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广高铁刚开通，我第一时间就去坐。因为当时人们无法接受翻了多少倍的票价，我坐的那节车厢居然只有我一个人。我正得意自己坐了“专列”之际，手机响了，一个炸耳的声音传出来，叫我猜他是谁，我猜了半天也没猜出。最后，他终于告诉我：“我是老柳啊！”
哪个老柳？我还是云里雾里。他说他是诗人老柳。他的语气里明显包含着不屑——那种意思，我非常孤陋寡闻，连他的大名都没听说过。其实我真没见过这个人。然后他坦白，他是从某某某那里知道我的电话，一定要见我一面。他要到站台来接我。
武广高铁停的是一号站台，列车进站时，我看到一个身材不高，像领导一样背着双手踱步的中年男人。他一下认出我，然后指着一台奥迪A6说：“请上车。”他旁边的兄弟把我的行李放入车中。
“我给你安排了能看得见‘小蛮腰’的房间。”他说。
凭我多年待人接物的感觉：这是一个信心满满的男人。
到了旅社门口，看到周围还有很多“老破旧”，但到房间后，从斜开的窗户望出去，旁边果然是“小蛮腰”——就是那个闻名世界的埃及建筑“女魔头”的代表作，也是今天广州的地标。
然后，他催我赶紧下去吃晚饭。走到旅社门口，我正在看奥迪A6停在哪里，结果他拍拍我的肩说，那台车有事走了，我们吃饭坐这一种——却是台长城皮卡。等我们吃完饭回旅社的时候，出来接我们的居然是一个装路灯的工程车，我们都挤在驾驶楼里面。
我没法不对这种接待印象深刻。他当时告诉我，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让我知道他代表了三种力量。
他去世后，当时参与接待的一位兄弟才告诉我，其实他接待能力非常有限，都是不断地求人。接待我那次，他分别求了三个农民工司机，才搞到了车，而且都是说好了，只能用一下，还要下班时去接领导或完成工作任务，所以三个司机分开时段各帮忙跑了一节。
我一琢磨，这说明他群众基础好啊，人家那么忙，都忙里偷闲地帮他做点事情。
刚见面时，他告诉我，他是我老家那个省作协文学院的副院长。我说那好啊，我当即要拨通电话，因为我跟那个文学院院长很熟。我说，一起聊聊，通个电话。他则连连摆手说，哎呀，我们吃饭要紧，喝酒要紧，没时间跟他们聊。
后来他单挑名人打官司，居然还都赢了。羊城有家报纸报道了那件事情，其中一个细节，说他不是在饭桌上，就是在去饭桌的路上。他看了哈哈大笑，还买了很多份，送我一份，让我认真读一下，强调他现在也是名人了。
他好像每次见人都是在饭桌上，都是约你到某个酒店碰头。而且他还告诉你，你想见什么人，他给约来。这是真的。比如我要见的老鄢、老樊，确实他都能约来。而且，他跟老鄢居然还是街坊，都住在五羊新城。只不过，老鄢是自己买的房，而他是租的房。
说到那次影响很大的“跑奖”，他非常委屈，他说：“现在谁不跑奖啊？你去问一问。哪个不跑啊？”后来，他想得的那个奖花落四川。大家都认为那个中奖者水平还不如他，他说人家的背景很牛。
他很有人缘，喜欢“闹眼子”，场面上很活跃，喝酒尤其厉害，场面越大越兴奋，上来自己先干一瓶，把一干酒鬼震得目瞪口呆。而其实，他喝完以后，到旁边找个没人处吐掉，再重新来。
2015年，我在珠海搞了个文学奖。他知道了，马上雇车，飞奔一样往我这里赶。那一次，他喝酒的时候居然给我们表演拿大顶。我一直琢磨，那个酒怎么从下面往上流？他喝完了要怎么吸到胃里面去呢？
其实，他比我小好多岁。我就不断劝他，不能这么玩命喝酒了。果然，他死于酒后，殁年47岁，留下孤儿寡母，一儿一女。
野牛告诉我，老柳根本没什么钱，他在广州那么多年都没买自己的住房。他去世三年后，他的夫人终于在有关方面帮助下给他出版了一套四卷本的诗集，还在天河的广州购书中心大厅举行了首发式。我去参加了，看见了老鄢。老鄢亲自站台，说得感人肺腑。
野牛热心快肠，只要我的朋友来南方，他都要邀请到他家里去住，他要在番禺招待他们。然而，其实他大部分时间处于困顿状态，根本没能力接待别人。有一次，黄自华他们来珠海，野牛听说了，一定邀请他们去番禺。结果，黄自华去了之后，野牛让出了床铺，自己打地铺。而且，彼时他已经连续吃了半个月的方便面了。我只好又跑到番禺，找老板来接济他。
