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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5月的一个深夜。北卡罗来纳州Fayetteville Summer Hill Road 367号的一栋房屋内，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空军上尉Gary Eastburn的妻子Katie和两个女儿遇害，年仅21个月大的小女儿Jana奇迹般地在婴儿床上幸存下来。
案发时，Gary正在500英里之外的阿拉巴马州麦克斯韦尔空军基地参加为期10周的培训课程。这对年轻的军人夫妇结婚11年，育有三个女儿：5岁的Kara、3岁的Erin和不满两岁的Jana。Gary外出参训已有两个月，Katie独自照顾三个孩子。两人只能通过书信和每周四晚上的例行电话联系，那是手机和电子邮件还远未普及的年代。然而就在案发当周，Gary打来电话时，无人接听。不祥的预感。
两天后的星期天，也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邻居Bob和Jeanette Seefeldt发现Eastburn家报纸和牛奶堆积如山，似乎好几天都无人取走。隐约间，他们还似乎听到婴儿的啼哭声。Seefeldt夫妇拨打911报警，警察赶到后破门而入，发现21个月大的Jana被单独留在婴儿床内，饿得嚎啕大哭，脸色发青，奄奄一息。而在这栋房子的其他房间，Jana的母亲和两个姐姐已经遇害多日。
警方发现，Katie和5岁的Kara、3岁的Erin都死在自己床上，喉咙被割断，全身遍布刀伤。现场血迹斑斑、残忍骇人。凶手在杀害Katie之前还强奸了她。身为一名军人的妻子，Katie尽心尽责地照料丈夫和孩子，然而如今，她和两个稚嫩的生命就这样凄惨地命丧黄泉，只留下小女儿Jana孤零零地在人间挣扎求存。
案件很快成为当地的头号新闻。费耶特维尔是军事重镇，驻扎着众多军人家庭。一名军嫂带着孩子在家中惨遭杀害，令整个社区陷入恐慌。警方亚历山大，不得不努力争取尽快破案，以平息公众的愤怒和不安。
调查陷入僵局之际，一个名叫Patrick Cone的年轻人找到警察，声称案发当晚凌晨3点半，他恰好路过Eastburn家，看到一个高大的男人提着一个大袋子从房子里出来，还与他擦肩而过。凶手与他近在咫尺，却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今天起得真早』。Cone随后帮助警方画出了嫌疑人的肖像。
与此同时，警方在Eastburn家的信件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案发几天前，Katie曾写信告诉远在外地的丈夫，有个陌生男子主动要求领养他们的宠物狗Dixie，看起来人还不错。警方调查发现，领养狗的是一个名叫Tim Hennis的27岁军人。而当Hennis的照片被展示给Cone时，他立即指认，毫无疑问就是案发当晚他所见到的那个男人。
警方随即将Hennis传唤到案。这个身材高大的男子表现得非常配合，欣然同意提供血液、毛发和指纹样本。他的妻子Angela和两个月大的女儿刚好也在案发当晚离家探亲。警方很快发现另一个令人震惊的巧合:Hennis开着一辆白色雪佛兰轿车，与案发当晚目击者看到停在Eastburn家附近的车型一模一样。种种细节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将Tim Hennis推上了风口浪尖。
那么，这个面容清秀、前途无量的年轻军官，一个有妻女的男人，为何会在一夜之间化身成残暴的杀人凶手？警方经过缜密的调查后的推理是，案发当晚，趁妻女不在家，Hennis前去拜访一位前女友，妄图重温旧梦但遭到拒绝，恼羞成怒、欲壑难填。他随后在夜色掩护下四处游荡，意图寻找发泄的目标。最终，他锁定了两天前刚见过一面的Katie。
综上，警方推测是：Hennis见色起意，在深夜潜入Eastburn家，企图强奸Katie，遭到激烈反抗后，残忍地杀害了Katie和两个年幼的女儿。他只放过了尚在襁褓中的Jana，因为Jana还不认人，日后无法指认他。
