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宏观戏剧学角度看还是从微观戏剧学角度看，戏剧文本都是导演、演员和观众、读者关注的对象。不错，对于导演与演员来说，通常也把文本看成“半成品”，因为它的全部艺术构思需要通过整体性的舞台演出才得以实现。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仍然是那一句传之不朽的戏剧谚诀所概括的：“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这是因为，无论古今，剧作家得以表明自己对社会、人生、心灵和艺术的理解的唯一手段就表现在文本之中，同时也是他们可以从社会、人生、心灵和艺术中得到最高报偿的手段。所以一个剧作者真正需要的，除了自身的人格与才能之外，那就是他们的文本本位的信念。而对于导演与演员来说，读懂文本这是最起码的基本功；对于任何一个真诚的戏剧研究者来说，细读文本和尊重文本都是第一要义，不然任何戏剧史的规律性的探索，都会变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从对戏剧艺术的理解和美学追求来说，我个人在兜了一个大圈子以后，又选择了回归文本的策略，是有些可以说明的原因的。
首先，我之所以选择回归戏剧文本的策略，是和我近半个世纪以来对“心灵史”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抱有浓厚兴趣有关。我可以坦诚地告白：我从不满足“文学是人学”这一过分笼统的命题和界定，而更看重文学艺术实质上乃是人的灵魂学、性格学，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主体学。是的，心灵使人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生存方式，心灵使人懂得了创造、美、理想和价值观，也是心灵才使人学会区分爱与恨、崇高与卑琐、思考与盲从。
白先勇先生致力于推广的青春版《牡丹亭》演出剧照
一切伟大的作家最终关怀的，恰恰是人类的心灵自由。他们的自救往往也是回归心灵，走向清洁的、尽美尽善的心灵。所以，对于一个真正的剧作家来说，他都是用心来写作的。比如从我较熟悉的古典戏曲领域，我就看到了戏曲剧作家们是“我心”的叙事。时至今日，我们几乎都把戏剧文本看作是剧作家心灵独白的外化，是他们心路历程的印痕；即使戏剧评论家，也逐渐把重心置于“发皇心曲”之上。他们中的一些代表者即坦言：戏剧评论越来越倾向于心灵的抒写了。在升华作品的同时升华自己，在批判作品的同时批判自己。于是对于一部戏剧文体和一次演出，我们再看不到对它只有一种解释了；而只能有一种解释的作品，也逐渐从舞台上消失。心灵文本的追寻，使得戏剧艺术的多义性成了艺术的常态，而文本的单一性却成了艺术的非常态。心灵文本的追寻，也极大地调动了观众思考的积极性。每一位观众都有可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体验，思考一部剧作提出的问题并得出完全属于自己的结论。
其实，心灵史的被看重，从中国戏曲史上可以一直追溯到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和白朴等伟大的戏曲家；如果从世界戏剧史中看，莎士比亚就是他那个世纪的灵魂，他的戏剧文本的心灵史意义更不待赘说。这一切证明了一点：戏剧文本乃是剧作家心灵的凝聚物。而我的审美追求，也许更愿意与凝聚为文本的作家心灵进行对话与潜对话，因为这种对话，其实也是对自我魂魄的传达——对戏剧、对人生、对心灵、对历史的思考。
长期以来我不断思索一个问题：文化史曾被大师们称作心理史，所以文化无疑散落在大量典章制度、历史著作中；但是，它是不是更深刻地沉淀在剧作家们的活动环境中，沉淀在他们的身上，尤其是沉淀在他们的心灵中？因此，要寻找文化现场，是否应当到剧作家的心灵文本中去勘察？令我们最感痛心的和具有永恒遗憾意味的是，历史就像流沙，很多好东西都被淹没了，心灵的文化现场也被乌云遮蔽得太久了！追求戏剧的心灵文本难道不应当是每一个戏剧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当务之急吗？
其次，选择回归文本的策略，必要的步骤当然是亲近经典和走进名著。在关于戏剧名著与经典的多重含义下，我特别看重“划时代”这一点。从外显层次看，“划时代”是指在戏剧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作品，这些作品标志了中国戏剧发展的一个特定时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从深隐层次来观照，名著和经典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艺术探险的意味。从宋杂剧、金院本、南戏，一直到元杂剧、明清传奇，以及后来在新戏曲的倡导中李叔同首编《文野婚姻》等等，哪一个艺术现象不应看作有史以来戏剧家在精神领域进行最广泛最自觉最大胆的实验？而凡实验又是以大量废品或失败为代价的，但经过时间的磨洗，必然有成功的精品存留下来，成为人类艺术发展长河在这个时代的标志或里程碑而载入史册。所以那些真正走进了戏剧文学史和戏剧演出史的伟大剧作家的精神产品都具有如下的一种品格：由于其不可复制性和不可替代性而具有永恒的魅力。因此戏剧文本和文学文本一样从来不以“古”“今”论高低，而以价值主沉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名著与经典是永远说不尽的。歌德在谈到莎士比亚的不朽时说：“人们已经说了那么多的话，以致看来好像再没有什么说的了，可是精神有一个特征，就是永远对精神起着推动作用。”名著和经典也必将不断对我们的精神和思维空间起着拓展的作用。
李叔同自画像