直到我赶到佛山殡仪馆，看到野牛躺在那里的时候，我才发现打了四十多年交道的这个老朋友却显得如此陌生。几十年来，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叫什么。他一下姓黄，一下姓刘；一下说出身于成都春熙路上大户人家，一下又说是湖北偏远山村里的农民。最后找到他的身份证，才知道他殁年65岁，比他自己说的至少多了五岁。
四十年来，从他嘴里我只知道他除了一个老母亲，没有任何亲戚。因为他每年过年必须要回一趟湖北，就是到十堰去见他的老母亲，他母亲在那里有一套房。那套房是他早已故去的父亲留下来的，是一所学校的自建房。
和很多不幸的文化人一样，野牛父亲曾因有文化而被打成了“坏分子”，被下放到乡村。母亲毅然决然地跟他父亲划清界限，带着小儿另谋生处。父亲平反后，在学校里教书，还分了房。他母亲就带着他找上门去。父亲看在他的分儿上，和母亲复合了。从此一家人又生活在一起。野牛曾不止一次和我探讨十二月党人妻子的事。他对母亲的做法很不满，但是又无可奈何。毕竟人总要生存下去。
他去世的前一年，他母亲去世了，他赶回去收拾了遗体，最后将母亲的骨灰撒进了汉江里。他拍了个小视频发给我，在汉水边上，他落寞地用脚踩还没烧完的纸钱。没想到仅仅过了一年多，他自己也被诗友们用同样的办法了结了一切：他的骨灰被扬进汉江里。
据接近他的朋友介绍，他母亲那个旧房卖了大概八十万元，到他死的时候，账上可能只剩下三十万了。而此前，他的几本书委托我给找地方印，还差我一大笔印刷费。拖了一年以后，我不断催他结账。他在微信里含含糊糊，不断拖延。后来我才知道，他被北京一帮人搞的所谓诗歌网站给蛊惑了，对方说只要他给足够的银子，就把他包装成著名诗人，让他的诗歌全世界知名。他居然就信了。
他最后一次跟我视频是在北京街头。深秋的北京下着小雨，他好像淋着雨，在那里默默地说：“不行，得回广州再去找子弹了。”我知道他找子弹的意思就是找钱，看来他的子弹又打空了。
他一直未婚，也没生育。去世前，他带了个大高个儿东北人到珠海来见我，说是他“表弟”。我以为，这就是他经常说的“那个意思”，带哪个妹妹来就说是他表妹。因为他每次托表弟做事情，给的费用都比较高。
他去世后，他的遗产包括他在番禺的那套房子以及他账户上的那几十万元都被他那个表弟继承了。诗友们本来想用他的遗产做一个诗歌奖纪念他，这个愿望也落空了。不仅如此，连他的丧葬费都是我们一帮朋友凑了八万元解决的。
这个兄弟喜欢别人称他“张导”，因为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职业就是导演。我一直认为他是我见到的自信者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人。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居然可以对我们的顶头上司呼来唤去。而我就是最缺乏自信的人，我一见领导腰就直不起来。
王宏瑶绘《李更像》
最厉害的一次操作，就是他一甩手，据说拿出二十万元，从一个作家手上买下一部写国企改革的小说的影视改编权。然后，他搭出一个班子，请了专业导演、明星，一炮打响，那部剧成为当年收视率很高的电视剧。
第一炮打响了，第一桶金赚到了，他得意洋洋。然后，总给我发一些金句，给我指点人生、事业的方向。
不过，我认为他后来不太成功的做法，就是他自己当编剧、导演，甚至还让家里人参演，自己又做发行、宣传，几乎所有的钱他都要自己赚。他不明白电视剧是个综合业务，不是一个人能搞定的。后来，他拍的电视剧几乎连上频道都难。
他烟酒都来，主要是抽烟。他自己说一天至少得五包烟。每次见到他都是烟雾缭绕，几乎把他的脸都熏黑了。
可能因为拍电视剧的原因，他的仪式感很强，总穿着正装，不是西服就是燕尾服。但因为身材不高，他的燕尾服几乎拖着地。
他很善于拉赞助，一部电视剧，除了现金，大部分他都拉到各种物件顶制作费。他曾在那满屋子赞助品的仓库以小楷写毛笔字，好像是他创作的诗歌。有一次，他在我面前炫耀自己的书法，我当即用他的笔写了一张。他不显摆了，说：“他妈的，你的字比我好。”
他买联排别墅时，邀请我去做邻居。我当然没有那个财力。后来，他抱怨珠海是文化沙漠，拉不到赞助了，他转到北京发展。之后我才知道，他的联排别墅被人泼了红油漆，要他还债。