1986年，轰动全美的『Summer Hill Road凶杀案』开审。法庭上，指控Hennis的证据一一呈堂——目击证人Cone的证词，指认Hennis的照片，案发当晚有人在ATM机上使用受害人的银行卡，而下一个使用者指认在自己前面取钱的就是Hennis。Hennis开着白色雪佛兰轿车，与目击证人描述的犯案车辆吻合。
辩方律师则坚称，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的，现场没有发现任何直接将Hennis与凶杀案联系起来的物证，诸如指纹、毛发等。另外，特别重要的是，在当时尚无DNA鉴定技术的情况下，从受害人身上提取到的精斑也无法用来比对。即便如此，陪审团经过两个多月的审理，最终还是认定Hennis有罪，于是这个英俊帅气的军官被判处极刑。
但，案件并没有就此定论。Hennis的律师团队向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一审中，法官允许控方向陪审团展示三具受害人的血腥照片，且反复投射在被告人头顶上方，借此煽动陪审团的情绪。州最高法院采纳了这一观点，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1989年，Hennis案的二审在费耶特维尔展开，引发巨大轰动。时隔四年之后，人们对惨案的细节仍记忆犹新。辩方从证人名单中找到一位当时的送奶工，她声称看到另一名长发男子在案发时间从Eastburn家出来。辩方律师突然宣布，他们最重要的证人，被告人Tim Hennis本人，要求出庭作证。
这是一审中从未有过的情况。Hennis本人在证人席上，面对十二位陪审员，矢口否认自己犯下了谋杀的罪行。但当控方问及他当晚行踪时，Hennis却无法给出确切解释。
最后关头，辩方律师又祭出最后一张底牌。他们出示了Hennis在狱中收到的一封匿名信。信中署名『Mr. X』，自称是真正的杀人凶手，对Hennis被定罪表示遗憾。这是否意味着，真凶另有其人，而无辜的Hennis却终将被执行死刑?
二审终于在激烈的舆论中落下帷幕。新的证人，也就是Hennis本人的出庭作证、匿名信的出现，都给案件平添了诸多疑云。议论纷纷中，陪审团最终做出了无罪判决，虽然真相依然笼罩在深深的迷雾之中。
案件就这样悬而未决地搁置了下来。这一搁置，就是整整20年。在接下来的20年里，再无任何进展。直到案发2个decades过去之后，一个偶然的契机，令整个案情峰回路转。
2005年，卡伯兰县警长部的Larry Trotter警官在整理旧案卷宗时，无意之中发现了一个积满灰尘的箱子，编号与Eastburn一案吻合。箱子里，赫然呈现着一支装有微量液体的试管，上贴『Katherine Eastburn』的标签。
Trotter警官意识到，这正是当年从Katie身上提取的精液样本。由于80年代中期DNA鉴定技术尚不成熟，这个关键物证并未得到有效利用。而如今，技术早已日新月异，So或许，尘封已久的真相有机会大白于天下！？
警方立即着手对样本进行DNA检测。没过多久，一个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结果出炉了:样本中的男性DNA，与Tim Hennis的DNA吻合。一时间，尘埃落定的旧案再次激起轩然大波。Tim Hennis，难道真是杀人凶手？当年的无罪判决是个巨大的错误！？
无意中的新进展带来了无比震撼的巨大冲击。燃鹅，一个意想不到的制度问题出现了：美国宪法规定，一个人不能因同一指控接受两次审判——著名的『双重危险』原则。但检察官很快找到了令正义得以伸张的突破口：由于Hennis曾经是现役军人，军事法庭可以对其进行单独审判，而不受民事法庭判决的影响。2006年10月，Tim Hennis被军方召回现役，戴上手铐押解至军事监狱。
2010年春天，英俊早已逝去、满面苍老的52岁的Tim Hennis第三次出现在法庭上，身着囚服，为自己25年前的所作所为辩护。这一次，陪审团由军官组成，他们要在军事法庭的框架下，对这桩陈年旧案做出最终裁决。
辩护律师Frank Spinner还击说，25年前的DNA样本保存状况存疑，无法排除被污染的可能性。即便DNA确实属实，也只能说明Hennis与受害人之间发生过性关系，并不意味着他就是杀人凶手。律师们更进一步地指出，Eastburn夫妇分居两地多时，Katie也许是出于寂寞，才会与其他男人发生关系。这番话在法庭上一出口，一片哗然。震惊之余，围观者愤怒异常：受害者遇害时尚有一个不满两岁的女儿，凭什么说她可能会做出这种事?
