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村上春树未获诺奖原因猜想

文化   2024-10-09 09:01   天津  

在这个吵吵嚷嚷充满不确定性、偶然性以至荒谬性的世界上,至少有一件事像日出日落一样如期而至,那就是每年十月十日前后公布的诺贝尔奖。这个吵吵嚷嚷的世界也在它公布的一瞬间安静下来,人们或怀着崇敬的心情或带着惊诧的目光注视六个奖项的得主: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文学奖、和平奖以及经济学奖。闪光灯、掌声、鲜花、笑脸、斯德哥尔摩、燕尾服、优雅而矜持的瑞典国王……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不用说,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文学奖。俗话说“文无第一”,全世界谁写得最好并没有绝对客观的标准。实际上不少获奖者也让人始料未及。甚至有人说诺贝尔先生何必惹这个麻烦,设立什么奖不好,而作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尤其主要鼓捣化学炸药的他偏要设立哪门子文学奖!

可我觉得,这恰恰是诺贝尔非同凡响的地方。他在遗嘱中没设经济学奖而设文学奖(经济学奖、和平奖是后人追加的),这意味着,诺贝尔先生看重的不是钞票不是股票不是GDP,而是小说诗歌,是文学艺术。难道这不正是他的远见卓识、他的伟大之处吗?这是因为,诺贝尔奖其他几项都是关于科学、经济和政治的,唯独文学奖关乎人心,关乎人的心灵、人的精神、人的灵魂。诺贝尔先生显然知道,即使化学再发达、物理学再先进、医学或生理学再高端,那也是很难医治和拯救人的心灵的。进而言之,哪怕再呼吁和平,而若人心、人性出了毛病,和平也无从谈起。

诺贝尔先生

在我看来,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首先不在于认定哪部文学作品最好,而在于——开头已经提及了——它把文学置于公众热切的目光和闪光灯下,使得文学可以同科学、经济学乃至政治平起平坐,使得我们在科学万能主义、工具理性主义、实用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能够趁机重新认识文学,重新审视和修复自己被那些花花绿绿的“618”“双11”秒杀广告、被票子、房子、车子、位子、面子弄得疲惫不堪、麻木不仁的心灵,从而走上回家的路,去寻找自己的灵魂归宿和精神故园。

诺贝尔文学奖评起来据说相当微妙复杂,但原始评审标准则只有寥寥十五个字:“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一百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大体授予了维护人的尊严与自由、张扬人的价值和美好的作品,“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对人类缺陷的深深忧虑,对人类生活的苦苦探究”——包括二〇一二年获奖的莫言在内,可以说是获奖作家的共同追求。

不过今天不说莫言,而想展开说一下村上,对村上一二十年来始终未能获奖的原因做一个猜想。说来有趣,即使当年,较之中国本土的莫言,也有不算很少的人更关心日本的村上能否获奖。出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我当然更关心,并为此接受了包括日本主流媒体如共同社、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在内的许多媒体多次预测性采访。每次我都预测村上获奖的可能性在60%~75%之间。非我趁机自吹,我不但翻译村上——据说全世界数我译得多——而且研究村上,总不至于胡乱预测或瞎猜一气,而是有相关的学术性根据。

村上春树

例如一次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演讲,我言之凿凿地试图让村上文学跻身于经典行列。作为理由,主要在于他就若干共性文学议题做出了富于个性的出色表达。无须说,这也是村上文学的总体特色,同时与当今常规性诺奖评审标准密切相关。我就此概括了六点。