他欠我一笔钱一直没还，而每次又热情地说：“你到北京来呀，我把债给你清了。”有一次我到北戴河开笔会，笔会结束时，灵机一动，就坐火车到了北京。我给他打电话，显然他愣了一下。他应该没想到我真会到北京。
本来北京的一个朋友已安排了在双井住，但他非要来接我不可，叫我在长安街边上等着。他是开了一台崭新的奔驰来的。但我为了等他这个奔驰，居然等了好几个小时。我说，还不如坐地铁。他说：“你来了怎么能坐地铁？那不是你丢人，是我丢人！”
那几天，他居然在他的办公室地面上给我搭了个地铺，我心想：我信你的邪，我到日本来睡榻榻米了。最终，那笔钱还是没要到。但是，他这里那里地请我吃饭，而且能找不同的人来买单。
后来两年，我就没再见他。他也回了两次珠海，别人说他瘦得不行，有糖尿病。不久，就听说他去世了，才五十几岁。原来，他是在北京的深秋患了感冒，为了赶片子，病情耽误了一个礼拜。他后来找了家小医院看病，进去不久就转成重症肺炎。
老宋比我小两岁，在单位里他是有名的暖男。我一直奇怪，因为我印象中的东北人都非常彪悍，脾气不太好。但他的脾气出奇的好，尤其是对待女生，他总是轻言细语。我正相反。我带过很多实习生，别人都说，你带过的那些美女怎么没一个成为你的情人？你学学人家老宋。
记得有一次夜班，我批评一个女实习生，她老犯同样的错误，因为夜班时间很紧，我很不耐烦。那女孩儿差点儿哭了。老宋过来，安慰了她半天。我忽然觉得，是我错了。
我们俩身高差不多，都是一米八左右，他长了一张国字脸，一副抑郁的表情，但就是招女孩子喜欢。而且，我们还住过对门。经常有女孩敲他的门，有时甚至还排成队了。那些女孩有的在门口等久了，站累了，也会来敲我的门，希望借坐一下。她们会向我打听关于老宋的事情，问他的家庭及其他女朋友的情况。而我对他一点都不了解。我觉得他是个自我封闭得很厉害的人，生活得非常安静。
那时，他唯一跟我交流得多的就是文学。他喜欢写点诗歌，写点很伤感的散文；我不大喜欢。他老问我，为什么他投出去的稿子总发表不了，而我的稿就能混点儿稿费呢？我说这个没法解释。
我发觉他对文学还是挺认真的。他有一册笔记本，抄录了很多诗歌。有一次，他给我看，我随便翻开一页，居然还有我的一首：
麻疯病
在麻将室里吸二手烟
这个游戏从一开始就不公平
如果我不亲自吸上香烟
那么我输得自然有理
高手有个习惯
总是向对手排泄他的废气
成败可能并不重要
关键是有个污染他人的机会
对面的女人胸口开得过低
三个幺鸡已闪烁了几次
差点把我的小鸟投了过去
放炮可该我全包
总希望运气在下一次摸索中到来
结果总是摸到了别人的牌
生活中换位的时候并不多
好容易重新摸风还是放弃了自己的未来
他表扬我：打麻将的人都能读懂这首诗的深意。生活中表扬我的人并不多，所以我一时把他引为文学知己。
后来他的女朋友越来越多，来自五湖四海。我问他为什么换得那么频？他说哎呀，喜新厌旧啊。
1988年，日本的卡拉OK引入珠海，一时间到处都是卡拉OK厅，屏幕上总有一对我跑你追的情侣，然后总抱着一棵树转圈圈。那时流行一种大影碟机，我们叫LD。那影碟就是珠海一家磁带厂生产的，我记得一张要100元。那时，我一个月才300块钱收入，攒了一年多的钱后，我买一个大影碟机，想在家开堂会。结果打开一看，那个女跑男追的场景，男主角居然就是我的对门——老宋。
难怪他女朋友那么多。
关于他的绯闻满天飞。有女人为他离了婚，也有女人为他打胎。后来他搬到了新家，我偶尔见到他，他的表情更加抑郁了。
他死在了他的小区门口，别人赶去看，说地上一大摊血，连他的红色轿车上面都是他的血。他被人割断了动脉，是他的东北老乡干的。那个女孩儿还不到二十岁，长得像俄罗斯套娃，很漂亮，好像也怀孕了，死活不肯分手，就准备请自己的表哥来教训他一下。表哥是当兵的出身，结果下手过猛，把他结果了。老宋时年四十岁。
就在他死前几天，他忽然找到我，问我怎么出书，他想出本散文集，还想请我给写个序。事情还没开始，一切就结束了。
他的姐姐从东北赶来料理后事，把他的房子卖了，把他的红色轿车捐给了福利院。我去参加了追悼会。人还挺多，很多是从各地赶来的那些女孩儿。她们把他当作明星。
那一年，老宋的死，上了全国的晚报新闻。
2024年5月12日于上阶堂
（《文学自由谈》2024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