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流行甚广而且很多时候嫁名鲁迅的观点，一直被不假思索、不证自明地使用着，甚至也出现在名家笔下——1992年，《汪曾祺•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丛书》出版，在其代序《捡石子儿》中，汪曾祺写道：“有一种说法我不理解：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虽然这话大概最初是鲁迅说的。这在逻辑上讲不通。现在抬出这样的理论的中老年作家的意思我倒是懂得的。他们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排斥外来的影响，排斥受外来影响较大的青年作家，以为自己的作品是最民族的，也是最世界的，是最好的，别的，都不行。”
鲁迅研究专家袁良骏于次年发表《鲁迅并未如是说——致汪曾祺先生》，指出：“毛病就出在‘大概’”上，鲁迅并没有说过这句话，“只不过多年来人们口耳相传，习焉不察，以讹传讹，硬是将这个话安到了鲁迅头上，以致汪先生也跟着吃了‘挂落儿’”。袁良骏找出了鲁迅原话“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并且分析了当时所针对的那种说空话、大话的时代背景——1934年4月19日，鲁迅致青年木刻家陈烟桥信谈到木刻题材时，顺带言及文学：“木刻还未大发展，……我的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为此。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可惜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大抵不以为然。”（《鲁迅全集》第十三卷）袁良骏阐释了鲁迅话语所包含的精辟内容：五光十色的世界文学“正是由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不同色彩交汇而成”，东西方之不同色彩，才构成了独异特点；“色彩越独异、越鲜明”，越被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人所喜爱，从而丰富了人类文学艺术的宝库；“一部世界文学史、艺术史已经证明，而且还将进一步证明：‘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
袁良骏认为，绝不可以把鲁迅这句话改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因为‘地方色彩’和‘民族的’并非等类项，不可混为一谈。如前所说，‘地方色彩’往往成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学艺术的特色、精华和骄傲，但是‘民族的’却并非仅指、专指这些‘地方色彩’，它包括这个民族的一切。而任何一个民族，也都不是天之骄子，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缺点严重的，就变成了某一方面的劣根性。”而缺点就不能成为“世界的”。所以，袁良骏说：“把鲁迅的还给鲁迅；把别人强加给鲁迅的还给别人。”至于汪曾祺所不满的那些歪曲鲁迅原意、排斥世界文学潮流者，实不足以言文学艺术的“世界性”。
袁良骏的文章不单是给一般读者看，用以纠正一个错误，同样还有一个期望中的特定读者，这就是汪曾祺；文章的副标题“致汪曾祺先生”，就已经包括了这层意思，目的在于引起作家注意，以便将这一错误说法纠正过来。汪曾祺是著名作家，读者很多。这些读者是相信汪曾祺的，不大会怀疑他的说法，而且也不见得熟悉鲁迅的作品，因而不能分辨正误，这种错误也就会一直流传下去，很难改正过来。
这里把话题稍稍岔开，举另一个例子。在《小说的散文化》一文中，汪曾祺写道：“散文化的小说不过分地刻画人物。他们不大理解，也不大理会典型论。海明威说：不存在典型，典型是说谎。”很多文章和著作提到海明威这句话，却不注明出处，其实都是从汪曾祺这篇散文中转引过去的。翻遍国内出版的海明威作品中译本，包括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海明威谈创作》《海明威研究》二书，和2016年出版的《海明威书信集（1917—1961）》，都找不到这句话。也许汪曾祺记忆有误，把其他外国作家说过的话记成了海明威的；或者他读的是英文原著，也未可知。
回到鲁迅这件事。袁良骏发表文章，是希望汪曾祺能在下次出版时改正过来。但是，显然汪曾祺没有看到这篇文章。1997年，汪曾祺去世。2002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汪曾祺文论集《晚翠文谈新编》，内收《捡石子儿》，“大概最初是鲁迅说的”这句未改。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汪曾祺散文全编》，凡六卷，《捡石子儿——〈汪曾祺选集〉代序》一文收入第四卷，这句也未修改。汪曾祺已成故人，他生前没能改正过来，实为细事，但汪曾祺的研究者和著作的出版者，是有责任和义务代为改正的。而这套令人爱不释手的散文集一仍旧贯，只此一点，可说它是有瑕疵的。
袁良骏有着很大期望，希望这种假借鲁迅的说法不再流行。2000年，他出版学术随笔自选集《八方风雨》，将《鲁迅并未如是说——致汪曾祺先生》一文改名为《“地方色彩”•民族性•世界性》，收入书中。他删去与汪曾祺相关的所有文字，使文章性质发生了变化，即先前是因汪曾祺而引发出来，是有着特定的对象，修改后，所指不是单个人，而是一种普遍现象。特别值得注意或吸引人的地方，是袁良骏终于找到了第一个曲解并讹传鲁迅原话的人。
修改后的文章说：“《鲁迅全集》中的确有一段表面看和这句话颇相似，但实际上却很不同的话。正是这段话，被某位好读书而不求甚解的鲁迅研究者弄错了，简单化了。但他的这个错讹却正中有‘合群自大癖’的不少同胞乃至权威人士的下怀，于是这位‘发明’了鲁迅语录的‘无名英雄’就空前地‘走红’了！”
袁良骏没有指出这位“走红”的鲁迅研究者的姓名，也没有具体标明这句曲解的话的出处，但至少让人知道了这句至今还在“走红”的话语另有主人。
鲁迅没说过的话却硬派到其头上，这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是不值一说的，找出了伪造者，事情就算解决了。可事实上，假借鲁迅之名的“讹传”，却在不断流行传播中，终于成了一个定律、一个公式，用以证明一些成问题的逻辑或观念。汪曾祺之所以对这句话深致不满，也是因为他敏锐地看到了那种假此“讹传”以阻止创新的狭隘心态，于文学创作实有百害而无一利。
鲁迅关于“地方色彩”的议论，袁良骏只引用了1934年4月19日致陈烟桥信中一段。实际上，在此之前鲁迅给年轻木刻家何白涛的两封信中，就已经谈及此话题。一次是1933年12月19日，鲁迅写道：“我以为中国新的木刻，可以采用外国的构图和刻法，但也应该参考中国旧木刻的构图模样，一面并竭力使人物显出中国人的特点来，使观者一看便知道这是中国人和中国事，在现在，艺术上是要地方色彩的。”另一次是在1934年1月8日的信中：“……这幅木刻，我看是好的，很可见中国的特色。我想，现在的世界，环境不同，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
可见鲁迅对这个关乎木刻创作前景的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归纳起来，鲁迅所说“地方色彩”，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木刻题材或内容，即所表现人物形象要“显出中国人的特点来”，让观者一看即知是“中国人和中国事”；二是木刻手法，采用外国的构图和刻法，再参考中国旧木刻的构图模样，如此作品即不致于“千篇一律”。就此一点，即反映出鲁迅关于木刻创作的高明见解。而“地方色彩”与“民族的”，这两个词怎么也不能拉扯到一起；诚如古人所言，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文学自由谈》2024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