，我就与‘自由谈’结下了不解之缘。”
晓雪说：“三四十年下来，虽然我没有保存下全部两百多本刊物，但我在心底保存了对这份刊物的全部记忆。”
他说的前半句我很清楚。大约是自费订阅优先于赠阅的缘故，每期他总是先于我收到这份杂志。而只要看到上面有我的文章，他总是最先阅读，最早电话告我，并交流他的看法意见。又总是将有我文章的那期仔细保存着，直到我们某次见面时，亲手交给我。雪老的这个习惯，至少保持了二十年，因为我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文章，已有二十多年。他转送给我的刊物，也有二三十本了吧。
由此，晓雪打开了他对《文学自由谈》记忆的闸门——
“‘在我们的阅读中，有《文学自由谈》和没有《文学自由谈》是不一样的。’我记得这是王蒙说过的话。我高度认同这个说法。我理解，这个‘不一样’，就是不畏权，不媚俗，不世故，不寻租。‘只要您在文学的范畴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圆其说，本刊都将为您提供说三道四、显才露智的版面。’这些话，不仅印在每期扉页上，更落实体现在每期内容中——你在上面发《鲁院听课记》，篇幅那么长，批评了那么多人，‘自由谈’不是照样发了，还影响那么大？
“‘我与自由谈，相识在创刊。每期必捧读，捧起放下难。’这几句顺口溜，我不记得是谁编的，但它确实是我与《文学自由谈》关系的真实写照：枕边，厕上，我是拿起‘自由谈’就放不下，先挑重点，再看一般，不知不觉中就看完了一本杂志。
“你知道吗，这可能是我见到数不清的刊物中，从创刊至今，刊名、开本、版式、页码、刊期、风格……基本一直沿袭不变的唯一一本。好像有很短一段时间，双月刊曾变为季刊，但很快又调回来了。当然，价格是有变化，水一直在涨，船也没高到哪里去——无非是从最初两三元，涨到四五元，中间好像还有过短暂带零头的六元伍角，然后八元，直到现在的十元——其实一年也就六十元，相当于一包中档烟钱，但它给人的教益启迪、精神享受，足足一年啊！
“你知道吗，除了你们这十个‘重要作者’，上过这本刊物的文坛重要人物，可以说浩如星海，多如过江之鲫。老一辈作家如萧乾、黄裳、端木蕻良、从维熙、陆文夫、邓友梅、白桦、叶楠、陈忠实、林斤澜，以及王蒙、刘心武、陈建功、苏童、陈染、池莉、迟子建……也有搞理论评论的如荒煤、蓝翎、吴泰昌、何满子、雷达、何镇邦、阎刚、陈思和……这个名单可以拉很长很长。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一个名叫李书磊的作者，至少在《文学自由谈》发表过二十来篇文章。他的小说批评、文史随笔，涉及面广，思考很深，而且写得神思灵动，别有文采。所有这些，说明这本刊物起点很高，立场很稳，步子很实。尤为可贵的是，它锐意进取而历久弥坚，正如每期封底印着的那几行字：这是一本特立独行充满激情的刊物，是由名人奠定品牌、由非名人保持锐气的刊物，也是有众多大小知识分子自费订阅的刊物——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从创刊至今，我订阅‘自由谈’足足三十九年了。按照男性逢九过大寿的习俗，《文学自由谈》有棱有角，应该算是批评刊物中比较阳刚雄性的吧？应该为它四十大寿庆生了吧？我知道你跟刊物新老主编联系紧密，请允许我以自封的‘重要读者’身份，同时也请允许我以诗人、评论人、少数民族写作人三合一的文坛老人身份，转达我对‘自由谈’的崇高敬意！”
本文作者与晓雪先生
突然想起，我应该把“发现”这个千真万确的“重要读者”的现场，及时报告给“自由谈”的“老东家”芙康先生（他们彼此熟悉）。我掏出手机，发起个视频连线——
屏幕那头，传来老主编任芙康带有川音津味的一声喊：
晓雪老师，雪老您好哇！
对着视频，晓雪立即热情回应：
芙康同志，芙康您好啊！
2024年3月31日，记写于琅勃拉邦
2024年5月31日，改定于滇池湖畔
（《文学自由谈》2024年第3期。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