一、大凡经典作品、杰出作品都要反映一个时代的风貌和生态。村上作品也不例外。只是,较之全景式宏观扫描,其为个案点击式的进逼;较之对主流社会直截了当的剖析与批评,其为侧身其外的观察与揶揄;较之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大刀阔斧,其作品则不无后现代意味的旁敲侧击,但并不浮光掠影,不支离破碎,不招摇过市,不试图取悦于市场和任何权威。他只听从心灵和信念的召唤,以其特有的冷静犀利的笔触从平庸细碎的日常活动中提取生活信息和审美信息,展示当今时代或“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典型世相。这方面的典型作品如《舞舞舞》《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二、经典作品、杰出作品需要有追问、透视灵魂的自觉和力度,需要有给人以超拔的精神启示。村上的作品同样有这种品质。村上在2003年初和我见面时明确表示:“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使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念头。”事实也是这样。他对作品中的主人公及其周边事物几乎不做客观而全面的描述,而总是注意寻找关乎灵魂的元素,总是逼视现代都市中游移的灵魂所能取得自由的可能性;同时结合对日本现代史的发掘和反思,力图超越狭隘的自我以至日本这个国家的“自我”。进而,他想表达对人类当下存在的终极价值的追问、怀疑,体现了一种超我精神。这方面的典型作品如《1973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

三、比照经典之作或迄今获诺奖之作,村上的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人类正面价值、对跨越民族和国家的“人类性”的肯定与张扬。不错,如村上自己所说,他笔下的主人公都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都有不同于他人的自成一统的个人价值观,但又闪烁着人类所向往的正面价值和普世精神的光彩,如自由、尊严、良知、爱心、同情、善良、真诚、宽容、执著和勇敢等。而对待极权、虚伪和漠视他人生命的残忍,对待暴力、尤其对待日本的“国家暴力性”,则表现出不妥协的战斗姿态和人文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这样的文学品格,使得其冷静而睿智的文字背后悄然涌动着一股暖流,使得他的作品跨越了都市边缘人立场和后现代藩篱,跨越了日本与非日本、东方与西方的鸿沟,而在世界各地获得了普遍认同和情感共鸣。这方面的典型作品如《海边的卡夫卡》《奇鸟行状录》《刺杀骑士团长》。

《海边的卡夫卡》

四、应该说,村上作品在对现代人、尤其现代都市青年心灵处境的把握和拓展上别有新意。显而易见,村上总是让他的主人公处于不断寻找不断失落的过程中。通过这一过程传达高度信息化、程序化和物质化的现代都市中人的虚无性、疏离性以及命运的不确定性,传达生活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恢恢巨网之下的现代人的孤独、压抑、怅惘、彷徨、沮丧、无奈、忧伤等种种精神苦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人这些负面的心灵处境或生存感受竟被村上写得那般富有质感,富有情调和诗意——诗意地、审美地、优雅地把握现代人的种种负面感受并使之诗意地、优雅地栖居其中,未尝不是村上对现代语境中的精神领域一个新的拓展。这方面的典型作品如《且听风吟》《挪威的森林》《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

五、较之作品主题的发掘力度、情节设计的独出机杼和人物形象的别开生面,村上文学作品一个真正出色之处恐怕在于始终如一的对细节的经营,在于其中细小的美学要素及其含有的心理机微的提示。借用2009年普林斯顿大学授予村上荣誉博士的评语:村上春树“以文学形式就日常生活的细节做出了不可思议的描写,准确地把握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孤独感和不确定性”。村上本人也承认自己对细节经营的重视。在长篇小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获得谷崎润一郎奖之后,村上对一位采访者说世上再没有比以最精确的细节详细描述一样压根儿不存在的事物的过程更让他享受的了。

六、不言而喻,上述内容的传达只能依赖语言这一载体,这是文学的宿命。窃以为,构成文学作品的诸多要素之中,语言风格或文体特色是最难形成且最难改变的,它是作家的胎记和身份证。文体并不仅仅是语文修养和语言技巧、语言艺术的表现,而且是作家生命姿态本身,是作家对生活以至世界的一种新的领悟方式。在日本,对村上文学作品的主题、结构和写作手法等方面可以说众说纷纭、毁誉参半,但其在语言风格、文体的独特性方面得到了一致公认,有些评论家甚至认为他有“若干发明”。是的,村上的文体不同于当今任何一位日本作家,形成了独特的、难以摹仿的“村上体”。用村上本人的话说,他的文体“具有普世性渗透力”。