怒火笼罩着法庭，但辩方律师并不退缩。他们传唤了一系列人证，从Hennis的妻子、女儿Christina，到他的老友、战友，让陪审团充分了解他的为人。25年来，Hennis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丈夫和父亲，一个英勇善战、屡立战功的军人。他参加过沙漠风暴行动，在索马里维和，多次立功受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丧心病狂的杀人狂?
这场世纪审判持续了近两个月。最后，在当年那个凄惨的夜晚只能在襁褓中声嘶力竭地啼哭的证人出现了，她就是幸存下来的Jana Eastburn，曾经的婴儿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少女。Jana没有母亲的记忆，却刻骨铭心地感受到失去母亲和姐姐的痛苦。她表示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都只是希望能给家人一个交代，让母亲和姐姐在天之灵得以安息。Jana陈述平静淡然，却令在场所有人动容。
2010年4月，经过激烈辩论，陪审团最终做出有罪判决，Tim Hennis再次被判处死刑。对Gary Eastburn而言，迟到25年的正义，终于降临。他终于可以告慰亡妻和女儿在天之灵，凶手终于伏法了。然而另一头，Hennis家人依然坚信他是无辜的。他们誓言继续上诉，为他洗刷罪名。
Jana在最后陈述中表示，失去母亲和姐姐的创伤，她将终身难以弥合。但随着凶手被绳之以法，她终于可以获得内心的平静。那个1985年5月的恐怖之夜，21个月大的Jana眼看母亲和姐姐遍体鳞伤地死去，凶手的脸隐没在黑暗中无法辨认也无法记忆。但25年后，Jana终于不必再生活在噩梦和恐惧之中。正义，姗姗来迟却终究没有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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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国际妇女节。从女性权益，特别是人身安全保护的角度来看，Summer Hill Road凶杀案令人深思。一个懵懂无辜的女婴，在极度恐惧中目睹母亲和姐姐惨遭杀害，接下来20多年不得不被噩梦般的往事反复煎熬，凶手却能逍遥法外20多年。这背后，不仅有男性犯罪者的狡黠，更有社会制度设计不可能完美、侦探技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无奈以及法律与争议面前无人能确保绝对客观、程序正义与绝对争议的永远矛盾，而最后正义虽未缺席，却充满侥幸。
Timothy Hennis和他妻子
罪犯，则巧妙利用了所有这些，在第二次审判中精心策划、佯装无辜、制造合理怀疑，成功洗脱罪名、重获自由。他的成功，无疑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更是对司法正义的嘲弄。而在那个年代，针对女性侵犯的犯罪侦查和起诉机制相较今日，显然落后。从取证到法医鉴定到庭审程序，司法制度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构成逃脱法律制裁的机会。令人痛心的是，这样的悲剧绝非孤例。
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每天仍有无数女性生活在暴力与恐惧之中，很多人不仅遭遇侵犯、伤害甚至杀害，事后还常常不得不面对艰难的举证、漫长的程序，同时伴随着受害者有罪的质疑、讥讽甚至还有排山倒海的诽谤与污名。一次、二次、三次、多次的反复伤害之深，他人尤其是男性，难以想象。
这，就是今天写下这篇的理由。