进一步说，一切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剧作家都具有创造思想和介入现实的双重使命感，这充分体现在他们的作品的字里行间。比如从关汉卿、马致远、汤显祖一直到郭沫若、曹禺、夏衍、田汉、老舍等，他们的每一部代表作都可以称之为名著的又无不是他们严肃思考的内心笔记。尽管每部戏剧名著都是他们个体生命形态的摹本，然而对于我们来说，它的文化蕴涵确实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富有更为广大的精神空间。而后世的每一个解读者对它们都不可能做出最终的判定。事实是，解读名著本身就具有动态的特征，这是由于知识本身就是流动的。它不可能是小学、中学乃至大学课本上那几行字和干巴巴的结论。尤其是对于作为舞台艺术的戏剧来说，更具有这一特点。这里我们不妨借用古希腊先哲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灵魂的边界你是找不出来的，就是你走尽了每一条大路也找不出；灵魂的根源是那么深。”虽然我们深知找不出，但我们仍然锲而不舍地追寻，并变换着方式去追寻，我们毕竟有可能逐步接近那些传世戏剧名著深邃的灵魂边界。
解读名著是提升自己的灵魂的一剂良药。我认同这样一种观点：要解读名著就需要一个开放而智慧的头脑，同时还需要一颗丰富而细腻的心灵。进一步说，它还需要营造一种精神氛围、一种人文情怀，这样才真正觉得名著原来是永远不会读完的。不可否认，面对大师的名著，那是要求与之水平相匹配的思想境界的。在研究或阐释大师的思想精神和隐秘心灵时，你必须充当与他水平相当的“对手”，这样庶几有可能理解他的思想和招数。有人把这个比喻为下棋，那么我得承认，我永远不会是称职的对手，因为棋力棋艺相差太远，常有捉襟见肘的困窘。这绝非故作谦虚，而是不容否定的事实，然而提出这个问题，我仍然认为有其现实意义。
我深知名著所体现的美学价值其意义重大，不作整体思考不行。而一旦经过整体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大师们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如何思考文化、艺术，思考人生。歌德说过一段极耐人寻味的话：人靠智慧把许多事情分出很多界限，最后又用爱把它们全部沟通。这段本身就极富哲理智慧的话，使我们深深地体悟到，文化（当然包括戏剧文化）最深厚的内涵是不分时间、不分地域的，而文化的内在层次所以不同于外在层次，更在于它不受时间与地域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对名著的生命力必须以整体态度加以思考。我正是想努力地从宏观思想与微观推敲相结合上入手，研究戏剧的经典文本。
至于要想找到古代戏曲文学名著的生命动力，需要多元多维的理论思考和方法。我信服德国物理学大师海森伯在说明测不准定律时的那段名言：世界不是一种哲学可以完全解释的。在描述一种现象时，需要一种理论，在测定另一种现象时，则需要另一种理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以为，如果有了这种认识和知识准备，也许有可能消除今人与古人之间的距离，到中国戏剧文学的长河中去遨游，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切身感受到中国戏剧文学那生生不息的生命运动。
再有，我的选择戏剧文本策略和张扬细读文本是研究戏剧的第一要义，绝无意排斥占有史料和必要的考据。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我的一些言论曾招致某些误会，这里再加必要的说明——
文史之学是实学，不能离事言理。因此，充分占有史料，乃是从事研究的必要手段。一些文史家长于以检验师的敏锐目光与鉴别能力，审视着历史上和古籍中的一切疑难之点，并以毕生精力对此做精细入微的考证、汰伪存真的清理，其“沉潜”之极至，乃有乾嘉学派大师们的余韵。但是我也发现，个别戏剧研究者囿于识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用力虽勤，其弊在琐屑苍白。无关宏旨的一事一考，一字之辨，尽管可以竭研究者之精思，但重大的文学艺术现象往往被有意无意地置于脑后。比如今人所诟病的关汉卿祖籍的考证，我就发现，它几乎没有和戏曲文本挂上钩。这说明，只凭对作者的一星半点的了解，类似查验户籍表册，那是无以对这些名著和经典文本做出全面、公允的评价的。写到这里，我记起了海涅的一段漂亮的文字，现摘抄少许：
……艺术作品愈是伟大，我们便愈是汲汲于认识给这部作品提供最初动机的外部事件。我们乐意查究关于诗人真实的生活关系的资料。这种好奇心尤其愚蠢，因为由上述可知，外部事件的重大性和它所产生的创作的重大性是毫不相干的。那些事件可能非常渺小而平淡，而且通常也正如诗人的外部生活非常渺小而平淡一样。我是说平淡而渺小，因为我不愿采用更为丧气的字眼。诗人们是在他们作品的光辉中向世界现身露面，特别是从远处观望他们的时候，人们会给眩得眼花缭乱。啊，别让咱们凑近观察他们举止吧！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第3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海涅对此有较为深刻的话，虽然语言刻薄，但他的观点我却能认同。因为我长期以来在面对作家与作品时，正是从作家创造的艺术世界来认识作家，从作家对人类情感世界带来的艺术启示和贡献，评定作家的艺术地位。
海 涅
同时，我认为整天埋头在史料堆中钩稽史实，对戏剧研究者来说，也许是最大的不幸。因为它最易湮灭和斫伤自己的性灵，使文笔不再富于敏感性和光泽。也许它有了学术性，却全然失去了戏剧研究必须有的艺术性。如果真要到了不动情地审视着发黄发霉的旧纸堆，我想，那就成了今日多病的学术之一种征候了，或者应了一位学者的明智之言：“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然而，学者的使命毕竟是在追求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一层次的。
学术研究是个体生命活动，生命意志和文化精神是难以割裂的。学术研究中的“无我”是讲究客观，“有我”则是讲究积极投入，而我们的理想境界则在物我相融也。过去，考据与理论研究往往相互隔阂，甚至相互排斥，结果二者均得不到很好的发展。我们的任务是，把二者都纳入历史与方法的体系之中，并加以科学的审视，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考据、理论与文本解读的互补相生、互渗相成的新的学术个性。如此，戏剧研究庶几可以得到健康的发展。
（《文学自由谈》2024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