那么为什么村上始终没能获得一般认为最具普世性的诺贝尔文学奖呢?关于这点,其实任何解答都纯属猜测,那么也让我猜测一下。我猜有可能因为英译本没能充分译出村上文体独特的艺术性。说简单些,英译本译得不好。非我瞎猜或信口开河,我有强有力的证据。例如村上小说英译本的主要译者和研究者、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杰·鲁宾曾深有感触地说道:村上小说“完全无法做到所谓的‘逐字直译’。因为外来语使用片假名拼写,有些材料在日文里便具有撩人的外国语调和长相,但当译‘回’英文、混杂在其他英文字之间时,它们便全然丧失了这些特质。”“村上风格接近英文,反而为将它译‘回’英文的译者带来难题:使其风格在日文中显得清新可喜的最重要特质,恰好就是在翻译中会流失的那个部分。”(杰·鲁宾《听见百分之百的村上春树》,周月英译)

鲁宾是得到村上赞赏的优秀译者,他不仅追求语句技术性置换的准确性,且看重整体艺术情韵的再现。他甚至要为此成为发明家。他说:“译者如不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发明家,便不能把原作的情韵(MOOD)与意象充分传达给读者。或许将发明称为整个翻译过程的醍醐味也不过分。我并不是说译者就是创造者。我的意思是,莫如说解释者更为贴切,但也有成为发明家的时候。”(杰·鲁宾《村上春树和我》,蔡鸣雁译)那么成为发明家就能再现文体情韵了吗?未必。上世纪90年代村上在普林斯顿大学作为访问讲师(Visiting lecturer)为美国研究生上课期间,一次他将翻译成英文的日本当代作家吉行淳之介的一篇短篇小说同日语原文两相对照,发现英文“完全奈何不得汉字酿造的字面‘情韵’。不仅如此,来自文体微妙特性的不可思议的‘滞涩感’也已消失。(村上春树《终究悲哀的外国语》)

总之,村上文体(风格)的“最重要特质”在译“回”英文时流失了。而少不了汉字的日文本身的文体情韵又未必得到充分传达。这意味着,村上小说的文体艺术在英译本中大大打了折扣。这样,注重文体的艺术性和创新性的诺奖评委怎么可能把诺奖这顶桂冠戴在村上头上呢?而中译本哪怕译出一朵花来——纯属假定——也在诺奖评审中派不上用场。而且,唯一懂中文的评委马悦然去世五年了。

补充一句,关于村上走红的原因,鲁宾说:“他幽默的文字确实是使其跨越种族藩篱的重要元素,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村上能够盘踞你的思绪、挑起各种不可思议的念头。”(杰·鲁宾《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遗憾的是,村上未能盘踞诺奖评委的思绪,未能挑起他们把诺奖授予HARUKI MURAKAMI(村上春树)的念头。这主要不是英译者鲁宾的责任。那么应该谁来负这个主要责任呢?村上春树!谁让你的文体带有英文翻译腔呢?

好在村上并不把诺奖当回事儿。早在2003年初他就当面对我说过:“我的书有读者跟上,这比什么都重要。至于获奖不获奖,对于我实在太次要了。”他还说:“诺贝尔文学奖那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话说回来,假如有一天村上果真获得诺奖,哪怕再不合心意,我猜想他也还是要屁颠屁颠跑去斯德哥尔摩发表演讲的。讲什么呢?川端康成讲的是“美丽的日本和我”,大江健三郎讲的是“暧昧的日本和我”。那么村上呢?十之八九要讲“虚无的日本和我”。早在三十几年前他就在《舞舞舞》中描绘过相关场景:“颁奖致辞在瑞典国王面前进行……阳光普照,冰川消融,海盗称臣,美人鱼歌唱。”

《舞!舞!舞!》

今年十月又快到了,我期待着!

2024.7.4

(《文学自由谈》2024年第5期。图片来自网络。识别下图中的“码上订”二维码,订阅2025年《文学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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